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晚年曾立誓︰不斗倒毛澤東決不回故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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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的這一生》封面

　　》》王明說，毛澤東思想的重要來源和組成部分是封建主義，“天子”思想是毛澤東自我中心說和極端個人主義的思想來源。他甚至說毛澤東的詩詞滲透著封建君主思想，如《沁園春‧雪》，《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一些詩詞鼓吹神秘論和迷信，如《送瘟神》、《蝶戀花‧答李淑一》等。

　　人所共知，毛澤東詩詞生動形象，精湛高超，出神入化，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有機結合的藝術典範。讀過毛澤東詩詞的人，除別有用心者外，恐怕沒有人這樣評價。當年在重慶談判時，毛澤東將《沁園春‧雪》抄送給友好人士，令其贊不絕口，視為珍品。倒是蔣介石組織一幫文人政客著文攻擊，最後不了了之，草草收場。

　　》》王明在《論中國事件》中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經歷著空前的悲劇，中國革命的成果遭到徹底毀滅的威脅，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面臨徹底崩潰的危險。”“根據無可辯駁的事實，根據我幾十年來同毛澤東的思想和政策作斗爭的切身經驗，我首先要說，把中國共產黨弄到目前這樣的絕壁的罪魁禍首是毛澤東，是毛澤東的思想和政策。……這是毛澤東苦心經營幾十年的思想和政策的必然結果。”

　　當年延安整風時，毛澤東一腔憤慨，說王明是教條宗派的罪魁禍首。如今，王明有了可乘之機，可謂以牙還牙。

　　原載《王明的這一生》，熊廷華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進入人生暮年，王明客居他鄉。這期間，世界上各種政治力量出現分化和改組，局勢動蕩不安。中國社會偏離正常的軌道，政治運動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

　　王明抓住毛澤東的失誤大做文章，充滿了奇談怪論。他強撐病體，立下誓言，不斗倒毛澤東，決不回故鄉，帶著遺憾走向人生的盡頭。王明的一生雖然過去，卻留給人們太多的思考。

　　中國社會主義在探索中曲折發展。王明身居國外，兩眼關注國內。看到國內建設取得成就，熱情高歌，豪情萬丈；發現挫折和失誤，毫不含糊，提出尖銳批評。

　　王明身居國外，兩眼注視著國內。

　　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之後，開始了全面建設的十年，經濟建設既取得了重大成就，也遭受了嚴重的挫折。王明寫了不少詩歌，表情達意。看到成就，他熱情贊揚，抒發自己的興奮之情；發現挫折，他十分不滿，甚至提出尖銳批評。

　　淮河，橫跨河南、安徽、江甦、山東四省，是一條多災多難的河流。1938年，蔣介石為延緩日軍進逼武漢，炸毀黃河花園口大堤，黃河奪淮入海，淮河水系受損。從此，淮河更似一匹無羈之馬，左沖右突，兩岸人民深受其害。

　　1950年，淮河流域發生大水災，豫皖境內4000多萬畝農田被淹，1300萬農民無家可歸。當時華東軍政委員會向毛澤東匯報了皖北受災的詳細情況︰

　　今年水勢之大，受災之慘，不僅重于去年，且為百年未有。淮北20個縣，淮南沿岸7個縣均受淹，被淹田畝總計3100萬畝，佔皖北二分之一強，房屋被沖倒或淹塌已報告80余萬間，其中不少是全村淹沒，耕牛、農具損失極重。由于水勢凶狠，群眾來不及逃走，或攀登樹上，或失足墜水（有在樹上被毒蛇咬死的），或船小浪大，或船翻淹死……

　　毛澤東看到電文，淚流如雨，拍案而起︰“不解救人民，還叫什麼共產黨！”他在重點句子下畫了橫線，要求水利部盡快拿出治理方案，年內動工。

　　當年11月下旬，規模巨大的治淮工程在中下游相繼開工。修建水庫，開挖新河，建造船閘，工程量之大，舉世罕見。1951年，毛澤東派以邵力子為團長的中央慰問團，慰問全體治淮員工，把毛澤東題寫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錦旗授予各省治淮指揮部。

