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只供中共高級干部閱讀的溥儀自傳

原稿終于面世(多圖)

中國新聞周刊

　　[導讀]《我的前半生》這本由出版社編輯代為撰寫的“懺悔錄”並非溥儀的原稿，直至2010年歲末，那本曾經只供“17級以上政法干部閱讀”的真正的溥儀自傳，才得以正式公開出版。

　　

　　1986年，意大利導演貝爾納多‧貝托魯奇（左）、李文達（中）和溥杰（右）在一起。溥杰、李文達應邀擔任影片《末代皇帝》的歷史顧問

　　溥儀“懺悔錄”︰50年後才露面的原稿

　　50年前，一本記載中國末代皇帝生活的自傳《我的前半生》全本公開發行，至今印數超過數百萬冊。然而這本由出版社編輯代為撰寫的“懺悔錄”並非溥儀的原稿，直至2010年歲末，那本曾經只供“17級以上政法干部閱讀”的真正的溥儀自傳，才得以正式公開出版

　　“我寫的這本書就是我前半生所走過的既骯髒又見不得人的一段丑惡經歷。”1951年，一位45歲、戴著眼鏡的中年男人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寫下了這句話。彼時，中國尚且在政權更迭的轉型之中。大多數中國人已經忘卻了這個男人的名字——愛新覺羅‧溥儀。

　　實際上，這是一篇同題的命題作文。那所監獄中的所有“偽滿”戰犯都被要求寫下名為《我的前半生》的懺悔錄。

　　作為前清帝國的君主和新政權的囚徒，溥儀的懺悔錄被印刷成冊，供17級以上政法干部閱讀。之後，這本書被大幅度改寫、加工，公開出版，引起海內外極大關注；後又被官司纏身多年。而很少有人知道，後來公開出版的這本書與原版相比，已經面目全非。

　　直到60年後的今天，溥儀在監獄中親手寫定的原始版本終于公開出版。

　　自傳原貌首度正式公開

　　“灰皮本”是沿用了歷史稱謂。1960年代初，溥儀的自述《我的前半生》印刷400本，由公安部下屬的群眾出版社出版，供17級以上政法干部閱讀。這個灰色封皮的內部資料，被口口相傳為“灰皮本”。但是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在那之後的50年中，灰皮本只是個傳說。

　　這本于2010年歲末正式印刷出版的“灰皮本”，除了裝幀和印刷變得精致了一些，與溥儀在戰犯管理所寫出的原稿基本上一致。

　　“我們想能給歷史一個本來面目，知道這些事的老人們一個一個都沒了，把這個版本出版了，也算搶救一段歷史。”群眾出版社副社長劉燦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灰皮本”的編輯過程相對簡單，最復雜的部分也不過是找人將以前的原始手寫版本錄入電腦，再數度將繁體字轉為簡體字。讓編輯費心思的部分是書內的一些錯誤和硬傷。比如，地名錯、人名錯、溥儀半文半白的語言習慣以及他自己生造的詞句表達。“我特意問了一些歷史專家。他們說，編輯不能隨意更改原始歷史史料的細節，這是基本行規。”孟向榮回憶說，“我們最終就按照原貌呈現，其中的細節和不準確的地方讓讀者自己去分辨。”

　　“灰皮本”《我的前半生》分為六篇十三章。溥儀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從出生開始敘述，講述了登基、退位、與日本人合謀成為“偽滿洲國執政”直到最終被關押進戰犯管理所的全過程。書中的語言和內容充滿著奇異的對抗。一方面，溥儀不自覺地保留了老派且有些雍容的語言習慣；另一面，又自覺向新政權的無產階級話語靠攏。這個曾經的君王不停地將自己稱為“惡事做盡無可寬宥的人”，他認為“在偉大的共產黨、偉大的毛主席的馬列主義陽光下……為自己反動罪惡思想消了毒”。

　　在責編孟向榮看來，這就是一本悔罪書，“是一種反復唾罵自己的典型的獄中風格。”人們從書中可以看到時代變遷和政權更替，還有一個帝王在巨變之中的不知所措和極度恐懼。也正因為如此，在50年前的特定政治氣氛下，注定它無法公開出版。

　　“溥儀在這本懺悔錄中對他以及他那一伙‘封建余孽’在幾十年以來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殘害人民的嚴重罪行做了一些自我揭露。他在本書中所涉及的歷史事實還都沒有進行查對……以供內部參考。”這是群眾出版社1959年12月在刊印“懺悔錄”時的出版說明。

