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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画像》朗诵版 BY 雪诚、星出而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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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星出而作
海的深沉
天的高远
潜移了你
可以进，可以退
经得悲，藏得喜
风的不羁
浪的无束
默化了你
可以动，可以静
懂得笑，也会哭
山的刚强
水的柔情
塑造了你
可以高，可以低
可以直，可以曲
能沉默，能欢歌
春的烂漫
冬的素净
夏的热烈
秋的沉甸
影响了你
可以放，可以收
可以热，可以冷
可以远，可以近
可以多，可以少
既严肃，又可亲
光与虹的多彩
影与雾的暗淡
淬炼了你
经过成，失过败
悟了生，无惧死！
wenxue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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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摘录几段
来源: study 于 2011-01-13
http://ctwh.5d6d.com/thread-2303-1-1.html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 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 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 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 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
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因此要 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 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 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 意见。即使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这是不必再说的。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 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 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从此可知，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
我们看西方，一个大工厂，几千几万人，有的政党便尽量挑拨利用，闹起事来，一罢工就可发生大影响。因为是一个组织，所以是一个力量了。中国近代社会却找不出这些力量来。人都是平铺的，散漫的，于是我们就只能利用到学生罢课，上街游行，随便一集合，就是几百几千人，这也就算是力量了。
盤點1934年跟隨中央紅軍長征的
30名女紅軍們的最終結局
多維
據《黨史博覽》刊載，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有30名女同志隨軍參加，她們的名字如下︰王泉媛、鄧六金、鄧穎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劉英、劉彩香、劉群先、楊厚珍、李堅真、李伯釗、李建華、李桂英、吳仲廉、吳富蓮、邱一涵、陳慧清、金維映、周越華、鐘月林、賀子珍、錢希均、蕭月華、康克清、曾玉、謝飛、謝小梅、蔡暢、廖似光。
其中︰甘棠、李桂英和謝小梅3人，1935年3月隨紅軍到達雲貴川邊時，因奉命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川南游擊縱隊或另有任務而脫離長征隊伍，各奔征程；王泉媛、李伯釗、李建華、周越華、吳仲廉、吳富蓮、康克清7人，于1935年6月紅軍第一、四方面軍會師後，被調動或被留在紅四方面軍。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長征勝利會師後，李伯釗、李建華、周越華、康克清4人到達陝北；王泉媛、吳仲廉、吳富蓮3人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艱苦作戰。王泉媛曾任西路軍婦女獨立團團長，在河西作戰被俘後死里逃生，後來輾轉流離而淪落為民；吳富蓮曾任西路軍婦女獨立團政治委員，在河西作戰被俘後堅貞不屈，吞針而死；吳仲廉曾在西路軍第九軍政治部敵工部當干部，在河西作戰被俘後押至青海西寧，後與張琴秋、陶萬榮等一起被押到南京，入“反省院”，1937年8月由周恩來營救出獄，于10月初回到延安。因此，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30名女紅軍，于1935年10月、1936年10月先後到達陝北者為24名。現對這30名女紅軍一一簡單介紹。
王泉媛，原名歐陽泉媛。江西吉安人。1913年7月12日生。17歲與本鄉農民王照斗結婚，按鄉俗隨夫改姓，叫王泉媛。1930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曾擔任共青團支部婦女干事，少共吉安縣指陽區委婦女部部長，中共湘贛省委婦女部干事。1934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婦女部當干事。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9月，隨紅四方面軍南下川康邊，任紅四方面軍婦女抗日先鋒團團長。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奉命西渡黃河，參加了西路軍的艱苦征戰。1937年3月，在祁連山中被敵打散後不幸被俘。1939年由河西逃到蘭州，因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不予收留，從而輾轉流離淪落為民。1942年，經由甘肅、四川、雲南、貴州等地，轉回原籍江西吉安。1962年，在康克清的關照下，她被安排到禾市鄉敬老院擔任院長。1989年，得以落實政策︰軍齡從1930年算起，黨齡從1949年11月算起，享受副地級待遇，行政14級。
