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一次被取消的演讲
——2010年10月16日辛子陵拟在三味书屋的演讲词
[博讯论坛]
发布者 siyu 在 10-11-05 08:25 发表于 CND
辛子陵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推不动，阻力来自权贵集团的本能抗拒，他们的列宁主义护身符就是“划界论”。我写了篇文章《挑战两报一刊，推倒划界理论》在网上发表，就是要从根本上推倒“划界论”，粉碎“划界论”。
政治体制改革风声一起，主流媒体的写手们纷纷出来划清界限：问一问姓无姓资，划清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界限。《光明日报》于9月4日抛出《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署名徐振华，据说真正执笔为文的是主导意识形态的一位高官。9月8日《光明日报》刊登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的文章《划清两种民主的界限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同日，《解放军报》发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院长蒋干麟的文章，要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求是》第18期发表署名秋石的文章，题目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与基本特征》，也提出了“划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两报一刊齐上阵，为反对政治体制改革造势。
“划界”理论是祖师爷列宁传下来的，其代表性的著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当时底气十足地说：“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1] 这一理论有两大要点：一个是阶级论，无产阶级民主制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广大平民坐天下，这是阶级的优势；一个是数量论，工人阶级、农民和广大平民永远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这是数量上的优势。列宁说：“无产阶级民主制（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正是为了绝大多数的人，即为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把民主发展和扩大到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地步。” [2] 这两论一摆，反对者只好噤声。后来，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以这个为护身符，理直气壮地实行一党专政几十年。
这一套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执政的时代，人民还是信服的。暴力夺取政权，首领不执政谁执政呢？两代人的时间，合法性的危机就出现了，三代人的时间，就出现了苏联垮台，东欧剧变，中越等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列宁为一党专政打造的“护身符”是1918年发表的，距今九十多年了。无产阶级民主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根本性变化表现在彼此易位。“无产阶级民主制”逐渐演变成了代表一小撮权贵资产阶级的政权（如中国、朝鲜），“资产阶级民主制”超出了有钱人的范围，变成了全民民主制的政权（如美国、欧盟诸国），投票权成了百姓维护自己权益的有力武器。
先说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变化。16至19世纪，欧洲和美国先后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些革命并没有能够立即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理想，欧美等国都曾经有选举的财产限制，说这个时期的民主仅仅是有钱人的民主大体是不错的。1883年恩格斯说：“‘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3] 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从19世纪末叶开始发生变化，这些国家纷纷取消了选举的财产限制，实行普选，美国和西欧国家逐步实行了政党政治，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中有了一定的席位。当1890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把铁血宰相俾斯麦赶下台，废除了用恐怖手段限制工人运动的非常法的时候，恩格斯的观点完全变了。他肯定了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有成效地利用选举权，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他甚至认为这是一场“社会革命”。[4] 1924年1月，英国出现了世界第一个竞选上台的工党政府――麦克唐纳政府；至六七十年代，美国和西北欧各国家逐渐演变成为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工党）带给资本主义制度的是政策调节，不是制度重建，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奠基的。所以从制度上说，这是一种改良，不是革命。但这次改良，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非比寻常，其影响超过了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一次试错，没有给人类找到出路。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使老资本主义变成了新资本主义，使暴力革命变成了和平进化，使社会重大的利益调整出现了双赢的结局：一方面，保留私有制，不剥夺资产阶级，保护了先进生产力，保证了生产率的不断发展；一方面，政府调节分配，向富人征收高额累进税，实行全民福利制度，实现了相对公平，缩小了贫富差距，这是一个资本家可以接受，劳动者也满意的根本国策。所以恩格斯把这种政策调整提高到“社会革命”的高度来认识。一个既非老资本主义，又非苏联式的老社会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就这样产生了。
