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不靠正路靠异路出名 博讯
读刘晓波给胡平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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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水良：刘晓波不靠正路靠异路出名
（兼谈今年和平奖的双重性质）
老乐：读刘晓波给胡平的信
12.7罗锦的推言
刘晓波给胡平的两封信
[短评]刘晓波不靠正路靠异路出名
（兼谈今年和平奖的双重性质）
徐水良
2010-12-8
老乐《读刘晓波给胡平的信》眼光有点失准。太高看刘晓波了。
一是刘晓波内心，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是个太自我中心、太爱自己、太自我膨胀的人”，比老乐分析卑鄙得多；脸皮也特别厚。
二是刘晓波按学者、尤其按思想家标准，没什么大本事和深刻思想，非常浅薄。他宣扬“有1500年历史的阿拉伯文化瑰宝阿米巴大佛”的《恐怖分子是圣战英雄吗？》等许多文章，表明他的知识水平也非常低，够不上一般学者尤其是文科博士的水平，这一点与老乐判断相反。
但刘野心很大，眼高手低。没能力凭真本事走正路出名，只好采用非常规手段、不顾一切走异常道路来出名。文坛黑马时骂名人，以故作惊世骇俗的惊人之论出风头；64时四君子绝食；被捕后一方面出于恐惧当叛徒，但当叛徒也当最著名的；以后又为挽回软骨头叛徒面子和进一步向中共献媚，又写《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压倒》《末日幸存者独白》那些卑鄙文章。再以后，彻底投靠中共当内奸，依靠中共培养扶植，不担真实风险，却能化装成勇士装勇敢，大胆骂中共，一步一步从首席软骨头负面形象培养扶植成最著名的“民运领袖”。再到自以为已经被培养扶植成著名“民运领袖”，为回报中共需要，并且投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和西方自由派之好，发表《我没有敌人》，走的都是非常规的投机的异常道路。
刘晓波写的东西，有些是真话，但更多的是假话。千万不能当真。
今年的和平奖颁奖日即将到来。
今年的和平奖，从各个角度看，都是双重的。
一方面它是喜剧，一方面它又是闹剧。
说是喜剧，是喜事，这是因为：
一方面，和平奖终于颁发给中国人，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心，对中共一党极权专制的否定，并且迫使不敢得罪中共、过去20年不敢把和平奖给与中国人的娜威和平奖委员会，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把和平奖给与中国人。使中共再一次成为全世界的众矢之的，给了中共一个极大的难堪；另一方面，和平奖给与当代中国首席软骨头，给了线人花瓶民运一个扶不起来的领袖，线人花瓶民运努力争取的光荣，将变成他们永远的耻辱，这意味着线人花瓶民运的必然衰落，和真反对派的必然兴起。这些，都是喜事。
说是闹剧，是搞笑，这是因为：
一方面，和平奖没有颁给中国真正的勇士，却颁给一个缺乏道德形象的懦夫，这是中共有意误导和欺骗国际社会，使一再出格闹笑话的和平奖委员会，再闹一次特大笑话。另一方面，中共和线人花瓶民运又一次唱双簧，演出了吹吹打打的双簧闹剧。
