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泰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没有最损，只有更损

孔捷生

来源：苹果日报

天朝「红色经典」之价值观，在于对外宁要损友，不要诤友；对内宁要奴民，不要公民。且听挪威诺委会主席的颁奖词，堪称字字珠玑，句句诤言，北京却如东风射马耳，更报以「闹剧」「小丑」等语言暴力，令世人为之瞠目。

若论中国之「最佳损友」，非北韩莫属，六十年前正是野心勃勃的金氏政权把中共拖入韩战，满目废帐残旗，血渊骨岳，新中国更遭国际封锁，致使国脉沉滞。其后金家政权继续「损人」不止，八九年春夏之交，赵紫阳若取消北韩之行，时局演变当会有很大不同，然而中朝「鲜血凝成的友谊」岂能不顾？及至赵紫阳与金日成应酬一番回来，已然失势，末了幽囚至死。到了今时，平壤立储金孙子继承大统，难道不是「闹剧」和「小丑」？中共派政治局常委去朝贺，难道不「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但中共宁要损友，不要诤友。所以说，金家爷孙三代都是中国命中的克星。 (博讯 boxun.com)

《零八宪章》象征公民运动的抬头，该宪章的各项原则均见于早年《新华日报》等历史文献，它亦系中共革命先贤的主张。但自本朝立国就在精神上「焚书坑儒」，只要顺民臣民，具有起码公民意识如赵连海者，都要判罪，遑论刘晓波？然而爱国臣民常常也是「损民」，譬如横空出世的孔子和平奖，是否「闹剧」和「小丑」姑且不论，它的客观效果确系给党国抹黑，不但令诸夷窃笑，连海峡对岸连爷爷也错愕不已，蓝绿两营亦为之开怀同乐。我相信此举并非党意志和政府行为，而是擦鞋心切的爱国臣民之行为艺术。由此可见，不愿当公民者，其实便是臣民顺民也做不安生，到头来非沦为「爱国损民」不可。

天朝核心价值还须多列一条──宁要佞臣，不要诤臣。体制内从来不乏有良知的耿直之士，他们要炼石补天，革故鼎新，但代复一代的逆向淘汰，诤臣越来越边缘化，衮衮佞臣占据了中心舞台。这样的角色更是损上加损，因为他们是在损国害民。譬如他们的瞒与骗让爱国臣民们真的以为，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和组织」反对这届诺奖；于是臣民们跟着豪情满怀：「诺贝尔委员会必须承认是少数！」这令愚民更愚，令庸主更庸，令中国更加背向世界文明潮流。

例举去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在「舆论导向」之下，臣民们多以为我方是中流砥柱，如何力抗强权，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形象好得不能再好。事隔一年的坎昆气候会议上，中方才略作检讨，谓：去年成了众矢之的，在于未能善用媒体，被人家占据了道德高地云云。国内百姓现在才听到这些，已时过境迁，不打紧了，反正新一轮的爱国造势正风风火火。

准备体制外的革命转型

[短评］博讯

   徐水良

   2010-12-24日


   我早已指出：历史发展到今天，体制内转型的道路已经基本上不可能。现在转型的道路，基本上只剩下人民起义和兵变两条路。

   经过中共权贵集团颠倒程序的邓式改革，即在坚持一党专制的政治条件下，进行权贵集团控制的邓式经济改革，并且又通过64屠杀，血腥镇压了89年全国民众对这种邓式改革官倒腐败等抢劫掠夺行为的全国性抗议和反抗，为权贵集团的大抢劫大掠夺扫清了道路。于是，中共权贵集团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开始进行肆无忌惮的疯狂的私有化大抢劫大略夺。这种大抢劫大掠夺，使这个权贵集团成为一个的既得利益的抢劫掠夺的暴富型暴力集团，形成了一个反对转型的强大的阻力集团。他们坚决阻止必须取得他们同意的体制内改良型转型，使体制内转型已经基本不可能。

   现在可能的转型，基本上只剩下体制外的革命型转型，主要是人民起义和军事起义即兵变两种形式。

   中国人民必须作好充分准备，一旦条件成熟，立即发起全民性抗议活动。只要一个地方发生大规模抗议，全国各地立即奋起响应，迅速形成全国性抗议，使权贵集团顾头顾不了尾，难以镇压，或难以迅速镇压。通过大规模抗议，迫使军队面临全国抗议压力不得不保持中立或者调转枪口，使抗议活动变成全国性的人民起义，从而一举结束中共一党专制。