鄧六金，福建上杭人。1912年9月生。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為中共黨員。曾任中共上杭中心縣委巡視員、婦女部部長，福建省委婦女部部長。1934年初，入瑞金中央黨校學習，同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在紅軍總衛生部干部休養連當“政治戰士”，負責管理民夫、擔架等。到達陝北後，歷任中共慶陽中心縣委組織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婦女部巡視員。1938年12月，在西安與曾山結婚。後在中共中央華東分局工作，任分局婦女部巡視員。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機關保育院黨支部書記兼協理員、副院長、院長。建國後，繼續從事幼教工作。1953年由上海調往北京，後曾任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副主任、副局長等職。1983年離休。她是中國兒童福利基金會理事。2004年夏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鄧穎超，祖籍河南光山，1904年2月4日生于廣西南寧。幼時隨母遷居天津。1925年3月，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轉為中共黨員，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部長。
同年8月調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部長，並同周恩來結婚。1927年5月，從廣州到上海，同年冬任中共中央婦委主任。1928年5月赴莫斯科列席中共六大，10月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直屬支部書記，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32年5月，赴江西中央甦區，曾任中共甦區中央局秘書長，中央政治局秘書，中華甦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中央機關總支書記。1934年10月，帶病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隨干部休養連行動。到達陝北後，任中共中央機要科科長、中央白區工作部秘書。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婦委委員，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兼婦委書記。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任中共中央婦委副書記。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婦委代理書記。1949年4月，當選為全國婦聯副主席，並任黨組副書記。建國後，曾任全國婦聯副主席、黨組副書記、名譽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十一、十二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等職。1992年7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甘棠，曾用名闞思穎、闞士英。四川南溪人。1910年9月22日生。192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2月轉為中共黨員。1927年夏，由重慶經武漢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擔任交通員。1930年至1932年，在中央甦區黨的交通總站擔任秘書。1933年入瑞金中央黨校學習，結業後到甦區中央局婦女部擔任秘書。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遵義會議後，調紅軍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婦女科當科員。1935年3月，奉命到新組建的紅軍川南游擊縱隊政治部工作，任宣傳隊隊長、組織部干事、黨總支書記和秘書等職；紅軍主力北上後，被留在川滇黔邊堅持斗爭。1936年12月，川南游擊縱隊被敵打散，她在雲南扎西（今威信）水田寨戰斗中被敵俘虜。1937年抗戰爆發後，經由潘漢年與羅世文（八路軍駐成都辦事處主任）接上組織關系。1938年冬，任中共川康特委執委、婦委書記。1940年到延安，先後在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學習，並參加了整風運動，受到審查。建國後，曾任中共重慶市委婦委書記，市政府委員，全國總工會西南辦事處女工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西南局婦委副書記，後任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文革”初期慘遭迫害。1971年11月28日不幸病逝，終年61歲。
危秀英，江西瑞金人。1910年9月11日生。1930年參加紅軍。1932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興國縣工農革命政府委員、婦女部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婦女部干事等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在干部休養連當“政治戰士”。到達陝北後，任中共陝北省委婦女部部長。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江西省吉安中心縣委常委兼組織部長，中共贛粵邊特委常委兼婦女部長；1940年10月回到延安，入馬列學院和中央黨校學習、工作數年。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吉林省敦化縣委常委兼組織部長，中共吉南地委委員兼組織部副部長，中共吉林省委婦女部書記等職。建國後，歷任中共江西省委婦委書記，全國婦聯農村工作部副部長，華南農墾總局副局長，江西省政協常委等職。
