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層組織研討重慶模式引爆爭議

專家︰小心文革還魂！

多維

　　日前，重慶模式高層研討會在上海舉行，來自十幾個省市自治區和港澳地區的170多位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出席了會議，重慶市委專門派代表出席會議並介紹了有關情況，30多家媒體的記者和部分高管也參加了會議，專家學者對重慶看法出現踫撞，超越美化與抨擊，強調民生是硬道理、公正是生產力，但也引起法治流失及文革式政治重現的憂慮。

　　《亞洲周刊》最新一期對此報道稱，面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重慶模式創中國經濟反攻新路徑”，以統籌為特點，在危機中保持經濟高速發展，引起廣泛關注。不久前，到重慶出席世界出口論壇的聯合國國際貿易中心執行主任弗朗西斯都稱，此次論壇除了工作性議程安排外，聯合國還將在渝取經，將重慶模式作為後金融危機時代的範例推向全球，為破解後金融危機時代的貿易提供幫助。至今，重慶模式已經成為國際關注的議題。

　　“重慶模式”表述已超越經濟發展模式

　　近年來，對“重慶模式”的表述早已經超越了經濟發展模式而成為重慶改革開放探索的新路徑。追求公平、關注民生的社會變革；倡導社會新價值的“唱紅打黑”；轉變領導作風的“三進三同”，解決民眾長期上訪的“干部大下訪”等，都被各界熱議，甚至是引發爭論的焦點。最近在上海的“重慶模式”高層研討會就吸引了來自重慶以外多個地方的專家學者和媒體超過150人參加，在長江尾的上海“仰視”位于長江頭的重慶，從重慶變化引發中國轉型的思考、中國改革開放新思維的探索。

　　重慶成為金融危機中中國後改革時期發展模式的新樣式，經常有熱心人在重慶展開各類研究探討“重慶模式”、“重慶實踐”、重慶經驗的活動，但在重慶以外並由民間自發組織討論，尤其是在上海以海派文化聞名，匯聚海派學者議論重慶模式的意義和思考還較少見。上海的“重慶模式”高層研討會由經濟學家楊魯軍、社會學家鄧偉志發起，上海增愛基金會、上海未來研究會主辦，吸引了來自上海、北京、重慶、江西、福建、廣東的專家學者，甚至還有香港、台灣的熱心人士參加。

　　中共主政重慶的市委書記薄熙來以其有別沿海改革開放的特殊施政方式，2009年掀起“唱紅打黑”風暴，轉變執政作風，倡導公平，改善民生的舉措，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專題)肯定並作出批示。以唱紅歌、講經典為主題的“唱讀講傳”活動，則贏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贊賞，並要求在全國推廣。“打黑”行動得到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高度評價，《人民日報》11月19日在頭版頂欄刊文稱，“唱讀講傳”是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有效載體。不過，對重慶的發展，社會各界還有不同認識。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楊魯軍表示“重慶的做法和重慶模式的特異性引起大家高度關注，希望可以梳理一下。”就以西部發展來說，近年理論界就不斷總結歸納出昆明的“仇和現象”、“成都經驗”、“西安模式”等，楊魯軍認為︰“相比之下，重慶具系統性、整體變革，一些城市是碎片式的；重慶實踐新政，是偏重‘道’的變革，更具研究價值。

　　”為之，楊魯軍向大會遞交了上萬字的長文《日照重慶——薄熙來與「重慶模式」》，從十二個方面闡述對重慶模式的看法，並以重慶的發展提出“民生也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產力”，贊賞重慶是“成後來居上之事，是非同尋常之舉”。他特別強調，上海海派研討重慶是“關注重慶，關注國是，言論自由，學術民主”。

　　胡錦濤堂兄晤薄熙來︰重慶模式不排他

　　主辦單位上海增愛基金會理事長、胡錦濤堂兄胡錦星在去年和今年二次走訪重慶實地考察重慶，也和薄熙來談得很深入。他表示，重慶發展有特色和個性，既發展了經濟，也創建了核心價值觀，而中國不少地方是抓了經濟丟了精神，抓了物質丟了文化。胡錦星認為︰“重慶模式不是排他性的，中國地域廣泛，可采以不同的城市治理和發展方式。”