　　王明久居國外，對國內政治運動只能是一知半解。他根據有限的材料，戴著有色眼鏡看問題，雖然發現了“文化大革命”的嚴重缺點和錯誤，但得出的結論往往似是而非，有些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位于大別山腹地的梅山水庫，修建在王明的故鄉金寨縣史河上游，是治理淮河的重點工程，由我國自行設計、自行施工，1956年4月建成。壩高88米，全長443米，集蓄水、防洪、灌溉于一體，氣勢雄偉，磅礡壯觀，是當時世界上最高的連拱型大壩。

　　梅山水庫形成的人工湖，眾多小島點綴其中。水繞山更青，山依水更秀。王明在《人民畫報》上看到梅山水庫的照片和消息，十分興奮，特作七絕一首——《史水流光》︰

　　梅山水庫畫圖中，

　　史水流光鄉意濃；

　　舊地重游春夢暖，

　　花香竹影笑東風。

　　王明在字里行間，流露出對祖國山河的熱愛，對故鄉的思念向往。隨著國內政治氣候的變化，他未能回到國內，將自己的思緒和激情傾訴于只言片語之間。此後，他寫了不少懷念家鄉、親人和戰友的詩句。如《夢返金寨思親懷友》，《悲歡淚》，《憶金寨》等。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以“第一面紅旗”為題，報導了江西省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蟲病的消息。血吸蟲嚴重危害人體健康，在我國流傳已久。余江縣蘭田畈方圓幾十公里，過去由于血吸蟲危害，在近50年內，有3000多人因患此病死亡，有兩千多個村莊完全毀滅，1000多畝田地變成了荒野。

　　解放後，黨和政府對防治血吸蟲病十分重視，1956年成立專門機構，領導全國血防。余江縣是血吸蟲病重災區，他們創造新療法，迅速根除了為害多年的惡疾，創造了世界醫學史上的奇跡。

　　7月1日，是黨的生日。這一天，毛澤東讀到這條消息，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寫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在甦聯的王明看到這條消息後，喜悅之情溢于言表，也于7月7日寫下了一首七律詩︰

　　人體寄生畜體窩，

　　中間宿主靠釘螺。

　　百年為患從無已，

　　萬眾蒙殃莫奈何。

　　既是江山歸共黨，

　　豈容水草染沉痾；

　　政民醫護齊斗爭，

　　三載余江奏凱歌。

　　195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紀念日。甦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和一批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前來北京祝賀。王明在莫斯科郊區別墅，作了一首七律——《建國十年》︰

　　創建新華也十年，

　　人民干勁直沖天。

　　誓將弱土變強國，

　　決把窮鄉變樂園。

　　大計指揮憑共黨，

　　無私援助首甦聯。

　　“帥旗”四面迷途引，

　　蕩產傾家億眾難。

　　這首詩，一方面歌頌了全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建設美好家園的雄心壯志，贊揚了甦聯援助中國建設的國際主義精神；同時也批評了國內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運動。

　　“大躍進”運動是1957年底開始發動的，1958年全面展開。黨力圖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一連串接踵而至的勝利，使毛澤東頭腦開始發熱起來，他相信中國富強的目標可能在一個短期內實現，于是開始有計劃地“向共產主義躍進”。

　　一時間，全國各地你追我趕，放“衛星”，造“奇跡”，胃口越來越大。1月說15年超過英國；5月就說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趕上美國；到了9月，毛澤東干脆說5年超過英國，7年超過美國。

　　在王明看來，甦聯遠比中國發達得多。即使如此，赫魯曉夫1957年提出的目標是15年趕上美國，基本到達共產主義。尤其是1959年下半年“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錯誤明顯地暴露出來後，王明在詩句中提出尖銳批評，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他對毛澤東大肆詆毀，多少帶有情緒化的私憤。

　　國慶十周年之際，因意識形態的分歧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視點不同，中甦雙方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嚴重爭吵，根本上惡化了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關系。赫魯曉夫含沙射影地攻擊毛澤東是“好斗的公雞”；毛澤東批評赫魯曉夫幼稚，和帝國主義和平共處，只要有利，隨遇而變。

　　此後，兩國關系每況愈下。1960年，甦聯片面撕毀協議，撤走援華專家，中甦關系走到破裂的邊緣。1963年，中國陸續發表針對甦共中央的系列論戰文章，中甦沖突達到白熱化程度。1969年，中甦珍寶島之戰爆發，兩國關系走到十分危險的地步……