危拱之，原名危玉辰。河南信陽人。1905年10月31日生。1926年6月畢業于開封女子中學，遂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生大隊，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4月轉為中共黨員。同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1928年7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達開封，任中共河南省委婦女科科長。1929年6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1年2月回國到上海，同年4月進入閩西革命根據地，後到達瑞金，擔任新成立的中華甦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秘書兼機關俱樂部主任，並參與籌建八一劇團和工農劇社，任副社長，還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和高爾基戲劇學校從事教學工作。
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被編在軍委干部團擔任總務科科長。長征前夕，她以“莫須有”的罪名被開除黨籍，到達陝北後才恢復黨籍，擔任人民劇社社長兼導演。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河南省委秘書長、組織部部長，信陽抗日挺進隊政治部主任等職。1943年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因河南“紅旗黨”冤案而深受刺激，患上精神病癥。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赤峰市委副書記、書記，冀察熱遼中央分局婦女部部長，中央分局第三土改工作團黨委書記等職。建國後，因病長期休養。1972年2月8日在北京逝世，終年67歲。
劉英，原名鄭杰。湖南長沙人。1905年10月14日生。曾就讀于長沙女子師範學校。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在湖南省總工會工作，大革命失敗後在長沙從事秘密工作。1927年10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候補委員兼省委婦女部部長。1929年赴甦聯學習。1932年回國，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後到達江西中央甦區，任少共甦區中央局組織科科長，少共福建省委書記，少共中央局組織部部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任中央第二野戰縱隊政治部巡視員、第三梯隊政治部主任，軍委縱隊（中央縱隊）秘書長。到達陝北後，1935年12月在瓦窯堡與張聞天結婚。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合江省委委員，中共遼東省委組織部部長。建國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甦聯大使館參贊、黨委書記，外交部部長助理兼人事司司長等職。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2002年8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歲。
劉彩香，後改名劉彩霞。江西贛縣人。生卒年月不詳。幼時做過童養媳。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為中共黨員。歷任中共會昌縣委婦女部巡視員、縣委婦女部部長，中共粵贛省委婦女部部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進入遵義後，與紅九軍團參謀長畢佔雲（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餃）結婚。婚後，她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而畢佔雲則于1936年10月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艱苦征戰。西路軍失敗後，畢佔雲于1937年夏化裝潛逃回到延安。劉彩香建國後在河南省軍區工作，20世紀60年代初病故。
劉群先，原名劉琴仙。江甦無錫人。1907年生。幼時當過童養媳。紡織工人出身。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初，當選為無錫總工會委員，同年6月到武漢參加全國勞工代表大會。1927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與無錫同鄉秦邦憲（博古）相識，1928年5月二人結婚。1930年5月回國，在總工會擔任宣傳干事、婦女部部長。1933年6月，她陪同李德經由汕頭進入閩西、江西甦區，在甦區總工會負責女工運動。1934年2月，當選為中華甦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同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在總工會女工部任部長。抗日戰爭時期，先後在武漢、重慶兩地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由于操勞過度，高度緊張，且常被國民黨特務跟蹤追捕而突發神經性疾病，被送到澳門治療，未見成效。1939年，被送往莫斯科治療休養。後在甦德戰爭中失蹤，下落不明。
楊厚珍，江西瑞金人。1908年12月生。1927年春，與國民革命軍第三軍第九師營長羅炳輝在贛州結為夫妻。1929年11月，跟隨丈夫參加吉安起義，從此參加紅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護士、護士長、管理員、指導員和福建軍區機關合作社主任等職務。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因敵機轟炸負傷，為三等殘廢。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羅炳輝隨紅九軍團留在紅四方面軍，南下轉戰川康邊；楊厚珍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
後與羅炳輝離婚。抗日戰爭初期，楊厚珍與傷殘軍人劉正明組成新的家庭。不久，劉正明因事受到誣陷，被解除一切職務去當老百姓。1940年春，楊厚珍帶孩子到延安七里鋪，與丈夫度過六七年平民生活。1947年敵軍攻佔延安前夕，丈夫的問題得到解決，夫妻倆買了頭毛驢撤離延安。到達晉西北後，經中央行政管理局介紹到榮軍醫院工作。建國後，曾在文化部體育用品工廠當過廠長。1977年因病去世。
