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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儿:天安门前的流血、清场与四君子/中评网:曾庆红之父为何与公安部长一职失之交臂?
發佈時間: 1/4/2011 7:19:18 PM 被閲覽數: 151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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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门前的流血、清场与四君子
 
 
 
云儿 2011-01-02  独立评论
 
始终想弄清楚四君子接受官方访问的前前后后,抽了点时间整理资料。这里是第一部分,综述六四凌晨四君子所经历的清场过程。四君子之外,也介绍了张健和程真亲眼见到的广场开枪情况。大家都知道,CCTV播出侯德健采访后,张健曾到北京侯德健家登门讲述他中弹的情况。至于程真的正直诚实,高新有如下评价:
  关于天安门广场清场时的情景我自出狱后已有两篇文章说明。如果有记者仍然感兴趣的话,我建议不妨找一下现在美国洛杉矶的原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梁二和程真(女)。“六·四”后,他们二人先后被中共公开和内部通缉,在国内潜藏了一段时间后才辗转逃了出来。现在逃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天安门勇士”很多,但在天安门广场最后清场时我见到的只有他们两人。其他人有的是我可能没有见到,有的干脆就根本不在现场。这两个同学在广场上一直帮助我们一起组织动员大学生和市民群众撤离,但出来后却从没听说过他们如何往自己脸上贴金。与一些不顾国内狱中人死活的人表现相反,程真每次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要谈及我们四人如何进行和平撤离组织动员的。除了尊重历史的考虑外,她想的是这种消息传入国内,可能会减轻中共对刘晓波的处理。的确是真诚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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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前的流血、清场与四君子

根据官方《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记载,大约从1989年6月4日凌晨1点30分开始,戒严部队相继抵达天安门广场,随即开始肃清广场边缘,封锁东西长安街路口;然后,强力清除广场北端的工自联指挥部等“脓包”,并于3时26分捣毁“民主女神”像,肃清了广场南北大片区域,只剩下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尚余留有数千学生和市民聚集。[1]

《人民日报》说,在这个过程中,有“暴徒”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狂呼口号,被部队阻挡驱散。“女神”底座上有“少数人”挥舞拳头,叫喊誓死保护“女神像”,突击队张连长命令战士持枪前进,“那些人在戒严部队强大力量的威慑下,暴露了虚弱的本质,一一仓皇逃走。”[2]

《人民日报》无一字提到部队曾经向人群开枪。有迹象表明,官方似乎打算主要采用非致命手段驱散广场人群,达到清场目的。学生纠察队总队长张健回忆,从南面的前门大街第一批冲进广场的军队,这边挎着冲锋枪,那边握着大棒子。他拿根竹竿横着去阻挡,跪在路中间喊“人民军队爱人民”,军人们只是绕开他,进到历史博物馆前。[3]

但这并不意味着部队不会开枪杀人,所谓“强大力量的威慑”也非凭空而来。身处冲突现场的一些学生和市民,见到了部队向人群开枪。张健本人就在广场中弹受伤,时间大约在2时到2时半之间。当时,一辆公共汽车沿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部队乱枪打死了司机,从车上纠出郭海峰等学生。张健站在广场东北角,见状呼喊“人民军队爱人民”,被十米远处的戒严部队军官连击数枪,其中一枪打中右膝蓋,一枪击碎肱骨干。当他被同学们抢下来抬到纪念碑时,他发现旁边至少躺着三名伤员,其中一人头部中弹,一人胸部中弹。[4]

部队肃清广场北端,冲突发生时,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程真,四处奔跑,想劝人们别作无谓抵抗无谓牺牲。她看到广场国旗杆下,一个小年轻从地下捡起瓶子想扔,还没出手就倒下。她和几个人跑过去一看,那人两眼翻白,后面一个大洞,一直在流血,查出前胸中弹了。大家不知道怎么救护,只能拿纱布塞流血孔,使劲扎紧,然后送去救护站。几年后,丁子霖找到几位广场死者姓名,其中一位倒在国旗杆下,名叫程仁兴,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年仅25岁。程真觉得那人就是他,年龄、时间、地点都吻合。她很伤心,多年来她一直希望他能活下来。[5]

