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辛亥后人出面还原历史，事关重大
博讯记者于明报道/原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原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原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隐没于历史尘埃中的人物，将由《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挖掘出来并带入当代华文读者的视野，这一在臧启芳逝世50周年之际举办的活动，有望成为辛亥百年来被隐没思想的再现和辛亥后人在海外的一次大规模团聚活动。
《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将于2月25日至28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海外学者及政治活动家吴国光、杨建利、李劼等及目前不便透露姓名的中国内地作家和学者将与会，来自不同家庭的辛亥后人将成为这次会议的亮点。会议筹备组正广泛收集论文和邀请嘉宾，并将于2月2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北京作家戴晴称这一活动是由“民间（家族后人）出面叩问历史”，“对中华民族未来事关重大”。在谈到臧启芳、何其巩和张寿镛等历史人物时，戴晴说：“他们这批人的共同特点，是高贵的人格、独立的精神、临难不苟和无私献身。”她慨叹“这样的人在今天物质爆炸时代，快要绝迹了，看看今天的大学校长，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旅美历史学者朱学渊认为：“二十世纪是中国与世界文明接轨的世纪，一百年中产生了许多杰出的人物，胡适之、臧启芳、罗隆基们就是专业的接轨匠，但是他们时运不济，他们的努力被一股更强大的社会潮流冲决了，而中国也就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期，今天我们来纪念这些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的人物，是要激励我们重新为中华民族寻找光明。”
会议筹备组成员张晓刚说：“民国的前三十八年中，中国曾有过一批杰出人物，他们思想深度、文化造诣、实干上的成就和对社会的贡献，今人很少人能望之项背。可他们的事迹、他们的成就，却被后来的风云变幻所湮没所歪曲甚至完全被抹煞掉了。发掘他们的事迹，重现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对社会所起到过的作用，对于今天民族和文化的重兴、社会的走向，十分有意义。这次会议，在这方面有着开创性的作用。特别是纯粹以民间个人力量和私人资源举办这样的学术研讨会，近些年来是绝无仅有。目前会议资金还有一些缺口，希望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会务组联系电话905-272-2737。”
历史学家阿海认为：“我们纪念臧启芳先生，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百年来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 更因为他是一个现代民主思想、社会管理方面的启蒙者。同时，他是一位政治上的智者。我们在今天喋喋不休地讨论中共的本质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可行性问题等等. 他早在八十多年前已经一目了然, 而且他身体力行，从一个留学海外的学子，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行者；从一个研究城市规划学的研究者，成为反共战场上的指挥官。他的入世精神和献身精神，正是当代知识分子所缺乏的。”
研讨会的主办机构之一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任，着名学者陈奎德说：“中国号称以历史为宗教，极为敬畏。但百年中国，却丧失了历史：禁忌丛生，谎言充斥，不堪卒读。 历史真相，历史灾难，历史菁英，历史嵴梁.....几乎尽被黑箱锁死，尽被赤潮淹没。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一页！其根本原因，在于历史的书写权被政治权力彻底垄断了。要抢救中国百年史，抢救百年风华人物，民间社会及个人的发掘、讲述和研究，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臧启芳先生后人及一些独立组织发起的辛亥百年人物会议及臧先生纪念学术研讨会，是开风气之先的壮举。我相信，它本身也将载入青史。”
文化学者刘绍夫说：“我们举办这个研讨会，就是为了追寻被历史所湮没的，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和民主化所贡献毕生的志士仁人，就是为了廓清历史迷雾，回答中华民族为什么一百年来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蹒跚前行，就是为了张扬像臧启芳先生那样的民族先贤，为彰显民族正气而做一点尝试。”
发起这次研讨会的盛雪（臧启芳长孙女臧锡红）表示，她多年来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要将祖父臧启芳对中国社会的贡献，深厚卓越的学识，不媚潮流世俗的独立精神，以及敢言敢行的铮铮风骨介绍给今人。近些年，在接触了更多的那个时代的人物资料和史实故事之后，更感中国社会曾鲜活过一批这样的精神嵴梁。现在是拨开历史的阴霾、擦掉涂污的油彩、撬起沉埋的记忆的时候了。今人有责任让那些正在远去的，消弭于历史迴声的，隐遁于暗夜长空的精神和风骨重新回到人间，成为耀眼的星月。而且更需要直面强权的阻滞和某些势力的威吓。但是这件事非做不可了。盛雪特别讲到，发起和筹备这次会议，再次感受到友情亲情的温暖和可贵，因为数万元的会议经费完全来源于朋友的仗义相助和家人的鼎力支持。 (博讯记者：于明)