除了诺贝尔文学奖把共产党线人当英雄，现在，又终于有了同样性质的和平奖得主。这是历史，尤其是诺贝尔奖历史，对全世界开的大玩笑。
老乐：读刘晓波给胡平的信
汪汪如见：
很认真地读了你转来的刘晓波写给胡平的两封信，其中，第一封信我是反复读的，我读的目的是想解读刘晓波，看与我以前的判断相合还是相左。
我想，刘晓波的超现实想法应该来自他的性格和知识构成两方面。他思考问题是有深度的，他这样的人所受的精神折磨首先来自自己，来自他自己的认识高度和心气儿。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遭遇平庸的现实。他所受的精神折磨的另一部分是来自这里。他认为，“在世俗的意义上，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有落后与进步之分，但在超越的意义上，两者没有区别。”在这样的精神境界下，他在坐牢期间有了“当一个人的尊严在铁窗之内全部被击毁之时，还要坚持一种政治信念，岂不是太可笑了吗？”的想法。在后一点上，我觉得有两种可能的事实：一个是他自己的软弱和恐惧导致妥协和放弃，出来之后，拿尊严来当托辞；再一个就是他认为个人的尊严应该超越一切，包括政治信念和大是大非。这两个“可能”里，哪一个是事实，大约在很长的时间内将是一个谜。
像刘晓波这样的人，应该呆在哲学领域或宗教领域比较恰当。也就是说，在精神领域驰骋应该更符合他的状况。但是，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经很饱和了，很难再高屋建瓴、有所突破，像萨特那样的建树和荣誉他得不到；而宗教领域，本身就是超越了现实的精神层面，圣人很多，刘晓波进去无非又多一个“天使”而已（如果他的确非世俗的话）。但是，刘晓波是一个“太自我中心、太爱自己、太自我膨胀的人。” 性格决定命运，刘晓波的性格高强刚愎，这决定了他的人生定向（标的）和期望值要超过一般人，即：与众不同。
“六四”爆发，刘晓波紧急回国的心理动机能在他动员胡平回国里寻出一二。由于宣泄个人能量和实现个人价值刚好契合了政治正义，刘晓波自然要获得民间赞誉和同情。如果只看行为，会被刘晓波打动；如果看心理路历程，就会看出他的投机心态。同样的，刘晓波这封信，也印证了我对《零八宪章》的看法，我一直认为《零八宪章》有一种不顾现实的超前，在客观上起了副作用。刘晓波不屑于介入与专制的具体斗争，如果这样斗了，他就跟其它维权人士或民运人士处于一个层级，这是他不甘的。他推出《零八宪章》考虑的就是惊世骇俗和一鸣惊人。他追求的效果是世界级而不是中国级。按刘晓波的观察能力，如果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如何还没到推出《零八宪章》的时机（那时的中央，连温家宝的政改之声都还没有）。
他信中说：“我所反抗的东西的平庸性注定了我的所作所为不会具有神圣的价值，至多是匹夫之勇罢了。”
他这样写的时候是1993年，我注意到，若干年之后，他越来越超越平庸，脱离匹夫之勇。对高智晟、杨佳的轻蔑可以看出他的变化轨迹。但是，在抨击杨佳上，有个重要的东西被刘晓波忽略了，这就是：杨佳的所作所为是一种理智的捍卫人的尊严的行为。他是以共同赴死来终结别人的邪恶和自己被摧残的人生。可以证明这一情操的是：杨佳不杀女士，跟李逵那种“杀得性起”的“排头砍去”有质的区别。刘晓波抨击杨佳没有站在正义立场，至少可以说是低估了杨佳。这样的偏见与刘晓波总是喜欢固守自己的道德制高点不无关系。是“我所反抗的东西的平庸性注定了我的所作所为不会具有神圣的价值，至多是匹夫之勇罢了。”的进一步注解（也即先期认可，后期否定）。就他个人的道德观和价!
