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动向》月刊 2010年11月号 
     台湾的允晨出版社与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台湾公民社等，原定在十月三十日下午举办余杰新书《泥足巨人──从苏联解体看中国的未来》的发表会，晚上则举办“从刘晓波得奖，谈中国的未来”座谈会，余杰准备出席这两场活动。哪里知道，人算不如党算，在刘晓波得奖后，中国政府居然软禁了余杰。在确定余杰确实无法来台湾参与活动后，这两个活动就合并成一个，即“从刘晓波得奖，余杰被软禁，谈中国的未来”。

     台北的刘晓波、余杰座谈会

     这场座谈会，由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王定士对余杰的新书进行导读，称赞余杰虽然不是长住在俄罗斯，却对苏联解体有深刻的观察。王丹与我则主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意义。主持是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教授曾建元。侨委会前委员长张富美、南华大学欧研所教授洪茂雄等莅临参与。

     王丹认为刘晓波获奖的最大意义，是扭转了“赚钱就是一切”的观念，西方国家转变了对“中国模式”的看法。他还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区分为民众的民族主义与共产党别有用心煽动的民族主义。

     我与余杰、刘晓波，分别都有特殊的认识与交往经历。一九九九年我在美国，读了当时才二十六岁的余杰杂文集《火与冰》以后，在六月号的《争鸣》杂志，就写了一篇《当代杂文黑马，余杰突围而出》的文章，除了佩服他在“六四”事件时，作为一个中学生在四川一个小镇，竟能在当局的严密新闻封锁中，掌握到“六四”的正确讯息；还因为他对中共所宣扬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有清醒的认识，这点，有些异议人士到现在也还无法摆脱中共所设下的框框。在海外，这算是比较早期介绍余杰的文章，以后我就一直注意他的动向。几年后，在纽约终于见到了余杰。

     与刘晓波，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他从挪威去美国路经香港时见过他。我在报章的一篇专栏中是这样写的：“第一次看到刘晓波的名字，是这里的一份杂志从《深圳青年报》转载了他的一篇讲话。那是一篇有关文艺批评的讲话，观点相当偏激，虽然不能完全茍同，但是确实有不少真知灼见。”

     见面时，“记不得是如何谈起中国人的民族性了，好像是从柏杨在中国大陆的遭遇谈起。刘晓波对中国民族质素的评价极低，所以在中国常常发生不可理喻的事。”那时，他在香港接受媒体访问时，对香港大加称赞，并且认为中国也要被殖民三百年才有希望。以后对他的活动，包括“六四”最后坐镇天安门广场及以后被抓，也都密切关注。我出版《中共风雨八十年》后，曾寄一本给他，怕他收不到，他说，寄给刘霞就可以了。看来，他对由中国民族性决定的国安监控网，还是缺乏认识，果然寄给刘霞也没有收到。

     中国卷入新一波民主浪潮

     刘晓波这次获奖，有两个重要意义，一个是显示西方国家对中国只要经济发展就可以实现民主的看法的破灭，因而对中国从姑息改为施压；一个是中国已经没有可能用以前对付魏京生、王丹等“消音”的办法来淡化他们的影响，媒体主动或被迫发布有关消息，是政府封锁的破功，网民的反应也不像以前那样一面倒向政府。四亿网民中的一部分，就可以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

     因此这一波的全球民主浪潮，可能以刘晓波获奖作为起点，把中国卷入。从目前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在中国已有失控现象，我对共产党的倒台或被迫改革，抱审慎乐观的态度。但是，中国实现民主化，可能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原因是中国人的民族素质问题，这里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导致的，这点柏杨早有论述，或也与小农意识有关；更有共产党超过半个世纪对中国人的毒害。

     在座谈会上，我说，二十多年前我见刘晓波时，我嫌他激进，二十多年后的磨练，他变温和而我则激进了。这是好玩又微妙的变化。说起来，我对《零八宪章》还是个“异议人士”，因为内容没有提及基本人权中、也是联合国人权宪章中列入的“住民自决”（九十年前共产党的祖师爷列宁的民族殖民地提纲也已提出“民族自决”），所以我没有签署，以此表示我的“激进”与《零八宪章》的温和。有一次余杰来台湾，见到我时，还提到这点，他表示理解我的看法。

     虽然我是《零八宪章》的异议人士，但是在刘晓波获奖这个问题上，我毫不犹豫的大声欢呼。当天下午五点多看到消息后，我就为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写了一份欢迎的声明，并立即发表。

     抛弃个人恩怨，以大局为重

     其实，我与刘晓波之间，还发生过一点小事情，那就是二○○六年的总统行宪日，我应邀到总统府演讲，题目是《制度认同与国家认同》（全文收录于《一个中国人的台湾情》书里），当天中央社与《联合晚报》的报道，都突出我“不要全否定中华民国”的说法。但是也有一位旅美中国学者，在刘晓波主编的《民主中国》里以不屑的口气说：“请看：去年中华民国庄严的行宪纪念日，一位大陆出身的时政杂文作者竟被高抬到总统府演讲，向洗耳恭听的执政当局大作起有关警惕共谍的报告”（在注解中指明此人就是“林保华”）。我的演讲全文六千三百字，有关“共谍”部分只是三百多字，没有看内容就轻率对我进行嘲讽，我感到悲哀。为此，我把演讲稿传给刘晓波看，让他知道真相。

     然而这些小事情，绝对不会影响我对刘晓波的尊重，对他的基本表现的肯定，尤其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意义。其实在今年年初，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在台北就举办了《声援谷歌，释放刘晓波》的记者会，因为人权与网路都没有国界。

     如果这个时候，还停留在个人恩怨的狭隘心态里，或纠缠在暴力还是和平的“路线斗争”里，或以最高道德标准来要求刘晓波，在客观上都削弱了对共产党统治的冲击，对大局是不利的。至于怀疑刘晓波是“卧底”的说法，我看不到有何根据。

     建设民主文化，巩固民主政治

     建设民主文化，才能巩固民主政治。这也让我想起，今年夏天，中国政府从高中教科书里抽出鲁迅的三篇文章。鲁迅不是完人，心胸比较狭窄，后来与共产党也走得太近而被利用，但是他的文章对中国人的民族性却有深刻的刻划，读了以后可以促使人们反省。可是他的经典名著《药》与《阿Ｑ正传》被抽掉了，因为共产党的愚民政策延续了这种民族性；而阿Ｑ的痞子作风与精神胜利，不常常就是共产党的写照吗？《纪念刘和珍君》被抽掉，则是早在预计中，因为“六四”后好多人把段祺瑞北洋政府杀人，与共产党杀人相比较是小巫见大巫。

     最近，香港特区政府也在强调要进行国民教育，自然就是要洗刷过去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国殖民地的普世价值教育，把香港人变为共产党的“驯服工具”，问题是共产党还有多少时间？

     林保华部落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