1945年二战胜利后，英国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领导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主要措施是：矿山、银行、交通运输、钢铁生产及社会服务性企业实行国有化，使经济领域中的国有成份达到百分之二十；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社会总收入的五分之二通过税收由政府实行再分配；实行“全民福利”的社会政策，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年老、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险，并对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中小学生享受免费教育。艾德礼说：“工党政府正在英国建立一种优于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叫做民主社会主义”。[5]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这么叫响的。
美国学者Ｗ·Ｅ·哈拉尔把民主社会主义称作新资本主义。他在《新资本主义》一书中说：新资本主义是“一种沟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秩序。”“超越现有的‘旧资本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的僵化的意识形态。”[6]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资本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指的是同一个事物，同一种社会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使原来的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
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瑞典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以上我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演变。它一开始是不完善，但它能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曾批评了美国对黑人的私刑，[7]当时确实如此。1963年美国黑人还在听马丁·路德·金的讲演，要求普选权，要求取消种族歧视。1965年黑人就有了完整的公民权，1969年就出现了第一个黑人市长，2008年就选出了第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的祖父是奴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基础越来越宽广。由代表资产阶变成代表全社会的利益。
苏维埃的“无产阶级民主制”从来不作任何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改进和完善，它朝着比资产阶级还要资产阶级的方向改进和完善。叶利钦亲历了苏维埃政权蜕化变质的过程，请看他的生动叙述：
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三个厨师、三个服务员，一个清洁女工，还有一个花匠。
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他的巨大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五十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橡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十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地下冰柜。我们沿着宽敞的楼梯上了别墅的二楼。这儿也有一间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着精致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的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他东西。
结束巡视之后，卫士长兴奋地问：“这个别墅怎么样？”我们好像哼哈了几句。我们一家人基本上是被惊呆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那样毫无意义。我现在对什么是社会公正、什么是社会两极分化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是乘专机，伊尔-62或图-134。在乘机时，一个人身边有好几个保镖和服务员。
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高劳动生产率，还有全国人民的和睦，就都不需要啦。
克格勃第九局正在建立共产主义。
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8]
这是苏联垮台前夕的情形，主要讲特权这个侧面，和我国现在的情况比较，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中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曰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苏联模式的变种，经历了三代人的时间，历史地走向了反面。如果说上世纪40年代在野时的中国共产党还表现出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党，一个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党，一个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党，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掌权60年之后，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党，一个贪官“前扑后继”的党，一个为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光明日报》的文章开宗明义地提出“由谁统治”的问题，好极了，我们就从这里切入，只要一较真就会发现，这正是执政党的软肋。构成我们政权的四樑八柱是些什么人呢？
