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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一个中国记者谈他眼中的“尊严”
王克勤 撰文
谈到“尊严”二字，我的眼前便会浮现大量跪地祈求者的眼睛，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一幕幕永远挥之不去的镜头；
谈到“尊严”二字，我的耳际便会响起许多上访者、求助者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只愿政府把咱当人待”。
谈到“尊严”二字，我的脑海也会出现自己与许多记者同仁在采访报道中经历过的太多尴尬、无奈与不堪。
而上述这些痛苦与不堪的镜头至今还在不断叠加。
20多年新闻生涯、20多年关注民生、20多年揭发黑幕，我经历了太多与“尊严”有关的中国故事，也引发了许多我对公民权利与中国问题的思考。
尊严：请“把人当人”
在中国做记者，一个或几个农民跪地乞求的情景，许多人都经历过，但数百农民黑压压一片跪在记者面前的情景，确实不多见。9年前，我便经历了这样震撼人心的一幕。
2001年10月1日至7日，我在“苦甲天下”的甘肃省定西地区岷县堡子乡进行为期7个昼夜的调查采访。当我徒步行走在山间的羊肠小道上时，拐弯的小道上总会冒出一个农妇或老大爷，颤抖着双手掏出一叠皱巴巴的“状纸”，请求记者“主持公道”，并把我这样的普通记者称为“青天大人”。只要我走进一户农家的庭院里，就不断有乡亲们陆续拥进来，无论在低矮的小屋里，还是狭小的庭院内，甚至墙头屋顶，都挤满了来“告状”的乡亲们。无论白天还是深夜，当我稍事休息三四个小时睁开眼后，便会发现他们一直在那里期待着。我的心沉甸甸的。
10月3日上午11时，当我沿着山腰上的羊肠小道往另一个名叫兹那的村庄赶路时，在100米以外就看到黑压压的一片人群跪倒在村口的斜坡上，下跪的不仅有青壮年农民，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和纯朴天真的孩子。当我走到他们面前时，乡亲们不停地呼唤着：“青天大人哪……活菩萨呀……省上来的领导，我们真是太冤枉了！”
随着调查采访，我发现：这个山大沟深的地方，许多人因交不起罚款，怕遭村干部毒打，而被逼逃亡他乡；乡、村、社三级干部随意谩骂农民、殴打农民已成家常便饭；许多人被莫名其妙地选举为“劣迹人”。一位老大娘哭着说：“好端端的人被定为坏人，谁还敢给我儿子做媳妇！”后来，我以《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为题，在2001年10月17日的《西部商报》作了报道。
这仅仅是我20多年记者生涯中所见到的与“尊严”有关的众多故事之一。
但，9年后的今天，这种情况并未减轻多少，而是以新的方式一再出现。
大量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正如十多年前我在甘肃工作时所见到的众多投诉者一样，把所有的期望寄托在媒体和记者身上。记者成了众多络绎不绝的上访者求助的重点对象。但许多上访者刚离开我的办公室，便会再次被当地的截访者抓走，仅仅在我办公室接待过、回去后被羁押的全国各地的出租车司机就达几十人之多。而在众多的上访者中，出租车司机仅仅是一个小群体，失地农民与拆迁户的人数更多。
2009年国庆节后的第二个晚上，曾来我办公室上访过的56岁的李淑莲在当地信访局“被死亡”。我认识李淑莲是在当年的7月9日，那天，李淑莲与另一个上访女姚晶来到中国经济时报社。李淑莲告诉我，她在山东龙口市进行个体经营，资产达100多万元。2001年4月，她与当地市场发展管理局发生商铺租赁合同纠纷，其商铺被管理局放水冲淹、强行封闭，共计造成财物损失172万元，母亲被打致伤，9个月后含恨而亡。法院一审、二审她皆败诉，从此她便走上了上访之路。李淑莲说，在上访的六七年间，她先后被押回8次，共被关押87天。2003年3月11至12日，当地电视台还点名曝光其越级上访。
而7月9日她来找我反映的核心问题：上访以来最耻辱的遭遇——裸体被抓。
2009年6月28日零时，在北京上访的李淑莲，在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地区的“幸福里24号”出租房里屋与十多个上访者一起在通铺上睡觉。房屋本来锁上的门，突然被打开，闯进13个赤膊大汉，大喊：“你，起来；你，也起来！”李淑莲和同住的上访者李春华被叫醒，并且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就有一个大汉掀开李淑莲搭在胸腹部的上衣说：“就是你，起来。”李淑莲抓起身边的裤子，被一把夺走，她又下意识地去拿正在充电的手机，也被一把夺下。两个人冲上来，把李淑莲的胳膊往后拧着，就这样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把她拖出屋外。一出门，李淑莲的后脑上就挨了狠狠几拳，有人说：“不许出声，出声就整死你。”
