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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来源: 新华网
在网络时代，虚假的东西越来越难以持久。近日就有报道，一些民间人士对中小学语文课本提出质疑，指出一些内容不符事实。如爱迪生救妈妈的故事纯属虚构，因为那时还没有阑尾炎手术。又如邱少云的故事，从医学常识判断，他不可能在烈火中坚持半小时，惟一的解释是，他当时很快就牺牲了。这些课文一直沿用到20世纪90年代，影响了80后整整一代人。
波兰哲学家柯拉克夫斯基曾指出，20世纪的人文困境就是，现代人常常需要在价值与事实间做出两难选择。这些被编造或被删改的中小学课文，都是为了某种需要而改变了事实。就“实事求是”的古训而言，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它毕竟是虚假的。这些违背事实的内容，反映了现代教育理念的缺失，使得教材中充满了太多不真实的东西，教育者总想将固定的东西灌输给孩子，而不是从小培养孩子们的自我判断能力。
由于事实依附价值而存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改变“事实”，让“价值”长存。但实际上，主流价值却恰恰经常改变。正如英国作家奥维尔所说，很早以前，一个人可以从生到死保持同一的主流信念，他的感情不会受到困扰。但在当代社会，虽然主流观念自身不容置疑，却又时常修改，人们在感情上就必须突然改变。比如过去一直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一部剥削和压迫的历史，现在需要靠传统文化来提升自信力了，于是整个历史仿佛又突然都变成了太平盛世，电视剧里终日讴歌的都是君王圣明。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教育注定会失败。每个孩子最初都是通过后天的教育认识世界的，他会认真地相信课堂上听到的一切，但有一天他会长大，会知道真相。价值会改变，而事实却会长存。如果这是一个较真的人，他会感到受骗，产生愤怒乃至虚无的情绪；如果是世故的人，他会付之一笑，然后照样去骗孩子。不管哪种情况，这样的教育最终都不会起到作用，要么孩子接受的是不真实的东西，要么他压根就不相信这些，以至于人性被扭曲，因为他会得出结论：这世上没什么可信。
笔者这一代人就不必说了，如今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他们最大的道德困扰，仍然是面对现实与言说之间的巨大反差，不知该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是该相信课本里的谎言？因为少数想要说出真相的人，往往会付出代价，命运都不会太好。大多数人则习以为常，不想费神去纠正事实，给自己找麻烦。其结果是，我们越来越不善于独立思考，听任谎言盛行，而无动于衷。
在今天的社会，说假话似乎已不再是道德上的严重瑕疵。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就像一个假面舞会，每个人都学会了表演。我们真实的一面，只会面对亲人朋友。许多人其实什么都不信，却要装做相信的样子。好在现在只要你装做相信就行了，对一个普通人来说，随大流说假话，这是最有利的选择。一个社会，如果在道德上如此玩世不恭，靠谎言过日子，必然会形成普遍的道德虚伪主义。几年前，媒体曾大力讨论社会“诚信”问题，但最终效果并不理想。为什么？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本身出了问题？
这些质疑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人，大概许多是80后，说明寻求真相是人之为人的本能，这种本能就像基因一样，会一代一代传下去，使得维持谎言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正如一位伟大作家所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只要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件事上都坚持寻求真相，这个社会的道德复兴就还是有希望的。
农村基督教文化盛行 吴理财
恰逢今年受中共武汉市某区委党校邀请，我们于2009年2月17日和20日两次给全区村党支部书记解读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我们乘此机会进行了一次关于农村文化方面的问卷调查，其中尤其关注了农民精神信仰与农村基督教文化的相关情况。本次问卷调查是在这次全区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上发放的，前后共发放调查问卷250份，收回有效问卷242份。全区现有281个村，因此本次调查覆盖面为86.12%。村支书作为村庄的治理者、管理者，他们对农村基督教发展有较为全面、准确的了解，因此通过对一个村支书的调查，可以初步了解一下整个村庄的基督教发展情况，而对全区的村支书进行问卷调查，则可以大体了解一下全区乡村基督教文化发展现状，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为我们理解全国农民的精神信仰状况、农村基督教文化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提供一个参照样本。
(博讯 boxun.com)