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报告披露：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市民 300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七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财产超七百万，概况如下：广东省，平均800万至2200万；上海市，平均800万至2500万；福建省，平均700万至1600万；浙江省，平均700万至2000万；江苏省，平均700万至1800万；山东省，平均700万至1500万；辽宁省，平均700万至1400万。
七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3.5 幢，面积600平米至900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福建省，平均2.5幢，面积500平米至600平米；浙江省，平均3幢，面积500平米至650平米；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800平米；山东省，平均2.5幢，面积500平米至700平米；辽宁省，平均3幢，面积600平米至850平米。
从2003年至2008年6月底，在职地厅级以上官员离婚再娶者52570人。这里头少数有正当理由，有许多属于喜新厌旧，更多的是为了转移财产，把巨额财产划在前妻名下，贪官自己，既保住了江山（职位），又可再娶个美人。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其中：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 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这个数字许多文章引证错了，说成了百分之四，是百分之零点四，即千分之四）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9]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10]
现在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经济改革，从单纯经济观点看是成功了（估且不谈付出了过多的环境、资源和劳力的沉重代价），但从政治上看，是失败了。要承认这个失败，挽救这个失败，经济改革的成就才能保住；不能挽救这个失败，将是历史的大倒退。我们政治上的失败，主要表现在共产党由穷人党向富人党的蜕变；政权由建国初期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经过了毛泽东独裁统治，向官僚资产阶级政权的蜕变。
在高干子弟中出了2932个亿万富翁，平均每人财产六亿七千万，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政权的性质。前国家副主席的儿子曾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买了一幢豪宅，花了两亿五千万人民币，轰动世界。一般来说，三百万美元以下的算是一般豪宅；三五百万的算是中等豪宅；一千万左右的算是高档豪宅；两千万以上的应该是豪华庄园了，自家配有养马场、小型跑马场和高尔夫球场。1998 年蒋宋美龄生前以280万美元卖掉了纽约长岛蝗虫谷豪宅，据行家估算现在应该价值1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000万元。曾伟的豪宅价值是蒋宋美龄纽约别墅价值的3.5倍。我党曾经义愤填膺地号召和领导人民打倒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如今我党领导人的家族，在经济地位上取代了四大家族的位置，在巧取豪夺的财富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他们，还硬说是人民在当家作主，这样的瞒和骗能够长久吗？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普通老百姓中近年发生了十几起为抗议政府征地拆迁而自焚的事件。上月10日，江西省宜黄县凤岗镇锺家，受县长带领拆迁队的野蛮逼迫，举家自焚，烧成重伤三人，一人不治死亡。锺家两个女儿上京告状，县委书记又带了四十多人追到南昌昌北机场，把两个女孩堵在机场女厕。县长、书记齐出动，如此残害百姓，这个地方政府还能算是人民政府吗？宜黄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受到了撤职处分。有的青年朋友认为，只要上级领导是包青天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非要政治体制改革呢？我给大家讲讲台湾是怎么解决这类问题的。社科院的于建嵘是个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他访问台湾，预定日程完毕之后，他要求接待方给他派一辆车，他要到各县随机采访。人家很大度，派了车，让他随便接触老百姓。于建嵘每到一家就问一个问题：如果政府要拆你的房子，你怎么办？台湾人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连说不可能，政府怎么会拆我的房子呢？于建嵘说：这是个假定、假设的情况，请您回答。台湾百姓说：那我给联系我的议员打电话，他在参议会弹劾县长，县长就可能被罢免。于建嵘说：真的吗？那户主人找出一张联系卡片，当场打电话，真把县参议员叫来了。我们的政治体制如果有这样的机制，宜黄锺家还至于自焚吗！遗憾的是我们的人民代表是协商指定的，不是民选的（虽然履行投票形式），和人民没有那个联系，你叫他，他不理你，你找到他家里把情况告诉他，他要和党、和政府保持一致，绝不会替你说话，他要替你说话，下一届的人民代表就当不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习近平最近说的“权为民所赋。”民选县长，县长怕百姓；任命县长，百姓怕县长。包公戏久演不衰，是因为没有包公，人们一代一代地期盼着。包公是人民理想中的小救世主。既不能靠大救世主，指望出个好皇帝，也不能靠小救世主，希望各地出包公。只有民主制度，老百姓把选择官吏、选择国家领导人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选他，把他举起来；也能罢免他，把他拿下去，这才靠得住，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实现“权为民所赋”的过程。现在常说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是一句貌似全面、正确的废话。县长和书记逼得锺家自焚，只见党的威势，不见依法治国，老百姓连自家的房子都保不住，遑论对国家大事的当家作主。