李堅真，原名李見珍，廣東豐順人。1907年1月出生。幼時做過童養媳。1927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冬，當選為豐順縣革命委員會副委員長。1930年春，到中共閩西特委工作，歷任中共長汀縣委書記，中共閩粵贛省委婦女部部長。1934年初，任中共甦區中央局婦女部部長，同年2月當選為中華甦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在第二野戰縱隊司令部民運科任科長，1935年2月調任干部休養連政治指導員。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婦女部部長，甦南區黨委組織部部長，華中分局民運部副部長等職。建國後，歷任中共粵中區委黨委書記、第一書記，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等職。是中共第八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92年在廣州逝世，享年85歲。著有《李堅真回憶錄》。
李伯釗，重慶人。1911年生。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轉為中共黨員。1925年冬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與楊尚昆結婚。1930年冬回國。1931年到閩西革命根據地，任閩粵贛軍區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兼彭楊軍政學校政治教員；同年秋到瑞金，任中央軍政學校政治教員，《紅色中華》編輯，高爾基戲劇學校教務主任、校長，中華甦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教育部藝術局局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干事。1935年9月，被派到紅四方面軍辦文藝訓練班，隨軍南下川康邊。1936年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工農劇社社長，同年7月隨紅二方面軍長征北上，到達陝北。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編審委員會主任，晉東南魯迅藝術學校校長、黨總支書記，中共中央北方局文委委員等職。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解放戰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文委委員，華北解放區文聯副主席，華北文工團團長等職。建國後，歷任中共北京市委文委書記，北京市文聯副主席兼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任院長，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和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黨委書記等職。是第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務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婦聯執行委員和第四屆常務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84年4月17日在北京逝世。著有話劇劇本《長征》、《北上》及《李伯釗文集》等。
李建華，原名涂秀根。江西高安人。1915年生。高小畢業。1930年參加紅軍，在紅三軍團當文書。1931年初，到紅軍無線電報務員訓練班受訓，畢業後調紅軍總司令部電台工作，當報務員。1934年初，調軍委二局（偵听情報）當報務員。參加了中央紅軍長征。遵義會議後，由二局調到三局工作。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到紅四方面軍工作。後隨紅四方面軍南下川康邊。1936年7月繼續長征北上。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隨紅軍總部到達陝北。
李桂英，原名李桂紅。江西尋烏人。1911年生。幼時做過童養媳。1929年參加紅軍。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轉為中共黨員。曾任中共粵贛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等職。1931年，與中共粵贛省委組織部部長戴元懷結婚。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在總衛生部擔架連擔任政治指導員。
1935年2月，戴元懷、李桂英夫婦被調入川南游擊縱隊。不久，戴元懷犧牲。1936年12月，李桂英在雲南扎西（今威信）水田寨戰斗中被敵俘虜，被關進重慶“反省院”。1937年9月經營救出獄。1938年元旦前夕，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到達漢口，經由新四軍政治部審查恢復了黨籍，並擔任中共皖南特委婦女部部長。1939年，她與新四軍軍需處副處長羅湘濤（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餃）組成新的家庭。曾任新四軍第一師政治部黨支部書記、後方勤務部黨總支書記和軍工部協理員等職。解放戰爭時期，隨丈夫在華東軍區軍工部、供給部工作。建國後，歷任華東軍區後勤部軍需部科長，軍區軍事工業工會組織部部長、政治部主任，山東青島療養院副院長。“文革”中，以“叛徒”罪名被開除黨籍，蒙冤十載。1978年7月，才得以落實政策，恢復黨籍。
吳仲廉，湖南宜章人。1908年12月出生。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初參加湘南起義，後隨起義部隊奔上井岡山。曾任紅軍宣傳員、紅四軍前委秘書和紅軍學校教官。1932年，中央甦區女子義勇隊在瑞金成立後，康克清任隊長，她為政治指導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在干部休養連擔任秘書，後隨紅五軍團編入紅四方面軍，南下川康邊。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隨軍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艱苦征戰。被俘後，由張掖押到青海西寧，後與張琴秋、陶萬榮兩個女俘一起，被國民黨青海省黨部押送到南京，入南京“反省院”。不久，由周恩來營救出獄，並返回延安。建國後，定居杭州，在浙江省公檢法系統擔任領導工作，為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文革”初期，以“叛徒”罪名被隔離審查，1967年1月19日含冤去世。
