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赞誉为“中国的良心”的名记者、名作家刘宾雁，最近又有了新闻。他的骨灰终于从美国回到了北京，下葬在门头沟的天山陵园。香港的《苹果日报》首先报道了这个新闻，接着是《亚洲周刊》以“刘宾雁北京入土为安”和“刘宾雁火焰拒绝熄灭”的两篇文字，作了详尽的报道。
引人注意的是他自撰的墓志铭被扣押了，不许刻上碑石。这墓志铭很简单，只有三句话：“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
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三句话，却使他的骨灰要等待五年之久，才能入土为安，事实上，恐怕是入土也不安的。
刘宾雁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前就去了美国的，“八九”民运不应该算在他的身上。他在“六四”之前就去了美国，是美国大学请他去讲学。好不容易他才拿到出国的护照。他出国前几天我们还在北京杨宪益的家里聚过一次。有人作诗，有“出出入入亦寻常”之句，是表示出国算不了什么一回事。没料到出固然不容易，入也很难，刘宾雁在生时固然回不了国，就在临死前希望回国治病，也不得门而入。就在死后，骨灰也不能入土为安，连这样温和的墓志铭都不容许，真是不寻常，太不寻常了。这和我们当时乐观其事是大异其趣的。我也曾有诗为他送行。
传经学士去西方，意气曾轻白虎堂；挥斥卅年奇士传，笑谈一夕道家装；他山自昔石攻玉，吾道从来弛又张；万里乾坤春有脚，长空双雁正飞翔。
他被请去讲学，故称之为“传经学士”。“意气曾轻白虎堂”，是说他不把《水浒传》中高太尉之流放在眼里，瞧不起那令一般人害怕的白虎堂。“挥斥卅年奇士传”，是说他有报告文学《关东奇人传》，他自己一生才是真正的奇人。“笑谈一夕道家装”，是那天晚上杨宪益拿出了一件道袍来给大家欣赏，刘宾雁还穿起来照相。虽说是去“传经”，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可以学些好的东西回来使“吾道”弛而又张。“万里乾坤春有脚，长空双雁正飞翔”，是说刘宾雁夫妇终于双双飞走了。
当时是一片乐观，没想到他从此就回不了中国。我的乐观完全落了空。他们夫妇终于在美国的普林斯顿住了下来。后来我们也去了美国，也去过普林斯顿，到他们家里作客，享受他们家的北方面食。谈了些什么就记不起了，只记得我说过，如果他还在国内，应该大有可为，有许多好题材可以供他写作。他说未必，恐怕未必可以为所欲为，言所欲言。他说得对，连那样温和平稳的墓志铭都受到禁止，还有什么可以作为的呢？
但是有权对墓志铭下禁令的人也不必高兴，他们禁得了墓碑上刻下这铭文，但是却禁不了人们心头已经刻下了这三行文字：“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这些话已经由各种媒体刊刻在人们的心上了，是你们再也抹不掉的。
罗孚
香港苹果日报
香港反对派组织和黄雀行动之谜
——谈中共主动组建和利用反对派问题
徐水良
2011-1-9日
司徒华先生的去世和许多回忆文章的发表，包括“黄雀行动”的回忆，在很多人读来，也许是温馨的回忆；但在我看来，却是颇为惊心动魄的材料。因为这些回忆透露的许多材料，某种程度上证实笔者过去的研究、怀疑和初步看法，即香港反对派组织在组织上也是中共主动组建和掌握的看法；以及如果不是中共地下势力掌握、真反对派服从，就不可能组织上长期保持统一，中共一定会搞破坏等看法；还有我出国以前，一些曾经从事香港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的，香港黑白两道都在中共控制之下等说法。同时，也在某种程度进一步证实一些朋友，例如李洪宽先生等等的说法，即“黄雀行动”经过邓小平批准，变成向西方输送特务的行动。“营救的所谓民运人士当中，夹杂了大量的中共特工和干部子弟。这些人长期潜伏在自由国家，成为沉底鱼。个别人或许将成为中共优秀间谍，活着被吸收为双面谍，甚至三面谍。当然，绝大多数人慢慢地摆脱了与中共的关系，成为自由国家的公民。”（引号中引语引自《李洪宽：伪造六四记忆：“黄雀行动”》。）
我这里不谈对这些材料的详细研究。我这里只引用香港媒体和海外网站的一个报道：
“1983年时任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曾邀司徒华、李柱铭组党。李称许家屯认为他们两人有不同背景，应分别组党，着李跟李鹏飞（后来创办启联资源中心和自由党）组工商背景政党，司徒华有基层背景，则另行组党，李指许跟华叔说：‘钱不用担心，新华社照住你。’两人当然没予理会，还确立路线，不收共产党的钱，以及接受捐款不能附带条件。”（新报记者：《李柱铭：华叔位置无人可代》）
按这里的1983年，其他有的材料说法，是1987年：
“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于1987年底分别约见两人，邀请两人在香港组党，但指两人背景不同，认为马丁应与李鹏飞、张鉴泉组中产党，华叔就组织基层政党。”（引自《明报专讯：华叔放不下支联会 李柱铭允守护到底》，林锋转贴）