值观而言，的确是趋于成熟了。所以，像杨佳这样的大事件到了刘晓波的案头一定要被做成一笔糊涂账。相反，只有普罗大众才能理解杨佳，而刘晓波恰恰又是蔑视普罗大众的。
刘晓波信上说胡平“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在完全安全的情境中，强迫自己与远隔万里大洋的专制社会对抗，其喜剧、滑稽以及黑色幽默也许带有几分悲怆和壮烈吧。”这段话又在设置制高点了，把反专制的有效功能一把揽在自己怀里。事实上，海外民运与外国政府的沟通便利就是一条民运捷径，魏京生也正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做了不少这样的工作。其它诸如对国内民运人士的声援、捐款、对专制的抗议都是能产生震撼效果。现在看来他说的“其喜剧、滑稽以及黑色幽默也许带有几分悲怆和壮烈吧。”恰恰应在了《零八宪章》的结局上和他的状况上，又恰恰是胡平们在海外为他奔走呼号而来的诺奖把他从“喜剧、滑稽以及黑色幽默”里解脱了出来。
刘晓波说： “我庆幸自己生逢此时的中国。那么动荡，那么危险，那么刺激，那么多机会。生此激荡之乱世而无所做为，实在是太说不过去的行为。西方社会的伟大人物一般都生于乱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之后，是西方思想界又一个黄金时代，而到了今天，西方思想界开始平庸化，基督教也帮不了太大的忙，这是一个西方哲学和诗相对寂寞的时期。而在中国则大不一样。故而，我希望你能无论如何回国一趟，人生的抉择有时必须是存在主义式的，而不是科学哲学式的。三思而后行的结果百分之百只能导致平庸。” 说实话，刘晓波说出这样的话令我十分吃惊，在感情上也是不能接受和认同的。中国的现实十分令人痛心，挣扎在底层的人度日如年，在这里，我看不出刘晓波的痛心疾首，只看出他的大干一场的雄心壮志和施展才华的个人抱负。他的功利性太强了。此前，我在《关于刘晓波获诺奖致友人的一封信》里说：“我对做‘大事’的人警惕性历来较高。”现在，我更坚定了我的看法，刘晓波这话，令人想起毛泽东年轻时在橘子洲发飚，非常可怕。我假设，如果中国的专制制度是刘晓波施展才华的战场，那么，在他的个人功名还没得手之前，他完全可以策略性地放专制一马，以延续双方的战斗，直到所有的桂冠都加之于自己的头上为止。我常想，《零八宪章》这样的东西还只能是刘晓波这样的人能想出来和弄出来的，很协调。为《零八宪章》而坐牢是刘晓波看得最准的个人风险投资，他的性格可以让他做出这样的拼死一搏。因为，这必将产生跟《七七宪章》一样齐名的世界影响。可以推断，如果换成其它低级事件（哪怕是正义的），刘晓波决不会为之义无反顾地走进监狱。果然好眼光，牢底还没坐穿，诺奖就来了。
现在看来，作为不甘寂寞的刘晓波而言，可以说“个人是成功的，事业是失败的”（《零八宪章》的结局一塌糊涂）。他对自己奋斗目标的精准定位在写给胡平的这封信里已现端倪，后来更慢慢找到了如何应时局而变的感觉。“我没有敌人”是他把自己升格为圣人的终极表达。说实话，这样的话，一般稍具良知的中国人很难说出口，可他就是说了，要骂请便，一个诺奖抵得千夫指。“老子又赢了。”（《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爱咋咋地。
由此可以说，《零八宪章》与诺奖喧嚣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的个人奋斗与一群人的信念的错误交融，是一场大误会。这里面的悲情是：一方是明白人，一方是糊涂人。我这样说，糊涂人一时很难接受，一诺奖遮百丑嘛；《零八宪章》、坐牢、无敌、诺奖，四足鼎立，王者无敌。这时候说真话的确遭人嫉恨，特别是刘晓波还在狱中----一般人认为的灾难之所。