与此同时,广场南部同样有死亡发生。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生戴金平,中弹倒在毛主席纪念堂附近。开枪的是从南面进入广场的戒严部队,同学推测可能是他照相的闪光灯引来了枪弹。几乎同时同地被打死的,还有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李浩成,闪光灯亮起时,李浩成连中两弹,致命的一弹击中肝部。[6]

据吴仁华研究,凌晨1点半左右从北面进入广场的是38集团军,稍早些从南面进入的是第15空降军,这两支军队都向民众开了枪。第27集团军则已经先期进入人民大会堂,他们和另外几支军队参与了清场行动,但基本上没有在广场开枪杀人。凌晨3点半过后,合围广场纪念碑的部队合计达四、五万人。合围过程中,陆续送入广场救护站的伤者,多达数十人,时有重伤者不治身亡。[7]

当天晚上,正在广场绝食的四君子,一直被学生纠察队保护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帐篷里。他们未曾亲眼目睹广场的流血。但是,子弹的咆哮,广场的火光,受伤和死亡的血衣,不断传来的杀人消息,让他们感受到了局势的极端危险。凌晨3时左右,北大学生邵江来到绝食篷找周舵说,东西长安街上看到部队杀红了眼,建议四位老师说服学生撤离。[8]

四人经过商量,决定由侯德健和周舵二人,会同广场救护站医生宋松,还有一名学生纠察队员,去找戒严部队谈判。在广场东北角,他们见到戒严部队某团政委季新国上校等人,后者请示上级后告知侯德健,同意学生和平撤离的请求,并说广场东南方向留了一条通道。[9]

侯德健、周舵等人回到纪念碑,连同高新和刘晓波,通过纪念碑上的广播喇叭说服学生撤离。大约4时10分,广场灯光熄灭,部队开始向纪念碑迫近。随后,封丛德主持了广场最后一次表决,用喊“撤”与“留”的声音大小来确定多数意见。他宣布喊“撤”的声音大些,决定撤离。等到4时30分广场灯光重亮时,学生们开始离开。四君子分成三拨,德健和周舵去了纪念碑北面,高新下纪念碑组织学生,刘晓波留在南面最高层殿后。广场指挥部的学生领袖们率领南面人群先行,然后是东面和西面。[10]

看起来,戒严部队预定的清场计划,包括派遣分队捣毁学生指挥部的预定计划,并未因四君子斡旋和学生们表示主动撤离而改变。正当四君子在广播里说服学生时,负责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的205名侦察兵,已奉命从人民大会堂出发。官方宣称,四君子等“绝食闹剧扮演者”和学生头头们此时的广播,乃在蛊惑人心,煽动顽抗,还有“极少数暴徒”,“准备了大量汽油瓶和汽油桶,企图制造爆炸事件”。于是,学生尚未撤离完毕,官兵们就已经插到纪念碑下,搭人梯直上底座最高层,开枪打哑了喇叭,同时拳打脚踢,枪托狠砸,对天鸣枪,自上而下地驱赶人群。[11]

纪念碑北面,有些同学拒绝走开,侯德健和周舵跑去拉劝。侯急得哇哇大哭,好不容易劝得学生同意撤离。当最后一批同学还没站起来时,侯德健看到一整队像人墙似的士兵持枪逼来,把人群挤得几乎无法移动脚步。军警挥动着粗大木棍往队伍西北侧同学们身上打下,有同学当场头破血流,整条人龙被迫挤往东北侧,一排人被绊倒,后面的人没能立即停止,便又横了上去,压了有两三层。一个纠察队员拉着侯德健从自己身上踩了过去,侯德健得到保护,纠察队员却折断了小腿骨。[12]

在纪念碑南面最高层,刘晓波被冰硬的枪口顶住后腰,推了一下,踉踉跄跄地下了纪念碑,差点儿摔倒。来到纪念碑下,南面有三辆坦克迫近,前面一排士兵,端着抢逼人群快走。他惦记侯德健,不随大队学生撤退,逆着人流往回找,终于遇到侯德健。侯被两个学生搀扶着,其中一个脚负了伤。这时东南角已经被戒严部队堵死,士兵用枪把人群赶回来。他们只得回头走到红十字救护站,将侯德健安置在担架上,用毛毯盖住。侯德健最后一眼望向广场,只见坦克在场上,旁边十来个学生扶着三个满身是血的人,陆续有不少伤员来到救护站。[13]