　　原本親如兄弟的中甦兩黨，反目成仇，劍拔弩張，確有許多值得深思的地方。可對涉及中甦兩黨、兩國關系和彼此對國際問題的不同意見，王明總是以甦聯劃線，不加分析區別，不管是非對錯，都要求別國共產黨真誠擁護，同唱一個調子，否則就是“反甦狂”。王明仍然沒有擺脫形而上學的思維定勢，總是跟在甦聯後面亦步亦趨，這不能不說是他一生的最大悲哀。

　　王明久居國外，對國內政治運動只能是一知半解。他根據有限的材料，戴著有色眼鏡看問題，雖然發現了“文化大革命”的嚴重缺點和錯誤，但得出的結論往往似是而非，有些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1969年3月，他寫出《毛澤東進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變》，給“文化大革命”定性為“武裝反革命”。

　　1970年4月，為紀念列寧誕生100周年，他在甦聯出版了《列寧、列寧主義和中國》一書，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反列寧主義的。

　　197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50周年，他寫了《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整風運動是“文化革命”的演習》兩篇文章。

　　1974年初，中共“十大”召開後不久，他又寫出《“孤僧”的命運和毛的十大》，把毛澤東說成是“一個帶著破傘雲游世界的孤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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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的失誤，客觀上為王明攻擊毛澤東創造了條件。在這些文章中，王明極盡惡毒攻擊之能事，幾乎到了喪失理智的地步，充滿了奇談怪論。

　　在共產國際和延安時期，王明曾積極評價毛澤東，宣傳毛澤東，表示要跟著毛主席的路線走。這時，王明無所顧忌，對毛澤東破口大罵，造謠中傷，大肆誹謗，恣意攻擊，仿佛要把心中多年的積怨噴涌而出。他說毛澤東是“極端個人主義者”、“野心家”、“陰謀家”、“叛徒”、“敵人”、“當代的秦始皇”、“新暴君、新軍閥”……

　　對毛澤東思想的評論，王明有以下幾個主要觀點︰

　　“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口號是錯誤的，這樣提出問題，本身就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的馬克思主義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馬克思主義現在只能是，將來也永遠是國際主義的學說。”

　　王明說，毛澤東思想的重要來源和組成部分是封建主義，“天子”思想是毛澤東自我中心說和極端個人主義的思想來源。他甚至說毛澤東的詩詞滲透著封建君主思想，如《沁園春‧雪》，《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一些詩詞鼓吹神秘論和迷信，如《送瘟神》、《蝶戀花‧答李淑一》等。

　　人所共知，毛澤東詩詞生動形象，精湛高超，出神入化，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有機結合的藝術典範。讀過毛澤東詩詞的人，除別有用心者外，恐怕沒有人這樣評價。當年在重慶談判時，毛澤東將《沁園春‧雪》抄送給友好人士，令其贊不絕口，視為珍品。倒是蔣介石組織一幫文人政客著文攻擊，最後不了了之，草草收場。

　　王明在《論中國事件》中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經歷著空前的悲劇，中國革命的成果遭到徹底毀滅的威脅，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面臨徹底崩潰的危險。”“根據無可辯駁的事實，根據我幾十年來同毛澤東的思想和政策作斗爭的切身經驗，我首先要說，把中國共產黨弄到目前這樣的絕壁的罪魁禍首是毛澤東，是毛澤東的思想和政策。……這是毛澤東苦心經營幾十年的思想和政策的必然結果。”

　　當年延安整風時，毛澤東一腔憤慨，說王明是教條宗派的罪魁禍首。如今，王明有了可乘之機，可謂以牙還牙。

　　王明還說，“今天，毛澤東思想以及他本人，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勞動者眼里，已成為災難和謊言的象征，野蠻和殘暴的象征，黑暗勢力和反革命勢力的象征。”

　　“文化大革命”時期，中甦兩黨兩國關系極為緊張。王明竭力攻擊毛澤東，一方面是配合甦聯對外宣傳的需要，一方面是為了恢復自己“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形象。他根本不承認自己曾經犯有錯誤，認為所謂的錯誤都是毛澤東強加在他頭上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王明也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表面上似乎是一致的，但本質和內涵截然不同。