我对诺奖和刘晓波的看法全是发自内心，此事从头到尾我没说过违心话。我没有钱，如果我有钱，我会自费编一本书，把所有朋友近来对刘晓波诺奖的异说集结成书，予以出版。就像当年三峡大坝硬上马时反对派说的那样：把双方的名字刻成碑，立在三斗坪，让历史来说话。在诺奖一面倒的情势下，我就想留这么一本书来“立此存照”，让后人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中国人还有不同的声音。 刘晓波给胡平的这封信印证了我对刘晓波的一些看法和直觉，而有些东西或许永远是谜。诺奖得手，“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刘晓波喜极而泣。接下来，他要做的是避免双重压力而造成的精神崩溃。
唉，难得给你写这么长的信，我也是读后难抑，一气呵成，不当表达难免。费你眼神了。祝
文祺并安康！
老乐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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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罗锦的推言
1、看了12月号“北京之春”网站刘晓波给胡平的二封信，感想如下：一、刘晓波的思想感情与哥哥罗克截然不同。他的字里行间以及他的诗（而非刘霞的），处处都透出他的心灵破碎。 而哥哥是从没有过他的言词和破碎感情的；二、为啥破碎了？(1-3)
2、自刘晓波向腐共认了罪，与腐共订立“人生合约”之后，他的心灵能不破碎吗？所以他的信里诗里处处是破碎和痛苦。我没工夫也没兴趣去分析他，我只是凭感觉，如此而已。总会有档案解密那天（若没全烧的话），那时亮出他和老共的“人生合约”，人们才会认帐。(1-3)
3、档案解密时我早就升天了。假如他不得诺奖，谁会与他较真儿呢？谁都知道，99.99%的人，［按：不可能有99.99%这么多，大概80~90%。——网路文摘编者］不认错认罪谁出得了监狱吗？但刘不幸被捧上天去了，那人们就要计较了：你那向老共认罪又住感化监狱的事，可怎么解释啊？——问题是在这儿。(1-3)
附文:
*刘晓波给胡平的两封信*
胡平兄：
此次美国之行，来去匆匆，未能与你静下来深聊长谈，回澳洲后方觉有些遗憾。在Boston机场，你和陈军离去时，见你带着孩子的背影，心有所动，生出颇多感慨。你也许在事业上仍会有所成就，但是生活之扼过于紧张、沉重，感情生活更是漂泊无着。以我偏狭的价值观而言，一个人纵然能够成就千秋大业或思想史上的划时代贡献，只要有感情上的苍白和空缺，仍为极失败的人生。不知你做何想，也许你会笑我的情绪化吧。
在Boston找Carma家的迷路之夜，我们在陈军宽敞的汽车中有过一次思想的碰撞和交锋，现在回忆起来颇为惬意。关于人的尊严和人的为维护自身尊严而反抗的终极意义，确实是个令人困惑而又魅力无穷的问题，穷极下去是会进入形而上的或宗教的层次。我的秦城体验是极个人的，我知道我所持的价值标准在目前的中国（也许包括西方）是难以践行或成就的。我的标准太离谱、太超现实，逼近人生的脆弱的生存境遇和终极意义上的人生价值，而我又生活在一个平庸的政治现实之中，不能不与之遭遇，我所反抗的东西的平庸性注定了我的所作所为不会具有神圣的价值，至多是匹夫之勇罢了。而你却坚持这种现实反抗的意义，坚持人的尊严的维护是有层次的，是应区分被强迫剥夺之尊严和主动放弃之尊严的区别。我承认你有你的道理，但是作为个人的选择，我不会把在秦城中的政治坚持上升到人生终极尊严的高读来理解。当我必须遵从监狱中一切有损于我的尊严的戒律时，我不知道我的活下来还有多大意义，不知道坚持政治上的立场还有什么价值。生命的终极尊严的崩溃所带来的对自己的失望和厌恶，已足以粉碎我的任何坚韧和反抗。回头再看卡夫卡的小说。尼采的哲学以及克尔凯戈尔的宗教个人主义，方觉在任何社会中，都有对人的终极尊严的威胁。人在金钱面前、在性面前、在社会地位以及各种压力面前，很容易放弃自己的尊严，而这种放弃又被一套堂皇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彻底地合理化了，由是我知道了常识中的合理性恰恰是以人放弃生命终极关怀和坚持为前提的。当然，我无权要求任何人认同我的价值观念并践行之，但是人的平庸可以在任何懦怯和放纵之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合理解释。包括苏格拉底的被处死，在世俗的意义上，苏格拉底是民主政治的死敌，他应该而且必须被处死，但在人的终极意义上，苏格拉底堪称人的典范。加缪说，他没见过为本体论而死了的，只有自觉活着的无意义，从而放弃生命才是最真实的死。那么，当一个人的尊严在铁窗之内全部被击毁之时，还要坚持一种政治信念，岂不是太可笑了吗？
