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台湾资深媒体人秦风（真名徐宗懋）
两岸初接触时，很多台湾民众会对大陆朋友讲起“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这句台湾戒严时期流传甚广的标语，常成为酒桌上最好“笑果”。去年底，中共特工朱谌之在离世60年后骨灰终于回到大陆。《环球时报》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这段英灵返乡传奇的背后是几位台湾人的不懈努力。
寻找过程很曲折
十几年前，台湾资深媒体人秦风(真名徐宗懋)整理一批台湾军方早年拍摄的老照片时，发现了1950年引起轰动的“吴石案”(据普遍说法，因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导致包括时任台“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特派员朱谌之等大批中共地下党员被捕牺牲)的相关图片，其中就有朱谌之临刑前照片。 2002年，朱谌之在大陆的女儿朱晓枫得知消息后，拜托秦风寻找母亲在台湾的遗骸。秦风费尽波折找到了朱谌之在台湾的继女，但当年她没有认领朱谌之的尸骨，失去了线索，此后几年时间都毫无进展。去年，上海学者潘蓁无意间发现，台北市政府在六张犁建纳骨塔安放戒严时期政治受难人的骨灰，台北第二殡仪馆提供了一份600多人的迁移名册，这条线索成为重启寻找的关键。
作为自由文史工作者，秦风说，他没有资源和条件全身心寻找，便委托自己的朋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朱浤源。曾经对这段历史颇有研究的朱浤源通过一家基金会找到第二殡仪馆。2010年2月，根据名册，朱浤源查到朱谌之骨灰坛的编号77号，并由殡仪馆一名刘姓工作人员带领下到了骨灰存放处。朱浤源说，“那地方非常简陋，和乱葬岗差不多。”因为骨灰罐放得很乱，一无所获。第二次，朱浤源由殡仪馆原来负责的工作人员雷元荣陪同查找。雷元荣说，“查找的这部分骨灰，都属于有名无主的。就是说，虽然标有名字，但没人认领，而且因为没有家属同意，也不能更换骨灰罐，都还使用那种很老式的罐子，外面包着一个袋子。”
朱浤源说：“我们爬到骨灰存放处里面，一个一个地找，都找不到，感到绝望的时候，突然看到角落里还有几个袋子，爬过去一看，赫然看见77的字样。”大家都非常兴奋，拍照之后，立刻打电话通知北京朱晓枫的女婿李扬。2010年4月下旬，朱浤源还利用到北京的机会与李扬见面，讨论移灵的相关准备。 “回台北后，我忽然想，号码虽然是对的，但当时我们并没有打开看里面的名字，我自己隐隐觉得有点不踏实。便再找殡仪馆工作人员去看，结果打开袋子后发现，罐子上的名字完全不对。”朱浤源说，当时就傻眼了，不敢告诉朱谌之的家人，赶紧再去查，最后确定应该是233号。毕竟是60年都没翻过的骨灰罐，味道难闻、阴气很重，即使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也都不情愿去找。雷元荣又担当了这一使命，“一些无主的骨灰罐都挤在一块，原来的编号也都乱了，很不好找。我们又从头找起，一个一个地翻，找了两天时间。只剩下最后一堆时，我自己都绝望了。我心里就想，朱谌之啊，朱谌之，你就显个灵吧，让我找到你。没想到，真的就在这一堆，当我们翻到600多个骨灰罐的时候，终于找到了。”朱浤源说，“这一次，我们很小心，打开袋子，确认上面写着‘朱谌之’的名字，才彻底放心。”
还有三百多个类似骨灰
雷元荣
雷元荣在台北第二殡仪馆工作20多年，“2005年，我接手管理一个无主纳骨塔，很旧很破。台北市政府后来做了翻修，但是，只有确定为政治受难者身份的才能迁入新的纳骨塔，免费保存。一些提不出证明的骨灰，因为没有家属认领，无人代付储存费，就只能放在一个类似储存室的地方暂存。”秦风整理出一个303人的无主骨灰名册。他说，上世纪50年代，台湾军方对政治犯和中共特工执行枪决后，将遗体交到台北市极乐殡仪馆，供家属认领，没有家属认领者就地火化，也有一部分则送交“国防医学院”供解剖教学使用，事后再送回极乐殡仪馆火化。“像朱谌之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认尸都会受牵连，所以很多人的家属不敢认领，就成为无主的骨灰坛。”曾参与追寻朱谌之遗骸的台湾文史工作者王镜宇感叹，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朱谌之这样的际遇，她身份特殊，又有亲人锲而不舍地追查，才能历尽波折返乡。
