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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漪/方励之:我对中国民主前景不乐观 /朱光:王怀祖被遗忘的毛泽东翻译/人民有权收回执政权
發佈時間: 1/23/2011 4:12:27 AM 被閲覽數: 155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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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专辑《Water Circles 涟漪》十二首连播

 
 
 
 
王怀祖
 
--晚年被中共遗忘的毛泽东翻译
 
 
 朱光
 
    
王怀祖--晚年被中共遗忘的毛泽东翻译/ 朱光

    王怀祖教授父子于2010年10月26日出席了由北外校友办主办的外国语大学参干班校友聚会活动
    
     ● 朱光(西班牙詩人、自由作家,歐洲導報社張英供原創來稿首發)
    
     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却有着一个不平凡的经历。
     他是一个散淡的人,生活却十分坎坷。
     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晚年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他在巴塞罗那居住了十多年,以教书翻译为生,为广大华侨所熟知,大家都亲热地称呼他“王老师”,“王教授”。
     他的名字叫王怀祖,1934年出生于江苏徐州。成长于战火纷飞的年代,受尽战争的苦难。
     1960年抗美援朝初期,他仅16岁,就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心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被分配到隶属于外交部的北京外语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在校学习了英语和西班牙语。1956年毕业。从此开始了他难忘的曲折的经历。
    
     ◆ 无私奉献的青春
    
     王怀祖毕业的当年,正值中共召开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他幸运地被派到八大翻译处西文组,参加笔译和同声传译工作。更幸运的是他被指定为毛泽东的开幕词做同声传译。在八大闭幕式之后,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全体工作人员时,他第一次和毛泽东握手,而且握了两次。
     之后,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北京外语学院西语系任教,先后担任过基础课、语法课、口笔译课、报刊课的教学工作。由于他的课程是高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因此所有西语系的毕业生都是听过他授课的学生。从1956年到1989年他从事教学33年(有一年在国外进修),西语系毕业生超过1200人,而他的学生则不少于800人,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这其中有20多名中国驻外大使,如汤永贵,霍淑珍等,参赞、总领事40多人,教授级的专家、学者60多人,如董燕生,常世儒等。
     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届西语毕业生,学习期间是优秀的学生,教学期间是优秀的教师。学业精湛,知识渊博,尤其是精通西语语法,被学生称作“语法家”,学生对其授课也特别欢迎,至今有的学生还保存着他的讲课笔记。
     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在专业进取上精益求精,经过几十年国内外教学和翻译工作的锤炼,他被公认为西语系的元老之一,被西语界誉为“语法权威”,“学术泰斗”。
     他曾担任过北外西语系付主任,教务处付处长和图书馆馆长。1986年被评为教授,是第一批被评为西语教授的四人之一。
     王怀祖对新中国西语教学和研究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但他在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政治翻译事业上同样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为在1956至1973年间,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他经常被派到中央办公厅、外交部、中联部、中央编译局等单位进行临时的笔译或口译工作。其中重要的有:
    
     1. 口译:
    
     为毛泽东翻译多次,其中有接见古巴政府代表团,接见拉美青年代表团,接见巴西议会代表团,接见厄瓜多尔代表团,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拉美代表团团长,等等;
    
     (图)毛泽东与外国友人亲切交谈,王怀祖(左二)在认真翻译
    
     为周恩来翻译多次,其中有接见古巴政府代表团,接见墨西哥政府代表团,接见拉美代表团,等等;
    
     (图)王怀祖(中)在不停地翻译,宴会结束后周恩来把点心摆上翻译桌
    
     为陈毅翻译两次(包括一次同声传译);
     为刘少奇,朱德,胡耀邦,李先念,陆定一翻译各一次。
    
     2.同声传译:
    
     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1956),译稿从门底下塞了进来即同声传译,国庆十周年庆祝大会(1959),1964年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等等。
    
     3. 笔译:
    