   经过64镇压的血腥教训，并且随着历史的进展，军队中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的觉悟，已经远远超越64时期。他们早已认识到中共权贵集团的腐败和残暴，现在军队秩序的维持，只能靠特务统治和金钱高薪收买来维护。中共权贵集团已经无法强迫他们再搞一次64式的大规模镇压。只要再一次发生64那样的大规模抗议，中共权贵集团，必然下台。

   至于军事起义或兵变形式，则希望有正义感的军人们，秘密准备，或者借人民起义的形势，迅即举事；或者在平常时期，采用外科手术式的突然的军事行动，一举逮捕中共权贵集团阻碍变革的最高领导成员，改变最高领导层。

   中国的革命转型条件早已成熟，现在的情况，早已经类似物理上的超临界状态，一旦产生不大的扰动，立刻发生相变。就像超高压超临界气体在很小的扰动下立即变成液体，超临界溶液或气溶胶，在少许晶核进入时迅速结晶或液化。

   现在需要的，就是这种改变超临界状态的适当扰动。全体国民必须破除屠夫邓小平64镇压造成的全国人民的恐惧心理，敢于奋起抗争，敢于为天下先。只要关键性的地区和部位，发生足够规模的抗争，就有可能得到全国性的响应。全国人民必须随时准备抓住时机，发起地区性的抗议，并争取得到地区广泛的甚至全国性大规模抗争的响应。一旦地区广泛的甚至全国性的抗争产生，就将很快转变成人民起义的形式，使中共权贵集团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

   当然，我们仍然希望中共体制内愿意推动体制内改良转型的人们，迅速推动改良转型。但他们必须迅速行动，人民不能永远等待，允许推动体制内改良转型的时间，已经很少了。

   附：



   吴国光教授：体制内转型希望很渺茫

   主持人：体制内转型还有希望吗？

   吴国光：我认为，希望很渺茫。

   我过去也是做体制内改革的，那么为什么现在这样看呢？我感觉，1989年这个事情使得中国整个政治生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都是不利于体制内再次出现转型这种可能的。

   第一个大变化就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一直到1989年，中国社会中精英和大众之间有一个共识，就是改革。当时从邓小平这样共产党的体制的创造者之一到一般的农民，他们所想的事情差得不是太大，想做的事情差别不是很大。一直到1989年，围绕政治改革这个事情，这个共识破裂了。精英要的是稳定，大众要的是政治改革。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共识破裂这个状况不仅没有改变，只能说是更加深了。现在，凡是和现体制有密切利益联系的人基本上不希望有什么大的变化发生，就按照现在的制度搞下去。就像张五常讲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他们就是这么一个评价，那么一般的大众就感觉到状况非常的差。这么一个社会高度分裂的情况下，体制内转型就是精英推动的转型嘛，很难想象体制内的精英还愿意从内部再去推动这种变革。这是第一个，从精英和大众有没有共识这个角度来讲。

   第二个是关乎现实的利益。现在中国的贫富分化非常大，这意味着，如果进行下一步体制内政治上的转型的话，现有的贫富分化要被政治变革所改变。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民主是一个制约贫富分化的制度。不能说民主制度下就没有贫富分化，也有很富和很贫的人。但是，相对说来，穷人总是多数。富人的影响力是金钱，穷人的影响力就是选票；选票可以影响金钱，金钱也可以影响选票，这个关系就非常复杂了。简单地说，穷人他可以用选票作为武器来制约富人金钱的力量，所以民主一般来讲是有利于穷人的倾向。那么，在贫富分化非常大的背景下，民主化就意味着富人将失去更多的利益。关于第三波民主化各种各样的学术研究当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就是说，在贫富分化比较大的背景下，民主化就很难进行，因为精英的利益在这里面太大了，如果一旦民主化他失去的东西就太多了。