吳富蓮，福建上杭人。1912年生。出身貧苦，幼時做過童養媳。1928年參加少年先鋒隊，並任隊長。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轉為中共黨員。1931年調中共官莊區委工作，任區甦維埃政府婦女部部長，不久調中共上杭縣委工作，為縣委委員。1932年4月調中共閩粵贛省委工作，任省委組織部巡視員，到寧化等地從事和開展群眾工作。1933年夏入瑞金中央黨校學習。1934年初任中共閩粵贛省委婦女部部長。同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當時被編在總衛生部工作團，後並入干部休養連，擔任“政治戰士”。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被調任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第一團政治委員，隨軍南下川康邊。後任紅四方面軍婦女抗日先鋒團政治委員。1936年10月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艱苦征戰。1937年3月在祁連山中作戰負傷不幸被俘，在獄中堅貞不屈，吞針而死。時年25歲。
邱一涵，曾用名邱信貞、李晏溫。湖南平江人。1907年生。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6月參加紅軍，同年轉為中共黨員，任紅三軍團政治部青年干事。紅三軍團攻佔長沙後，任中共長沙市委秘書長。1931年5月任中共湘贛省委婦女部部長。1932年春任紅軍總政治部巡視員，中央軍政學校黨總支書記、政治教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隨干部休養連行動，後因其丈夫袁國平患病，又隨紅三軍團行動，任軍團衛生部黨支部書記。到達陝北後，任紅軍大學政治教員，中共隴東特委婦女部部長。抗日戰爭時期，同丈夫調往新四軍工作，任新四軍後方政治部組織科科長，新四軍教導隊宣傳科科長，抗大四分校政治部主任等職。1939年，同袁國平被評為新四軍軍部“模範夫妻”。
袁國平後在“皖南事變”中犧牲。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組織部組織科科長、干部科科長，華中軍政大學政治部主任。建國後，任南京軍區機關黨委書記，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中共江甦省委常委、省委監察委員會書記。1956年11月2日在南京病故，終年49歲。
陳慧清，廣東番禺人。1909年出生于香港。14歲入紗廠做工。1925年參加省港大罷工。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1929年秋，在香港與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鄧發結婚。1930年到中央甦區，任中共閩粵贛省委婦委書記。1931年後，隨丈夫到中華甦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政治保衛局工作，任黨總支書記兼郵政檢查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10月到達陝北。
金維映，原名金愛卿，曾用名金志成。浙江舟山人。1904年生。1926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被捕入獄。經營救出獄後到上海，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女工部工作，從事秘密女工運動。1929年6月，任中共江甦省委婦委書記。1931年夏，與鄧小平一起被派往中央甦區，後來二人結為夫妻。歷任中共于都縣委書記、勝利縣委書記等職。1933年5月，與鄧小平離婚。1933年秋，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科科長，與中組部部長李維漢結為夫妻。1934年2月，被選為中華甦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任中革軍委總動員武裝部副部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科科長，抗日軍政大學女生大隊政治協理員，陝北公學生活指導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38年春赴甦聯治病。1940年，在莫斯科郊區病故。
周越華，湖北廣濟人。1904年生。1926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生大隊。1927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1928年秋，在上海“達生醫院”與賀誠（1958年被授予中將軍餃）結婚，後在香港、上海、武漢等地從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中央長江局交通總站秘書。1932年進入中央甦區，任紅軍總衛生部兵站醫院政治委員，衛生學校政治處主任。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隨四方面軍行動，南下川康邊，任四方面軍衛生學校政治處主任。1936年10月到達陝北保安。建國後，任國家衛生部黨組成員、計劃檢查局副局長、監察室副主任。1977年9月17日在北京病逝。
鐘月林，原名鐘玉林。江西于都人。1915年生。幼時做過童養媳。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秋到達瑞金，在中共中央婦女部工作，當巡視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正式轉為中共黨員。1935年12月在瓦窯堡與宋任窮結婚。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通信學校學習無線電專業技術，畢業後在延安電台工作。1938年8月調往八路軍一二九師，在電台當報務員。建國後，在雲南省保育院工作，1954年調回北京，在中央組織部從事檔案工作，後到沈陽中共中央東北局擔任機要秘書。曾任全國政協委員。
賀子珍，江西永新人。1910年生。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轉為中共黨員。曾任共青團永新縣委書記，中共吉安縣委婦委書記。1927年夏參與組織永新農民暴動，同年冬隨袁文才領導的農民自衛軍奔上井岡山。1928年同毛澤東結婚，任中共湘贛邊特委機關秘書、毛澤東生活機要秘書。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後在貴州境內遭遇敵機轟炸身負重傷，乘擔架隨軍轉戰。1937年11月從西安經蘭州赴甦聯治病。
