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安门广场清场时的情景我自出狱后已有两篇文章说明。如果有记者仍然感兴趣的话,我建议不妨找一下现在美国洛杉矶的原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梁二和程真(女)。“六·四”后,他们二人先后被中共公开和内部通缉,在国内潜藏了一段时间后才辗转逃了出来。现在逃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天安门勇士”很多,但在天安门广场最后清场时我见到的只有他们两人。其他人有的是我可能没有见到,有的干脆就根本不在现场。这两个同学在广场上一直帮助我们一起组织动员大学生和市民群众撤离,但出来后却从没听说过他们如何往自己脸上贴金。与一些不顾国内狱中人死活的人表现相反,程真每次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要谈及我们四人如何进行和平撤离组织动员的。除了尊重历史的考虑外,她想的是这种消息传入国内,可能会减轻中共对刘晓波的处理。的确是真诚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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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前的流血、清场与四君子
根据官方《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记载,大约从1989年6月4日凌晨1点30分开始,戒严部队相继抵达天安门广场,随即开始肃清广场边缘,封锁东西长安街路口;然后,强力清除广场北端的工自联指挥部等“脓包”,并于3时26分捣毁“民主女神”像,肃清了广场南北大片区域,只剩下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尚余留有数千学生和市民聚集。[1]
《人民日报》说,在这个过程中,有“暴徒”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狂呼口号,被部队阻挡驱散。“女神”底座上有“少数人”挥舞拳头,叫喊誓死保护“女神像”,突击队张连长命令战士持枪前进,“那些人在戒严部队强大力量的威慑下,暴露了虚弱的本质,一一仓皇逃走。”[2]
《人民日报》无一字提到部队曾经向人群开枪。有迹象表明,官方似乎打算主要采用非致命手段驱散广场人群,达到清场目的。学生纠察队总队长张健回忆,从南面的前门大街第一批冲进广场的军队,这边挎着冲锋枪,那边握着大棒子。他拿根竹竿横着去阻挡,跪在路中间喊“人民军队爱人民”,军人们只是绕开他,进到历史博物馆前。[3]
但这并不意味着部队不会开枪杀人,所谓“强大力量的威慑”也非凭空而来。身处冲突现场的一些学生和市民,见到了部队向人群开枪。张健本人就在广场中弹受伤,时间大约在2时到2时半之间。当时,一辆公共汽车沿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部队乱枪打死了司机,从车上纠出郭海峰等学生。张健站在广场东北角,见状呼喊“人民军队爱人民”,被十米远处的戒严部队军官连击数枪,其中一枪打中右膝蓋,一枪击碎肱骨干。当他被同学们抢下来抬到纪念碑时,他发现旁边至少躺着三名伤员,其中一人头部中弹,一人胸部中弹。[4]
部队肃清广场北端,冲突发生时,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程真,四处奔跑,想劝人们别作无谓抵抗无谓牺牲。她看到广场国旗杆下,一个小年轻从地下捡起瓶子想扔,还没出手就倒下。她和几个人跑过去一看,那人两眼翻白,后面一个大洞,一直在流血,查出前胸中弹了。大家不知道怎么救护,只能拿纱布塞流血孔,使劲扎紧,然后送去救护站。几年后,丁子霖找到几位广场死者姓名,其中一位倒在国旗杆下,名叫程仁兴,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年仅25岁。程真觉得那人就是他,年龄、时间、地点都吻合。她很伤心,多年来她一直希望他能活下来。[5]
与此同时,广场南部同样有死亡发生。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生戴金平,中弹倒在毛主席纪念堂附近。开枪的是从南面进入广场的戒严部队,同学推测可能是他照相的闪光灯引来了枪弹。几乎同时同地被打死的,还有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李浩成,闪光灯亮起时,李浩成连中两弹,致命的一弹击中肝部。[6]
据吴仁华研究,凌晨1点半左右从北面进入广场的是38集团军,稍早些从南面进入的是第15空降军,这两支军队都向民众开了枪。第27集团军则已经先期进入人民大会堂,他们和另外几支军队参与了清场行动,但基本上没有在广场开枪杀人。凌晨3点半过后,合围广场纪念碑的部队合计达四、五万人。合围过程中,陆续送入广场救护站的伤者,多达数十人,时有重伤者不治身亡。[7]
当天晚上,正在广场绝食的四君子,一直被学生纠察队保护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帐篷里。他们未曾亲眼目睹广场的流血。但是,子弹的咆哮,广场的火光,受伤和死亡的血衣,不断传来的杀人消息,让他们感受到了局势的极端危险。凌晨3时左右,北大学生邵江来到绝食篷找周舵说,东西长安街上看到部队杀红了眼,建议四位老师说服学生撤离。[8]