　　“那本書就用四號字印刷了400冊。”作為當年在出版社工作的編輯，年過八十的王蘭升還清楚得記得當時的細節。

　　在公安部撫順戰犯管理所，由二弟溥杰幫助執筆，一群同樣被關押的“偽滿”大臣提供資料，溥儀寫出了《我的前半生》。幾名獄友自刻蠟紙印刷了油印本。管理所領導將幾十本油印本送往公安部十三局。時任局長甦宇涵、副局長姚倫發現了這個帝王的回憶錄相對系統，于是，委托同屬公安部的群眾出版社重新印發。這才成為最初的“灰皮本”。

　　當時印刷廠的工人沒人清楚愛新覺羅‧溥儀這個奇怪的名字到底是誰。在印刷完畢後，出版社發現，“溥”字竟被錯印為“傅”。“當時就派人去印刷廠用修腳刀把單人旁刮掉，再把三點水蓋上去。”當年的責任編輯王蘭升至今還能回憶起這個離譜的錯誤。

　　隨後，中央高層注意到了這本特殊的回憶錄，希望能夠公開出版並翻譯為外文向國外介紹這個被共產黨改造的末代皇帝。實際上，這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向世界展示的一個成果——共產黨人寬恕了一個賣國求榮的封建君主，並且用無產階級思想將其改造成新公民。
　　

　　被重新改寫的“自傳”

　　但無論是史實的準確程度、寫作結構還是政治標準，這個粗糙的版本都無法滿足其作為改造成果介紹的出版要求。它必須被改寫。這樣的任務落到了群眾出版社的身上。

　　1959年12月4日，溥儀受到特赦。

　　政府組織這批被特赦的犯人在“新中國”參觀半個月。之後，溥儀回到北京。群眾出版社時任總編輯姚艮將溥儀約到編輯部，向他說起修改出版回憶錄的計劃。談論此事時，出版社里一位名叫李文達的編輯就在一旁，這是他與溥儀第一次見面。從那之後，他成為了這本書的修改人。

　　1960年4月，溥儀在香山植物園勞動。李文達也在香山飯店開了房間。每天下午，兩人見面，由李文達提問，溥儀口述，共同研究修改方案，一直持續一個月。“我發現他認罪悔罪的描述有些過頭。而悔從何來，思想怎麼發生變化的看不出來龍去脈。”李文達在他生前的回憶文章中寫道。

　　一個月後，李文達遞交了修改初稿，但同時希望出版社允許自己到東北實地考察。得到同意後，李文達帶著助手去往東北。近兩個月的考察之後，他決定徹底推翻原稿“另起爐灶”，以寫清溥儀到底如何“從人變龍、再從龍變人的全過程”。這其中有李文達自己的設計，他希望能更多地袒露溥儀內心轉變的路徑，這客觀上就是共產黨改造戰犯成功的模板；另一面也有來自相關部門的要求，他們不希望外國讀者從書中看到新中國的監獄對溥儀有過大的壓力。

　　“作為助手，我們幾個人就分頭查資料。到故宮博物院、到檔案館。沒有別的辦法，所有資料就靠手抄。”王蘭升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回憶，“也不確定要什麼資料，凡是和溥儀有關的全都得抄來。”

　　那時，李文達騰出了出版社一間八九平米的屋子，把搜集的資料堆在那里。溥儀也成了出版社的常客。“我們都好奇，有時候就借口拿東西去那看一看溥儀是什麼樣子。”原文藝編輯室編輯趙中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那時，正值糧食短缺的困難時期。李文達全面脫產、專心寫作。出版社對他的唯一特殊待遇是隔三差五能吃到一頓夜宵。

　　長時間的合作已經讓溥儀和李文達熟識。大清帝王和新中國的編輯成為了無話不談的朋友。李文達那時不會想到，在幾年之後的文革中，他會因為這個組織交代的任務蒙受苦難。

　　平靜的寫作過程持續了三年多。1962年2月和6月，分別排印了三卷本和兩卷本，兩次送相關部門審查。與此同時，出版社邀請了超過20位專家學者對初稿進行審讀。綜合溥儀個人要求、當時政治環境和專家的學術觀點，最終從原稿中刪除了十幾萬字。內容包括溥儀的離婚、將婉容的私生子扔進鍋爐等細節以及對日本駐天津特務機關的描述等等。刪節的標準大致分為兩類，一是因為溥儀剛剛結婚，涉及之前婚姻和私生活的細節給予刪除；第二是“一些與主旨無關的歷史背景”。

　　這個刪節後的版本被稱為“定本”，由李文達的助手王蘭升作為責任編輯在1964年3月正式公開出版。與溥儀在獄中最初的手稿相比，這本超過40萬字的書已經徹底變成了一部全新作品。封面上的作者名只留下了愛新覺羅‧溥儀，李文達甘居幕後。在書正式發行前一個月，出版社征求中宣部和統戰部的意見，決定將稿費的一半五千元付給李文達。