李淑莲在胡同中被拖出20多米，扔到停在院门口的一辆面包车上。李春华也同样被赤身裸体地扔到车上。车开出十几分钟后，停了下来。有人喊：“她，那个车；她，那个车。”李淑莲又一次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被拖出车，推入距离大概十几步外的另一辆车里。这时，有人把衣服扔给她，李淑莲慌慌忙忙地穿上衣服。车上又上来几个人，一个是山东省龙口市法院人员，有四个是龙口市东莱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想到李淑莲的屈辱，我便想到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李淑莲们的屈辱。
先贤们早在数百年前便提出：人人生而平等，人的生命、财产、自由是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剥夺或放弃这些权利，就是剥夺与放弃做人的资格，就是违反人性的。法律的目的是保护和扩大个人自由。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也是为了确保个人自由权利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我对“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理解，即“把人当人”四个字。这也是我关注民生、揭露黑幕的职业生涯中产生的最强烈的诉求。“把人当人”是文明社会的底线与人类文明的基本准则，更是人本社会的原则与底线。它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概念，而是具体的把每一个人当人，无论是走卒贩夫，还是达官富商，作为个体都有受到尊重的权利。
我相信，如今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封建的臣民社会，而正成为一个越来越注重个人权利与尊严的公民社会。
记者尊严：真诚精确报道真相
作为记者，我不得不说说记者的尊严。
从整个社会环境而言，这些年，记者权益遭到侵犯的事件愈演愈烈，尤其是今年以来，记者被跨省抓捕、上网通缉、擅自扣押、殴打辱骂的事情时有发生。记者的采访报道权、舆论监督权及个人公民权利屡被伤害。从新闻队伍看，在许多记者殚精竭虑追寻真相、揭发黑幕的同时，也有些记者或者整天忙于做吹鼓手，或者热衷于软文写作，或者在不断炮制虚假新闻，有的甚至以新闻为手段进行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诸如此类的“傍大款、傍大官”等功利主义正糟蹋着中国记者的尊严。
如此等等，中国记者的尊严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媒体的属性是曝光、公开、传播，而所有罪恶呈现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隐蔽、遮挡、掩盖。一个要揭开丑恶，另一个要遮掩丑恶，揭丑与遮丑之间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尤其对于揭露黑幕、舆论监督的记者而言更是如此。当二者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不仅仅揭露黑幕会危及对方的经济利益，还会危及对方的生命，于是双方便进入你死我活的斗争状态。
无论对一个个体，还是对一个利益集团的犯罪，媒体的揭露都会带来反扑。而记者正是这场博弈的马前卒，因此，会成为最先的受伤者。但我以为记者的尊严就在于：全面诚实地报道事实真相。
一个职业记者的荣誉，就在于深刻地关注和忠实记录人类社会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不断揭示历史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所在，深刻地反映社会制度与政策的弊端，从而以新闻的力量推进社会的进步与文明。在外部环境严峻时，职业记者仍应不断前行、不断努力、风雨兼程。单从记者自身看，我以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首先，胸怀理想。为更多普通人的幸福、权利与尊严奔走，这是新闻业的终极目的。一个好的新闻人应有服务公众的职业价值观、批判性思维、独立判断能力，以“把人当人”等基准价值作为核心价值，在此基础上不断前行。正如前《南方周末》副总编辑钱刚所言：“新闻工作，是活泼的人从事的严谨事业，炽热的人肩负的冷静使命，浪漫的人从事的艰辛劳作。”
其次，直面现实。现实是复杂的，不乏谎言与骗局。在纷纭世事中，记者要善于厘清复杂关系，摆脱流行偏见，表现职业勇气。尤其年轻记者更要提高对社会复杂性的警惕，至少确保自己不受伤害或少受伤害，同时保证自己不被当事人欺骗，进而成为当事人的工具以欺骗整个社会与大众。
其三，法治思维。我们所追求的目的是构建法治的社会，就我们的报道内容而言，是维护公众利益与公民权利的。因此，法治不仅是我们的诉求，也是我们工作与生活的方式，更是保护自己职业权利与人身权利的武器。因此，作为职业记者必须要有法治思维与法治素养。
