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傅斯年夜談往事（1）

南渡北歸2︰北歸 首部全景再現20世紀中國最後一批大師命運變遷的史詩巨著

　　相對左氏施展的捭闔、鉤鉗等無聊之術，傅斯年不愧是胡適所說的“世間稀有的一個天才”和學政兩界大鱷。同為毛澤東的舊識，卻沒有像左氏一樣稀里糊涂地讓人家放下手中的槍桿子。傅氏深知相互之間的關系與面前各自的地位與往昔大為不同了，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也。

　　毛澤東是1918年夏天從湖南鄉村走進北大的，就在這期間，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適以及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遭遇了。許多年後，毛在延安那口黃土凝成的簡陋窯洞里，于寂靜的夜幕中伴著青燈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回憶了這段使他刻骨銘心的經歷︰“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27]“對于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槍殺了。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目--八塊錢。”又說︰“我的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至于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于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時間去傾听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28]

　　這段回憶不但令毛澤東感到悲傷，亦令後來的天下讀者備感心酸，或許沒有人想到，一個後來號稱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級巨人，居然還有這樣一段卑微的傷心史。從這段不愉快的回憶中可以看出，當年在北大一呼百應、叱　風雲、“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確是“目空天下士”的。令後人不可思議的是，傅、羅等幾個在北大讀書的毛頭小子，居然不把眼前這位即將成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大救星”的偉人當人類看待，真可謂有眼不識泰山了。但，同那個時代所有的人一樣，傅斯年沒有想到毛澤東日後會成為比他還要不可一世和充滿霸氣與豪氣的一國之主，當然更不會想到許多年後有延安相會這一段插曲。倘傅氏有先見之明，以他的聰明與世故，想來是會“有時間”去好好聆听一下這個圖書館的登記員說幾句“南方土話”的。

　　不過，事情總是在不斷變化中，當時人微言輕的毛澤東，對傅斯年等人搞的那些個東西，也由最早的崇拜漸漸轉為失望。據傅斯年的佷子傅樂成說，“毛在北大寫信給朋友，說他被孟真先生和羅家倫等人欺騙了。因為他們不像他在長沙耳聞的那麼優秀”[29]雲雲。這就是說，後來的毛澤東以他的磅礡之氣與對世事的深明洞見，已不把傅斯年、羅家倫之輩放在眼里了。正如毛澤東自己所言，在窮困潦倒中，他于這座帝王之都的公園和故宮宮址“看到了北國的早春，在堅冰還蓋著北海的時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樹木引起了我無窮的欣賞”。[30]--這個時候，一個輝煌的大夢已在毛澤東心中萌生，即將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春破繭而出，一飛沖天，于古老的天安門城樓上投下巨影。

　　而傅斯年這邊，對後來跑到偏遠山林河谷與黃土高原拉桿子鬧革命，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人物，很長一段時間同樣未放在眼里。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發表《“九一八”一年了！》政論文章中，談到中國政治的出路問題，認為國民黨自身已腐化墮落，弄得天怒人怨，國勢頻危。“今日之大難題，即在國民黨自身弄得沒有辦法，而中國並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好比明朝亡國的時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般。”對有人提出共產黨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問，傅的回答是︰“共產黨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產黨共事的經驗論，不能不覺得他們也是感情的發泄，而並無建國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還是洋八股。”[31]

　　令傅斯年深感汗顏的是，僅僅十幾年的時間，已是星轉斗移，物是人非，天地改色，老皇歷隨風飄逝了。轉瞬間，當年的北大故舊，穿過歷史的隧道，竟跑到陝北的窯洞里再敘短長，縱論天下大勢。只是那位原北大圖書助理員如今已作為一顆政治巨星，在這塊風清月高的黃土高原騰空而起，中國的命運也將由于這個人的一舉一動而重新改寫。相對當年氣壯山河的高大身軀，今日的傅氏只是作為一可有可無的策士、辯才，或媒婆一樣的“中間人”出現在光芒四射的超級巨星面前，並籠罩在毛澤東的巨大陰影之下。世事輪回，陰陽轉換，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二人的政治地位發生了強烈逆轉，各自內心的復雜、感慨之情自是不足為外人道也。有人雲，傅斯年一生“誤在多讀了書，沾染上知識分子的缺點、弱點，不然，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創業人物”。[32]這話也許不差，但歷史正是由一個個失誤與成功對接而成的，世人終于沒有看到傅、毛二人像當年劉項一樣爭天下的局面，更沒看到傅斯年建國立號的功業，所看到的只是一位策士與一位政治巨人在昏黃的窯洞中席地而坐的背影。一位西方哲人說過︰“如果人不是從一歲活到八十歲，而是從八十歲活到一歲，大多數人都可能成為上帝。”傅斯年之悲劇，或許淵源即在此不可逆轉的鐵律和宿命吧。

　　然而，傅斯年畢竟是傅斯年，盡管此時與他對坐者在政治氣勢上今非昔比，但他仍保持著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神態舉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體，只是說話的口氣較之當年識時務一點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