两报一刊的文章竟然把“5000人的核心体系”对13亿人民的统治和剥削说成“是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它把过去只有少数剥削者才能享受的民主变为大多数人都可以享受的人民民主，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11]
这种站在云端说出来的神话，离开中国社会实际十万八千里，在官方改革派公布的那些官僚资产阶级巧取豪夺、贪污腐败的事实面前，显得那样虚伪，那样狡诈，那样无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到这种程度，连指鹿为马的祖师爷赵高都只能自叹弗如。在推动中共亡党亡国的问题上，两报一刊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又立了“头功”。
结论：原来说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民众的，党的掌权集团经济地位的变化把这种代表关系完全颠覆了。“由谁统治”？现在是“5000人的核心体系”对13亿人民的统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个国体，一不代表穷人，二不代表多数。一党专政绝对失去了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这样说，并不是说党和政府中就没有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人了，有，这就是改革派。2010年以来，国民收入的分配政策大规模地向民生倾斜，是胡温新政不绝如缕仍然存在的标志，但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权贵集团是通过绑架党、绑架政府的形式实现他们的利益的。现在是常人政治。一个普通人，跟我们一样的人，幸运地通过各种机遇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的合力来行事。在组成当今社会合力的各股力量中，权贵集团力量最强，所以权贵集团可能决定政策的方向，改革的方向。常人政治的常人领导人可能成为权贵集团的俘虏，被他们所掌控，成为他们的工具，这就是常人政治的困境。现在事实上是“5000人的核心体系”控制了党和政府，改革派不能有大的作为，连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媒体过滤掉，并受到主流媒体的围攻，他们企图把改革派领导人与人民隔绝开来。改革派领导人要摆脱困境，只有向民间寻求支持。
现在共产党内事实上有三派：官僚资本主义派、毛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
官僚资本主义派是当权派。他们控制着国有企业，控制着媒体，控制着国家机关。他们主张改革开放既不前进（搞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后退（放弃经济改革的利益回到毛时代），停下来。这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口号是“稳定压倒一切”。想的是“维稳”，干的是“维稳”。他们增加维稳经费，扩大维稳编制，甚至运用安元鼎保安公司这样半黑社会力量抓捕关押上访者，想在国庆60周年露一手，创造太平盛世。让他们没想到的是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达到23万起以上，[12] 比起2008年的12万起，翻了一番。他们终于认识到，治理13亿人口的一个大国，靠暴力摆平一切是不可能的。他们抗拒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志有所动摇。标志性的事件是2010年7月上旬，曾任瓦文萨的顾问，被誉为波兰1989年和平转型的灵魂人物的亚当·米奇尼克应邀访华。
毛派的主体是粉碎“四人帮”后政治上的失意者，以代表工农弱势群体的面目出现，打毛的旗帜，以“公平正义”夺取话语权，实际上是不甘心被边缘化的地位。他们并不是真心想回到缺吃少穿的计划经济时代，而是要夺取政权，至少是谋求政坛上的一席之地，急不可待地组织了两个毛派政党，又没见其中的共产党员声明脱离共产党，许多人成了“跨党分子”。他们甘为权贵集团利用，攻击改革派，成为权贵集团政治上的同盟军。
民主社会主义派由党内民主派演化而来，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胡赵被撤换后跟着失势。这一派是一个广大的党内干部群体，离退休老干部多数属于这一派，在职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也不乏其人。他们人数众多，但不显山，不露水，不组党，不组派，是改革派在党内的坚定支持者和组织基础。他们忧国忧民，真心为党，主张把公平和效率统一起来，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建设性的救党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现在，一个类似社会民主党的派别或政党，已经水到渠成，呼之欲出了。谁能举起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谁将在党内和民众中争得多数，谁将在十八大胜出，并主导中国的未来。
令人欣慰的是温家宝总理最近明确表态：“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很久以前就提出的概念。尽管社会议论纷纷，尽管遇到阻力，我仍会坚定不移推动我的信念。在我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风雨不倒，至死方休。” 他还表示：“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决定国家力量的是人民。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愿望是不可阻挡的，顺者昌，逆者亡。” [13] 温总理的坚定态度，说明在当权派中，改革派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硬。这种明智态度，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正当改革派的领袖人物向人民走来，与人民结合的时候，有人败坏温家宝的声誉，企图把温家宝和人民隔开。我很赞成一位网友的意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温家宝的真诚，勇敢和大度，他是活着的赵紫阳和胡耀邦，我们不要等待中国开明的领导人失去了权力以以至生命之后，再去纪念他，缅怀他，我们应当在此时此刻就给他多一些鼓励和支持！”