　　王明說，毛澤東依靠受蒙騙的軍隊和受欺騙的紅衛兵，在“文化革命”的旗幟下搞反共反人民的政變，確立自己的獨裁統治，發動政變的是毛澤東本人及其集團，政變的工具是人民解放軍。

　　一般來說，政變是由少數人秘密策劃，依靠少數人的有限力量，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以實現政權或政府更迭。而反革命政變，在中國應該是指一部分人以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奪取國家的最高領導權為目的。事實上，“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領導發動的，又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公開發動起來的，當時作為全黨全國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由此可見，王明的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王明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看到一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遭到迫害，而江青呼風喚雨，政治地位直線上升時，他下結論說︰“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為了建立“江青王朝”。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確實重用了江青，使她利用自己的威信和錯誤，干了許多壞事，毛澤東對此是有責任的。當發現江青的“女皇”野心之後，毛澤東采取斷然措施，阻止了她的組閣陰謀，為黨和人民粉碎江青集團，埋下了伏筆，只是王明沒能看到這一天。

　　在王明寫的這些文章中，“毛美親近”，“毛美合作”的字樣，隨處可見。王明說，“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已感到孤立，等待“美國救援之手”，“同帝國主義合作是毛澤東反革命政變的組成部分”，並以基辛格秘密訪華和尼克松訪華加以說明。

　　按照王明的邏輯，只要和甦聯站在一起，就什麼問題也沒有了。事實上，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正確處理與美國的關系，正是他的一大歷史功績。對于毛澤東的這一英明之舉，王明視為大逆不道，再一次證明“左”的思想，深深地根植于他的頭腦之中。

　　就在美國總統尼克松即將訪問北京的時候，中國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九月事件”。被宣揚為對毛澤東思想舉得最高、跟得最緊、學得最好、用得最活的“英明副統帥”林彪，政變未遂，倉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大草原上。

　　國外媒體議論紛紛，認為林彪與毛澤東決裂，與毛美親近有關。王明根據一些零碎的材料，作出了“毛澤東迫害林彪”的結論。

　　王明回顧歷史，說林彪在政治和軍事上往往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並不盲目服從毛澤東，但毛澤東又不能不依靠林彪。自從林彪接替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後，毛澤東更加積極地利用林彪，大肆宣傳自己的思想，而毛澤東控制的宣傳機器，不分晝夜地叫嚷“林彪是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最忠誠的接班人”。

　　王明接著分析說，林彪反對“文化大革命”，主張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受到“四人幫”的堅決反對。毛澤東口頭上抬舉林彪，表面上同意讓林彪作接班人，實際上是準備條件把權力讓給江青。

　　王明還說，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動反革命未遂政變，制定《571工程紀要》政變計劃，謀害毛澤東另立中央，都是偽造。

　　林彪與毛澤東決裂，是誰使用了陰謀手段？世人早已共知。王明為林彪辯護，只能說明在反對毛澤東這一點上，倆人各有千秋，殊途同歸罷了。

　　王明在病榻上立言，不斗倒毛澤東，決不還故鄉，終于帶著遺恨走向人生盡頭。對于他的死，國內悄無聲息，甦聯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慮，對其給予高度評價。

　　王明的晚年，大都是在輪椅和病榻上度過的。

　　甦聯《遠東問題》雜志刊載長文，較為詳細地介紹了王明的一生，主要突出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歌頌王明的歷史功績。文章說，王明是中國人民為民族解放、社會解放和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而進行英勇斗爭的積極參加者；在中國共產黨處于地下狀態和國民黨殘酷鎮壓的條件下，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重大任務；他率先起來批評李立三的冒險主義綱領，表現出巨大的理論勇氣和堅強性；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活動家一起根據中國情況發展了列寧關于反帝統一戰線的思想，對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具有重要意義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作出了特別重大的貢獻；他始終不渝地為馬列主義的純潔性、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為在中國革命的條件下創造性地運用馬列主義而斗爭；他一直是具有原則性和國際主義精神的共產黨人，杰出的革命家和為爭取本國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及其追隨者的堅決反對者。

