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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值转换到历史还原 ——《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一书导言 康正果
一
    本书所收六篇长文大多数写于我那本自传——《我的反动自述》——出版之后，各篇文章的写作动因及其论题的侧重虽各有不同，但对于“如何诠释百年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一中心议题则关注始终，并以递进展开的走势在各篇间构成了一定的连贯和交响的呼应。用“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来命名这本文集，自信还算切合内容而突出要点，尽管它印上封面摆到书店里未必特别抢眼。
   2011年即将到来，两岸当局都在为迎接那可庆贺的一百周年做各自的准备。媒体上最近已就此展开政治造势的热议，文化市场为制造卖点也有了相应的动作。面对此“百年中国”话题的众声喧嚣，再环顾身边的老少中青，出生于四十年代的我不由抚今追昔，纷杂的思绪中骤然有一种生命和岁月的季节感溢于情怀。正如春有春的气韵，秋有秋的风味，不同年代的人群都具有各自特殊的代征。四十年代的中国之命运曾充满希望的曙光，但后来却逐步被导向了致命的歧途。我不迟不早，正在此由希望转向危机的关头来到了人世。我说它“不迟”，是强调我至今还记得大陆未被“解放”时某些温馨的情景，即使在已进入“新社会”的最初几年，民国世代的气韵还残存于当时的日常生活，也体现在很多亲属长辈的身上。又说它“不早”，则是庆幸我不像父祖辈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在他们于土改、反右等运动中频遭冲击的日子里，我因年龄尚小，不只幸免于那一波波政治狂澜的搅扰，且有机会在祖父的花园内静心读书，赶在文革大破四旧前，及时博览了家藏的经史子集和民国年代出版的不少名著。好比是黑暗酷寒降临前一霎温煦的晚照沐浴了我的身心，让我在精神贮备上得到了足够自强的充电，以致我后来虽被打成反动分子，长期被迫劳动改造，但在我心里，却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也从未真心接受那强加的改造。就我当初的年龄和水平来说，我那个“思想反动”，哪谈得上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观点和独特的思想，它在很大的程度上不过是我这类天性的人在当时的情势下很容易招惹的一种罪过，是由于我比其他人更固守一己之区区喜好，因而不可避免地与党天下主流趋势发生了不幸的踫撞。几年前，《我的反动自述》在海外出版，每当与读者谈话时被问及我那个“反动”的内涵，我常以“性情反动”的自我界定作答。
   性情反动的人喜不喜欢什么，乃发自他的内心感受，而非取决于利害的权衡。他不会为表现积极，追求入党而把自己明明认为的“是”说成党所判定的“非”，把自己心悦的“好”说成党所诬蔑的“坏”。是非好坏之辨，自古及今人同此心，向来都属于良知和常理的范畴，是普通人无需置疑的做人准则。但在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事情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颠倒。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人一批批被揪斗、监禁，甚或杀害，就因为武力夺权的中共集团硬要把良知和常理认为的“是”和“好”横加上“封建”或“资产阶级”等一系列属于反动的罪名，从而方便地扣在需要批判和打倒的敌人头上。很多依然行其所是而流露其所好的人便在那颠倒黑白的风暴中遭到迫害，从身心受损直到枉送掉性命。而更多的人则于大势所趋下或被迫作伪，或积极表态，在互相欺瞒中卷入一场场政治运动。我颇感幸运的是，颠簸造次中基本上还算保持了我那个性情反动的本色，直到六四后举家移居到美国，在拉远的距离外回顾走过的道路，才对我硬挺着走出来的世界渐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倘若说我所秉持的性情反动是我的父母、家世和那个出生年代给予我身心发展的人格遗泽，是我个人情意结构的硬核，是我在撰述自传过程中体悟到的生命根基，那如今我进而要对百年中国的曲折历程作此一谱系叙述的尝试，便可说是从个人经验出发，带着我充沛的感性深入到国家民族命脉的系络中辨别是非曲直，去努力纠正被颠倒的价值序列了。
   是非好坏的判断本植根于价值序列的构成，人们喜欢或不喜欢、认同或不认同的事物之可被喜欢或不被喜欢、值得认同或不值得认同，不只固有其客观存在的高低优劣之分，同时也与不同的人自身质地的高低优劣之分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和联系。常言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不仁不智者不惟无视于仁和智，且会在更多的情况下趋同不仁不智的事物。由此可见，越是高等的价值，越不易感受识别，越少有人直觉到它的可贵，反而是较低层次的价值常容易为更多的人赏识和接受。这样看来，由通俗或庸俗向低俗和恶俗的下降也就只差一两个台阶。我这样来描述价值序列的结构，并无一味崇“高”和专断贬“低”的用意，价值序列所显示的只是高低的等差及其排列，连带着各行其是的运动。这一差别的普遍存在与自由、民主、平等之类的现代观念并无对抗性的矛盾，只要它处于各安其位，各正性命的稳定状态。在传统社会中，阳春白雪不管多么曲高和寡，下里巴人不管多么粉丝众多，也不曾有人站出来煽动群众，号召他们用暴力颠倒两者的位置，更不至于给前者扣上“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帽子，给后者戴上“人民大众文艺”的桂冠。这种连不同层次的品味也被意识形态化的现象始于中共所倡导的阶级斗争，自从闹土地革命起，他们便以穷人翻身作号召，开始在中国社会的根基上打眼放炮，最终炸翻了固有的价值序列。