我将恩格斯的一条语录，赠给党内各派：
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14]
今天的讲演主要是批倒“划界论”。撰写“划界论”理论文章的同仁如果不服，可以下一次到三味书屋来跟我辩论，也可以在中央电视台举行公开辩论，你们把我驳倒了，我辛子陵从今不再谈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是我把你们驳倒了，你们就不要再把“划界论”当作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万应灵药，现在是既麻痹不了自己，又忽悠不了人民。记住恩格斯的话：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
五柳村2010年10月27日收到
[1]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1956年版第28卷第230页
[2]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1956年版第28卷第228页。事实上，正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俄国十月夺权，从一开始就是党专政－领袖专政，无产阶级民主制只是列宁抗拒批评的诡辩。
[3] 恩格斯《反杜林论》，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7页。
[4]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0年3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59页。
[5] 王小曼：《战后英国工党的发展道路》，见《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
[6] [美]w·e哈拉尔著《新资本主义》，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392、397页。
[7]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1956年版第28卷第227页
[8] 《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1版（内部发行）第140～146页。
[9] 辛子陵：《‘腐败黑数’知多少》，《中共兴亡忧思录》，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538～542页。
[10]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 111页。
[11] 2010年9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与基本特征——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笔名秋石，参与写作的课题组成员：闫志民 常光民 杨绍华 李传柱 王传志。
[12] 2006年官方公布的群体性事件数字是9万多起，2007年超过10万起以后即不再公布。23万起的数字来自境外，见林培瑞 （Perry Link）： 《期待维基泄密能解开北京的七大秘密》。原文：Waiting for Wikileaks: Beijing’s Seven Secrets|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发表时间：2010年8月19日8:45a.m.译者：@yigroup 校对：@xiaomi2020
[13] 2010年10月5日凤凰网资讯 温家宝接受CNN专访：推动政改至死方休。
[14] 恩格斯：《工人政黨》（1881年7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第521頁。
|
| 作者：葡萄皮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转贴者按： 这篇应该就是金钟的那篇采访，难为的是比较全。转贴过来以便大家言之有物。
作者按：自从刘晓波在本报亮相以来，我期待着和他见面。11月27日（1988年），他结束在挪威的讲学，应夏威夷大学之邀，途经香港，逗留几日，接受了解放月报的专访，下面是根据录音整理的访问记录。
今年6月，北师大举行刘晓波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的答辩会，九位全国一流的教授专家一致同意授予刘晓波文学博士学位。但是，这篇访问中的刘晓波，没有表示一点学者的拘谨和斯文，而是更像一名顽强地表现自己观念的“愤怒青年”或“思考青年”。他的激烈和尖锐来自于世界观的成熟，他的勇敢无畏则显示了和中国思想界主流派的深刻代沟，这很容易令人想起台湾六十年代的李敖。
如果推刘晓波为当代中国反叛的青年一代的理论代表，他是当之无愧的。因此，这篇访问记录值得推广给所有关注中国发展和青年一代状况的人士一读。
问：您在大陆被视为一匹“黑马”，言论“偏激”，他们怎么会放你出来的呢？
刘晓波：我出国没感到多大阻力，手续办得非常顺利。邀请递上去，先由系里批准，再由学校批，我只去过国家教委两次，一次送材料，一次拿护照与签证。这在中国人中是非常顺利的，人家出国不知道要跑多少趟，简直要扒掉一层皮。我一次也没去过挪威大使馆
对教育制度的批判
问：你今年6月在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是否意味着一种官言承认？
刘晓波：我永远不承认学问好坏由博士硕士决定，我只看具体的人，如果你行，可以不用任何学位。我认为，不论在国内外，真正像样的只是极少数，所以我说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不能用学位去评价一个人，同人接触，我完全凭感觉决定喜恶、好坏。
问：西方社会的支柱之一是教育制度，学位往往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你看中国的学位制在国际上地位如何？
刘晓波：中国的学位，我不想多谈，我想谈谈中国的教育制度，这个制度有一点是世界各国无法企及的，即它通过教育如何把人变成一个奴隶。
问：你是说过去还是现在？
刘晓波：过去现在都一样。
问：一点变化都没有吗？
刘晓波：没有。中国通过教育把人变成奴隶的技巧和一套程序，已经达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在中国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夹板”中长大的，就如围住长的一棵树，长出杈就砍掉。
问：你在文革时开始念书了吧？