其四、专业做事。我与许多做出过很出色报道的同行交流，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并不是我们胆量有多大，而是因为我们努力做得更专业。正是因为专业，所以才有魄力。因此，职业记者，一定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即秉持“德国制造”的专业精神，新闻工作实质上是查证与枋实的工作。因此，在采访上一定要扎实、严谨、细密，一定要做到见物、见证、见人。在写作上，要坚持“机器人写作”，即用冷峻、平实、客观、超然的语调呈现事实，不带任何偏见与倾向，杜绝文学化写作及评论化写作。
其五、严于律己。每个记者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及新闻职业伦理规范要求自己，至少要做到不以新闻做交易、不说谎言，不造假新闻。一个真记者永远不会编造新闻，更不会成为谎言的传声筒。
因此，记者的全部尊严就是自己所报道的新闻真实准确！即真诚的报道事实与真相，这便是记者的全部荣誉。
讲到这里，也让我想起今年在山西疫苗事件报道后，面对重重打压时我曾经讲过的一段话：我是一个职业记者，一个专业记者最高的荣誉就是你所报道的每一个字、每一个事实都是真实准确的，这是职业记者的荣誉！
记者永远对事实与真相负责，记者对事实负责了，即对人民负责了。只有不断为公民权利与公众利益奔走，不断做出诚实、全面、精准的报道，记者才能赢得尊严与光荣。
张朴：中国离民主转型有多远
（一）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激起多少人的希望，欢呼声至今不绝于耳。有的人拟定出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时间表：或大变在即，或两到三年，或十年左右。甚至有人已经在预言中国未来民选大总统的可能名单。
英国专栏作家皮特法斯特（Peter Foster）最近谈到他与中共某高官的一次对话。这位高官声称刘晓波比杀人犯还危险。高官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通过一党治国取得的。到2040或2050年，中国将实行新加坡式的民主，但肯定不会是西方式的民主。
谁都知道新加坡是什么国家：政治制度上一党独大，所有新闻媒体掌控在李光耀家族手头。民主徒有虚名。按照中共高官透露给皮特法斯特的秘而不宣的长远目标，哪怕再过30年或40年，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也就多了个略显好听的称呼：新加坡式的。
我记得邓小平30年前有句名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再联想到近来温家宝的煽情：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风雨无阻，至死方休。但，几多楼梯响，可见谁下来？在中国，民主就是执政者手头的红萝卜，民众不过是头驴，红萝卜悬吊在驴嘴前，引诱你往前走，永远吃不到。
（二）
有种说法：刘晓波获奖，加强了中共强硬派的地位，延缓了中国的民主转型。
可能么？在中共高层中，从来只有强硬与温和的区别，何曾有过民主派存活的空间？特别是当前的中共领袖们之间，除了统治手段的差异，没什么根本性冲突，他们不会产生任何启动民主转型的欲望，因为，哪怕迈出微小的一步，都可能变成一份对中共政权的死刑判决书。
且不说多党制、普选、司法独立，中共连制定一部新闻法都承受不了。新闻法的核心是废除审查制，一旦开放互联网，民营报刊应运而生，中共写入教科书和宣传品中的所有谎言，历史的或现实的，将被彻底戳穿。1949年以前中共的所作所为；从毛泽东掌权后的土改、镇反，到反右、大饥荒、文革；从1989年血洗京城，到1999年镇压法轮功；西藏、新疆在过去60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桩桩件件的真相就会摆在世人面前。中华各族的愤怒，能不像火山一样喷发？这决不是胡锦涛所说的折腾，这将是一场世纪大清算！
民主转型危及到的，还不仅仅是政权，而且包括每个当权者的财产，甚至身家性命。自1979年中共推行改革开放以来，上上下下的官员们利用权力，已经捞到太多好处。某机构曾提出官员公开财产，立刻遭到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官员反对。目前中共厅级以上官员的平均财产，已超过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即使是从权位上退下的人，生活也极尽奢华。据网上流传的中央老干局的报告，5537名省部级离休官员每人每年公费开支从70万元到600万元。105名副总理级别离休官员平均每人每年公费开支为630万元。12名国家副主席级别离休官员平均每人每年公费开支是2000万元以上。
以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等最吃香的领域为例，其中担任主要职务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高官子女。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内地私人拥有的财产，亿元以上的百分之九十是高官子女，共2932人，平均每人6.7亿元。中共的大小官员以及相关的人群，已经形成无数垄断权力鲸吞财富的利益集团。这个庞大的特权阶层必定会同舟共济，阻止中国走向民主。
（三）