雷元荣说：“以前殡葬处也接到相关部门转来的大陆来信，比如，有江西、浙江等地方，请求帮忙寻找亲人骨灰罐。但因为殡葬资料很分散，以前也没有电脑可查询，类似情况基本都以‘查无此人’做结。台北仅私人纳骨塔就有40多个，这种找寻的确非常困难。”朱谌之英灵返乡的消息曝光之后，朱浤源说，他已接到三份申请，有电话、有信函、有电邮。“一名七十几岁的老先生，字写得相当漂亮，让我帮忙寻找恩师。可是很难找啊。”秦风认为，清查这批有名无主骨灰罐的主人，需要核对大批数据，确实相当困难。但他也乐观估计，“只需要50万元人民币，4名工作人员，用一年时间，也许就可以整理出来。王镜宇认为，如果他们是中共特工，很多人都是化名到台湾，比如朱谌之本名朱枫，根据名册去找他们的家人，存在很大困难。朱浤源说，这就涉及档案解密的问题。当年，共产党派到台湾特工很多，台湾派到大陆去的也不会少。“可能会因为档案公开露出彼此底线，这也是目前档案无法公开的原因吧。”不过，他从学者的角度提出，两岸既然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如果还视对方为假想敌，就有点矛盾。朱浤源说，“相互拥抱、泯却恩仇，共同发展中华文化，让两岸进入一个共同繁荣新时代。这个期许是不是有点太浪漫了？”
为两岸种善因最重要
台北第二殡仪馆
朱谌之骨灰成功移灵大陆，事情本身就具有特殊意义。朱浤源说，在两岸气氛和谐的时段下，这件事才能顺利达成。“我们大家都认为，这是为两岸结一个很大的善缘。”雷元荣说，自己祖籍湖北，父亲是黄埔军校的学生，1949年到台湾。他目前是台北湖北同乡会的理事。找到朱谌之遗骸后，他在同乡会里讲起这件事，“老将军听说了，都很高兴。”照以往观念看，朱谌之在台湾是不折不扣的“匪谍”，雷元荣说，“老将军们也已经没什么匪谍不匪谍这个概念了，认为可以让他们死后回乡，不再让他们的家人只有衣冠冢，就是做了善事。”王镜宇则说，“不要用匪谍这个词，当初他们都是有理想的年轻人，都是怀着救中国的理念而来。”
秦风介绍，“根据当年的情况，被逮捕的中共特工和地下党员必须供出同志，才能存活，投降才能被接受。因此，被枪决者都应该是像朱谌之一样思想忠贞、宁死不屈，都是中共的烈士。”他认为，当年国共内战，留下一堆算不清的纠结。“目前国共关系虽然和缓，但主要仍集中在经贸合作方面，对于过去的历史恩怨，双方并未正式触及。”秦风提出，大家因宽容而反省，希望通过移灵，把和解变为事实，进而从态度升华为精神，为两岸中国人永远的和平种下善因。
剖析当代中国大学生贫穷化趋势 林柏仪
[财经与科技] 前言
“教育是脱离贫穷最快的快捷方式”，这在各个国家都不难听到。但是，在当代中国，我们却观察到，随着高等教育扩张、教育费用攀高， “受教育”竟然未必能帮助人民脱贫，甚至可能是导向家庭贫穷的新原因之一。各种被称为“蚁族”的低薪大学毕业生，不但不容易找到符合专长的稳定工作，也难以偿还他们过去积欠的大笔教育费用，只能低就聚居、残喘维生。一个中国“大学生贫穷化”的趋势，正在成形。它的现象、原因为何，对中国社会有何影响，中国政府于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不论站在客观分析或社会运动的角度，都值得我们关注。
不久以前，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两三年之前富士康在深圳、广东的工厂，多数被雇用的可都是大学毕业生。因这几年流动率太大、又缺工，才改雇了不少高中、职专毕业生。”我相当吃惊，原来当前中国生产在线的作业员，不少是大学生。这隐显的是，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日益难找到合乎专长的技术性工作，其就业已有了“基层化”、“普罗化”的趋势。
在进一步查阅相关数据后，通过1995年何建明撰写的《落泪是金：中国贫困大学生生活状况报告》（本文中以下简称《落》）和2009年廉思编辑出版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本文中以下简称《蚁》），诸多资料不但再次证明了中国从1992年实施大学“双轨制”和1998年大学扩招以来，“大学生贫穷化”趋势已隐然成形，甚至有论述说：当前中国大学生，就是一种“弱势族群”。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样的问题，也为了作为社会运动的参照，我认为值得深入分析中国当代“大学生贫穷化”现象。我在本篇将先就《落》和《蚁》两部著作，从就学到就业，指出的六个中国大学生贫穷化现象，作为讨论起点。在接续的文章里，我将继续探讨其后的“教育和劳动关系”，从宏观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纳入“阶级”观点，分析当前中国大学生贫穷化的结构原因以及可能的影响。
一、制造贫穷的高等教育费用
教育的确有让人脱贫的可能，但是“收取高额费用的教育”，却可能制造贫穷。当代中国政府采取的大学高学费政策，可能致使学生及其家庭贫穷。
在《落》中，作者屡屡以“失落的天之骄子”来形容一批贫困的中国大学生。在他进行采访的90年代中期，不少大学每学年的学费就高达5000至6000元人民币——可能超出当时多数中国农村家庭一年的收入。如果将“大学学杂费数额”与“人民可支配所得”相比，中国从90年代中期开始，恐怕就已是“世界上学费最贵的国家”。为了要供下一代进大学，不知要让多少家庭背上巨额的债务。