　　二、贊揚王明和甦聯的友好。文章大量引用王明稱頌甦聯共產黨特別是甦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的話，說王明始終是甦聯人民的真誠朋友，一貫主張中甦兩國人民和兩國間的密切合作，主張在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上改善中甦兩黨之間的關系。文章指出，王明這位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忠誠兒子，杰出的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共產黨人的光輝形象，將永遠銘記在偉大中國人民的真誠朋友——甦聯人民心中。

　　三、稱贊王明反對毛澤東。文章說，毛澤東是李立三路線形成和實施的積極參與者。王明關于統一戰線的文章，對克服毛澤東及其追隨者所堅持的擴大內戰的“左”傾宗派主義路線，有著極端重要意義。由于王明的威信，很長一段時間內，毛澤東對王明不得不表示尊重，他千方百計地同王明套近乎，企圖把他拉到自己一邊。當沒有成功時，就采取各種手段打擊王明，培植個人崇拜，對共產國際和中共在30年代共同制定的總路線進行攻擊，並把兩者在制定和實施馬列主義戰略和策略方面的全部功勞據為己有。

　　王明去世後，甦聯政府將其安葬在“新聖母公墓”。新聖母公墓位于莫斯科西南郊的列寧山下，從1923年起，這里成為名人公墓，安息在此的都是甦聯人熟知的面孔，顯赫的人物。有文學巨匠果戈里、屠格涅夫，前甦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緊挨著王明墓地的，是甦軍元帥里昂諾夫。

　　王明的墓碑上用俄文寫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家。碑座上的雕像出自甦聯一位著名雕刻家之手，其作品還有克里姆林宮牆外墓地的勃列日涅夫雕像。王明去世後，雕塑家先在其臉上用石膏做了一個模子，再參考生前的照片，幾經修改而成。

　　1975年，王明的遺著——《中國共產黨五十年與叛徒毛澤東的行徑》，在甦聯用中俄兩國文字出版。中文版印數極少，俄文版對原書的內容進行了修改。1980年，我國現代史料編刊社，將俄文版翻譯成中文，內部出版，改書名為《中共五十年》。

　　王明去世後，孟慶樹竭盡全力，著手搜集整理《王明詩歌選集》，全書收錄王明創作的詩歌399首，1979年莫斯科進步出版社用中俄兩種文字同時出版。孟慶樹終于了卻自己的一樁心願，1983年9月5日，撒手人寰。

　　王明和孟慶樹，生育二子一女。女兒王芳，20世紀30年代出生于莫斯科，外貌極似其母。她從未到過中國，也不會講漢語。1937年末，王明夫婦回延安時，將其過繼給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王明夫婦非常思念自己惟一的女兒，1947年寫過一首小詩︰

　　一別十年久，時艱音問稀。

　　雙親常夢女，多半訴離苦。

　　王明夫婦定居甦聯後，王芳時常看望父母。她生前學航空工程專業，後來當了一名飛行員。王芳身體一直虛弱，患低血壓，1985年1月27日早逝，與孟慶樹合葬于新聖母公墓。

　　王明的兩個兒子，至今仍留在莫斯科。他們沒有像父母那樣一直保留中國國籍，都加入了甦聯國籍，現為俄羅斯國籍。

　　長子王丹芝，乳名明明，1939年生于延安。大學計算機專業畢業後，在遠東研究所當了一名工程師，後與一名甦聯姑娘結婚。甦聯解體後，他下海經商，在一家俄國貿易公司工作。

　　次子王丹丁，乳名亮亮，後改名為王丹金，1945年生于延安。1975年從莫斯科大學中國文學專業畢業，曾在一家著名的研究中國問題的機構工作了11年。1986年，他從原單位辭職，從事中國傳統文化、氣功、武術、太極拳的研究和傳播，目前主辦一家中國文化中心。

　　王丹金孑然一人，一直沒有結婚。他住在莫斯科東北部一棟公寓里。他的氣功、武術在當地很有名氣，不少人慕名拜師。人們知道他是典型的中國人，鮮有人知道他是王明之子。

　　王丹金曾兩次應邀去波蘭參加人體科學會議，並為人發功治病，引起轟動。王丹金是跟著王明開始學氣功的，他說，父親長期用西藥治療，效果一直不好。母親出身中醫世家，對中醫情有獨鐘。多虧母親的中醫、針灸，再加上後來開始練習氣功，父親才能活得那樣久。