     作为定稿组成员参加《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五卷的翻译定稿工作;
     作为定稿组成员参加《周恩来选集》上卷的翻译定稿工作;
     参加国庆十周年庆祝大会文件的翻译定稿工作;
     参加与苏共论战文章《九评》的翻译定稿工作;
     参加多次“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全国政协会议)文件的翻译定稿工作;
     参加多次外交部文件的翻译工作;
     参加多次西班牙和拉美政府代表团访华期间的文件笔译工作;
     此外,他还翻译过《宋代诗词选》,《一个人的圣经》,格瓦拉的《论游击战》,等等。
     他作为北外教改组的成员几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纵观王怀祖教授的这一段不平常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在上一世纪80年代以前是很受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信任和重用的,他为共产党的教育事业和外交事业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毛泽东时代,是人们无私奉献的年代。王教授为国家辛辛苦苦工作几十年,拿的是低薪,仅能养家糊口。他为国家和政府翻译重要文件,翻译几大本《毛选》、《周选》,往往都是日以继夜,加班加点,付出艰巨的劳动,可是却没有任何报酬,也不允许留下翻译的名字。他无怨无悔,无私奉献,不为名不为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因为那时是有马列主义理想、有毛泽东思想信仰的时代。
    
     ◆ 拼搏奋斗的中年
    
     但是,俗话说:“好花不长开,好景不长在”。王怀祖教授基本上一帆风顺,至1989年西班牙皇家语言科学院院长ALVAR院士邀请,以访问学者身份访问西班牙,不久他受聘于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在该校翻译系任教。任期为两年。北外给他是一年,由于1989年那次政治风云的突变,他一年后未归,学校通知他“逾期未归,予以除名”,这是无国家法律依据的“除名”。
     从此,他不得不流亡国外,长达15年之久。在这15年期间,他的工作仍然是教学和翻译。听他授课的学生不下于200人,他翻译的各类文件有百万字之多。他做人的准则是;“自力更生,诚信待人,不图名利,生活简朴”。他还有一个座右铭:“多读书,少交往,不结社”。因此,这么多年,虽然使馆和总领馆的高级官员,包括大使、总领事在内,不少是他的学生,他从不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谋利益。他的生活来源就是他的勤奋工作和努力拼搏。
     2000年王教授应邀回国,参加“参干50周年纪念活动”。他能见到将近50年未能谋面的许多老友和师兄弟,感慨万分,悲喜交集。许多人劝他回来,叶落归根。他也想到年纪大了,在海外漂泊寄人篱下,日子不好过,开始萌生了回归的念头。
    
     ◆ 多病烦恼的晚年
    
     2001年底,王怀祖的老伴王辉在巴塞罗那病逝。他老伴是新华社部门编辑离休干部,她1990年离休后就来到西班牙与丈夫团聚,陪伴在他身边,直到去世。
     2002年初,他带着老伴王辉的骨灰回到北京,一方面是要把骨灰安葬,入土为安,另一方面也想解决回国定居问题,实现叶落归根的夙愿。要回国定居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住房,二是生活。
     他原有的住房是外语学院的,外院认为他已经“被除名”,所以逼迫他的家属退回住房。他老伴是新华社离休干部,生前曾多次找新华社领导,希望新华社和外语学院协商,解决俩老住房问题。但两个单位互相推诿,迟迟不予解决。
     王怀祖的老伴王辉去世后,他孤身一人感到无助和寂寞,日子很不好过,2004年终于决定回国定居。这次他回国,再次向两个单位提出这个问题,虽经多次交涉,还是无法解决。因此他失望了,又回到了西班牙流亡,渡日如年。
     这些年来,王怀祖多次向新华社领导写信,向中央有关单位多次写过报告,但总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住房和合法的生活待遇补偿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后来他找了生活的希望,从读书中寻找乐趣。他当时写了一首明志诗:
    