（一）农村基督教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农村宗教信仰的主流。调查表明，54.2%的村书记认为村子里人主要信仰基督教（耶稣教），17.2%的村书记认为主要是佛教（菩萨），选择道教和伊斯兰教的分别仅占3.4% 和1.5%。这表明西方基督教势力在当下农村社会已经远远胜过中国传统的佛教和道教，成为农村宗教信仰的主流（参见表1）。另外，我们还考察了基督教在农村社会发展的变化趋势，有24.2%的村书记认为信仰基督教的人在当地“越来越多”，这个比例虽然不大，但是也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这表明蔡甸区农村已经呈现出基督教势力蔓延的苗头。
（二）农民信仰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仰缺失、寻求精神寄托。根据我们这次调查，在村民信仰基督教的原因方面，选择 “信仰奉基督教的教义，寻求精神寄托”的村书记占29.3%，还有18.9%的村书记认为是“精神空虚，缺乏精神支柱”。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的精神信仰缺失，以基督教来填补信仰空白。另有18.9%的书记认为是“文化生活贫乏，寻求互动空间”，这说明当下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比较匮乏，很多农民正是为了丰富文化生活而信仰基督教的；选择“参加的成员可以在生活和生产上相互帮助”的占15.3%，这表明当下农民之间的集体合作意识与能力十分有限，很多农民通过基督教组织来实现生产和生活的互助；选择“信仰基督教可以治病强身”和“参加成员可以获得教会的救济与帮助”也占到了15.3%和5.6%，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社会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相当一部分村民通过基督教组织来达到治病强身和相互救济的目的。(参见表2)
对以上原因进行简单分析不难发现，蔡甸区农民信仰基督教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信仰缺失，寻找精神寄托；二是公共文化生活贫乏，寻求心理安慰和互动认同；三是为了治病强身、得到教会救济帮助或生产生活互助，即基于现实物质利益的考量。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将着重探讨第一方面的原因，其他两个方面的原因在文中只会略有涉及。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以及农民的精神信仰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致使基督教文化能够乘虚而入呢？宗教的发展与活跃起源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诸如信仰系统的不确定性、社会公正观的不确定性、生产生活不确定性等等。而社会转型期正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结构、利益格局深刻变动和调整时期，充满着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因此，社会转型期往往伴随着宗教的迅速发展与异常活跃。据宗教研究中心统计，苏联解体前，俄罗斯联邦信教人口的比例为22%，解体后的 1994年上升为50%。韩国1947年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人口的比例为7%，而在经历了社会转型之后的1985年则达到了21%。[①]由此可见，社会转型是宗教异常活跃的诱因之一。
毋庸置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伟大和最为剧烈的转型与变迁时期：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同质单一、封闭型社会发展为异质、流动性强的开放型社会，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过渡，由城乡二元分割走向城乡统筹发展等等。特别是在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中国农村最容易出现所谓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诸如生产生活的不确定性、信仰价值体系不确定性、社会道德标准的模糊性等等。面对转型期的各种“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很多农民感到精神迷茫、无所适从并充满着恐惧与焦虑，而“对稳定性的追求使得社会行为的主体对规范和意义系统表现出一种努力予以捍卫的惯性。然而，有些事件和经历却不容易在现存的意义系统之内得到解释，因此，这些事件既威胁到现存的意义系统的普适性，也威胁到其稳定性。”。[②]当人们无法通过现实生活中的信仰系统和制度化组织系统、文化系统、生产生活系统对自己的世界观和生产生活意义进行建构并以此来理解周围世界的时候，人们往往通过宗教获取解释。宗教之中的神灵被认为是正义和公正的化身，能够为信徒带来幸福和美好，消除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由此可见，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环境是宗教信仰盛行的现实土壤。 /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