周舵与侯德健失散,和医生宋松在一起,随广场学生队伍撤退时,前面一大群军人,挺着刺刀过来。周舵赶紧跑过去,边跑边喊:“别开枪!别动手!同学正在撤退。”话音没落,一个东西捅过来,捅在心脏旁边的肋骨上,令他几乎窒息,差点坐在地上。小宋跟军人解释,说这是周老师,谈判代表什么的。当兵的根本不理这一套,嘴里骂着脏话照着他又捅两下。两人起来再走,那枪口就对着后心。小宋怕他们不小心走火,赶紧把周舵推到队伍中间,裹在人群里,往广场东南角移动。[14]

周舵可能是四君子中第一个走出广场的人。他的后面,高新和程真及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沙涛,在历史博物馆西南侧,劝说一些死不肯撤的市民和大学生离开。坦克在他们身后等着,他们撤一点,坦克进一点。他们走出广场,在前门箭楼东南侧遇到大批市民,挽起手来齐喊:“法西斯、法西斯!”喊声中,第15空降军部队突然起立,高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端起枪对着人群上空扫射。高新身边一位大学生当场头部中弹负伤,但是高新说,看得出部队枪打得较高,并非有意伤人。[15]

撤离广场的学生其实并未安全。学生队伍行进到六部口时,遭到从广场方向追来的坦克碾压,造成了至少5死9伤的惨剧。周舵和宋松刚转到长安街上,就见到狂驰的坦克,一个催泪瓦斯扔过来,他赶紧掏出来捂着鼻子,呛得一边咳嗽一边跑,离开了路口。高新一行到得较晚。他和程真、沙涛三人来到六部口,正好见到最后两具被坦克压死的尸体,被人抬上一辆北京130卡车。他们从目击者口中得知坦克碾压学生的事实,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16]

6 点多钟,天色大亮,留在广场救护站的侯德健和刘晓波等人,被脸色阴沉的大兵们团团围住。死一样的寂静中,刘晓波突然感到了恐惧,刚刚在纪念碑上滞留,万一有颗子弹打中自己,不就玩完了吗?自己是不是要马上被捕?还好,很快他们获准离开。医生带领两人先躲到协和医院,在那里他们看到被枪弹打得不成人样的尸体,惨不忍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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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福祥,栗蕲春,魏厚敏《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戒严部队某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执行清场任务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12日;任宗清,魏厚敏《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1日。

[2] 任宗清,魏厚敏《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1日。

[3] [4] 张健口述:血染广场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112699

[5] 六四播客——程真的六四見證
http://www.64memo.com/b5/15836.htm
他倒在了共和国的旗杆下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the truth and victims/Authentic records of visiting the victims/authentic_01.htm

[6] 丁子霖《家破人亡的一户难属》,原载《民主中国》2003年12月;亚子《就我所知道的戴金平》;丁子霖《三赴天津卫》,原载《民主中国》2004年。

[7] 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第288页。

[8] 周舵《血腥的黎明》。

[9]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 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周舵《血腥的黎明》;侯德建《六月四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历》,原载香港《经济日报》1989年8月24 日;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三章第二节“撤离广场”。

谈判的四个人,除了周舵、侯德健和宋松,另外一个人是谁,有不同说法。周舵说是一位学生纠察队员,侯德健和刘晓波说是一位医生。这里采纳周舵的说法,只有他说得出医生的名字,也熟识这位名叫宋松的医生,不大容易搞错另一位的身份。刘晓波说,当时这几位谈判人员,包括周舵和侯德健,都穿上医务人员的白色衣服。这样的话,纠察队员被认作医生,也不奇怪。

[10] 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三章第二节“撤离广场”;封丛德《六四日记》。

[11] 傅剑仁、冯朗峰、毕永军《为了天安门广场的尊严——戒严部队某部侦察分队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4日。下面是这篇报道的描述:

  在向“高自联”指挥部的行进中,侦察兵们仅用十几分钟的时间,就接近到了纪念碑的围栏边。在嘈嘈杂杂、闹闹哄哄的烦燥声中,指战员们大声向学生们喊话,冲在 前面的侦察一连指导员李相武,曾在老山前线荣立一等功的四连连长韩全兰,领着战士们一遍又一遍地呼喊:“请学生和看热闹的人赶快走开!”“我们要清场了, 请你们马上离开!”“戒严合法!平暴合法!”“请不要向我们动武,我们自卫合法!”就连平时不大爱讲话的战士,这会儿都不停地高喊着。
  然而,围坐在纪念碑周围的一些人并没有理解他们的善意。少数人在破口大骂的同时,石块、汽水瓶把他们头上的钢盔打得噼叭作响。四连战士陈瑞明的左腿被划破了一道血口。
  战士们愤怒了!个别战士用枪托还击了对抗清场者中的极端顽固分子,有的战士用拳头回敬了扔砖块、瓶子的人。但他们始终没有向学生和群众开一枪。
  当侦察分队的官兵冲上纪念碑的底座时,这时,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冲过来,企图夺班长史新的枪。史新见势侧身一让,跟着一脚飞出,将他踢得在地上打了两个滚。嚷 嚷吵吵的人群顿时吓傻了,几个从下往上冲的人一见这情景,吓得退了回去。就在这当口,我侦察兵对空鸣枪示警,并厉声向人群喝道“统统趴下!谁也不许乱说乱 动!”在强大的压力下,大学生和一些群众撤离了,有的请求战士不要打他们。当一批批大学生和群众陆续撤去的时候,仍有两个执迷不悟的人不肯走开。“打死我 也不走,开枪吧,向这里打!”边说边指着自己的胸膛。战士们愤怒地冲上前去,把他们强行拉下了纪念碑。


[12] 侯德建《六月四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历》,原载香港《经济日报》1989年8月24日。

[13] 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三章第二节“撤离广场”;侯德建《六月四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历》。

[14] 周舵《血腥的黎明》。

[15] 高新《“六·三”之夜:谁开枪?》,原载《中国之春》一九九一年六月号。

[16] 丁子霖《疯狂的坦克》;周舵《血腥的黎明》;高新《“六·三”之夜:谁开枪?》。

[17] 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金钟采访侯德健,原载《风云人去采访录---中国的演变》。
 
 
 
 
 
曾庆红之父为何与公安部长一职
 
失之交臂?(图)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月02日 转载)
    
    来源:中评网   
     
    
曾庆红之父为何与公安部长一职失之交臂?