　　王丹金熱中于中國文化，談起政治來有如其父，挺有見解。他說斯大林有嚴重的過錯，殺了那麼多知識分子。已經平反的布哈林也有嚴重錯誤，整知識分子是從他開始的，搞黨內斗爭是行家里手。

　　近幾年來，王丹金幾次回國。2004年夏，他回到金寨尋根問祖，受到父老鄉親的熱情迎接。他說，他的最大願望是能從事“王明研究”，將父母在俄羅斯居住的別墅，建成王明博物館。

　　王明的一生，昭示了一個亙古不變的真理︰唯書唯上，終究要為歷史所唾棄。

　　王明的一生已經過去，王明的故事並沒有完結。

　　隨著前甦聯和共產國際檔案的解密，隨著歷史真相越來越為人們所了解，隨著人們不再以神聖、盲從的眼光看待領袖，也隨著人們不再用定勢化、臉譜化的眼光對待歷史，王明越來越清晰地走到我們的面前。

　　十年內戰時期，王明在反對國民黨統治，開展土地革命和紅軍對敵斗爭這些基本問題上的觀點，同黨的綱領是一致的，只是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上，照搬國際指示。經中央政治局審查後新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對王明在武漢時期的錯誤進行了新的概括︰政治上，過分強調統一戰線中的聯合，影響獨立自主原則的貫徹；在軍事上，對黨領導的游擊戰爭的作用認識不足，不重視開展敵後根據地的斗爭；在組織上，不尊重、不服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新的表述比原來的“右傾投降主義”，語氣更為舒緩，內涵也更為公正、客觀、科學。

　　早在延安整風時期，猛烈的炮火對準王明之時，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上，針對一些人的疑慮，明確指出，王明問題不是黨外問題，而是黨內問題。正因為如此，他堅持主張將王明選為七屆中央委員。

　　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又說，王明一直害病，這次大會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選舉他呢？還有李立三同志選不選？諒解李立三的人多一些，諒解王明的人就比較少。選舉王明路線和立三路線這兩位代表人物，表示我們對待這種犯思想錯誤的人，跟對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那些人）有區別。他們搞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是明火執仗，敲鑼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綱領來征服人家，不單是他們個人的問題，重要的是有他的社會原因。

　　毛澤東並沒有把王明和分裂黨的張國燾等人等量齊觀。

　　“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四人幫”出于政治目的，篡改黨的歷史，混淆不同性質的矛盾。他們以階級斗爭為綱，把本來十分清楚的歷史，弄成一潭渾水。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客觀地講，王明錯誤的根源在莫斯科。中共是在莫斯科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它一成立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兩者的關系是上級與下級，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作為支部黨，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綱領、路線、重大人事任免，無一例外地受到共產國際的制約。中共的成長壯大，離不開莫斯科的支持和幫助，中共的挫折和失敗，也離不開莫斯科的干預和影響。

　　美國學者加維爾曾指出︰“直到1935年，共產國際一直有效地控制中國共產黨。……1935年前的中共黨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如何將莫斯科的指示貫徹實施的歷史。”

　　遵義會議前，共產國際幾乎包辦了中共黨的內部事務。毛澤東後來成為中共領袖，也還是莫斯科說了算。起初，他也只能按莫斯科指示辦事。與王明發生沖突時，派任弼時赴莫斯科請求仲裁。皖南事變，毛澤東準備與國民黨全面決裂，斯大林不贊成，毛澤東也無可奈何。就是抗戰勝利後，斯大林要求毛澤東去重慶談判，毛澤東雖不願意，也不得不接受斯大林的勸告。毛澤東並非得心應手，而是處處受肘。他對來自莫斯科的意見，是不可不听，又不可全听。符合中國實際的，就執行；不對的，盡量解釋，或作必要讓步，或者委婉拒絕。共產國際解散後，毛澤東才逐步擺脫莫斯科的控制。

　　王明是莫斯科直接扶上來的，他在實際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米夫更是坐鎮指揮，一些大政方針主要是按米夫的意見來制定的。後來他奉命回國抗戰，也是執行的共產國際指示。正因為如此，莫斯科一直不承認王明在20世紀30年代犯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對中共關于30年代“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歷史結論一直不認可。直到中國革命勝利後，斯大林向前來訪問的中共代表團作了自我批評，甦聯才引人注目地發表了毛澤東反對王明“左”傾錯誤的理論著作《實踐論》。