此问题的背后，显现了一个剧烈性的变动。《落》的作者分析了这段历史：“人民翻身作主后的新中国大学生上学，一直延续了‘上学靠国家’的制度，他们不用为入学后的生活而担心操劳。那三四十年里，我们的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入学吃用国家包，毕业出来由国家分配工作，所要费心的就是好好听课用功。”“然而实行并轨制度后的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先不说一年几千元的学杂费令多少经济贫困的学子和家长们措手不及，单单上学后的吃饭问题就让学生门愁死了。学校有限的‘奖、学、贷、补、免’常常是给那些成绩好的，本来可能不愁吃穿的学生的，至于学习基础本来就差、又要顾这愁那愁的贫困生们就只能是雪上加霜，苦苦挣扎。”
这样的现象，尽管在最高学府也同样。《落》提到：“今天的北大是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一所综合高校。今天的北大还是全国2000多所高校中贫困生人数最多的一所大学……北大在校贫困生每年都在3000至4000人之间。”所谓的“贫困生”是指“家庭所得在每月150元人民币以下”的学生。
二、在学兼差打工，沦为廉价劳动力
随着高学费的压力，中国大学生自然在上课之余，得要兼差打工。在1995年的调查里，有超过六成的中国大学生得要自行工作，才足以填补生活所需。这美其名是“勤工俭学”，但事实的真相更是，这群不断扩大的大学生，成为中国转型资本主义化后，相当庞大的高弹性、廉价劳动力的来源。
一名90年代的大学生向《落》的作者说：“一年的大学生活一晃而过，当初我打工挣得的4000多元钱已所剩无几。对于无任何经济来源的我来说，我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为了多挣点钱，我向餐馆老板提出要求一天干两个班。”该书甚至有这样的记载：有人在打工期间到外商公司担任生产线作业员，公司为了“惩罚违规女工，于是就有了要让全体员工罚跪，并声称若有一人不从，就罚其余人‘永远跪着上班’。”
有不少来自外地的学生更是沦为“盲流黑工”。《落》的作者访问到一位在餐饮业打黑工的大学生，“约定了第一周无薪试用，如以后辞工，老板就去召其他黑工，再辞再招，他省了不少工钱。”甚至，雇主为了控制打工的大学生，擅自对其“没收证件”。
另一位受访者在日记里提到：“人家欺负宰割我们，就是认为大学生在所有打工族中是最廉价的劳力。真正的打工仔、打工妹是不会去干这样一类临时性的劳务的，只有我们既要上课又想抽空赚一把的穷大学生愿意去做。”他点出了大学生沦为廉价劳力的原因。
三、毕业后工作不稳定、低薪化
集尽一个家庭、甚至几个家庭的资源，终于负担完一个大学生的费用，但结果是什么？《蚁》作者在2008年的调查，让我们触目惊心。
《蚁》引用资料：“自从1998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到2002年左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就一年胜过一年”，“根据2006年12月份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2007年，中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口将超过2500万人，而新增加的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一共只有1000万个。而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对全国11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调查表明，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仅占新增就业岗位总量的22%，但在2007年，有495万大学毕业生等待就业。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在表面冷冰冰的统计数字下面，当代中国大学毕业生面临的是一个真切的劳力杀戮战场。
中国高等教育的急速扩张，结果并不如过去所预想的“人人成为中产阶级、专业工作者”。大量来自农村前往都市就学、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不但无法找到期望的专业工作，甚至赚取的薪资难以正常维生，也无法偿还教育费用，更有不少人成为失业者。