1947年回國到東北。1948年在哈爾濱參加第六次全國勞工大會。1949年秋任浙江省婦聯主任，10月調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工作。後因病長期休養。是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1984年4月19日在上海病逝。
錢希均，浙江諸暨人。1905年生。幼時做過童養媳。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為中共黨員。1926年，調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工作，並與毛澤民結婚。後在上海、天津、武漢等地從事地下工作。1931年6月，經香港進入閩粵贛革命根據地，秋後抵達江西瑞金，任中央政府機關黨支部書記兼銀行會計。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任中華甦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國民經濟部黨支部書記兼會計科科長。1938年初，因故被滯留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到“新兵營”（即西路軍失敗後由李先念等人率領突圍到新疆的400余人所組成的西路軍總支隊，對外稱“新兵營”）工作，擔任文化教員。期間，因與毛澤民感情破裂而離婚。錢希均回到延安後，在馬列學院和中央黨校學習兩年。解放戰爭時期，前往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擔任中共滬西區委組織部部長。建國後，先後擔任過上海食品局副局長，輕工業部辦公廳副主任等職。是上海市第三、四、五屆政協委員。
康克清，原名康桂秀。江西萬安人。1911年9月生。幼時做過童養媳。1926年冬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轉為中共黨員。1928年春參加萬安農民暴動，任鄉農協會秘書，同年秋上井岡山參加紅軍。1929年春與朱德結婚。曾任中央甦區女子義勇隊隊長，紅軍總司令部交通大隊政治委員等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9月，隨朱德南下轉戰川康邊，後任紅四方面軍黨校黨支部書記。1936年10月長征到達陝北。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前方總部直屬隊政治處主任，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國解放區戰時兒童保育委員會副主席、代理主席。建國後，歷任中華全國婦聯第一屆至第五屆書記處書記、副主席、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秘書長、副主席、主席、名譽主席；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二屆至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務委員、副主席；中共第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1992年4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1歲。
曾玉，湖南宜章人。生卒年月不詳。1928年參加湘南起義，隨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井岡山上，與共同參加湘南起義的紅軍營長周子昆結婚。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出發時，因懷有身孕，被留在甦區堅持斗爭，但她隨後又追上部隊。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曾玉隨中央紅軍先期到達陝北。1938年到新四軍工作。1940年，她在護送孩子回湖南老家寄養時，據說在歸隊途中失蹤，下落不明。
謝飛，原名謝瓊香，人稱“阿香”。海南文昌人。1913年1月28日生。192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8月轉為中共黨員。1929年初，到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共南洋臨時委員會工作。1932年初回國。1934年春進入中央甦區，在中華甦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政治保衛局工作，同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隨干部休養連行動。1935年12月在瓦窯堡與劉少奇結婚，遂改名謝飛。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中央黨校和馬列學院學習兩年，1939年先後到鄂豫皖區黨委、皖南新四軍軍部工作。1940年與劉少奇離婚。抗戰後期，擔任中共余（姚）上（虞）縣委書記兼獨立營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在中共中央華東局工作，任華東婦聯常委兼組織部部長，後任華北革命大學三部副主任。
建國後，任中國人民大學專修科主任，1952年考取該校法律系研究生，畢業後任中央政法干部學校副校長。“文革”中，被關押坐牢6年。落實政策後任中央政法干校（後改稱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副校長。是全國政協委員，公安部咨詢委員，中國法學會理事和北京市法學會副會長。
謝小梅，福建龍岩人。1913年12月15日出生。15歲小學畢業後，考入石碼鎮電話公司當接線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在廈門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與中共福建省委書記羅明結婚。1931年春到達閩西甦區，在中共閩粵贛特委組織部當干事，後到汀州福建省委秘書處工作。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羅明在婁山關戰斗中負傷後，二人遂被留在黔北治病療養。在貴州境內，二人兩次被捕兩次脫險，後經廣州、香港等地輾轉到達上海，又一次被捕入獄。抗日戰爭時期，因與黨組織失去聯系，謝小梅隨丈夫回到廣東大埔擔任小學教員。1947年春，因處境困難，被迫到新加坡去避難。1949年秋返回廣州大埔，在侯雲山區婦聯擔任秘書。建國後，被調到廣州，先在省民委工作，後在省民族學校當圖書管理員，還在百貨公司廣州采購站從事過工會工作。為一般干部，行政21級。1981年，中共廣州市委批準為其恢復黨籍，黨齡從1930年8月算起；承認她是老紅軍，由退休改為離休，工資待遇調整為行政17級。