     我生在彭城,命运如飞鸿,
     风雨无所惧,清高伴一生。
     无心事权贵,名利不苟同,
     晚年读孔孟,修身乐无穷。
    
     尽管他有一颗年轻人的心,有潇洒、乐观的人生态度,但毕竟他已经进入老年,老年疾病不断地缠绕着他,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
     2006年,他查出有糖尿病和前列腺增生,眼睛也得了白内障,视力逐渐模糊。不得已,他2009年做了白内障切除;2010年又做了前列腺切除手术,虽然手术很成功,但身体变得虚弱。糖尿病也加重了,现在不得不靠打胰岛素,来控制血糖。手术在中国是很昂贵的,但他却得不到报销,这给他的晚年带来烦恼和忧愁。
     王怀祖教授为新中国的西语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在国外,在西语界都受到极大的尊重,在翻译界也享有名望。可是到了晚年,他的切身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这是他非常寒心的,也是令人极为不公平的。
     他回国后只希望度过一个安定的、生活有保障的晚年,因此他的要求很简单,一点也不过分。
     一是他的工作有39年工龄(他1950年参干到他1989年出国),合法工龄补偿问题。中国任何一个退休教师都有享受的补贴,他因被外语学院扣上“被除名”却不予享受而对他的要求不予理睬。
     二是他的住房问题, 他老伴逝世前是新华社离休干部,新华社本应解决她的住房问题,但人死后,新华社就撒手不管了。
     还有,他在老家徐州原有10多间房产,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被政府没收了,这种情况许多人都得到了相应的赔偿,但他因为不是“知名的归国华侨”,申请赔偿却被拒绝了。现在既不算国家50年干部,又不算15年的华侨,高级知识份子被掠夺为无产者,奈何!
     其实,王怀祖教授的名望并不比别人小,只是他不愿意自我标榜而已。作为国内外知名学者,西语界的专家,他受到许多中外著名学者和西班牙及拉美各国驻中国大使的承认(查阅网址:www.huaxipu.org),就凭这一点,他比那些享受国家级专家待遇和国务院特别津贴的专家学者,也不丝毫逊色。
     王怀祖教授的一生,是辛苦耕耘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是摒弃功名利禄的一生,是受人尊敬的一生。他的晚年,应当受到当局的关怀和照顾,受到公平合理的待遇,而不应当被他为之鞠躬尽瘁的党国所遗忘。◇
    
     附上王怀祖教授晚年的一首诗于下:
    
     一生奉献为教育
     成绩斐然功不居
     叶落归根寻故里
     黄昏却遇无情雨
    
     (关于王怀祖的情况,还可以查找晓青的网站:www.huaxipu.org,那里有不少他的照片和材料,可参考)
 
 
 
 

 

方励之:我对中国民主前景不乐观

 
作者 蒙特利尔特约记者 潘卫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方励之自2005年退出中国人权理事会后,很少接受华文媒体的访问。月前他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在奥斯陆大学进行了一场学术演讲,并参加了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举办的颁奖仪式,获奖者是曾在22年前批评过他的刘晓波。不过在奥斯陆,方励之没有出现在华人与会者举办的活动中,对华文媒体也保持相当的低调,但在美国纽瓦克机场与记者偶遇时,方励之曾表示,他对中国民主前景不乐观,从现在算起,中国民主化进程还需要一百多年。

今年2月将满75周岁的方励之,目前正在进行宇宙重子流体动力学和暗物质等领域的研究,在机场嘈杂的背景中,需要借助助听器与记者交谈,他称自己曾详细论证过为何中国民主需要二百多年。两年前是五四运动90周年,方励之曾在《北京之春》撰文《中国民主何时能实现》,回忆了在五四运动70周年的1989年4月他在北京的一次公开演讲,那次中科院科学史所长习泽宗请他算一算“中国何时能够实现民主”,方励之给出的定量答案是∶( 1913 - 1629 )- ( 1989 -1919 ) = 214 年。他在《北京之春》写道“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五四运动1919年算起,需要284年。从1989年算起,仍需214年。”

2009年,方励之认为尽管时间过了20年,他这214年“零级近似的估计似乎还没有被证伪”,曾流行于1629 - 1913近三百年的“三勿论”:“勿师西法” 、“勿离经叛道” 、“勿上下易位” ,曾用来抵制严谨科学在中国的成长。时下正在人民大会堂里流行,用来抵制普世价值。“三勿论”变成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核心是党领导,不折腾”。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方励之还是坚信中国民主的进程仍然需要一百多年,他强调自己的不乐观有多方面的原因,纵观世界历史,就能发现其规律。即使是在以民主人权著称的法国,其民主化进程也历时百余年且多有反复。他说:“其实不仅中国,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即使在最民主人权的法国,也来回折腾了好多次。从杀路易十六以后,建立第一共和,十多年后帝制复辟,1848年二月革命建立第二共和后仅4年,帝制再度复辟,到1870年建立第三共和。现在的法兰西是第五共和国,说明期间反复好多次。”

