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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音画】音乐专辑《纯音本色—陶笛》15首
来源: 秋凉如我心 2011-01-26
中國60年發展的得失︰
三個不得不說的重大成就和失誤
多維
針對新中國60多年來的發展歷程，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認為，1949年到1978年有三個重大成就和三大重大失誤，1978年起至今有三個重大成就和兩個半重大失誤。重大失誤包括中央集權、個人迷信、個人崇拜，領導人意志凌駕于全社會之上以及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沒有實現向民主化的轉軌等。
王小魯是在去年舉行的財新傳媒“回首辛亥百年”座談會上的發言中提出上述看法的。他把中國60多年來的發展分成兩段，1949年到1978年是一段，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到現在是第二段。
第一段的三個成就是︰第一，在基本生存條件意義上實現了社會平等，這在中國歷史上需要重重記上一筆。從洪秀全到孫中山再到毛澤東，沒有一個人不在講平等，平等是當時中國人追求的首要目標。1949年後，在農村實現耕者有其田，在城市實現人人有工作。第二，國家獨立。第三，建立了一個初步的工業基礎。
也有三個重大的失誤，第一就是在1949年以後，建立民主社會的目標逐漸偏離，形成中央集權體制，形成個人迷信、個人崇拜，領導人的意志凌駕于全社會之上。這突出表現在反右斗爭、“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與十年“文革”，這三次運動，每次對于中國都是重大摧殘，都是嚴重倒退。
第二個重大失誤是錯誤農村政策導致農村經濟長期停滯和大量農村人口長期貧困。農村搞“高級社”以來，發展到人民公社，到“割資本主義尾巴”，禁止一切商品交易的農村政策，還有城鄉隔絕的政策，禁止勞動力流動和人口遷移的政策，還有價格“剪刀差”政策，都嚴重壓制農村發展。
第三個重大失誤，是計劃經濟體制。它在建立之初，在提高儲蓄、提高積累和集中資源進行工業化建設方面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發展過程中，計劃經濟體制低效率的缺點越來越暴露無遺。特別是由于權力集中在中央，中央在做出錯誤決策的時候導致大規模的資源錯誤配置，發展越來越緩慢，到了改革以前，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
1978年起至今，三個重大成就︰首先，通過改革開放和經濟轉軌，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漸進改革的轉軌之路，避免了前甦聯的休克療法那樣的經濟大衰退。在轉軌的同時，保持了經濟的穩定和增長，大多數中國人都從改革中得到了好處。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從一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二百多美元的低收入國家上升到現在人均三千美元的中等收入國家，盡管還只是中低收入水平。
第三，農村兩億多人脫離了貧困，盡管是低水平的貧困標準，但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不過由于收入差距擴大，還有很多人生活沒有達到小康水平。
兩個半重大失誤，首先是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沒有實現向民主化的轉軌。中國改革從1978年開始，實際上有兩個目標，經濟轉軌和政治體制轉軌。第一個目標大體上實現了，第二個目標沒有實現。現在的政治體制基本上是改革以前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毛病百出，和市場經濟之間有很大的沖突。特別是在關于政府的權力形成、在社會公眾對政府的監督、在法治化這些關鍵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造成了權力和資本的結合，造成了腐敗，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這對中國未來發展造成了重大的威脅。
第二個失誤是一個認知誤區，以為發展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鄧小平說“發展是硬道理”，這沒有錯，但是，發展不是一切。二十世紀，西方主要國家一個很關鍵的制度變革就是建立了一整套的公共福利和社會保障體制、轉移支付體系。這樣一套體制解決了市場不能解決的很多問題，包括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所以大體上能夠保證社會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基本和諧。中國在這方面是大大落後了。
第三個是半個重大失誤。是對所謂中國模式的錯誤認知。中國經濟成功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秘訣，關鍵是一個“松綁效應”。過去由于錯誤的政策，錯誤的制度，錯誤的資源配置而受到長期壓抑的經濟增長的內在潛力，在改革期間爆發出來了。王小魯認為存在一條“中國道路”，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形成一個“中國模式”，因為中國的改革並沒有完成。有些人覺得中國模式有個根本特點，就是國家可以辦很多別人不能辦的事情，認為國有經濟壟斷很多部門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這實際是把市場對經濟發展和增長的貢獻錯誤地歸功于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歸功于國家過分的集中經濟資源，歸功于權力對市場的干預，也包括政府對資源、能源和土地價格的干預。由于這些錯誤的認知，市場化沒有完整的推進，某種意義上還出現了倒退。
專訪經濟學家茅于軾︰
中國的GDP有質量問題 要調整結構
騰訊
1月20日，茅于軾在2011中國新視角高峰論壇間隙，接受了《中國企業家》記者的專訪，茅于軾就GDP質量、通貨膨脹、人民幣升值等問題，作出簡要且鮮明地闡述。
以下為采訪實錄︰
《中國企業家》︰2010年中國GDP為39798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0.3%，對于這樣兩位數的高增長，茅老如何評價？
茅于軾︰中國的GDP質量不好，有質量問題。GDP是財富的總量生產，質量涉及到三方面，第一分配是不是公平，那麼多錢是如何分配的;第二有沒有通貨膨脹;第三，是不是破壞了環境，財富怎麼得到的，是不是挖了地下的資源，資源變成了錢，資源少了錢多了，GDP很高，環境變壞了，子孫後代治理需要花費很多錢，等于借了子孫後代的錢，這些都是GDP的質量問題。
《中國企業家》︰就您所說的以上三個方面，應該如何改革?