蔡暢，原名蔡咸熙。湖南雙峰人。1900年5月14日生。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1923年轉為中共黨員。曾就讀于長沙周南女校。1919年12月隨其兄蔡和森赴法國勤工儉學。1924年在巴黎與李富春結婚。同年底去甦聯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5年秋回到廣州，任中共廣東區委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1926年11月任中共江西區委婦女部部長。1927年任中共湖北區委婦女部部長。1928年春天去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1931年冬到中央甦區工作，歷任江西省甦維埃政府工農監察委員會主席，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部長、婦女部部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在軍委第二縱隊政治部民運部工作。到達陝北後，任中共陝甘省委婦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中共陝甘寧省委白區工作部部長，陝甘寧邊區黨委婦女部部長。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婦委常委、書記等職。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後兼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婦委書記，1948年被選為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副主席。建國後，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書記，第一、二、三屆全國婦聯主席、第四屆全國婦聯名譽主席。是中共第七屆至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一屆至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90年9月在北京逝世。
廖似光，原名廖嬌。廣東省惠陽人。1911年4月生。幼時做過童養媳，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4年轉為中共黨員。1930年春，被派往香港，在共青團廣東省委機關工作。不久，與何克全（凱豐）結為伴侶。1933年冬到達中央甦區。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隨干部休養連行動。到達陝北後，任共青團中央巡視員。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被派往武漢、重慶等地從事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和婦運工作。1941年皖南事變後調回延安，參加大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解放戰爭時期，1948年8月，參加了在哈爾濱召開的第六次全國勞工大會，並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後隨第四野戰軍南下，參加接管武漢、廣州的工作。建國後，任中共廣州市委副書記兼市總工會主席，廣東省工業廳副廳長，中共廣東省委工交部副部長、組織部副部長，廣東省政協第四、五屆副主席等職。是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2004年7月2日在廣州逝世，享年93歲。
蕭月華，廣東大埔人。1911年8月生。家境貧苦，幼時做過童養媳。1925年，在農運領袖彭湃的影響下參加革命運動，並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9月，朱德率領南昌起義部隊來到大埔山河壩、百侯鎮，蕭月華領到一支步槍，從此投入家鄉的武裝斗爭。由于斗爭形勢嚴峻，被迫離開大埔。1932年8月，被調到紅都瑞金，在少共中央局擔任收發員。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7年5月在延安正式轉為中共黨員。建國後，1960年在湖南省交通廳養路處擔任副處長。1983年身患癌癥，在胡耀邦的關照下，被接到北京住院治療。當年，因醫治無效不幸逝世，終年72歲。
史海︰毛澤東1957年在甦聯講核戰爭嚇倒全場(圖)
倍可親
[導讀]毛澤東說，……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什麼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我怕誰去。這個話一講完，全場鴉雀無聲。
資料圖︰原子彈爆炸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中國代表團訪問甦聯，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來到莫斯科。這次甦聯除了舉行紀念十月革命40周年的一系列活動外，還召開兩個重要會議，12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以及64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此時的情況與毛澤東第一次訪甦時完全不同。
斯大林去世以後，從1954年10月份赫魯曉夫第一次訪華開始，到1957年底，三年時間，中甦兩黨的地位發生了非常大的帶有實質性的變化。斯大林在世的時候，甦聯是當然的領導人、老大哥，不可動搖，但是斯大林死了以後，特別是甦聯經歷了宮廷內部的斗爭，再加上甦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1957年6月反黨集團事件，甦聯共產黨的影響力急劇下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急劇上升。
毛澤東第二次訪甦之行發生了哪些事情，對中甦關系的發展又產生了哪些影響？
看看中國共產黨怎麼說
甦共二十大批斯大林，毛澤東說赫魯曉夫是揭開了蓋子，捅了簍子，說批斯大林是對的，但是你這個批法不行，第一，不和我商量，你沒有跟我們商量，自己就想批。第二，你事先沒有做任何準備工作，斯大林從一個神一下變成一個罪犯，誰都接受不了，當時在甦聯黨內造成多大的混亂。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的時候，會議大廳里鴉雀無聲，報告沒做完，兩個人當場休克，波蘭共產黨總書記貝魯特心髒病復發，就死在莫斯科了，他接受不了這個事實。所以甦聯黨內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東歐各國，包括中國，整個思想一片混亂。
