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偷渡苦，牢记血泪仇

林保华

正当中国政局明显左转，以恢复毛泽东时代作为时尚的时候，广东人民出

版社出版了一本《大逃港》，记述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民大量逃亡香港的纪

实文学作品。《中国青年报》以“人民会用脚投票”为题推介该书，虽然

取态温和，但是在暗示，人民如果不能用手投票，就会用脚投票！香港《

苹果日报》转载介绍，并用电话访问在深圳的作者陈秉安。本书第一版 2

万册已经卖断市。本人还没有机会看到，但是从介绍文章来看，对人心的

震撼不能低估。

一颗子弹父亲倒下

催生《大逃港》

作者透露，他想写这部《大逃港》，起因是1987年他在《深圳商报》任记

者时，一次去罗湖采访某港资大酒店开业，“当时，香港过来的酒店总经

理在庆典上演讲，刚讲到一半，他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台下愕然，不知发

生什么事”。那位港人总经理哽咽着说：“20多年前，就在我站的位置，

我父亲背着我偷渡，快到河边时，一颗子弹射来，我父亲……倒了下来。

”总经理擦去眼泪后说，正因为此，他把酒店开在这个地方，为纪念死去

的父亲。陈秉安称，那次采访令他知道当年大逃港潮，催生了他写逃港事

件的冲动。

但是如果从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观点来看，这位香港总经理简直就是“

还乡团”来“反攻倒算”，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是循合法途径从上海移居香港的，我也没有勇气以偷渡方式来香港。但

是即使在上海，从其他华侨朋友那里，也听到不少偷渡的情况（国内的朋

友即使知道也不敢说），尤其是文革武斗尸体与偷渡尸体飘向香港的惨状

，更是香港人具有强烈反共意识的原因之一。

陈独秀女儿陈子美

为了偷渡准备十几年

1997年我移民美国后，曾经访问中共创党总书记陈独秀的女儿陈子美，她

也是1970年代从广州到深圳偷渡到香港的，准备了十几年，从训练孩子游

泳开始，最后由他的儿子与儿子的朋友，捆着汽油桶护着她游到香港的。

到香港后几年，又以旅游身份到了美国，非法逾期居留，最后取得合法身

份。

作者写这本书时，得以参阅一些档案，使内容更加翔实。据记载，深圳历

史上共有 4次大规模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

，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全国12省市县。看看这些年份，都与共产党

发生的大事件有关。1960年代前，边防军可随时开枪射偷渡者，不少偷渡

客被打死在海滩、河滩或山头。当时深圳催生一个新职业“拉尸”，鼎盛

时有 200多个拉尸佬。而最近我则在电视上看到中国某地因为贫穷而跳河

自杀的人增多，渔民改打渔为捞尸，捞一个 3千人民币。可见中国崛起后

，穷人的遭遇并没有出现大变化。

1970年代我在上海时就已经听到，由于逃亡人数之多，不可能都以“反革

命”来论罪，监狱容不下那样多的“反革命”，所以1970年代以后，从广

东逃到香港被抓回来的，一律以“经济犯”（只是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

的“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关一阵教育教育就放人，当然一样受到虐待

与羞辱；但是从厦门逃到金门的，则是“叛国投敌”，以“敌我矛盾”方

式严惩。看来国民党反动派比英国殖民主义者还要可恶。

“改革开放”

文人用笔写 农民用血写

作者说：“我永远记着采访过的一位宝安农民的话，他说：‘改革开放这

四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却是用血写的！’”的确，不少人把改

革开放的功劳归于邓小平，这是共产党所批判“英雄造时势”的“历史唯

心主义”观点。实际是民众用脚投票逼共产党改革，邓小平是为了挽救共

产党的统治，为了要外来资金才改革开放，那是形势逼人啊。到现在，共

产党还不肯放权，改革开放的果实落在共产党特权集团手里，也可见他们

的改革开放只是为自己而不是人民。如今，中国自命已经崛起，为何用脚

投票之风未减？不但欧美富裕国家，连非洲贫穷之地，与伊拉克、阿富汗

的“危邦”，都有中国偷渡者的足迹，可见一斑。

我移居香港以后，更多了解到偷渡的情况，也接触到一些偷渡的朋友。港

英政府对偷渡政策由松转紧，更不乏“阴谋论”之说。初期完全接收。中

期港府的“抵垒政策”，只要偷渡者能够混入市区自首，就准其居留；在

新界就被截获的，遣送回中国；因而能够进入市区的，多为有过人本领，

或有内应；偷渡本身已要有胆识，能够抵垒成功的，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可谓“偷渡菁英”了，这样大大提高香港人的素质与竞争力。另一种“阴