   二
   这种颠覆价值序列的方式让我想到了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对“善”与“恶”、“好”与“坏”两组道德观念追根溯源的讨论，以及对弱者的怨恨心理所作的病理分析。与古代中国的世家大族重门第修家谱的传统相类似，在古代西方社会中，谱系或谱系学（genealogy）所关注的乃是领主和贵族的血统和家世，通过确立代表谱系的家徽，可以显示合法的财产和权势。是尼采最先借用谱系学这一追根溯源的方法，对当时流行的道德观念展开颠覆性的批判，建立了革命性的价值理论。按照尼采的说法，“好”与“坏”的观念属于主人道德，盖指主人对自身的良好感觉，是他们对自己的强力意志之肯定。这种以第一人称自居的心态使主人享有了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相对而言，“坏”只是自我肯定的主人对奴仆居高临下，保持距离的俯视眼光。对主人来说，“坏”属于被排除在外的范围，是他自我肯定的光圈外无关紧要的阴影，而真正值得重视的乃是，要保持体面的身份，他必须通过充分发挥个体的生命力来维系自己的良好感觉。因此，在他的眼中只有竞争的对手，并无可恨的敌人。对手间只存在强力的较量，即使你身为统治者，也需在较量中砥砺志气，磨练人格。一旦在格斗中失败，便只有放下架子接受教训，承认对方的胜利。在这一性质的竞争中只有高低之分，并无什么对错可言。毋庸否认，尼采对主人道德的陈述在后来一直引起不同的质疑和非议，这里无暇涉及那些枝节问题。我在此对他的部分说法特作发挥，并无意求诸历史的实证，而是要藉以描摹一种不局限于阶级划分的人格状态，突出其普遍存在的，并非为某一特定阶层所独有的血性伦理价值。
   与主人的自我肯定正好相反，奴仆必须通过他人来界定自己。主人的那个“好”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奴仆则渴求投机和变天。他因对主人心怀羡妒而滋生了怨恨情绪，尼采称其为ressentiment，即一种因缺乏强力而压抑自己所产生的负面反应，一种情感的消化不良症怄成的有害酸气。奴仆的贫困感不只缘于自己的贫穷，更使他难堪的是与主人相比，他深感自己太穷。主人因此而成为他打心底仇视的对象。但又由于他深知自己无力打倒主人，便只好在意念上把主人当作敌人，在一边诅咒其“邪恶”的同时，一边把自己设想成受苦受难的“好人”。这样一来，对方被说得越邪恶，他自己就相应地显得更美好了。由此可见，对比主人的重对手而无敌人，奴仆则需通过树敌以立己，且本能地怀有丑化敌人的强烈倾向。必须指出，读了尼采所描述的奴隶状态，实不必硬拿去与古希腊罗马存在过的奴隶制挂钩。就我的读者反应来说，还是更倾向从广义的和比喻性的含义上理解其中的道理。比如说，任何人一旦遭遇贫穷、无力、低贱、被剥夺、受难、病痛和丑陋等不幸，就很容易失去自我肯定的强力，以至精神上受到奴役的创伤。这样的情境人世上随处皆有，不管谁都有陷入的可能。由此而滋生的怨恨也一直都存在着，并在不同的程度上对有关的人群及其生活产生毒化的作用。但那一切只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现象，仅在局部的和个别的范围内自生自灭。不幸在精神奴役创伤无比深重的苦难中国，随着中共掀起的阶级斗争星火燎原，愈演愈烈，日常生活性质的怨恨才被全面引爆，裂变出前所未有的破坏力量。

   三
   关于这种怨恨发生的恐怖连环爆，可从本书首篇讨论三农问题的文章说起。三农问题的成为热门话题，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它此后一直在持续恶化，迄今未从根子上得到解决。我自2001年冬开始接触这方面的材料，便从我曾经落户农村的感受出发，把联产承包制以及乡镇弊政的当前危机置于中共农村政策和农业路线的脉络中作寻根究底的考察。当时虽未有意运用上述的谱系探源方法，但就我父母两家双料地主成分的家庭背景和我在农村接触父老乡亲的经验而言，我很早就对黄世仁、周扒皮之类丑化地主形象的电影和小说怀有直觉的反感。与其说那是我作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对共产党闹革命的仇视，不如说是我对革命的反现实主义虚假美学自发的本能抵制。我的“思想反动”其实始于我在表达方式和审美趣味上与中共及其庸众的尖锐对立。有关土改中的暴力和罪行，虽说都是从近年来不断公布的材料中了解到的，但早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从我身边很多可亲可敬的地主活人身上，我已感性地确认了他们与文艺宣传上那类刻板的地主形象迥然不同。对夸大性污蔑他们的宣传，我自发地保持着漠视的距离。讽刺的是，回忆我在农村落户多年的经历，我发现，反倒是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中，尤其是生产队的大小干部中，卑劣粗俗者竟然为数不少。由此也可见，中国农民，无论是富还是贫，大体上还是以淳厚勤劳者居多，乐于分他人财产和甘心寄生在人民公社化制度上的劣质农民，显然只占极少数。甚至可以说，就连那一部分少数，也多是中共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增生出来的渣滓。如果说现代农民的素质已呈现出劣化的趋势，那也只能说是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的结果。因此我认为，讨论当前的三农问题，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只局限于当前造成诸多问题的语境，而应上溯到公社化以及土改的倒行逆施中检讨其根源，追究始作俑者的罪责。毛泽东路线所导致的现代化歧途也不应只从反右算起，实际上自新中国建立开展土改运动，三农就被导上歪路。
博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