　　毛澤東早就覺察到莫斯科在指導中國革命中有嚴重的錯誤和失誤，在當時的條件下，他不可能對甦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提出批評。就是在批評王明右傾錯誤時，也未涉及共產國際。毛澤東後來說︰我們批評王明，其實是批評斯大林。因為王明听米夫的，米夫听斯大林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談到王明歷史上兩次錯誤時，著重分析產生錯誤的社會根源，沒有批評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失誤，也沒有簡單地將錯誤推給斯大林和共產國際。

　　毛澤東既要排除錯誤路線的干擾，又要維護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威信，把王明作為兩個時期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正因如此，王明內心並不服氣，也一直沒有真心實意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他認為自己只是錯誤路線的追隨者和執行者，負他應該負的責任。

　　王明錯誤是馬列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副產品，是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過程中的曲折反映。這不僅僅是王明一個人的錯誤，也包括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米夫、博古等人的錯誤。王明是這一錯誤路線的典型代表，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有人把王明路線看成王明個人的錯誤，這種看法是不科學的。

　　“左”傾教條主義統治中央時期，博古把這一錯誤推向了頂峰。臨時中央看不到日本侵略引起中國社會階級關系的新變化，片面強調甦維埃政權與國民黨政權的對立，排斥一切中間勢力；錯誤地開展反對“羅明路線”的斗爭，反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主張；極力夸大革命形勢，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這些錯誤雖然與王明密不可分，但王明與博古還是有所區別的。

　　人的活動不能超越歷史階段。王明、博古順從莫斯科的旨意，有其歷史淵源和內在聯系。毛澤東也說過，他年輕時總以為領袖的話一貫正確，這是早期共產黨人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一直受到國際社會的孤立。他們處理國際關系的準則，首先是維護自己的利益。共產國際多次向各國共產黨提出“武裝保衛甦聯”的口號，因為甦聯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保衛甦聯，就是保衛世界革命。

　　王明懷著對莫斯科的崇敬和虔誠，忠實地執行莫斯科指示。延安整風時，毛澤東一針見血地說過︰“王明錯誤的關鍵，就是替別人（甦聯）想的太多，替自己（中國革命）想的太少。”王明總是不顧中國革命的實際，不顧中國共產黨力量的長足發展，甚至不惜犧牲黨和軍隊的利益，片面地附庸甦聯和共產國際，往往事倍功半，得不償失。事實上，只有中國共產黨更堅實、更強大，對甦聯的支持才有分量，對世界革命的貢獻才越大。

　　王明一生喜愛牡丹，曾以牡丹自喻。牡丹被稱之為“百花之王”，花姿雍容，花色富麗，花大盈尺，花香濃郁。但虛華的外表，經不住風雪嚴寒，雨打霜降。

　　王明一生追求“牡丹”之所為，長期遠離斗爭一線。他曾對人說過︰在中國搞革命活動，領導工作只能從上邊來做，從上邊去領導容易得多，在下邊做實際工作困難太大，有力使不上，有本事施展不開。

　　王明回國後拒絕去農村根據地，後靠米夫這位“園丁”拔苗助長。在中國革命最緊要的關頭，他又去了莫斯科。抗日戰爭爆發後，王明重返國內，又熱衷于和國民黨搞統一戰線，呆在武漢。雖然表面熱鬧非凡，實際上外強中干，難有多大作為。

　　王明錯誤的實質，說到底就是唯書唯上。唯書，就是把馬列主義經典當成不變的教條；唯上，就是唯莫斯科指示而從。王明自以為讀了一些馬列主義的書，知道一些甦聯的情況，就自命不凡，既不考慮時間、空間，又不調查了解中國實際情況，以為照搬馬列主義著作中的若干結論，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辦事，就可指導中國革命走上勝利。然而，事與願違，他在指導中國革命期間，已經取得的一些成果不但沒有鞏固發展，反而遭受致命打擊，幾乎走到全面失敗的邊緣。

　　王明的一生，再一次昭示了一個亙古不變的真理︰唯書唯上，華而不實，終究要為歷史所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