　　應邀作發言的中共重慶市委黨校甦偉教授從九個方面歸納了重慶這些年的實踐特點，包括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為重慶未來十年發展的“三一四”戰略部署，確定重慶的三個定位；以打黑除惡作為糾轉黨風和社會風氣的突破口；以唱讀講傳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抓手；以建設內陸大開放的戰略高地作為重慶發展的最大動力；以建設五個重慶，打造國家中心城市為發展目標；重慶以房改、戶改、土改、勞改（勞動制度改革）為統籌城鄉發展的突破口；以包括國有、民營、外資的三駕馬車重組優化重慶的經濟結構；以切實改善民生為歸縮；以黨的作風建設為靈魂。他認為︰“重慶實踐是具重慶特色的科學發展實踐，是行之有效的兩手抓、兩手硬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

　　听了眾多學者的論述和介紹，中央民族大學張宏良教授指出︰“重慶模式的最大意義在于證明了中國的執政黨仍然具有歷史的轉向能力，如果喪失這種能力，一定會被淘汰。”他認為，薄熙來在重慶施政超越經濟層面，否則不會引來如此大的爭議，“美化的和妖魔化的都走了極端。其實，歷史和人民給共產黨的時間不多。一個城市在國家大背景下轉變，比一個國家的整體轉變困難一千倍，給他一些空間做實事”。

　　香港鳳凰衛視評論員朱文暉以對重慶的多次考察表示，重慶領導有總體規劃設計，但具體做法還是由基層總結推廣，是實踐的提煉。《南方日報》評論員周虎城認為，改革是有多種模式的，無論何種模式，關鍵是看能否對百姓有利，重慶在關注民生有創新，但還不夠，重慶人口這麼多，如何反映民意，必須搞代議制民主。期望“重慶可以在現有框架下，在黨代會、人代會的民主發展有貢獻”。

　　學者警示︰警惕文革還魂

　　被認為是中國新權威主義現代化理論的主要代表學者的上海師範大學蕭功秦教授指出，重慶模式大概有中共遺留的政治遺產及革命文化的資源來強化政府力量，是一種特別的模式；雖沒有去過重慶，但從一些信息中感到一些疑慮︰中國處于極強政府極弱社會，公民社會缺位，發育會退化，變成只有國家沒有社會的結構；唱紅打黑如沒有界線，怕被左的勢力利用；過多強調理性設計，可能會出現大紕漏，摸石頭過河仍是走出新路的方式；人治如果沒有法治的監督，人們已經有太多的教訓了，沒有法治設計，尤其是公民社會的力量，總有一天會出大問題。“強調公民社會發育，強調理性主義的思維，防止文革思維死灰復燃，強調法治社會神聖性應是我們共同追求的目標。”

　　社會學家、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顧曉鳴指出，今天全世界的實踐都超越了理論和想象，重慶的領導和百姓在都是山寨、克隆版的中國社會用汗水、眼淚甚至鮮血呈獻的創新。

　　他以“重慶和重啟——後來居上的智慧和謀略”為題探討重慶模式。他認為，重慶模式是二律背反，一方面有普遍意義，另一方面又是摸著石頭過河。“不是一棵有分枝、充滿邏輯關系的樹，是馬鈴薯式的塊睫。是哪里有陽光、有營養往那里發芽的生命體，這里面有謀略。”

　　“重慶模式最重要的模式不是模式本身，而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沒有最終的真理，我們只是方法。重慶把實事求是推進到全新的階段，全世界後現代化理論已經關注這個問題了。”這是顧曉鳴的結論之一，他認為︰“我們不可能有一個華盛頓共識來解決所有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從這個意義上講，真正的科學發展觀，就是實事求是。”

　　顧曉鳴把中國分為四個生命周期1919年至1949年，中國要建立一個模式；1949年至1979年，中國要擺脫甦聯模式；1979年至2009年，推翻了華盛頓共識，但基本還是歐美模式、歐美概念。“這種概念現在遭遇沖擊，是靠一個勇敢者帶領一樣勇敢的人，創造了中國多種模式中的一種，這就是重慶模式。”這是一個思維變革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