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日前，最高法最新發布的《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中規定，為鼓勵親友采用“捆綁等手段”舉報嫌疑人的行為，將參照法律對犯罪嫌疑人給予適當減刑。表面上看，以減刑鼓勵“大義滅親”貌似寬容，但仔細分析，這種鼓勵卻是對法律原則和社會倫理實實在在的破壞

替親人隱瞞罪行、還是告發至親，除了在電視劇里以外，無一不是艱難的選擇。

如今，感天動地的“大義滅親”場景依然經常出現在古裝電視劇中，但在真實的歷史里，“親親相隱”才是中國古代法制的主調。親親相隱制度確立于西漢，到唐代已很完備，在唐代，親屬間不相隱反而會受到處罰。在親親相隱原則下，親屬有罪互相隱瞞，不告發、不作證者不論罪，這一制度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直到新中國成立後被視為“封建糟粕”才逐漸被邊緣化。

“文革”時期揭發成風，刑法修訂沿用“大義滅親”理念

中國法律明文肯定“大義滅親”，可以追溯至上世紀70年代。中國1979年修訂刑法時，對親親相隱原則作簡單化處理，而沿用了“文革”時期達致頂峰的“大義滅親”式法治理念。1997年刑法修訂時，這一原則仍被沿襲。事實上，中國刑事司法制度不僅肯定“大義滅親”，甚至要求它的公民這麼做。刑法310條關于窩藏罪和包庇罪的規定，和刑訴法48 條中對“絕對作證義務”的規定都提出，犯罪嫌疑人家屬是不具有沉默權的。如果不檢舉、揭發、作證親人犯罪，自己也可能身陷囹圄。于是，在刑法強調打擊犯罪的語境下，“大義滅親”逐漸成為司法公權力推崇的原則。

類似“親親相隱”的原則，依然見諸于西方的法律之中。

西方仍承認“親親相隱”，夫妻親屬享有拒絕作證和揭發權

實際上，在現代司法制度確立較早的西方，被中國人摒棄的“親親相隱”原則依然可見，“證人作證豁免”制度安排中依然保留了近親屬可拒絕作證的選項。英美法系里，夫妻享有拒絕透露和制止他人透露夫妻間情報和信息的權利，公權力不能強迫夫妻對其配偶作不利的陳述；沿用大陸法系的德國和日本，也規定了一定範圍內的親屬和關系密切的人，有拒絕對被告作不利陳述的權利，即使被發現“窩藏”罪犯也要視犯罪輕重才決定是否處罰。1988年的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甚至將“親屬”的範圍擴大到被告人近親屬以外，規定“有收養關系、同居者、已分居的配偶”都沒有義務作證。

一項網絡調查顯示，38.81%的人對“大義滅親”的行為感到矛盾

對于法律公開鼓勵“大義滅親”，學界的指責大多直指其破壞社會關系的隱患。中國人維系社會穩定的基本單位是家庭，而鼓勵“大義滅親”及其背後的“法不容情”，其實是將追求正義和個人感情、國家大義與個人私利置于尖銳的對立之中。與鼓勵“大義滅親”不同，法律上保障一定程度的“親親相隱”，實際上是為打擊犯罪和穩定家庭之間的平衡做出制度保障。

法律保護正義，但“正義”的內涵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而變化的，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層，都有著不同的正義觀。然而，人類的基本倫理是相對固定。“親親相隱”所代表的，正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家庭成員相親相愛的基本倫理準則，所謂“虎毒不食子”，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符合人類最基本倫理觀念的原則。相比“親親相隱”，“大義滅親”則是對這一基本倫理觀的挑戰，是一種更高、更嚴厲的要求——試想，如果每個家庭都充滿了背叛，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要如何維持秩序？

用自首減刑的邏輯套“大義滅親”，從法律上不能自圓其說。

舉報和犯罪主體不同，親屬“立功”也不能為罪犯減刑

用減輕被告處罰來“誘惑”親屬“大義滅親”，從法律邏輯上說是有缺陷的。細看中國刑法對于被告可減輕處罰的情節規定不難發現，被告可被減輕處罰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被告本人具備應當減輕處罰的條件，而其親屬在不在此列。簡單地說，哪怕被告的親屬主動協助司法機關抓獲了被告，即使“論功行賞”，充其量只能算親屬“立功”，並不能自動轉換成被告人減輕處罰的條件。

其次，從刑罰理論上講，決定刑罰輕重只能是犯罪人的行為及後果。所謂“一人做事一人當”，刑事責任的懲罰對象是犯罪人。更何況，將“大義滅親”與“被告人減刑”捆綁，在現行法里也找不到確鑿的依據。如果親人希望幫助犯罪嫌疑人減刑，恐怕只能“曲線救國”、說服犯罪人自首，根據刑法規定獲得減輕處罰。

作為個人的決定，“大義滅親”並不需要法律加以“規範”。

“大義滅親”破壞社會關系，公權力不能強迫也不應鼓勵

對于“減刑換揭發”，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曾指出，“至少是有利于案件的偵破和犯罪嫌疑人的歸案，可以節約司法成本”，比用窩藏罪、包庇罪強制要求親屬更人性化。但“大義滅親”與親情的矛盾無處不在，其對破案和定罪到底能起到何種幫助，非常值得質疑。1997年，武漢市公安局曾連續三年對越獄逃犯調查，結果發現多達81.5%的逃犯都被窩藏過。一名因藏匿犯罪兒子入獄的母親曾在接受采訪時坦言，“能藏一天算一天，盡一盡做母親的心”。

為了建立社會秩序，公權力以法律形式鼓勵一種潛在破壞社會關系的行為，其做法有待商榷。西方司法制度將親人作證規定為“權利”而不是義務，之所以更值得推崇，在于其賦予了公民自由選擇是否揭發自己親屬的選擇權。國家公權力既不能強迫也不應鼓勵親人作證，在于它不能奪去公民自由決定是否“大義滅親”的權力，更不能把損害親情和家庭關系的風險全數托于公民本身。

“大義滅親”固然是破壞人倫基礎的司法政策，但更應改革的是支撐它的、忽視個人的刑事司法制度。法的目的不僅僅是追求表面的秩序井然，更在于使人成其為人，因而法律及其所從屬的價值觀都不能反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