谋论”则说，1960年代后，香港经济开始起飞，偷渡正好为香港提供廉价

劳动力，1970年代中期以后，对劳动力没有那样渴求，所以政策越来越紧

，最终全部遣返。

由于偷渡者经历过鬼门关的考验，什么苦都能吃，也有冒险精神，所以在

香港，无论白道，还是黄道、黑道，都不乏他们中的成功人士。书中提到

了金利来老板曾宪梓、壹传媒老板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即使

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不少也趁改革开放之风，拿着小本钱回到家乡投资，

成为成功企业家。在我的香港偷渡朋友中，我观察他们待人处事的现实态

度，我相信他们的人生观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

我庆幸我的华侨身份，可以在文革最黑暗的年代拿着港澳通行证合法到达

香港。但是我在厦门亲眼看到文革武斗死难红卫兵的墓群，听到偷渡者被

边防军打死、被鲨鱼咬死，或偷渡过程中因为过度疲劳而累死或被抓回的

悲惨遭遇，同为中国人，我为我的“好运”感到愧疚。

我奋笔疾书

乃为死者讨公道

对生者来说，对有

幸来到自由世界的我来说，难道不应该为不能开口说话的死者或留在中国

的同胞讨取公道吗？这也是我到达香港后，一直奋笔疾书从事写作的原因

之一。为了死者，也为了避免海外像我一样的生者，再度落入中国共产党

的大囚笼里。

因此，当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友，香港新华社宣传部刘再明奉副社长张浚生

之命请我吃饭，并了解我是否政策尚未落实因而写反共文章时，我对他说

，我人在香港，政策落不落实与我已经没有关系；与其他不幸者相比，我

可以说没有怎么受到迫害（其实就是还没有把我列为牛鬼蛇神进行批斗，

抄家、“帮助”都经历过了）。然而1991年我为华东水灾的灾民说话时，

香港新华社组织点名围攻我时，竟说：“清楚其底细的人都知道，中共、

中国政府过往待他并不薄。正是因为中共及中国政府的关照，他得以毕业

于国内名牌大学，尔后又有一份不错的职业。他自己也公开承认过，即使

在‘文革’那些年代他也未受过迫害。林氏来港后却利用香港的‘言论自

由’尽情反共反华。”

按照他们的说法，只有被迫害的人才可以“反共反华”，否则就不可以。

那么已经被害死的人又如何“反共反华”，难道不许我们还活着的人代他

们“反共反华”吗？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共产党稍微忌惮一点，否则他们

对异议人士杀光就是。这也是我至今还反共的原因，至于“华”，那是他

们拿来掩护共产党的滔天罪行。

新华社那篇批判文章发表后，在校友会的活动中见到已经荣升为《文汇报

》总编辑的刘再明，他赶快向我解释那篇文章不是他写的。我知道那不是

他写的，因为同一天的《文汇报》，有他署名表扬李嘉诚的文章，他没有

本事一天写两篇两个个正反对照的文章。但是他已经把与我谈话的内容放

进我的档案里了。

我与黎智英、刘梦熊相识，黎智英“壹传媒”的政治立场人们都知道，他

对共产党有相当的了解。刘梦熊最近为赵连海被判刑事件痛斥中国的司法

黑暗，我在《争鸣》杂志里称赞他还有良心。虽然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我

希望他还没有忘本，坚持良心的底线。老朋友、著名作家倪匡则是很早期

偷渡来香港的，反共更是旗帜鲜明。

我最蔑视的是曾宪梓，不管他是不是偷渡来香港的，至少他不喜欢共产党

而离开中国到了香港，但是后来居然带头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个从中国到了香港，靠做冒牌巴黎领带而被港英政府判刑的骗子，因

此仇恨港英而沦为“爱国人士”中最恶形恶状的“左王”，最近更针对刘

晓波颁奖典礼发表宏论，指责出席典礼的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是“叛国者”

，责问挪威政府为何不向自己国家的牢犯颁发和平奖。对这样一个据称毕

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却不知道挪威并没有政治犯的白痴来说，多说也没有

什么意思，只能说：“上帝要你死亡，必先叫你疯狂。”梦熊老兄看到他

这位同道，不知会做何感想耶？

《看》杂志 第78期 2010.12.23-2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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