目前海外民运正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政治犯,似乎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反复添加了注脚,因为早在1989年初,他就曾写信给邓小平,建议在建国30年大庆时赦免魏京生等政治犯。方励之说:“20年前,我写过一封信给邓小平,呼吁中国释放政治犯,现在还是要求释放政治犯,时过20年,我们的理念是一致的。”

方励之在其《奥斯陆四日日记》中写道:“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由GDP定量度量。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可由政治犯数量(NPP)定量度量。中国在九十年代有政治犯七百人,现在至少有一千四百名政治犯。曾有预计,当中国GDP增加后,NPP就会减少了。现在,中国的GDP世界第二,为什麽NPP 也增高了。”他认为这种情况在“欧洲也有过,GDP 与NPP并不总是实时反相关。”

方励之说:“所有具有历史包袱的国家,要达到美国这样的民主,都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美国建国晚,国情比较简单,最重要的是没有包袱,英国的情况也和法国类似,有过一百多年的反复。”

本次的《当今世界》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俞可平:人民有权收回执政权

作者:  【多维新闻】  2011-01-22

中共体制内学者、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再次语出惊人。他说,在民本政治下,民意只是工具,统治者重视民意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有在民主政治下,民意才成为价值,执政者重视民意是为了维护公民的权益。如果大多数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人民就有权收回委托给执政者的权力。【相关新闻:俞可平:政治改革必须抓住机遇 打破人治走向法治

《南方周末》1月20日以“敬畏民意”为题,“略有删改”发表了俞可平在零点调查公司举办的首届“倾听民意政府奖”颁奖大会上的致辞。

俞可平说,天大地大,民意最大。民意是民众的愿望,民众的需求,民众的评判,民众的心声,民众的舆论,民众的信任。古今中外所有理性的统治者几乎都极其重视民意。但在传统政治下,统治者把民意当作工具,他们重视民意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民主政治下,执政者把民意当作价值,他们重视民意是因为民意是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其执政资格的源泉。中共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作自己的宗旨,把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视作社会主义的生命。对中共来说,人民的利益应当是其根本的价值追求,民意则是其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础。

权力本身不应当是官员的目标,公民的利益才是权力所要实现的最终价值。要实现这种价值,就必须了解人民群众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希望;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喜欢什么,痛恨什么。要使政府的政策体现民意,要用好人民群众给予的权力,就需要一整套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制度。没有民主的决策制度,公共政策就难以真正体现民意,“权为民所用”就会流于形式。

俞可平认为,在民主政治条件下,人民应当就是拥有合法权益的公民。“权为民所赋”的基本前提,就是掌握国家权力的党政官员应当是公民的民意代表。国家应当有一套公平公正的程序和制度,确保政府官员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成为广大公民的民意代表。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选举制度、代表制度和罢免制度就是最重要的授权制度和限权制度。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才是国家主权的掌握者。“人民当家作主”或“人民主权”,“人民统治”,这是民主的真实含义,也是与“民本”的实质性区别所在。

俞可平说,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为自由、平等、人权等公民政治权利提供基本的制度环境。离开民主去谈论自由、平等、人权,就像离开市场经济去谈论自由贸易一样不得要领。能否从制度上保证民意的向背成为执政者权力去留的决定性因素,是“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和“权为民所有”的试金石,也是民主政治的试金石。

敬畏民意!这应当成为民主共和政治下所有官员的基本态度。人民至上!这应当是党和国家全部政策的根本原则。俞可平说,如果没有健全而合理的政治制度,民意就可能被阻挡,被遮盖,被扭曲,被滥用,被不适当地代表,有时甚至变得软弱无助。敬畏民意,就要敬畏公民权利,敬畏法律制度,敬畏公众舆论,敬畏公共责任,敬畏社会评价。敬畏民意,首先就要倾听民意,通畅民意渠道,广开自由言路,虚心听取公众对政府的意见。敬畏民意,更要认真对待民意,要有科学的决策机制,善于将公民的需求转变成政府的政策。总之,敬畏民意,就要大力推进民主法治!

俞可平在“作者自题”说,看到此文,一些官员会以为迂腐而窃窃私笑;一些文人会以为帮闲而嗤之以鼻;一些读者会以为空谈而不屑一顾。明知如此而仍重申之。“因为我深信,会有更多的民众珍惜权利,会有更多的学者怀抱理想,会有更多的官员敬畏民意。”民意所向,有如潮流所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方鸣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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