从乐清观察团被"围观"看知识精英的困境 何清涟
来源：作者美国之音博客 这次乐清钱云会之死除了事件本身真相及作为背景的土地纠纷之外，还有一个出乎人们意外的结果，即网民围观几个乐清观察团。其风评结果完全出于当初勇于任事的几个观察团成员意料之外。
许志永作为领队的公盟观察团在两天之内作出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的结论，导致许多网友的批评，这些批评有不少理性交流。主流的看法是在当局控制一切证人证据，并让证人处于巨大恐惧之中时，公盟报告所做结论过于轻率，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其余几个观察团分别审慎地作出了结论。王小山与屠夫的调查未引起大的波浪，《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锋的调查纪实则称找到新的证人，证明是谋杀，并已与证人签订保密协议，证人表示候中央调查团下来之时愿意作证。于建嵘的结论是：他不具备刑侦能力，对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还是谋杀无法作出裁断，他只研究此案背景的征地问题。艾未未从“程序正义”出发对观察团调查过程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
于建嵘作出这一结论我并不意外。因为凭他的政治智慧与他一向的社会定位（政府智囊），他只可能作出这种谨慎自持的表态，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也很清楚如何拿捏发言的分际尺度。然而后来的围观却表明，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于建嵘遭到各种强烈批评，推友文涛发出“十问于建嵘”，包括：对事件性质的看法，如何定位自己在此次事件中的角色，是个人身份还是公干？对乐清地方政府抓捕村民的看法等。其面临的民间压力之大，从推友张辉的话足可蠡测“于建嵘这几年为民间抗争群体说了一些话，写了一些文章，把自己的公信力也攒起来不少，但乐清这一次失足就被大家骂得如此之惨烈，甚至连个人品质都被人们予以定论，似乎就这样翻身无力了。这样的现象值得深思。”
综合所有的信息，我觉得围观者对于建嵘不满的根源在于：希望他以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利用他在体制内“拥有的雄厚政治资源”（笑蜀语），促成乐清事件的解决。这其实也是于建嵘领衔的观察团的一些成员出发前满怀信心的许诺。但于建嵘之后的作为让大家失望了。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对公共人物产生这种要求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我也知道在兼具智囊与公共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中国学者当中，99％的人无法满足这种公众期望。
公平而言，这一局面并非于建嵘本身原因所造成。问题的产生首先源于国内各界人士对于建嵘身份认同的内在矛盾。于建嵘本身的定位与官方定位是一致的：政府智囊，补天派，以往他所做的一些极有价值的研究，如上访制度的研究、群体性事件及社会冲突的调查，从未脱离这一身份定位；邀请他参与的人士看中的也是于建嵘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源（各地方政府对于加以礼遇，原因也出于此），但围观者却因他的研究产生错觉，认为他是为民请命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智囊也分三六九等，其中既有一些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政治使命感、为民请命的人士；也有一些虽无强烈社会责任感但有见识的“智囊”间或也会做出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在曲阿附世的“智囊”群中，前一类人士因其稀缺，常会导致民间对其社会角色产生误解。我觉得于建嵘属于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政治使命感的智囊，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他都没有否认与隐瞒其智囊身份；在智囊与公共知识分子这两者未产生严重的角色冲突时，他当然也愿意承担后一角色的责任。问题是乐清事件的背后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巨大地方政治利益集团，其藤蔓枝叶还延伸至中央高层――，问题之复杂已远非于建嵘能够游刃于其间并能“化解”的。
上世纪90年代直至本世纪零年代，在政府与民众矛盾不太激烈之时，知识精英可以选择做“蝙蝠”，所谓“蝙蝠”指的是其生物种类归属状态：亦禽亦兽，非禽非兽。这种状态比较讨巧，能够左右逢源，运气好时，政府认为这是知识精英在提“建设性意见”，民众也以为他们是“为生民请命”。许多知识人也追求这种状态，甚至凭借体制外积累的名声轻易获得了体制内资源，升格为学院院长、博导，还得到不少来自国际社会的机会。但此次乐清观察团所引起的围观，说明新的局面正在形成：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边缘知识人增多，在大的公共事件及社会运动中，知识精英能够高高在上提供见解与理论的时代行将过去。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公共事件频发，“为党与政府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之间的分际越来越明显，以前知识精英那种左右逢源的“蝙蝠”生存状态的空间日趋狭小，政治风险也越来越大。退守书斋还是参与公共事务，可能是一些养望多年的知识精英必须小心面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