司徒华和李柱铭是当时的香港左派人士，1985年，中共委任他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1987年许家屯着他们组建反对党。显然，这里首次公开了香港反对派组织香港民主党，是中共主动策动和发起，这样一个事实。中共当时企图通过他们掌控从基层到中产的香港社会。
当然，由于反对64屠杀，司徒华和李柱铭辞职。（有的材料说被人大常委会撤职。）当时很多香港左派都采取了激烈反对屠杀的立场，包括新华分社正副社长许家屯和张浚生等，我相信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除了少数有特殊任务的以外，这种反对屠杀的态度，也是真诚的。
但后来的发展，很多左派很快回到中共立场。其中回到中共立场的一部分，因为特殊任务，仍然留在反对派阵营。也有一小部分真心脱离中共阵营。
我不知道这些回到中共立场的人士，是不是都像被捧得很高的陈达钲先生一样，内心里真诚地“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像陈达钲那样真诚地转弯：“六四时我确实不解，现在想起来，政府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使出这一下策。万幸的是，六四以后，国家没有退步反而进步。我觉得六四首先挽救了共产党，共产党比过去更聪明了，它从一个革命党到一个执政党，一步步在进步。通过六四，共产党知道了人民需要什么，于是后来有三个代表，现在又有和谐社会一说。这些进步，都说明了六四的意义。”（引自《陈达钲：说出黄雀行动真相为时过早》）
但至少，左派的大部分，是回去了。没有公开回去的，有的有特殊任务，也有一小部分真心脱离中共。对后两部分人的判断，往往很难。但是，关键时刻，往往能够看出真实面目。前些年李柱铭态度的转变，不久前民主党的转向，向人们提供了某些线索。当然，要断定具体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目前还为时尚早。
利用地下力量和间谍，是中共一贯传统。国共内战时，中共利用其地下势力，渗透和控制国民党政府、军队、政党、情报机构，渗透控制了国统区绝大多数媒体，大多数社会团体，对抹黑和战胜国民党，几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中共主动组建反对派组织，笔者研究，迄今发现的情况，是在中共建政以后。1950年代，浙江省公安部门，在江华和王芳等领导下，经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批准，主动组建浙南反共救国纵队，用来诱捕反共分子，欺骗台湾，并向台湾派遣特务，这是比较早的例子。
文革前中共公安部门普遍利用所谓的“灰色人物”，即从犯罪分子转化过来的线人来破案，也逐步形成一套利用线人的办法。
79民运中，中共情报机构相当普遍地采用“筑巢引鸟、做窝养鱼”等方法，有效地掌握和控制79民运。主动组建反对派队伍这个办法，开始成为中共对付反对派的常规手法。
1982年，中共把国内“筑巢引鸟、做窝养鱼”等办法推广到海外，策划8201专案。非常成功地组建和控制了海外民运。此事早于1987年许家屯策划香港司徒华李柱铭组党。
从此以后，主动组建和利用民运组织和其它反对派组织，成为中共在国内外对付反对派的最最常规的手段。
但后来，因为中共与台湾方面的矛盾等等一些问题，产生了倒王事件，海外民运分裂。中共虽然严重渗透台湾情报机构，但中共和台湾，毕竟是敌对对立的政权，双方及其情报机构，必然产生矛盾。
64屠杀，天安门广场之所以没有像外围那样不分青红皂白进行屠杀，与为了保护渗透到广场上的中共情报人员，很有关系。
64以后，民主中国阵线成立。老民联许多人，与新到海外的中共特务，操纵和控制民阵。1993年，中共地下势力破坏了民阵和民联的合并。这之后，民运溃不成军。中共主动组建反对派队伍的办法，更加成为中共得心应手的办法。
此后组建的大多数民运组织，包括正义党等等，其背后推手，都是中共情报机构。
被中共普遍渗透和控制的民运和其它反对派组织，鼓吹告别革命，鼓吹温和缓进，反对激进，鼓吹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为中共维护稳定的得力工具。
在中共权贵进行的私有化大抢劫大掠夺中，中共控制的这些自称自由主义，鼓吹全盘私有化的民运和反对派人士，更加成为中共私有化大抢劫大掠夺的吹鼓手和得力工具，为中共权贵的大抢劫大掠夺立下汗马功劳。
由于中共威信严重丧失，像四川地震、杨佳案、石首案、邓玉娇案、钱云会案等等中共困难时期，调动主动组建的反对派，包括民运和维权队伍中的地下力量出来，为当局讲话，为当局灭火，也成为中共的常规手段。
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中共击溃反对派的结果，就是一旦改革需要一个统一的反对派组织，以便当作打交道的对象的时候，中共却找不到这个对象了。他们利用民运组织搞大团结，然后搞大分裂，然后搞大内斗，借以搞臭反对派的惯伎，也用不上了。因此，许多年来，中共地下势力拼命组建“统一民运”，一直努力，企图主动组建一个由他们控制的“统一民运”组织，但他们的努力，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
此文于2011年01月09日做了修改/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