    曾山夫妇(来源:资料图)
      说到曾山,人们更愿意谈起他的儿子——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曾山本人在中共党史中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他是中共第七至第九届中央委员,先后担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纺织工业部、商业部部长等职。1960年11月23日,担任国务院内务部长。曾山妻子邓六金(2003年去世)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27位女红军战士之一,在淮海战役前夕创办华东保育院,妥善照顾百余名华东野战军高级干部子女与烈士后代。曾山共有子女7人。曾山本来已被确定担任更重要职务,恰在此时,曾山突然去世,这一点鲜为人知。
      作为“毛派”干部,曾山走进毛主席视线
      “文革”中,曾山受到冲击,但基本还是处于打而不倒的位置。虽然不能够正常工作了,但比起那些被定为“叛徒”,或认定有其他历史问题的部长们处境要好,在中共“九大”上还被选为中央委员。那时能够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已属万幸,曾山根本没想自己还有可能得到重用。
      “9.13事件”之后,曾山得到重用的机遇出现了。1972年1月,陈毅逝世,毛泽东亲自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毛泽东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安抚一下“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当然,也是想发出一个信号,要使一批老干部恢复工作。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对西哈努克亲王讲了一句话:我就这么一个亲密战友(指林彪——笔者注),他还跑了。以后看来,毛泽东这是正话反说,再联系到毛泽东特别参加在井冈山就和自己在一起的陈毅的追悼会,显然,在重新使用老干部的问题上,毛泽东把自己的视线首先投注在了井冈山斗争时期属于“毛派”的那些老战友身上。曾山就是其中之一。
      曾山和毛泽东认识很早,但毛泽东把曾山算作“毛派”,应该是从井冈山根据地打“AB团”到“富田事变”这段时期。
      1929年11月底,经中共中央批准,刚刚恢复了对红四军领导权的毛泽东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可以说,这是曾山第一次直接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工作。但是毛泽东的决定却受到赣西南方面地方领导干部的抵制。
    为了解决赣西南红军与地方领导的矛盾,毛泽东于1930年2月,在赣西特委所在地江西省吉安县陂头村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和赣西南方面地方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江汉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身份参加会议,刘士奇、曾山等作为毛泽东的助手配合毛泽东组织了这次会议。史称“二七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刘士奇、曾山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为日后掀起肃清“AB团”的运动埋下了伏笔。会议上,毛泽东等人批评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指出“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会议给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离出主力部队,转任地方工作。2月16日,由毛泽东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 “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在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开始厉行肃清“AB团”。到了10月,在赣西南的3万多共产党员中,已有1000多人被开除党籍,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也有四分之一的人被打成“AB团”,1000多人被杀掉。对此,任赣西南苏维埃主席的曾山应该负有一定责任。
      1930年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在他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中也展开“肃反”。代表赣西南中共党团机构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被诬陷为“AB团”首要人物。12月,毛泽东先后派遣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一方面军秘书长古柏,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率人去省行动委员会所在地富田。李韶九一到达富田,随即把省行委和红二十军8个主要领导人逮捕。经过残酷的严刑拷打,获得所谓其它“AB团”成员的口供。在短短的5天内,抓获AB团120名,要犯几十名,并先后处决40多人。可是在他试图进一步逮捕红二十军干部时,激怒了二十军部分军官。他们率部队包围了富田,扣留了李韶九等人,释放了被捕同志。曾山得到消息后逃走。这就是中共党史上的“富田事变”。以后,“富田事变”以悲剧收场。事变发生后,事变领导人为了避免和总前委派来红军部队之间发生冲突,将红二十军向西移防,同时把扣留总前委派来肃反的人全部释放。事变领导人,二十军团政委刘敌,给在上海的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诉说事情经过,承认了过激行动的错误,恳请处分。他们还委托赣西南特委书记段良弼携带近万字事变详情报告前往上海中央汇报。可是左倾的中央政治局将这一事变定性为“AB团”反革命暴动。在江西,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对事变有着不同的态度,在指出事变领导人的严重错误的同时,也批评了毛泽东总前委过火的行为,认为应该以党内矛盾处理这一事件。可是这项决定很快就被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所推翻,政治局还派出中央代表团前往江西苏区,撤销了项英的代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以后,红二十军主要干部被逮捕,排以上干部全部被处决。
      正是这样一段历史渊源,毛泽东把曾山看成了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派”干部。
     谢富治逝世,提供了重新出山的契机
      谢富治,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出身贫苦,当过木匠。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前曾任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司令员,为革命做出过贡献。在人们眼里,他是一个诚实谦虚的人。1959年9月,谢富治调任公安部,接替罗瑞卿任公安部部长一直到1972年3月,是建国以来担任此职最长的一位。
      谢富治曾是开国上将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谢富治当时身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府主席、西南军区副政委、云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工作重心已转移到地方。时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负责授衔工作的宋任穷在其回忆录说:“除了赛福鼎、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等少数几个因情况特殊授予军衔外,其他已转到地方工作的同志,包括驻外大使,都没有授予军衔。”