四人经过商量,决定由侯德健和周舵二人,会同广场救护站医生宋松,还有一名学生纠察队员,去找戒严部队谈判。在广场东北角,他们见到戒严部队某团政委季新国上校等人,后者请示上级后告知侯德健,同意学生和平撤离的请求,并说广场东南方向留了一条通道。[9]
侯德健、周舵等人回到纪念碑,连同高新和刘晓波,通过纪念碑上的广播喇叭说服学生撤离。大约4时10分,广场灯光熄灭,部队开始向纪念碑迫近。随后,封丛德主持了广场最后一次表决,用喊“撤”与“留”的声音大小来确定多数意见。他宣布喊“撤”的声音大些,决定撤离。等到4时30分广场灯光重亮时,学生们开始离开。四君子分成三拨,德健和周舵去了纪念碑北面,高新下纪念碑组织学生,刘晓波留在南面最高层殿后。广场指挥部的学生领袖们率领南面人群先行,然后是东面和西面。[10]
看起来,戒严部队预定的清场计划,包括派遣分队捣毁学生指挥部的预定计划,并未因四君子斡旋和学生们表示主动撤离而改变。正当四君子在广播里说服学生时,负责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的205名侦察兵,已奉命从人民大会堂出发。官方宣称,四君子等“绝食闹剧扮演者”和学生头头们此时的广播,乃在蛊惑人心,煽动顽抗,还有“极少数暴徒”,“准备了大量汽油瓶和汽油桶,企图制造爆炸事件”。于是,学生尚未撤离完毕,官兵们就已经插到纪念碑下,搭人梯直上底座最高层,开枪打哑了喇叭,同时拳打脚踢,枪托狠砸,对天鸣枪,自上而下地驱赶人群。[11]
纪念碑北面,有些同学拒绝走开,侯德健和周舵跑去拉劝。侯急得哇哇大哭,好不容易劝得学生同意撤离。当最后一批同学还没站起来时,侯德健看到一整队像人墙似的士兵持枪逼来,把人群挤得几乎无法移动脚步。军警挥动着粗大木棍往队伍西北侧同学们身上打下,有同学当场头破血流,整条人龙被迫挤往东北侧,一排人被绊倒,后面的人没能立即停止,便又横了上去,压了有两三层。一个纠察队员拉着侯德健从自己身上踩了过去,侯德健得到保护,纠察队员却折断了小腿骨。[12]
在纪念碑南面最高层,刘晓波被冰硬的枪口顶住后腰,推了一下,踉踉跄跄地下了纪念碑,差点儿摔倒。来到纪念碑下,南面有三辆坦克迫近,前面一排士兵,端着抢逼人群快走。他惦记侯德健,不随大队学生撤退,逆着人流往回找,终于遇到侯德健。侯被两个学生搀扶着,其中一个脚负了伤。这时东南角已经被戒严部队堵死,士兵用枪把人群赶回来。他们只得回头走到红十字救护站,将侯德健安置在担架上,用毛毯盖住。侯德健最后一眼望向广场,只见坦克在场上,旁边十来个学生扶着三个满身是血的人,陆续有不少伤员来到救护站。[13]
周舵与侯德健失散,和医生宋松在一起,随广场学生队伍撤退时,前面一大群军人,挺着刺刀过来。周舵赶紧跑过去,边跑边喊:“别开枪!别动手!同学正在撤退。”话音没落,一个东西捅过来,捅在心脏旁边的肋骨上,令他几乎窒息,差点坐在地上。小宋跟军人解释,说这是周老师,谈判代表什么的。当兵的根本不理这一套,嘴里骂着脏话照着他又捅两下。两人起来再走,那枪口就对着后心。小宋怕他们不小心走火,赶紧把周舵推到队伍中间,裹在人群里,往广场东南角移动。[14]
周舵可能是四君子中第一个走出广场的人。他的后面,高新和程真及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沙涛,在历史博物馆西南侧,劝说一些死不肯撤的市民和大学生离开。坦克在他们身后等着,他们撤一点,坦克进一点。他们走出广场,在前门箭楼东南侧遇到大批市民,挽起手来齐喊:“法西斯、法西斯!”喊声中,第15空降军部队突然起立,高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端起枪对着人群上空扫射。高新身边一位大学生当场头部中弹负伤,但是高新说,看得出部队枪打得较高,并非有意伤人。[15]
撤离广场的学生其实并未安全。学生队伍行进到六部口时,遭到从广场方向追来的坦克碾压,造成了至少5死9伤的惨剧。周舵和宋松刚转到长安街上,就见到狂驰的坦克,一个催泪瓦斯扔过来,他赶紧掏出来捂着鼻子,呛得一边咳嗽一边跑,离开了路口。高新一行到得较晚。他和程真、沙涛三人来到六部口,正好见到最后两具被坦克压死的尸体,被人抬上一辆北京130卡车。他们从目击者口中得知坦克碾压学生的事实,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16]
6 点多钟,天色大亮,留在广场救护站的侯德健和刘晓波等人,被脸色阴沉的大兵们团团围住。死一样的寂静中,刘晓波突然感到了恐惧,刚刚在纪念碑上滞留,万一有颗子弹打中自己,不就玩完了吗?自己是不是要马上被捕?还好,很快他们获准离开。医生带领两人先躲到协和医院,在那里他们看到被枪弹打得不成人样的尸体,惨不忍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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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福祥,栗蕲春,魏厚敏《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戒严部队某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执行清场任务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12日;任宗清,魏厚敏《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1日。