刘晓波：我非常感谢文化大革命。那时我是一个孩子，我可以想干什么便干什么。父母都去干革命。学校都停课了，我可以暂时摆脱教育程序，去干我想干的事，去玩，去打仗，我过得很愉快。
问：你这次去北欧，是干什么？愉快吗？
刘晓波：是奥斯陆大学一个基金会邀请的，他们有一笔研究中国的经费，准备请五个人：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是北岛，然后是陈凯歌、万之、米丘。去讲了五次课，留下一个讲课提纲，3万多字，主要讲中国文学。
对西方汉学的批判
问：这三个月，你对北欧的中国研究有什么印象？
刘晓波：我仍然说，他们的汉学家中98%是废物，学素质极差，很多人在向中国政府谄媚，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有很大的功利成分，他们不是学者。我比较喜欢的是如澳大利亚的李克曼，美国的费正清，他们真正是搞了中国问题，他们对中国采取一种冷眼旁观的超脱态度，但现在不少汉学家，如德国的、瑞典的、北欧的，他们既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也不了解中国，中国的东西看得很少，只是喜欢某个作家，研究他的东西而已，至少我知道奥斯陆大学东亚系教授的水平是误人子弟的，包括语言能力。我对他们说，你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有如中国人研究越南文学、朝鲜文学的水平。那位邀请我去的汉学家说，我是第一个被他们邀请又对他们不客气的中国人。
问：除了文学问题外，你在国外还谈政治社会问题吗？
刘晓波：很少。我在国外很深的一点体会是，想做一个真实的人，上天给了你不同于别人的天赋，你能把它贯彻到底。这就是一个彻底的人。做这种人不仅在中国，就是在西方一样需要勇气和智慧，人类的不少弱点是共同的，只不过中国人把它发展到他妈的没法再“操蛋”（北方粗话）的地步。
问：你这次去夏威夷，准备讲什么？
刘晓波：不准备再讲文学，想讲讲哲学，大约三个月，然后可能去美国加州。
问：你这样云游四海，还打不打算回去？
刘晓波：我现在不想回去，但我不敢保证我将来会有什么变化。
问：有的中国作家说，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就很难作出成就来，你同意吗？
刘晓波：他们是给自己留退路，是弱者的表现，生活就在你脚下，每分钟都有生活，你只要能面对内心世界，能保持感觉，就能写出东西，不论你生活在哪里。
问：你自己会不会面临抉择呢？
刘晓波：我有自身无法摆脱的局限：语言问题。我没法用英语那样好的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将来有可能用英语表达的意思，但语言的味道会一点儿也没啦。所以，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为语言的局限性，还不得不为中国说话，我是在与一个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东西对话，这种对话只会使自己的水平越来越低
问：中国文学提出“走向世界”的口号，但我发现他们对外部世界又有某种程度的抗拒感（年轻的作家好一些），不像苏联和东欧的作家，如索忍尼辛昆德拉，不恐惧国外生活，而且写出了好作品。
刘晓波：这种抗拒感来源于他们太软弱，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他们虚构的前提，就像能不能获诺贝尔奖的问题一样，其前提是中国作家已达到获诺贝尔奖的水平，为什么获不到？如果诺贝尔奖是世界一流水平，这前提就是虚构的。当然，诺贝尔奖的作品不一定是最好的。
对电视片“河殇”的批判
问：最近我看了电视片“河殇”的脚本，金观涛他们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意念：透过所谓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比，中国一定要走向海洋，你对此是否同意？
刘晓波：我认为东西方文明并不构成冲突和对抗，那也是中国人虚构出来的，中国文明就落伍了，并不存在与西方文明对抗的问题，需要的是从头学起，承认落伍和失败，老老实实向别人学习，只有强度相等而方向不同的两个东西才会形成对抗，如西方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哲学，生命哲学与科学哲学等等。中国有什么东可以与西方文明对抗？这种对抗概念证明了中国民族根深蒂固的虚荣心。
问：“河殇”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褒贬不一，你同“河殇”的作者是同一代人，很想听听你对它的评价。
刘晓波：“河殇”做到了中国人现在电视上可能做到的程度，尽管我觉得还远远不够，放在中国而言，我肯定“河殇”，假如放在更高层次上看，这个片子也有没什么东西。我特别不喜欢“河殇”的解说词和它的语调，那是一种毛泽东式的语言，救世主式的语言。毛泽东这一点很厉害，他的语言影响了当代中国所有的理论和小说。
问：很多人推崇“河殇”在文化层面上所作的探索和反省，你对传统文化也很批判，为什么又对它很有保留？
刘晓波：“河殇”在解说词和画画的背后，蕴含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虚荣心，它不是彻底承认中国落伍。它提出中国的西化，可今后中国要中化世界。中国人的观念是：西方强大时，中国人当奴隶，中国强大时，它要西方人当奴隶。这是“河殇”中潜在的意识，如洋务派所说：“师夷之长以制夷”，为什么一定要制别人？中国骂别人帝国主义，其实自己最帝国主义。中国人在物质上可以承认自己落后，机器不如人家，衣服不如人家，但精神上不承认落后，道德世界第一！如梁漱溟、李泽厚、林语堂这些学者都持这种论调，李泽厚就要求以东方天人合一补充西方的天人对立，以东方的群体性、人际关系补充西方人的空虚感……但这两种东西是根本不能互补的！是决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不能调和的。
对中国人格的批判
问：你说“河殇”后面的虚荣心，我也有同感……
刘晓波：比如一开始的舞龙场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如果我拍的话，我会拍出中国人如何的萎缩，软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说。但“河殇”潜在的意思还是在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99%的萎靡状态和那些画面表现的精神状态差得太远了。我在“新时期文学的危机”一文中，曾指出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
问：真是一番李敖味道！“河殇”实际上把中国近几百年积弱落后解释成一种历史的误会，似乎中国本应是世界第一，根本就不应该落后，你如何看待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