在世俗的意义上，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有落后与进步之分，但在超越的意义上，两者没有区别。民主制是一套极世俗、极平庸、极现实的制度设计，美国的大选中只有选票而没有道义，生存终极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如果没有宗教、哲学、音乐与诗，什么社会民主了，什么社会就没有灵魂了，民主制的建立不需要超世俗的圣洁之心，只需要世俗化的功利之心。自由之于功利是极其面目狰狞了，而之于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个人生存的意义而言，则是极为可贵的，能够自己自由者几乎没有。人类的本性就是不接受终极意义上的自由。私有财产、选票、言论自由等等权利，都是世俗化自由的一部分，而天才、特别是生存意义上的天才是与这一切无关的。只要一个人还要入世，还要期待社会公众的评价，还要以社会的现实标准来确定自身的价值，那他就是自由的死敌。想想西方建立了近二百年的民主政体，有哪一次选举和操作过程有美可言。关怀终极价值的人是为美而活，关心世俗功利的人是为非美而活，两者的差异之不可调和，是伴随着人类的永恒紧张。一个想在精神上高贵、富有，对超越价值的追求几近身心憔悴的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都是孤独的。承受这种孤独的悲怆在追求超越价值的个人，身上会转化为一种宁静的自慰和自娱。
胡平兄，你知道，我是个太自我中心、太爱自己、太自我膨胀的人，很少有溢美之词加于人。但是对你，一直怀有几分羞于启齿的敬意。记得80年代初读你的发轫之作《论言论自由》，确实深受震撼，其令我起敬之情远在看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之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你是我的启蒙者之一。现在看来，那篇文章的语言仍不乏党文化的色彩，特别是结尾处的壮语豪言现在读起来颇有入党志愿书的气势，令人毛骨悚然，但在80年代初。你已有那么警僻的见解，那篇文章在整体上的见地和敏锐，即便今天再看，也远在汗牛充栋的民主斗士们的所有言论之上。你的智慧和坚韧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以为，在你赴美之后，特别是在你介入民联事务，接管《中国之春》之后，其思想锋芒已远逊于从前，行文的力量也不够，笔触乏力，不沉入，更多地纠缠于具体形势的分析和海外民运支离破碎的背景，你的智慧和才华被海外民运的超级平庸腐蚀掉了。我常由此想起你的角色定位，你一直徘徊于具体的事务与做学问、从政与从文、民主斗士和学者之间，故而你的文字也多有游移不定的性质。现在你仍然无法摆脱这种彷徨所给你设置的困境，你也许不自知，但作为旁观者我能切实地感受到。如果在国内，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安全的威胁，你的行文再曲折再隐晦，都会有种一往无前的底气，但西方的自由使你的目标虚化了，你所针对的是一个假想敌，是一种虚拟化的对手。如果你能直接针对西方社会的种种窒息人的社会合理化价值进行批判，就不会有此种情况。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在完全安全的情境中，强迫自己与远隔万里大洋的专制社会对抗,其喜剧、滑稽以及黑色幽默也许带有几分悲怆和壮烈吧。