这些年中共利用廉价劳力和资源垄断大发其财，老百姓却依然贫穷，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土地被强占，房屋被强拆。贫富悬殊，贪腐猖獗。受官员操纵的司法系统不断制造冤假错案，社会已失去公正与正义。官民冲突的群体事件迅猛增多，仅2009年就达23万起，虽然其中大多数为经济性诉求，不争的事实是：沸腾的民怨已经对持不同政见者们要求启动民主转型的呼声，形成广泛支持。
刘晓波的获奖正成为催化剂。尽管中共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气势汹汹，却虚弱到不敢开放评论。偶有开放的网站，如新浪网，8000多条评论，支持的只有100多条。有些网站搞民意测验，赞成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甚至在中共操纵的大学生反日游行中，也出现要求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的标语。
问题是，民意再强大，也不足以推动中共走民主转型之路。中共可以每年9000亿元用于公费吃喝和旅行，可以花费4000亿元搞面子工程世博会，可以支援北朝鲜8000亿元，却不肯每年拿出1600亿元让老百姓享有免费医疗。这样的执政党会在乎什么民意？眼下的中共自信有钱就能摆平一切。它用于维持政权稳定的花费，2009年已超过5000亿元，跟同年的军费开支不相上下。它豢养的数百万内战内行的军队和警察，镇压人民的反抗，绰绰有余。
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们也难有大作为。作家余杰刚从美国回大陆，立刻被软禁。他在电话里对西方记者说：凡是对刘晓波获和平奖表示祝贺的国人，均遭到中共迫害。
中共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特务系统，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监控着每一个人的言论和行动。可以断定，只要形势需要，所有上了黑名单的人，哪怕成千上万，都会在即刻，被人间蒸发。
余杰是这样向记者呼吁的：我们正等待西方世界来拯救。
（四）
余杰一语道破了现实：要变革中国这样的专制制度，外部压力是关键。只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才可能把中共逼到穷途末路。当中共皇储习近平指责西方对中国政府说三道四时，当中共喉舌发表一篇篇骂文抗议西方干涉内政时，当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让中共气急败坏时，在在暴露出中共的最怕。
继续囚禁刘晓波，难免不使身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共，处境尴尬，像软禁昂山素季的缅甸军政府那样，陷入孤立。国际上政要互访，商务洽谈，大小会议，要求中共尊重人权的呼声将不绝于耳。面对世界主流舆论的持续谴责，习惯于无耻的中共当局只有招架之力，虽然，还不至于风雨飘摇。
中共唯一能减轻西方压力的办法，也就是钱。它曾依靠购买巨额美国国债，欲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利用生意机会，在美国与欧盟之间，或西方国与国之间，制造矛盾，引诱听话的，惩罚不听话的。这次和平奖颁奖前夕，中共又开出渔业森林多种合作的巨额订单，想诱使挪威政府给颁奖委员会施压，不过这一招失灵了。在国际上靠撒钱来消灾，毕竟难以长久。
已经有不少西方专栏作家谈到西方的醒悟：西方一再放弃自己的价值观而迁就中共，寻求合作而不是施压，以为经济发展了，中国就会逐步成为民主国家。然而事与愿违，中共的崛起是缺乏良知的权力扩张，不会给世界带来稳定与和平。一个日益强大的专制政权，必然对整个世界构成威胁。只有推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运动，世界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也只有促使中共遵守国际准则，接受普世价值，中国才可能实现民主转型。
任何一场危机的到来，政治的也好，经济的也好，战争的也好，都足以使失道寡助的中共，难以苟延残喘。2008年发生在大藏区的藏人暴动，如果不是四川地震转移了国际视线，中共的残酷镇压很可能会招致西方的制裁。仅从经济的角度看，中国对西方的依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1989年。一次全面的经济制裁，西方的损失不过是某些商品不再廉价，而中共将失去统治的财源，政权被推向崩溃，中国将迎来民主新生。美国最近要求人民币升值百分之二十，温家宝警告说：一旦如此，中国社会将大乱。换句话说，中共的性命握在西方的手里。
没人能够预测西方对中共的压力会不会增加，增加的程度有多大；也没人能够预测中国的下一轮危机何时发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共想要世世代代统治下去的梦，注定实现不了，因为时间不在它一边。
《开放》杂志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