刘晓波：我不相信古书上记载的知识分子人格如何高尚，如韩愈是一个很正统的卫道士，一个大儒，但此人生活无所不好，财、权、色俱全。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性很强，学术也具有功利价值，成了学者之后，能得到许多实际的功利，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立足社会有两条路，一是入世当官，成为官僚集团中的一员，得到实际利益；一是先成名后得利，诸葛亮三顾茅庐留美名，就很会同统治者玩游戏，隐是为了显，退是为了进，出世是为了入世。
问：“河殇”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提出了一种解释，也就是现在很时髦的金观涛理论：超稳定结构，另外，也有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提出批评，你以为如何？
刘晓波：我承认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最后走投无路，如果你把问题归结为政治腐败，再及文化腐败，就会问：为什么孔子的思想能统治中国这么多年，至今阴魂不散？我没法回答。我说过可能与人种有关。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反传统与革新要从每个人开始，中国打倒“四人帮”之后，人人都成了受难者，或是反“四人帮”的英雄，他妈的，文革时你干什么去了？那些知识分子写大字报比谁都写得好，没有土壤，毛泽东一个人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
问：你常提到“人格”，你认为中国人在人格、人性素质方面，甚至在人种方面，同西方民族有什么差异？
刘晓波：我只能说一点，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以哲学而言，西方有最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思辩哲学家、宗教哲学家、非理性哲学家和逻辑学者，他们能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创造力，都发展到一个极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要非理性，就有尼采式的那样全非理性的学说；要逻辑，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有罗素的数理逻辑，有笛卡儿、莱布尼兹的逻辑，精细严密到你毫无办法！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
问：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人智能不低啊。
刘晓波：那我回答不了。从制度、文化推到人种上去找？我无力去天空几十万年前的历史。中国人一直傲称古代四大发明，西方古代以来几百大发明都有了，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四大发明对中国今天惟一的意义，就是遮羞布！
对孔孟之道的批判
问：你曾宣称要彻底埋葬孔孟之道，在它的废墟上能建立现代中国文化，如果一个民族完全否定了她的传统文化、失去了基础，如何建设一个新文化？
刘晓波：传统文化只是提供了一个否定的基础和起点，不是继承和承袭的基础。我认为孔子是个庸才，孟子比他有智慧，他承认的天才是庄子，从哲学上说，孔子什么都不是，孔子的学说是一种入世的为政治服务的学说，汉代把它变为统治工具，它的生命到汉代就该死亡了，奇怪的是这么多年还没有死亡！不过，它面对新世界已经死亡了。西方有人喜欢孔子，不奇怪，因为是多元社会，但是在一元化的社会中，最好的东西也没用。所以孔子在东西方的意义不一样，如果中国是个多元化的政体，我不反对别人信仰马克思、信仰基督教、信仰孔子，但当前的中国，你信仰马克思就等于信仰一种思想独裁，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棍子，不具有理论意义。
问：有人认为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成功是儒学的胜利，证明儒学还有现代价值。
刘晓波：这是胡说八道！也是忘恩负义。台湾、南韩、新加坡都有美国支持，日本也是，如果没有美国的人权观念的约束，这些国家可能什么都没有！这是东方人的丑恶，东方人面临着人的解放的问题，中国是一架政治机器，日本是一架经济机器，每个人都是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台湾、日本的人权问题表示解决，香港解决了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是功利化的，它争取的是政治与经济的权利，但现代存在主义哲学追求的则是生命意义上的个性解入，这是一种“纯哲学”。
问：哲学问题我们只能点到辄止了。不如你说说，你如此反传统，是否同意全盘西化？
刘晓波：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不存在理论问题，只有政策问题，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中国就讲不清什么是“中国特色”。
问：据了解，大陆思想界对你阁下的这些高见，颇有一些如“走极端”、“绝对化”的批评，你有何辩解？是否有意赋予它的特殊意义？
刘晓波：不是，我的声音只属于我自己，那只是中国的一种声音，别人搞条理很清晰、论证很严密的学问，我不反对，但我的方式就是这样，无以名之，但并不妨碍我欣赏西方的科学哲学。它严密的论证环环相扣，但我不会那样写，我的极端应有存在的理由，我并不要求别人和我一样。我不喜欢钱钟书那样写一条后引好几十条考证式的文章，那是他的一绝，我承认他的价值，虽然我可能认为他很荒谬。
问：你的思路和表达方式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是怎样形成的？通过思辩、经验还是人生的独特背景？
刘晓波：我向来不喜谈“我的治学之道”，没什么道，只不过我与别人不同，其他没什么好谈的。有的人动辄谈成材之路……他妈的，你有什么资格给青年人做楷模，当青年导师！我很欣赏无法之法，每个人只有自己的方法，无统一的方法，做学问做人皆如此。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是别人的坟墓，不要走别人的路。
对四大思想领袖的批判
问：请你介绍一下，海外所说金观涛、李泽厚、方励之、温元凯是中国四大思想领袖，符不符合实际？
刘晓波：某种情况下是符合的。不过，方励之要除外，只有李泽厚、刘宾雁、金观涛，他们和青年的关系是伯乐和千里马。他们的“伯乐欲”特别强，他们要不断发现人，给青年人写作，而年轻知识分子又要依靠大树来生活，进入名人圈子。中国不是千里马多，而是伯乐多，故尔千里马多。中国名人征服人的办法不是打不是骂，是抚摸你、关怀你，用类似女性般的温柔去同化你。
问：他们四大领袖的思想在中国究竟有多大影响力？