   如果我们看1989年那时候，中国掌握权力的人不像今天这么富有，不像今天什么都有，和老百姓之间的贫富分化还没有那么大，但是，他为了维护既得的权力都不惜动用坦克。那么，今天就不仅是维护既得权力了，而且要维护既得的金钱等非常大的物质既得利益。一个小小的科长就可能有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资源控制在他的手里。而且，现在这个资源基本上私有化了。如果你是一个掌权的人，那你家里发了财，你可以子子孙孙传下去，还不像1989年以前，就算是共产党的高官，你的儿子也可能做官但是不可能一定来继承你的东西，就像毛泽东的儿子不一定再能成为中国的第一把手。这种贫富分化不仅是从物质上来说悬殊很大，而且富的那一面私有利益已经非常非常大，并且是可以代代继承的财富，现在要民主化就得给他搞掉，他是殊死地抵抗，更不能想象他还会去主动地推动转型。现在是，民间的压力上来了让他转型，他都比前要更坚决地抵抗。这个其实是国际社会已经看到了的经验。

   还有一个使体制内转型的可能性大大减少的原因就是，如果观察现在的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的关系——比如说“我爸是李刚”，你说一个小小的李刚，一个副科级的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出来维护他，整个河北省也会出来维护他，整个政权基本上都是在维护他的。那么，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副科长可以直接通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呢？我在网上看到，有说他的岳父是什么什么人，我们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就算是真的，那么一个副省长又怎么样呢？老毛那时候，说杀一个天津市的市长就杀了，他杀了刘青山、张子善，当时相当于天津市长的天津地委书记和副书记。这是老毛从共产党也好、政权也好的总体利益出发，杀了这两个人。我看到最近网上还有帖子说老毛杀了两个人换得20年不腐败之类的。不管这个“不腐败”是真的假的，总而言之老毛从政权的总体利益出发考虑，可以牺牲政权内部个别人的利益。这个在我们政治学里叫做state autonomy，叫做国家政权的自主性。就是说，这个国家政权虽然是某一个阶级掌握，比如说富有阶级、精英阶层在掌握，但是如果整个国家政权完全只考虑富人的利益，那就是和穷人完全站到对立面，这个国家政权不会稳定的。如果这个掌权者聪明的话，就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能够反过来对支持你的精英阶层制约他的为非作歹，不要太过分。

   我觉得，现政权在1989之后它的这种autonomy，它的自主性、独立性大大地减弱了。你很难想象，在毛、邓的时代，毛泽东和保定的一个科长之间有任何联系，不可能的。老毛就是上帝，你根本就看不见他，你怎么可能和他有任何联系呢？现在这种联系是千丝万缕，因为现在89以后的这些领导人，他们昨天、前天都是和现在这些地方官员一样的人，他们都是凡人上来的，不像老毛、周恩来，他们在成为中国的领导人以前已经是很多年的中国共产党里的高层人物，这些人一旦进入北京他们和下面干部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少的，没有这种人际关系网。而现在这种人际关系网，是从中南海，不说到乡镇，至少到市县，已经织成了一个严密的关系网。每一个县委书记、市长都能通过拐几个弯最后在中南海找到支持他的人。这样的话，就很难想象高层领导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哪怕是为了他们自己政权的利益、整个党的利益，来牺牲一些个别干部的利益，很难做到。你现在说，你要不改革的话，将来就会发生大乱子，就会发生革命，就会把你的政权推翻，那么他即使认识到这一点，他也做不了了，因为他的手脚完全被下边束缚住。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现在这么吓唬他他也不信了。我过去老讲，你不搞政治改革就会出乱子。那么他们现在肯定想，你吴国光讲的肯定是胡说八道，我87年搞了政治改革马上就出了乱子，就出了1989年，我89年以后到现在20年不搞政治改革什么乱子都没有，我现在有钱有势有武器有国际支持，出了乱子我就镇压，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的历史经验也使得他们相信不要再搞什么体制内转型了，就这样就挺好的。所以我从这些角度来看体制内转型的希望是非常小了。




此文于2010年12月24日做了修改

平安夜：87岁流亡者孙树才终获政治庇护(图)

     （曾节明曼谷报道）今天（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三点多钟，连日来一直操劳于营救孙老事宜的旅泰民运人士林大军，赴泰国移民局监狱探望孙树才老先生时，终于获得了久违的喜讯：孙树才先生已经于当天签收了联合国难民署颁发的难民证，从而正式获得了联合国的政治庇护！