茅于軾︰要進行結構調整，“十二五”解決結構問題，總需求過多依靠外需，那麼就需要調整匯率，財富分配過多的給了政府，政府或者減稅或者增加公共服務，環境保護要花更多的力氣，通貨膨脹就不用說了，今年通貨膨脹的情況很不好，今年比去年要更緊張一些。總的來說要調結構，調結構不單是一句話，而是要動價格，價格不動結構調不了。
《中國企業家》︰剛才您提到財富分配不公，那麼您認為收入分配改革重在初次分配還是二次分配?
茅于軾︰主要是二次分配，初次分配很難調，涉及到社會結構的方方面面，二次分配比較容易實施一些。
《中國企業家》︰我們看到，中國治理通脹已經動用了行政手段，這是不是有違市場經濟的原則?
茅于軾︰對，治理通脹要雙管齊下，行政手段和市場手段都得同時使用，現在過分地用了行政手段，通貨膨脹一般是低收入人群損失較大，高收入人群可能還有收益呢，債務方佔便宜，債權方吃虧，賣方佔便宜，買方吃虧，一般的規律是這樣，通貨膨脹要用行政手段幫助低收入的人，比如提高工資。加息是治理通脹最有效的手段。
《中國企業家》︰胡錦濤(訪美專題)主席正在訪美，人民幣匯率備受關注，您對人民幣升值有著怎樣的預期?
茅于軾︰我一貫贊成要升值，現在我們的匯率是損人損己的，對美國不利，對中國不利，人民幣升值不可能一次到位，因為不知道“位”在什麼地方，只能適當著來。
《中國企業家》︰那您也認同小幅漸進地升值?
茅于軾︰我贊成大幅漸進，現在百分之零點幾這種調整是不起作用的，一次調3%-5%是過不了頭的，如果調30%這可能會過頭，我覺得不到6比1會是比較合理的區間。
中國灰鏡頭︰那些曾經要靠“賣血吃飯”的人們（組圖）
網易
那些跟隨父母長途奔波來賣血的孩子，他們懵懂無知的眼楮里流露出的依然是兒童的天真與無邪。他們沒有機會看見父母從胳膊上抽出的那一袋袋鮮血，也可能不懂這個社會平常百姓生存的艱辛。
那個年代生活不容易，處處體現著一種活著的辛酸。
孩子懵懂的眼神，不知道這一切意味著什麼。
一位剛抽完血的男人，胳膊上還有一個印章痕跡。
一位大姐木然的表情。
一對母子在血站外等待自家男人。
血站附近的臨時出租房。
這樣的空間似乎比蝸居還要狹小不堪。
三年大饑荒時期 甦聯逼著中國還債的說法子虛烏有(圖)
北京日報
[導讀]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發生嚴重的經濟困難……至于師哲所說的甦聯曾追逼中國還債的情況，筆者還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
>>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發生嚴重的經濟困難，但中國人民有志氣，勒緊褲腰帶還債。到1964年，中國提前一年還清了20世紀50年代甦聯的全部貸款和利息，包括抗美援朝所欠的軍事貸款和利息。至于師哲所說的甦聯曾追逼中國還債的情況，筆者還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
文章原載《北京日報》 作者單位︰江漢大學政法學院
師哲的口述回憶錄系列，披露了關于中甦關系、朝鮮戰爭的內容，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
師哲（1905-1998）曾長期兼任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的俄文翻譯，多次參加中甦兩黨兩國間的最高層會談。在暮年之際，他口述、出版了《在歷史巨人身邊》、《我的一生》、《峰與谷》等回憶錄，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特別是關于中甦關系、朝鮮戰爭的內容，引起史學工作者的強烈反響。但師哲畢竟年紀大了，而且時間相隔久遠，其回憶難免有疏漏或與事實相悖之處。對此本人談點看法。
