怯懦与嫉妒，中国知识分子的死穴
—— 和平诺奖随想
作者：李劼
当一众人士兴冲冲地到奥斯陆去出席颁奖仪式之际，就曾杞人忧天似地暗暗担心，但愿不要出什么洋相。果然，传回来的消息里，有人失控，并且还不是年轻人士，而是曾经导师一时、风光无限的方长辈。大大咧咧地接受采访，倒是在情理之中。愤愤不平地翻出二十多年前的那本“批判”旧账，间杂“黑马”、“黑驴”的讥讽，却让人莫名惊诧。方长辈应该有八十开外了吧，这么一把年纪，还耿耿于怀如烟往事，实在是不无搞笑。
对诺奖得主有些非议，应该归入各抒己见和言论自由的范畴。不说与高呼领袖诞生的热烈形成平衡，至少也有免得定于一尊的效应。但说方长辈搞笑，却于无奈之中有着不无悲凉的叹息。倘若世人并不健忘的话，这个诺奖，当年与方导师可说是擦肩而过。假如方导师不是仓惶逃进美国大使馆，而是挺身站到遇难的学生跟前，无所畏惧地直面屠夫；那么，那一年的诺奖，非方莫属。可是，当年站到坦克跟前挡住浩浩荡荡“子弟兵”的，不是为众多学生景仰一时的方导师，而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学生仔；并且既不是学生领袖，也不是来自北京的什么名牌大学，普通到了无声无臭的普通。
据知情者透露，当年方导师如此解释过为何避入使馆：共产党的牢不好坐。这层解释里包含两层信息。其一，方导师当时知道，不躲避的话也不过是坐牢，并无杀身之祸。其二，即便是坐牢，方导师也不愿认领这样的代价。记得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里，有句经典台词：怯懦呵，你的名字是女人。这句台词到了中国的一九八九年，一不小心就被改成：怯懦呵，你的名字是导师。
就人性而言，怯懦并非是不可理解的人性弱点。古人有言，食色，性也。今人似乎应该再加上一句，怕死，也是一种人的本能，求生更是一种人的权利。或许正是考虑到人有求生的权利，美国军队允许士兵在没有抵抗可能的时候举手投降。中国的战俘回国，屈辱终身；美国战俘归来，照样有如英雄一般受到夹道欢迎。因此，方导师当年的怯懦，倒也无可非议。只是，既然当年怯懦了，如今就不必再嫉妒。一个知道牢房不好坐而抽身的老人，若能向一而再、再而三地坐牢的晚辈表示一点敬意，不说风度翩翩，至少也算一种心理上的补偿。更不用说，同样站在那个颁奖大厅里的，还有一个姓方的晚辈，那年被坦克碾断了两条腿的学生。真不知方长辈是如何面对的。须知，那天晚上，不少学生倒在血泊中，他们就是想逃进美国大使馆也不得。而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个美国大使馆可以躲避。学生的幼稚和导师的老成，对照鲜明。如今，当年被碾断腿的学生站在颁奖大厅里，满心的祝贺。而当年躲进大使馆的导师，却对获奖者耿耿于怀。此情此景，让人忍不住要问一声：当年让你得奖，你不敢；如今他人得奖，你冷言冷语。这可真是像极了一个著名的批改作文段子所言：当而而尔不而，不当而尔而而。
若要说，还有更多的中国人有资格获得该诺奖，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比如，林昭，遇罗克，还有许多为反抗暴政而遇难的英烈们。就是在那一年，也有挡在坦克跟前的那个男生，还有一个因为举起手臂想挡住坦克而被当场碾死的女生，都极具得奖资格。诺奖之于获奖者，确实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但倘若诺奖颁给诸如林昭那样的英烈，那么应该说是诺奖因为获奖者而光彩熠熠。诺奖虽然是发明了炸药的诺贝尔奠定的，但诺奖的信誉，却是由获奖者建立的。诺奖也有搞笑的时候，比如颁发给美国总统。但这一次的诺奖，一点都不搞笑。这一次的诺奖，在赋予获奖者应有的荣誉同时，也让诺奖本身重新建立了信誉。这是连美国总统，都当众承认的事实。颁奖大厅里的掌声，应该具有双重的敬意。
当然，荣誉对任何一个获誉者，都是一种考验，都意味着更大的担当。但这次的荣誉，却首先检验了获誉者的同行和同胞。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全都忘记了当年的怯懦，昂起了嫉妒的头颅。这样的嫉妒，有的是像方长辈那样发声的，更多的则是无声的。仿佛是在以沉默，表示他们的不屑；又像是在以不作声，表示他们选择与朝廷保持一致。嫉妒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异常成熟。相比之下，还是那些学生，天真依旧：在校园里断然挂出一条横幅，向获得奖者表示衷心的祝贺。
毋庸置疑，在诺奖的欢呼声里，有一种可爱的盲目，仿佛中国又得了一块金牌一般。这种盲目的可爱在于，不管获奖者是什么人，只要获奖，就是英雄。这种可爱的盲目在于，不加区分和平诺奖和体育金牌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意味。体育金牌通常在肯定昔日有东亚病夫之称的民族在体格上有所进步的同时，更让朝廷挣足了主宰天下的国家主义脸面。和平诺奖虽然也意味着对这个民族有所褒扬，但却不是四肢发达意义上的肯定，而是头脑独立和精神自由意义上的鼓励。国家运动员是由朝廷用民脂民膏悉心培养的，而和平诺奖得主却是朝廷以监禁坐牢之类种种折磨羞辱的方式造就的。