    据悉，昨天（十二月二十三日），联合国难民署的官员已找孙老先生谈话，告知他其政治难民身份已被联合国承认。

    孙树才老先生于十二月八日清晨遭泰国移民局警察抓捕。疑为中共势力支使，泰国警方当天清晨对孙老住地展开大规模突袭搜捕行动，孙老在那次行动中被捕；被捕前不久，孙老曾向联合国和其他人揭发共特嫌疑人某某某和线民嫌疑人某某某，对他本人进行监视骚扰等可疑行径。

    当天下午同与孙老会面的林大军先生和台湾籍法轮功修炼者林老太太描述：孙树才老先生比上个星期更加消瘦了，据称量，至少比入狱前瘦了六公斤，但是孙老今天的精神特别好，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在会面的过程中鲜有地乐得开怀大笑。孙老说，联合国的承认对他鼓励很大，他将继续揭露中共当局的罪恶，并与中共在泰势力抗争到底。

    一直关心孙老生活的林老太太叮嘱孙老：一定要把身体照顾好，相信他一定能活到中共解体的那一天。林老太太探监时给孙老先生送上了信封、信纸和两大本笔记本，供爱写作的孙老狱中写文章之用；林大军先生送给孙老国际人权组织对孙老的报道和呼吁书、以及中国民主党东南亚委员会援救孙老的文章、和网上的相关政论文章，以供老先生及时了解时事动态，探监之前，林大军特意购买了当天的《世界日报》，以缓解孙老于移民监内语言障碍造成的精神痛苦。据称，孙老先生收悉后甚感欣慰。

    林大军告诉孙树才：已经把孙老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让他不要有什么牵挂。近两个星期以来，操劳于救援孙树才老先生事宜，林大军一度累得病倒卧床两日，昨日才刚刚痊愈。今天获知孙老先生获得政治庇护，林大军表示由衷的高兴，他说：孙老那种感激的目光让他很感动，很幸福，也许这就是天堂的感觉。一个要是回报你那种目光，就是对所有努力最好的奖赏。

    一同探监的林老太太、陪同探监的法轮功修炼者小景、浙江民主党人黄卫东，也为八十七岁的民运老兵孙树才获得政治庇护深感高兴。探监结束后，大家共同举杯庆贺孙树才老先生获得联合国政治庇护。

    林老太太说：孙老先生获得政庇，是神佛在保佑他，“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做的的一切冥冥之中都有一本账，好人一定会得好报；老孙为人很正直，他获得庇护，是对所有正义人士的一大鼓舞。

    林大军说：中共在泰势力处心积虑要整垮老孙，老孙获得政庇，对中共在泰势力的气焰是一个打击，对所有的中国政治流亡者是一大鼓舞。今天刚好是平安夜，上帝是公平的，老孙坚守正道，平安夜里终得平安，中共断掉老孙的退休金，由联合国补上了。

    附：孙树才先生简历：

    孫樹才老先生原名孫定一，1923年生于遼寧省梨樹縣，1940年在北平燕京大學附中讀書期間，因襲擊日本軍車而被迫逃亡重慶，1943年考入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就讀于法政系，就讀期間的1946年，以行政院救濟總署赴東北實習，1947年大學畢業，被分配至遼寧省省政府當編譯員，后調任中央訓練團東北分團編撰科科長，負責編寫反共教材、小冊子，獲授中校軍銜，1948年被調到國民黨中央調查處沈陽分處工作。

    大陸淪陷后，孫樹才先生因故錯失了撤退到臺灣的機會，靠隱姓埋名逃過“鎮反”浩劫；盡管如此，孫先生仍然未免于在1956年的“肅反”運動，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判刑十四年，1970年出獄后，被下放至遼寧鐵嶺鋼鐵廠當工人，備受壓制和歧視。雖然命途多桀，但孫老一生從未投共，八十年代甚至拒絕了中共統戰部干部待遇的“統戰”籠絡，終以普通工人退休，且未獲得公正的退休待遇。

    自1998年開始，孫樹才老先生秘密撰寫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文章。2006年，因為撰文行為被當局察覺，被迫于當年年末出走泰國。出亡泰國后，孫老繼續撰寫和發表文章，積極投身民運活動，2009年年初，因為在《北京之春》上發表文章，孫老在國內的退休金遭當局停發。

    附：照片（曾节明摄）


    探监结束后泰国移民局前留影，自左至右：黄卫东、林老太太、林大军

     平安夜：87岁流亡者孙树才终获政治庇护

探监人士庆祝孙树才老先生获得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