我回澳洲后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压倒》，是有关6、4的，已寄给台湾的时报周刊，这文章是给Berkeley的出版的一本老外们研究六四的论文集写的序。我自以为此文是目前反省6、4最深入骨髓的文字。希你能找来看看。我想我的自我评价是公允的。
回国去做的那件事，我一无反顾，无论是基于个人的赎罪、获良心的安慰，还是基于朋友之谊、国家前途，我都再不会犹豫。我庆幸自己生逢此时的中国。那么动荡，那么危险，那么刺激，那么多机会。生此激荡之乱世而无所做为，实在是太说不过去的行为。西方社会的伟大人物一般都生于乱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之后，是西方思想界又一个黄金时代，而到了今天，西方思想界开始平庸化，基督教也帮不了太大的忙，这是一个西方哲学和诗相对寂寞的时期。而在中国则大不一样。故而，我希望你能无论如何回国一趟，人生的抉择有时必须是存在主义式的，而不是科学哲学式的。三思而后行的结果百分之百只能导致平庸。
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一封信，只是偶发奇想，提笔就来，一气呵成。希望读到你的信。如果快一点儿，在我离开悉尼前会收到。如来得及，你回信直接寄到下面的地址：
Liu Xiaobo
75 Brighton Blvd
NorthBondi
N.S.W 2026
Australia
Tel:(02)305912
我5月4号到5月8号在这个地址。
晓波
93、4、21
胡平兄：
快半年多了，总是用电脑写东西。现在坐在这里用钢笔写信，忽然有些伤感，似乎自己不务正业已经很久了、这样写信时才强烈的感到真实的自我，电脑里写的那些东西仿佛不是我写的，而是另一只我无法控制却能控制我的手写出的。不知道你看了那些我用发给你的东西时的感觉如何，反正我自己一想起来，就觉得那些文字很僵硬，就如同电脑的程序一旦起动，我们就只能跟着走，再没有自己的主动性了。
你也许早已过了像我这种电脑适应症的时期了吧。现在，你还会用笔在纸上写字了吗？许多用电脑时间长的人，现在已经懒得用笔了。这世界上到底还能造出多少让人偷懒的工具呢？有了代替人脑的电脑就够了，别再想什么新的花样了。每一次新的创造，都给人的生命本身造成懒惰的充分理由。
你看，手写的字一定很难看。王艾热心于绿色，我就觉得绿色与这些电脑之类的机械性相反。笔真好，钢笔字真好，抓住我最敏感的神经，令我心碎又让我安详，仿佛有个久别的亲人突然回来了，坐在我身边，很近很近，触摸着我的手指，又通过手指搅动我的记忆。很近的呼吸那么模糊。失望减少了，焦虑消失了，手与笔与纸与字与书写的真正关系又出现了。
胡平，你看，我这象是在写情书，眼睛居然有些湿潮，也不知是对笔的久违造成的，还是用笔给你写信的缘故。
小胡畔可能不会用笔写字了吧。我以为让孩子们记住用笔写字，比让他们在美国学汉语更好些。我们这代人没法摆脱方块字的束缚了，这是宿命。我就希望下一代都摆脱汉语，这实在是个操蛋的民族发明的操蛋的表意工具。
国内的人都很忙碌，三年监狱，出来后，最让我吃惊的是朋友们都有钱了。我越来越不喜欢这里，但是苦难的记忆又让我无法离开，这算不算自虐狂？
实在找不出我和刘霞的合影，只好寄去我自己的了。
刘霞问王艾及孩子们好！
晓波
2000年5月12日
原载《北京之春》2010年12月号
良知天使与「民运愤青」 凝缘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2月09日 转载)
苹果日报
(博讯 boxun.com)
举国犬儒鼾声编织的墨黑夜色中，骤然电闪雷鸣─刘晓波荣膺诺贝尔和平奖！全球华人无不如黎智英般「涕泪满胸喜若狂」。因为我们看到，中国良知天使诞生了。
中南海急推「反刘大合唱」，可一派走板荒腔中，竟有一个声部发自一群流亡民运精英。他们狂批刘无资格获奖，因其廿年前曾以「悔过书」换得当局轻判，是向强权妥协的软骨头。