後來是中國共產黨出來，政治局寫了兩篇文章，《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這個文章發表以後，確實對穩定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思想、情緒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篇文章出了以後，甦共中央印了20萬冊，全黨學習。第二篇文章出來更不得了了，印了100萬冊。原來都是全世界共產黨學甦聯共產黨的文件，現在是甦聯共產黨學中國共產黨的文件，地位發生了變化。而且到1957年的時候，莫斯科大學哲學博士考試，前提條件是你有沒有讀過毛澤東的實踐論，如果沒有讀過，就沒有考試資格。現在我們外交部檔案，這方面的材料非常多。那時候東歐各國的思想非常活躍，批斯大林以後，雙方在爭論什麼問題，最後爭論不下去的時候，就一句話結束，就是我們等等，看看中國共產黨怎麼說，看看毛澤東同志怎麼講。
再有，波匈事件的實質是什麼？實質問題是赫魯曉夫處理不了東歐的事，請中國幫著處理。1949年斯大林和劉少奇在莫斯科會談的時候，曾經有個君子協定，說以後甦聯共產黨管歐洲革命，中國共產黨管亞洲革命，毛澤東當然很高興，好歹也管著十幾個共產黨。後來真的是，到1955年的時候，越南給甦聯寫信，說以後是不是就不要再通過中國，越南想跟甦聯發生直接的聯系，甦聯都拒絕，說那是中國共產黨的事，不是我們的事。
毛澤東堅持稱“以甦聯為首”是要垂簾听政？
當時提的是以甦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但實際上甦聯辦什麼事都是听毛的，毛要是不發話，赫魯曉夫什麼事都辦不成。包括他到了莫斯科以後，當時處理跟南斯拉夫的關系。這也是比較復雜的事，1955年甦南和解了，但是波匈事件以後，甦聯出兵以後，納吉躲到南斯拉夫使館了，這樣甦聯就不能抓這個人，然後就找鐵托，說要讓他出來，鐵托說，你要保證不能傷害納吉，要不然我的威信就沒了。後來甦聯說我們保證，給他送到第三國，不傷害他。結果納吉一幫人剛從南斯拉夫使館出來，甦聯就把他塞到坦克車里拉走了。鐵托非常氣憤，說甦聯人說話不算話，跟赫魯曉夫就掰了，掰了以後，莫斯科會議就不來。赫魯曉夫非常生氣，毛澤東出面來安撫南斯拉夫，當時卡德爾和德熱拉斯去的，還有波蘭人，因為波匈事件以後，波蘭人哥穆爾卡對甦聯也很不滿，也是毛出面做工作，所以很多事情赫魯曉夫解決不了，就得靠中國共產黨，靠毛澤東出面解決。
在整個開會的前前後後，赫魯曉夫就像個跟班似的，跟著毛澤東到處跑。表面上這個會議是在莫斯科開，甦聯是主人，我看背後的導演就是毛澤東。有一個現象讓大家很不理解，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堅持一個口號，叫做“以甦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因為在這之前甦聯跟中國人商量，說以後不要提這個口號，我們以後不能為首了，中國不同意。後來甦聯說，要不然以中國和甦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毛澤東也不同意，說不行，就是以甦聯為首，赫魯曉夫說這樣不妥，我們現在也沒有這個能力。毛澤東說就這樣。把這個口號提出來以後，別人也不接受，像哥穆爾卡也不接受，甦聯還有什麼資格領導，毛就跟他解釋，從整個毛的解釋來看，其實毛講的是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以誰為首誰就要負責，有什麼事都要找他。誰有實力誰才能為首，毛澤東講了，美國人不怕我們，怕甦聯，因為甦聯有原子彈。給各國援助，要是以我為首，得我援助，還是甦聯為首，他有錢。中國是不能為首的，為什麼呢？因為中國是個政治大國、人口大國，但是在經濟上還不行，意思就是中國實力不行，所以中國不能為首。毛後面還有一句話，以甦聯為首是以甦聯為首，但是中國還有一句話，叫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籬笆三個樁，赫魯曉夫這個紅花再好，也得靠我這個綠葉扶持啊。給我產生這樣一個感覺，毛澤東是不要以中國共產黨為首，但是他要垂簾听政，什麼事你先在外面支應著，你負責，但是最後決定權是我的，實際上也是這樣，1957年底之前，雙方大體上就形成了這樣的關系，包括毛和赫魯曉夫本人，還有中國共產黨和甦聯共產黨。
東歐國家後來為何不願跟著中國走？
這次毛澤東訪甦實際上起了兩方面的作用，剛才我講的這些大家可以感覺出來，中甦關系已經發展到一個最高峰了，提前一個月中甦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向中國提供核武器的協定，再加上莫斯科宣言，就算中甦政治上的合作，中甦關系達到了一個頂點，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現了重大的問題，這個重大的問題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他們的政策開始發生分歧，莫斯科會議的前提大家都認為是一致的，整個國際形勢非常好，社會主義陣營蒸蒸日上，那會兒報紙上天天登的就是“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敵人一天天爛下去”。
甦聯是1957年人造衛星上天，那會兒美國還沒有，當時社會主義國家非常興奮，覺得這個形勢太好了。這麼好的形勢，下一步政策是什麼呢？中甦開始發生分歧了，赫魯曉夫認為，既然我們的實力已經超過了帝國主義，我們更應該堅持和平共處的原則，我們不通過戰爭就能戰勝帝國主義，社會主義制度優越，你看我發展這麼快，我們能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靠力量就能夠戰勝他，並且在談判桌上我們也有實力。所以他要繼續堅持和平競賽的外交方針。
但是毛澤東的想法恰恰相反，毛澤東說，既然我們力量這麼強大，我們還跟他談什麼，打就完了，說敵人不打是不倒的，掃帚不到灰塵照樣不會自己跑掉。必須要打，通過革命的手段，通過武裝打敗他，既然你的力量這麼強大，還談什麼，所以什麼“絞索政策”都是在這樣的觀念下提出來的。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什麼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我怕誰去。這個話一講完，全場鴉雀無聲，很多人沒听懂，說毛主席怎麼了，死3億人不算什麼，下面喝茶的時候都議論紛紛，捷克斯洛伐克總書記拿著咖啡直哆嗦，說中國6億人，我們才2000萬啊，都不理解。在這個問題上毛的這次發言，我說的是11月18號即席演說，關于核武器這個嚇倒了一片人。
後來很多東歐國家不再跟著中國走這是一個最主要原因，毛澤東提出的政策他們認為太具冒險性，太具戰斗性，而東歐的很多國家不願意打仗，這個跟甦聯是比較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