      在“文革”迫害老干部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谢富治都非常卖力。
      新中国建立后最大的冤案,当属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案。在制造这一冤案的过程中,谢富治是主要元凶之一。1966年12月18日,中央举行碰头会,对一些揭发刘少奇、王光美“历史问题”的材料进行研究,决定设立专案进行审查。鉴于当时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不便直接审查,便先设立 “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中央办公丙组”。谢富治担任了“王光美专案组”的组长,组员有江青、萧华、叶群,顾问为陈伯达。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不久被打倒,陈伯达的“顾问”一职实际上没有担任。谢富治虽名为组长,但却一直将江青的意志奉为“旨意”,江青成了专案组的“太上皇”,一切都要过问,一切都要听命于她。
      自1967年3月起,刘少奇的问题明显升级。3月21日下午,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与会人员时,正式决定将刘少奇所谓的历史问题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此后的刘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控制之中。
      谢富治的工作主要是在公安系统,他对公安系统造成的危害也最大。“文革”刚一开始,身为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就策划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在他的煽动支持下,“砸烂公、检、法”成为当时造反派一个主要的口号,全国的公安机关都陷于瘫痪。谢富治在“文革”期间的各项罪行,以提出“砸烂公、检、法”这项罪行波及面最广、造成的危害也最大。
      毛泽东准备如何重用曾山?契机出现在1972年3月底。3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北京部队第一政委、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的谢富治在京病逝,终年63岁。 
        在极“左”思想依然甚嚣尘上的当时,谢富治的问题不可能被审查清算。3月29日,谢富治的追悼大会举行时,天安门广场、新华门等处均降半旗致哀,追悼大会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李先念主持的追悼大会上,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致的悼词中称:谢富治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在长期革命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奋斗不息。几十年来,他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英勇战斗,忘我工作,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光明正大,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谢富治同志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由谁来接替谢富治公安部长的职位?周恩来就此询问毛泽东。周恩来深知此位置的极端重要性,不敢贸然提出人选,采取了一动不如一静的态度。他倾向于由军队调来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公安部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震(1966年9月14日到职、1973年10月21日夜里,吊死在部机关大院地下热力管道沟内)主持公安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再说。毛泽东没有否决周恩来的意见,但却说了一句:“曾山怎么样?”这是周恩来万万没有想到的。那时,毛泽东一言九鼎。周恩来认为曾山即将成为未来的公安部长了。
      突如其来的噩耗令总理万分震惊
      如何使曾山有所准备?周恩来绞尽脑汁。虽然毛泽东这样提了,但毕竟没有最后敲定曾山就是公安部长。周恩来给曾山下了“毛毛雨”,要他出来参加国务院的会议,先在报纸上露露名字。曾山知道自己就要恢复工作了,非常高兴,不过,他还不知道自己就要得到毛泽东的重用了。
      恰在此时,1972年4月6日,原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逝世。陈正人和曾山非常熟悉,曾山任赣西南苏维埃主席时,陈正人是赣南特委组织部长(建国后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任书记,后调中央任建筑工程部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农业机械部部长)。两人都是井冈山这个“山头”的“毛派”干部。认真说起来,陈正人与毛泽东的私交更深一些,特别是陈正人和贺子珍一家关系特别好。“文革”前,在北京,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结婚后与江青不和,搬出了中南海。以后,李敏“坐月子”,就住在陈正人家。周恩来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他指定要曾山给陈正人致悼词。周恩来的精细真是无人能比!按照中共的一般规矩,部长一级的人逝世,致悼词的人应该比死者级别高出一级,至少也要高出半级。文革中有许多特别情况,但致悼词的人也是要有现职的,“靠边站”的人是不能够致悼词的。显然,一般情况下,曾山不是致悼词的合适人选。但周恩来一定要曾山致悼词,其目的有三:一、告诉大家曾山立即就要出来工作了;二、曾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恢复工作,他要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三、向毛泽东表态,积极支持曾山出任公安部长。对于周恩来这样“反常”的决定,曾山不明就里,向周恩来追问。到了此时,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考虑告诉了曾山。 
        可以想象,曾山得知了毛泽东的决定后是如何的激动。1972年4月15日,陈正人的追悼会召开。会后,周恩来特意再次关照曾山随时准备好出来工作,身体一定别出问题。曾山向周恩来拍了胸脯,保证身体没问题。人算不如天算,谁知第二天,4月16日,曾山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周恩来得知消息后极为震惊。如果曾山去世不是如此突然,很可能会成为公安部长。谢富治以公安部长之职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的华国锋又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兼任公安部长。由此推理,曾山如果任公安部长,成为政治局委员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惜,造化弄人,就差一步,却成了阴阳两隔,真是遗憾之至!
      多说一点,陈正人和曾山相继突然去世。周恩来抓住时机,以求亡羊补牢。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许多老干部以检查身体的名义,得以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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