尽管表面上看，中国受雇者的平均薪资连年增长，但其后却是高涨的物价和教育费用。如果平均下来分析，这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毕业生其实未必分享了经济发展的果实，不但他们的薪资偏低，就业也日益不稳定了。
四、聚居于廉价租屋区，成为“蚁族”
大学毕业生贫穷化的状况，从他们的生活环境最直接地表现了出来。
不少学者开始观察到，这群低收入的大学毕业生，被迫得寻找廉价的租屋地区，来勉强维系他们的“流动梦想”。学者称他们为“蚁族”，正式的名字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该群体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
聚居的现象使他们被突显出来：六个人挤在一间拥挤的宿舍、共同使用条件破烂的公厕、生活窘困、无法负担付费的休闲或娱乐、聚居在便宜但交通相对便利的廉价租屋区……这样的景象，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各大都市里都有。
除此之外，为了先满足温饱，他们也往往被迫接受各式保障不足的工作。《蚁》作者通过调查指出：“蚁族的劳动权益的保障状况并不十分理想：61.5%的被调查者没有加班工资，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没有上“三险”（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的比例接近四成。”
五、阶级再制的贫穷化趋势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并非每个大学毕业生都会成为“蚁族”，加入“大学毕业生贫穷化”的队伍。大学生找工作不平等，体现于其家庭不同的社经背景。
《蚁》作者了解到：“从群体内部情况分析来看，父辈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分化路径沿着本∕专科、热门∕冷门专业、国民教育∕非国民教育系列三个维度进行。父母是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等优势阶层的子女们，平均有更高的学历（如本科和研究生）；而父母是个体、失业者以及劳工等较低阶层的子女们，平均学历较低（如专科）。
大学生的不平等分化，也体现于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低社经背景的子女进入“非重点大学”、毕业后当“蚁族”的比率较高。根据《蚁》作者的调查，“（蚁族里）89.2%的毕业生毕业于非重点大学，毕业于‘211工程’重点院校的毕业生仅占到10.8%”。
从就业来说，对于富有、地位高的家庭，其子女有各种资源能够让他们面临竞争严峻的劳力市场，依然能得到好的就业机会；而对于弱势家庭，尽管穷尽资源，甚至背上了巨额债务，让子女完成大学教育，但他们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在就业市场上仍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因为他们没有好的社会关系，很难找到好的工作，甚至会失业。
简言之，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低者越低，高者越高！这样的变迁，强化了中国社会原本的巨大不平等。
六、对未来感到莫名乐观
尽管在客观上，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大学生的窘境，然而，中国的多数大学生却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莫名乐观。
《蚁》调查显示：“对于总体生活状况，79.2%的受访者都乐观地认为未来三年状况会有所改善。……有85.3%的受访者都相信在未来三年自己的经济收入会上升”,“只有在‘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两个方面，大多数的受访者表示未来状况会与现状相似，没有多大改善。”例如，有受访者在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只能应征到私营公司的跑腿、打杂职缺，但他们会说：“现在虽然干的是跑腿的活儿，但是等我有经验了，还有上升的空间，不像中专毕业的，只能做技工。”
尽管高教费高得不合理，《落》中受访的贫困大学生，还一再说：“现在吃苦，以后就能拉起乡村的整个家庭”、“学费虽贵，但一定会值得”……但现实真是如此吗？14年后出版的《蚁》描述了大学生毕业后的贫困处境，不啻打破了这样的乐观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