刘晓波：非常大。金观涛、李泽厚很有市场，尤其在大学生中，青年导师嘛。我演讲时，别人请教，我就说不向任何人教任何东西……我为什么要演讲，一是自我感觉好，二为了挣钱，不给够一小时多小钱，我就不去。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有了一定数量的钱，你的生命也就随着开放到一定的广度。（众笑）我太清楚了！有次去北京友谊商店，见到一瓶160元外汇券的酒，当时我站在那瓶酒前面，感到自己是个弱者，完全被粉碎了！他妈的，你刘晓波出名、演讲，有什么用，这瓶酒都不能征服它！
问：四大思想领袖对青年的引导，你认为是否全是正面的？有无负面的成分？
刘晓波：我先要排除方励之，我认为他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问：为什么？）他有什么资格！！（问：他事实上已经是导师！）这叫做中国人制造偶像的先天遗传，有些人不愿当偶像，是别人把他推上去的，就像一个为掌声而跑的运动员。方励之人过的最大的关，不是和当权者的关系，而是和崇拜者之间的关系，是面对鲜花和掌声应该怎么办？我认为，他们每个人对青年的引导基本上是负面的。
问：这样说来，中国思想界对青年一代的影响是一片空白了？
刘晓波：中国现在的“文化热”是虚幻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样低，一个农业文明生存方式的国家，在十年内走完了西方两千年的精神进程，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派，似乎都接受了，但什么也没有接受，什么都玩了，什么都不地道、不深入，新名词只能满足人们的虚荣心。
问：你可否说一点你对李泽厚的“挑战”？
刘晓波：李泽厚与刘再复有一个对话，谈对青年人的态度，说他们过去“整体地支持青年人”。过去我说过再不同庸才作战了，现在我要和庸才作战（我承认我也是庸才）。我和他们论战时是指着鼻子骂的，但他们明明骂的是我，却不指出来，说现在年轻人分化了，对有的年青人要重新看。他们的心态是：当你承认他是伯乐时，他就整体地支持你：你想叛逆他时，他就不支持你。刘再复在文章最后说：“青年人，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是爱你们的！”他妈的，你那个爱值几个钱？谁要你的爱！你高高在上，赐给我一个爱，谁稀罕你！你的自我评价太不准确了！他以为爱一个人，别人要感激他，跪下叩头----没那码事！他们三位青年导师（不算方励之）的态度本身就很“操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世主人格。
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判
问：你86年发表了关于文学危机的惊人之论后，现在你看中国文学有了多少变化？
刘晓波：对大陆文学我想说的只是：没有好的东西。不是不让写，而是写不出来。我较喜欢的作家是残雪，他有远到世界水平的潜力，他的感觉很奇特，那种阴冷的、恐怖的、折磨人的感觉，他的“苍孝的浮云”我很喜欢。我早就想写关于他的评论，迟迟未动笔，是想看看他还能不能写出好东西来。我评价一个作品有两个参照系，一是国内的，一是世界的，往往国内一流的作品拿出去也不能跟别人比。
问：中国作家的创作向西方借鉴的情况令人满意吗？
刘晓波：西方文学影响该唤起中国作家内心的生命力才有效，如鲁迅受到很多外国影响，但他的“阿Q正传”绝对是中国式的，现在有些作家抄西方的意境和结构，比如高行健的“车站”把“等待戈多”的结构全部照搬过来，竟被认为是“创新”，这种庸俗是高级庸俗，比模仿句子更可怕。寻根文学也抄“百年孤寂”的神神怪怪，陈凯歌他们也有这种情形。
问：你自己的文章与理论呢？
刘晓波：我承认也有拾人牙慧的地方，但我承认要切切实实的学习，因为我是在文化沙漠中成长起来的。我要感谢马克思的是，我在文革中能看到的书只有马克思选集，马克思给我提供了不少西方哲学史的线索，是当时“走向世界”的惟一桥梁。我看过马克思全集四十多卷，可以大段大段背下来。马克思前期的作品不错。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问：马克思主义近几年受到了冲击，它是否在中国已走向衰落？或失去了生存的价值？
刘晓波：马克思给我惟一的震撼，是它不妥协的批判态度。他的历史主义方法也有一定道理，其他不少则是胡说八道，如他对西方社会结构的分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就太简单，没有看到各阶层互相制约的关系。严格地说，阶级的概念在西方已不适用了。马克思的两分法只适用于专制社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只不过是西方传统的一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圣经中的天堂。到摩尔的乌托邦，到康特拉的太阳城，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想的混蛋的地方是，它说这理想明天就会实现：资本主义准备好一切物质条件，只要一革命就能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理想太廉价了。
问：你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处在历史的什么发展阶段？
刘晓波：还没有走出农业文明。
问：是不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刘晓波：必须补课。
问：那么，今天中国的路线还是顺着农业社会的惯性在走？
刘晓波：是的。不过，它在调整它的专制，因为它面临危机。
问：中国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吗？
刘晓波：不可能，即使一两个统治者下决心，也没办法，因为没有土壤。
问：那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问：十足的：“卖国主义”啦。
刘晓波：我要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问：你是说，中国还要走香港的路？
刘晓波：但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这样的机会了，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了，没人会愿意再背中国这个包袱。
问：那怎么办呢？岂不太令人悲观？
刘晓波：没办法。我对整个人类都是悲观的，但我的悲观主义并不逃避，即使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又一个悲剧，我也要挣扎，也要对抗，我不喜欢叔本华而喜欢尼采，原因便在于此。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
| |
高寒就起诉独立笔会,刘晓波获和平奖问题答记者?/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