　　從此，這本有著典型報告文學模式的書稿被當做溥儀的親筆自傳流傳海內外。

　　60年後仍是“懸案”

　　從1960年代至今，這部定本《我的前半生》印數超過180萬冊。一直到了2004年，群眾出版社的一些老編輯開始提出是否能將溥儀在戰犯管理所寫就的“灰皮本”和後來又李文達改寫的全本同時出版，以便能讓讀者看到歷史的全貌。

　　“我們開會研究，最後定下來還是先出全本。”群眾出版社副社長劉燦回憶。

　　2007年1月《我的前半生》全本正式發行，在原先定本的基礎上恢復了曾被刪除了的十幾萬字。市場熱捧的同時，麻煩接踵而至。溥儀胞弟溥任的代理人黎園聲稱書中恢復的內容暴露了溥儀大量個人隱私，嚴重傷害了溥任的感情。並且認為書中存在硬傷，例如登基日期錯誤等。

　　“我後來查了，兩個登基日期，一個是陽歷一個是陰歷，其實就是一天。”該版本編輯孟向榮對記者回憶。從此這本書陷入了連綿不斷的官司糾紛。這其中包含著特殊歷史時期下特殊的出版背景、特殊人物的家族感情和更實際的經濟利益。李文達及其家人、溥儀的在世親屬以及幾家出版社全部陷入糾紛中。直到現在，《我的前半生》一書的版權歸屬仍是懸案。

　　在全本引發官司三年之後，真正由溥儀撰寫的“灰皮本”終于得以公之于世。

　　在“灰皮本”的結尾，這個曾對數億中國人有生殺大權的帝王寫道，“我現在的心情和決心是︰我不能離開太陽，同樣，我不能離開共產黨。這就是我今後的唯一方向！” ★

　　

　　編輯記憶中的溥儀

　　作為1964年定本《我的前半生》的責編，王蘭升與溥儀有過多次交往。在他的眼中，末代皇帝早已成為了一個普通人

　　口述/王蘭升

　　整理︰本刊記者/楊時諏

　　最初我作為李文達的助手幫助他查資料，1960年的時候，李文達和溥儀就已經很熟了。他們最早在香山飯店談稿子，我沒去。後來溥儀就經常到出版社來了。

　　當時去見溥儀的時候，我的感情也很復雜。一方面也想見見他，畢竟是曾經的皇帝，也好奇；另一方面他畢竟是個大漢奸啊。這個事情有可能粘包啊（注︰方言，指受牽連），後來文革的時候還真粘包了。當時有人指著鼻子問我，“你去見溥儀是什麼感情？什麼立場？”

　　後來我見溥儀的次數就很多了。他們就在出版社樓底下的一個小屋子里談稿子，溥儀每次就直接去那里。不是天天都來，但隔三差五就會出現嘛，倒也不會引起人們的圍觀。但是有時候我去采訪以前溥儀身邊的人，就會有一些哭笑不得的事情。比如我去采訪以前的太監，他們听說我是來問溥儀的事情，一下子就把我包圍了，問我“萬歲爺還活著呢？”其中有一個小太監一直跟我說，“你和萬歲爺說，我小名叫福壽，我一直惦記著萬歲爺！”

　　在談論稿子的過程中，當然是李文達主動。其實，溥儀並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樣像個皇上的樣子。說實在的，溥儀這個人沒什麼能耐。他後來接見外賓，每次都說同樣的那一套話。去出版社的時候，他穿著中山裝，連扣子都是扣錯的。這不是謠傳，是真事。

　　溥儀在談論稿子的時候，很少和李文達爭論。有時候說著說著，溥儀就哭了，他一直覺得很多事他有罪。當時，溥儀已經比較正常了，看起來就和普通人一樣。後來我們熟了，就互相喊“老溥”“老李”“老王”，就像朋友對朋友一樣。有時候談稿子晚了，就帶他一起去吃飯。

　　在談論書稿的時候，溥儀對一些事還是很避諱的，比如婉容的私生子、婉容抽大煙之類的事情。後來在討論書稿刪節的時候，溥儀也提出來他剛剛和後來的妻子李淑賢結婚，能不能把之前他婚姻的一段刪掉以免影響現在的婚姻。我們也都尊重了他的意見。

　　書（注︰全本）出版之後，出版社請了溥儀、溥杰、姚艮、李文達還有我一起吃飯，溥儀對于書能出版非常感激，還給李文達寫了條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