刘晓波是真正勇者
「秦城铁汉」刘刚说：我也写过啊，还是检举揭发呢，把你背铐三天试试，只要不出卖战友就得了（大意）。而同时判囚十二年的中国民主党三位创始人，唯一坐满刑期的秦永敏数日前获释，他发表声明指，服刑期间「湖北监狱局副局长找我谈送我出国的条件，被我断然拒绝」。多位民运人士坦承，从监狱送出国没有「条件」那是天方夜谭。
如此看来，身处异域的你们，与刘晓波一样都曾妥协过。可我至今似乎只听到他一人的自责，毫不留情，鞭鞭带血：「悔过书这件事是无法原谅的……这是我一生中最下贱的行为，那伤口永远不会愈合，稍一碰就血光四溅……。」
从一介书生到民主斗士，奋起、挫折、恐惧、踟蹰……，成长是一条漫长的路。真正的勇者严苛反省为的是不重蹈覆辙，晓波坚守故土「咬定青山不放松」，碰壁不断，砥砺不息，求索不止。终于，浇铸出了《零八宪章》钢盾；旋陷黑狱，又咏叹出了「我没有敌人」心曲。这心曲，至纯至善，全无一丝中式战歌暴戾残韵。心曲声中，他已冉冉飞升到凡俗仰视的天使境界。
但在诋毁者嘴中又成了罪愆─没有敌人就是暴政的「合作派」。
请问自封的「抗争派」诸君，从曼德拉「原谅狱卒」，到昂山素姬「没有怨恨」，和平，非暴力，不正是现代民运的普世价值指标吗？难道你们的民运，也要像老邓的「社会主义」那样冠以「中国特色」的吗？
黎智英认为，「刘晓波的道德力量之所以这么宝贵，正正因为他唤醒了我们的良知」。是的，中国民主迫切需要的，不是你们鞭长莫及的抗争，而是立足本土，唤醒十三亿蒙昧者良知的努力。刘晓波付诸实施了，《零八宪章》以中共宪法之矛刺穿中共宪法之盾，振聋发聩。
勇于反省求同存异
尊敬的朋友，人们不会忘记你们昔日的贡献，也不会忽视各位今日的坚持，但恳请切勿成日价争资金、争出镜、争交椅，切勿一言不合便诬同道为「共特」，切勿因诺奖掀醋波便妄语连连，常此以往，人民必将唾弃地视你们为「民运愤青」。
让我们在良知天使刘晓波的感召下，挥刀自斩中共「一贯正确」思维脐带，勇于反省，求同存异，在全世界六十亿双眼睛的关注下，携手面向奥斯陆。借用这炫目的北欧永昼，照亮那痛心的东亚长夜。
凝缘
传媒人
美众议院通过议案促中国释放刘晓波
苹果日报新闻
12月9日
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前夕，美国国会众议院昨天（周三）以 402票对 1票的绝大多数，通过一项没约束力议案，“恭喜”刘晓波获奖，并向“他和所有促进中国民主改革的人致敬，包括所有在 1989年参与天安门示威的人”。议案亦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以及停止对传媒报道刘晓波获奖的审查和不要再中伤刘晓波。
美议员：为中国悲哀
此外，美国政界亦发声声援刘晓波，共和党众议员沃尔夫（ Frank R. Wolf）批评，中国是继纳粹德国、前苏联、缅甸之后，第四个不准人民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的国家，他为中国竟愿意加入这个“无耻俱乐部”感到尴尬和悲哀。多名国会议员则继续呼吁北京释放刘晓波，并解除对其妻刘霞的软禁。
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昨在众院外交委员会办公室举行声援刘晓波的记者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资深众议员罗斯莱亭恩，以“北京统治者，你们有羞耻心吗？”作开场白，指摘北京当局不但将刘晓波关在监狱，还软禁他妻子，不让她代夫领奖。
美国首位华裔众议员吴振伟（ David Wu）沉痛地表示，北京政府不以国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为荣，不但对不起中国人民，也愧对中国五千年历史。他更以忠贞的岳飞遭宋高宗赐死为例子，提醒北京当局历史会对统治者作出审判，而且“历史审判通常是非常严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