这种区别，在中国知识分子却是心知肚明。但他们宁可在电视机前装扮球迷高声尖叫，也不愿在和平诺奖面前漠视朝廷的脸色而低声欢呼。因为和平诺奖无意间击中了他们的死穴。二十一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早已进入醉生梦死的迷幻状态，仿佛吸食了朝廷分发的大麻。这种大麻的名字，叫和谐。所谓和谐，在朝廷是要求中国像北朝鲜一样，举国上下服从统治听凭摆布，不发出一点异议的声响。而这在中国知识分子，却是无比幸福地躺在党妈妈的怀抱里，享受着朝廷恩赐的食色人生。借用一句网络语辞叫做，被幸福。
对于这群被幸福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和平诺奖有如一个天大的玩笑，弄得他们从裤裆到嘴巴都难以坚硬。尤其是那些被包养在香港的知识精英，全体失语。方导师尚能嫉妒一番，这些昔日与方导师齐名的京城精英，只能装聋作哑。将一些当年与朝廷有过歧见的知识分子，养在香港，应该是前朝开明大员的开明之举，不像是与金氏北韩为伍、视自由知识分子为头号敌人的当朝今上所为。那样的开明，本意可能在于，向知识分子表示友好，希望彼此精诚合作。可笑的却是，这些被包养的精英，却感激涕零到了出乎包养者意料的程度。一个个有如烟花巷里的粉头一般，向朝廷软语温存，献媚撒娇。方导师当年在坦克面前怯懦一下，情有可原。这些被包养的知识精英，皇恩浩荡之际，还这么战战兢兢，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且不说让同行见了如何不堪，也不说让普通民众看在眼里是什么滋味；即便是朝廷发现被包养者自甘堕落成文化粉头，可能也会不无鄙视。宫中奴才有的是，并不指望宫外的低声下气作候补。发什么嗲，撒什么娇？替党含泪的，写诗的，难道还少吗？
但这群文化粉头对于胆敢忤逆朝廷的同行，却是秋风扫落叶一般的无情。且不说暗中的告发，如何的汹汹。即便是公开的演讲，也从来不曾错过发泄嫉恨的机会。倘若后世之人纳闷，为何坐龙庭的主儿一个比一个昏庸，但权力的宝座却照样固若金汤；那么只消看一眼中国知识分子的怯懦和嫉妒，便可一目了然。在强权面前，他们是怯懦的，怯懦到了就连在领受皇恩时都照样瑟瑟发抖。但在同行面前，他们是嫉妒的，嫉妒到了容不得任何人发出标新立异的声音或者做出不愿做奴隶的举动。他们自封精神领袖，在一种夸张之极的幻觉里，号令子虚乌有的芸芸众生。一会儿感觉自己像孔子，一会儿感觉自己像康有为，美其名曰：第二种忠诚。
还有什么最后的贵族。当年屁颠屁颠地跟在湘籍朱元璋后面，混入京城，捞了个一官半职。一不留神，被秦始皇搧了个叫做阳谋的耳光，打入地狱。从此忍声吞气，了却余生。这样的经历，无疑是一种从奴才到奴隶的悲苦，居然会被炫耀成贵族，并且还是最后的。这样的兰花指，捏得也太滑稽了一点。可能也只有在北京那样的城市里叫得响。
假如贵族仅仅意指精神上的高贵，那么相信到奥斯陆观看诺奖颁礼的华人，应该有所领会。坐在台下的是国王和皇后，舞台上飞翔着村姑期待情郎归来的女高音。高贵并非在于地位的高低，或者宅院的深浅，而是在于有无博爱的心胸，慈悲的情怀。王者的目光是沉静的，颁奖的致词是优雅的，格里格的《索尔维格之歌》，是动人的。颁奖大厅里没有权力的嚣张，也没有国家主义的夸张。大厅里的每一个人，都享受着一样的关爱和沐浴着同样的温馨。高贵，在于平等。高贵又因为平等，有着友爱的品质。置身如此高贵场合的人们，倘若突然听到发自嫉妒的杂音，旁观者会觉得不无可笑，而同行者则会感到不无汗颜。
也许世人会困惑，为何这个国家的专制历史，如此漫长？答案应该在于，不是漫长在统治者太强大，不是漫长在强权者有能耐，而是漫长在这个民族、首先是其中的知识分子，太怯懦，又太嫉妒。这两种丑陋的品性相辅相成。怯懦者，必定嫉妒；嫉妒者，又肯定怯懦。这叫做，勇者无嫉，嫉者无勇。倘若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稍许硬朗一些，在同行面前稍许谦和一些，中国的历史，就会有改写的可能。
很难说，一个和平诺奖会不会改写中国历史，但对于素存诺贝尔奖情结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次意味深长的精神洗礼。上个世纪在枪炮声中被扭曲了的历史，也许会在这个世纪回响在颁奖大厅里的那曲《索尔维格之歌》中掀开新的一页。倘若能够从怯懦和嫉妒的阴影里走出来，希望还是存在的。
2011年元月写于纽约
——《纵览中国》首发
驳小丑李劼对方励之先生的诬蔑攻击
徐水良
2011-1-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