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都选前一晚遭到枪击的连胜文，昨天首度打破沉默，接受中国时报专访。
    (中评网) 到现在为止，仍有人不少质疑连胜文枪击案的真实性，连胜文表示，他人在家中养伤，却有“政治豺狼”伪造他的签名说他去逛画廊，把枪击案导向“自导自演”，实在让人气愤难平。连胜文以严厉语气批评说枪击案是自导自演的绿营人士，如果愿意跟亲人好友永别，做枉死的孤魂野鬼，“不如自己去试一试，有没有可能打成完美的一枪？” 
    　　连胜文说，枪击案当天早上他要出门前，大儿子连定捷刚会讲话，问他“把拔你要去哪里啊？”他回答说“爹地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没想到却差点回不来，再回到家已经是十天之后。有人质疑枪击案是设计好的，连胜文反问：“这个世界上包括国民党，有任何一个人会值得我去做这种事情吗？朝自己开枪，让我的妻儿变成孤儿寡母？” 
    　　连胜文也怒驳有心人士说他是“共犯”的说法，认为这简直是没有人性到极点。他批评这群有心的放话者，为了政治权力饥渴，不择手段地去污蔑人家，这种人一旦拿到国家的权力，还得了？” 
    　　连胜文透露，他在绿营的朋友曾私下来探望过他，表示绿营也有人清楚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造假的枪击案。 
    　　连胜文说，对他而言，要回复正常生活是非常艰辛的过程，在休息一个月之后他希望身体可以应付的状况下，去做该做的事情，包括重回工作岗位，慢慢调整自己的生活步骤；他也坦诚已经在物色人选，“我不指望靠国家，要靠自己来维护自身及家人安全。”

左二胡锦涛总书记

胡锦涛在清华大学里的学习情况如何？有一位当年他的同窗接受笔者采访，说他学业平平，并非出类拔萃；但是也有人介绍说胡锦涛的“成绩很好”，是系里“有名的高才生”。海外有媒体称他大学六年，“除了一门功课得了四分之外，各科都是五分”，此说无法得到第一手材料证实。但据马玲、李铭介绍，他“被学校百里挑一选出来，作为‘水五’全年级唯一的优秀生进入‘因材施教班’，在学业上享受教授单兵训练的‘小灶’待遇，并被指定阅读大量课外教材”。（4）

此外，胡锦涛还在大学三年级被选入了代号为“930”的水利工程战备防护班，这个班，衍生于专为研究三峡工程抵御原子弹攻击的课题“751”。现在这些代号听起来很奇怪，在六十年代从上到下都被灌输说社会主义新中国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包围，必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环境下，沿用一些带有保密性质的军事番号，却十分常见，身在其中的人别有一种神圣感和自豪感。

清华师生谈起胡锦涛，有一点是公认的：他多才多艺，是学生文艺活动积极分子。

他进校时是年级里年龄最小的小弟弟，能歌善舞的特长却让许多学兄自愧不如。入学没有多久，他被选入了清华大学文工团，后来还担任了舞蹈队的负责人。

胡锦涛究竟担任文工团的什么职务？说法不一，归纳来看，有三种说法：

“舞蹈队团支部书记”——这是时任新华社《环球》杂志编辑部主任章平的说法；

“文工团团总支书记”——这是胡锦涛的校友张孟业的回忆：“上二年级后胡锦涛似乎就搬到文工团宿舍去住了，那时清华很重视文工团，有好几百人，较常搞演出，胡锦涛作为骨干，后来又成了全校文工团的团总支书记，一天到晚很忙。”

“文艺社团四名辅导员之一、团长”——胡锦涛的另一位校友万润南则回忆：“从当时文艺社团的四位辅导员来看……老印是支部书记，一把手；胡是团长，二把手”。

论知情程度，万润南更具权威可信性。但他也并没有说清胡锦涛是什么文艺社团的团长——是清华大学文工团的团长吗？

一年级下学期，适逢六十年代第一个春天，1500名首都大学生在清华开大会，欢迎来自当时挑战美国的古巴的学生代表团。清华大学文工团在会上表演了大合唱，没满18岁的胡锦涛，与其它合唱团成员一起，放开歌喉，向同样豪情满怀的古巴兄弟唱出充满革命斗志的红色歌曲，其中有一首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首歌最后一句最为铿锵有力：“打败美帝野心狼！”

在那个年代中，唱歌跳舞，都不是单纯的艺术或者娱乐，而是战斗。歌曲、舞蹈，都是投枪，是号角，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毛泽东语）。积极参加排练演出，就有了完成革命任务的政治意蕴。

胡锦涛是幸运的：他在自己的业余爱好上投注精力，同时就是在政治上要求上进；他在唱歌、跳舞上的表现，同时就是在革命斗争中经受锻炼的表现。天底下还有更好的事么：个人兴趣与革命需要二者融合为一了！

清华舞蹈队有好几名队员后来在政坛上长袖善舞，例如温家宝内阁的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前北京市副市长胡昭广，等等。

胡锦涛在入学的第二年，就被党组织确定为“培养对象”。他忘我投入各种配合政治任务的演出，即使不是被定为“培养对象”的全部原因，也肯定是原因之一。

从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中国大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共成功地使亿万民众，将“入党”——加入一个“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宗旨”的政治团体，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目标之一。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变成了人们不仅在政治上自我设定，而且在道德上自我完善的目标（当然，越到后来，加入执政党的心愿越来越变成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经济处境等等实利上的考虑）。

这一点，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完全不一样——西方的政党，只是政治诉求一致者的集合，完全不像中共这样要求其成员还要成为道德楷模、人品典范。其它非东方国家的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也没有中共这样突出，因为他们的文化传统，将公众生活和个人生活的界限分割得较为分明；而中共，则完全搅成一团：一个党员，不仅意味着要在政治上执行党的方针路线，而且意味着要品德高尚，作风严谨，工作（或学习）刻苦，联系群众，时时、处处、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甚至还要夫妻和睦，婆媳相得，等等。一句话，党员或申请成为党员的人，要努力成为“完人”。现实生活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以党员与要求入党的人，就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中共在基层的组织（党委、党支部和党小组），经常要制订发展党员的计划、将所在单位和机构的人员进行摸底排队，其中写了入党申请书的人，一般都归于“考察对象”，再挑出其中“表现好”的若干重点人物，列为“培养对象”：要指定党员与之谈话，要求他定期向党组织汇报思想，检讨言行，看看与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相比（这些标准往往相当抽象），与报刊上连篇累牍所宣扬的“模范共产党员”相比（这些事迹则相对具体），有哪些差距，该怎么“迎头赶上”。党组织定期讨论“培养对象”的“进步情况”，对于条件最接近“成熟”者，列为“发展对象”——这就意味着到了党的门坎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