[2] 任宗清,魏厚敏《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1日。
[3] [4] 张健口述:血染广场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112699
[5] 六四播客——程真的六四見證
http://www.64memo.com/b5/15836.htm
他倒在了共和国的旗杆下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the truth and victims/Authentic records of visiting the victims/authentic_01.htm
[6] 丁子霖《家破人亡的一户难属》,原载《民主中国》2003年12月;亚子《就我所知道的戴金平》;丁子霖《三赴天津卫》,原载《民主中国》2004年。
[7] 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第288页。
[8] 周舵《血腥的黎明》。
[9]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 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周舵《血腥的黎明》;侯德建《六月四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历》,原载香港《经济日报》1989年8月24 日;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三章第二节“撤离广场”。
谈判的四个人,除了周舵、侯德健和宋松,另外一个人是谁,有不同说法。周舵说是一位学生纠察队员,侯德健和刘晓波说是一位医生。这里采纳周舵的说法,只有他说得出医生的名字,也熟识这位名叫宋松的医生,不大容易搞错另一位的身份。刘晓波说,当时这几位谈判人员,包括周舵和侯德健,都穿上医务人员的白色衣服。这样的话,纠察队员被认作医生,也不奇怪。
[10] 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三章第二节“撤离广场”;封丛德《六四日记》。
[11] 傅剑仁、冯朗峰、毕永军《为了天安门广场的尊严——戒严部队某部侦察分队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4日。下面是这篇报道的描述:
在向“高自联”指挥部的行进中,侦察兵们仅用十几分钟的时间,就接近到了纪念碑的围栏边。在嘈嘈杂杂、闹闹哄哄的烦燥声中,指战员们大声向学生们喊话,冲在 前面的侦察一连指导员李相武,曾在老山前线荣立一等功的四连连长韩全兰,领着战士们一遍又一遍地呼喊:“请学生和看热闹的人赶快走开!”“我们要清场了, 请你们马上离开!”“戒严合法!平暴合法!”“请不要向我们动武,我们自卫合法!”就连平时不大爱讲话的战士,这会儿都不停地高喊着。
然而,围坐在纪念碑周围的一些人并没有理解他们的善意。少数人在破口大骂的同时,石块、汽水瓶把他们头上的钢盔打得噼叭作响。四连战士陈瑞明的左腿被划破了一道血口。
战士们愤怒了!个别战士用枪托还击了对抗清场者中的极端顽固分子,有的战士用拳头回敬了扔砖块、瓶子的人。但他们始终没有向学生和群众开一枪。
当侦察分队的官兵冲上纪念碑的底座时,这时,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冲过来,企图夺班长史新的枪。史新见势侧身一让,跟着一脚飞出,将他踢得在地上打了两个滚。嚷 嚷吵吵的人群顿时吓傻了,几个从下往上冲的人一见这情景,吓得退了回去。就在这当口,我侦察兵对空鸣枪示警,并厉声向人群喝道“统统趴下!谁也不许乱说乱 动!”在强大的压力下,大学生和一些群众撤离了,有的请求战士不要打他们。当一批批大学生和群众陆续撤去的时候,仍有两个执迷不悟的人不肯走开。“打死我 也不走,开枪吧,向这里打!”边说边指着自己的胸膛。战士们愤怒地冲上前去,把他们强行拉下了纪念碑。
[12] 侯德建《六月四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历》,原载香港《经济日报》1989年8月24日。
[13] 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三章第二节“撤离广场”;侯德建《六月四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历》。
[14] 周舵《血腥的黎明》。
[15] 高新《“六·三”之夜:谁开枪?》,原载《中国之春》一九九一年六月号。
[16] 丁子霖《疯狂的坦克》;周舵《血腥的黎明》;高新《“六·三”之夜:谁开枪?》。
[17] 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金钟采访侯德健,原载《风云人去采访录---中国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