周恩來是帶著“不出兵”的意見去見斯大林的
近年來，一些關于抗美援朝戰爭的文章和著作涉及到1950年10月周恩來在抗美援朝戰爭前夕秘密訪問甦聯時的情況。關于這段歷史，作為翻譯隨同周恩來訪甦的師哲，在其回憶錄中寫道︰討論是否出兵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還沒有結束，就派周恩來秘密訪問甦聯”了。“周恩來離京之後，毛主席做了政治局委員們的工作。他說︰我們不能見死不救。政治局的同志見毛主席下了決心，自然也就沒有什麼意見了。”“因為總理正在旅途中，對這一切無從知曉。”因此，周恩來是帶著“以不出兵為宜”的意見同斯大林會談的。師哲在回憶錄中還寫道︰會談中周恩來談的時間最長，著重闡明了我們不能出兵的理由。會談結束的當晚，周恩來收到毛澤東22時(因為時差，莫斯科比北京晚5個小時)的來電，要他將電文內容轉告甦聯領導人。電文指出︰在甦聯空軍暫時不能出動的情況下，“與高崗、彭德懷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結果，一致認為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總之，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對中國，對朝鮮，對世界都極為有利”。反之，“不參戰損害極大”。
師哲在回憶錄中接著寫道︰
待周恩來看完電報全文之後，他用雙手抱住頭，支在桌子上呆了很長時間。當然，他是在思索怎樣轉這個彎子——因為剛剛表示了堅決不出兵，現在又要說中共中央決定出兵援朝……
對于師哲的這個說法，史學界有截然不同的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師哲回憶是對的，一種認為其回憶不實。
出兵朝鮮，參加抗美援朝戰爭，是毛澤東一生最為艱難的一次決策。20年後，1970年10月10日，毛澤東、周恩來會見金日成，共同回憶了這段曲折的決策過程。為便于讀者理解，現將對話擇要摘錄如下︰
毛澤東說:“那個時候，我們雖然擺了五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我們政治局總是定不了，這麼一翻，那麼一翻，這麼一翻，那麼一翻，嗯!最後還是決定了。你不幫助，怎麼辦啊? ”
毛澤東還說︰“事情總是這麼彎彎曲曲的。在那個時候，因為中國動動搖搖，斯大林也就泄了氣了，說︰算了吧!後頭不是總理去了嗎?是帶了不出兵的意見去的吧?”
……
毛澤東說︰“最後才決定了，國內去了電報，不管甦聯出不出空軍，我們去。”
這個談話記錄可以證明，師哲的說法與毛澤東的談話是一致的，周恩來是帶著“以不出兵為宜”的意見同斯大林會談的。
毛澤東與周恩來是抗美援朝戰爭的決策人，其回憶的權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本人認為︰師哲對這件事的回憶是可信的，周恩來是帶著不出兵的意見去的。
說甦聯向我們“逼債”，無文獻可征
師哲在回憶錄中談到了甦聯的軍事貸款問題（1950年10月，周恩來赴甦聯談判）︰
我們和甦聯談判時，只談到軍火的數目，而沒有談軍火的價格。我們接受甦方的軍火，是作為他們對抗美援朝的物資供應的貢獻而接受的……因而在回國的飛機上總理再次提及︰準備在下次會見斯大林時，正式提出這個問題，爭取作出明確的規定來。遺憾的是，後來沒有機會將此事辦成。斯大林從沒有明確規定一定要我們償還。但事經七八年以後，中甦關系惡化，又恰值我國經濟困難，赫魯曉夫乘人之危，利用這個空子，向我們要這部分軍火款項，有意添麻煩，向我們施加壓力。
師哲在《我的一生》中還寫道︰抗美援朝，無論是中甦雙方，還是中甦朝三方，都沒有任何文字協議，全部是口頭談的“君子協定”，于是就被赫魯曉夫這樣的人鑽了空子，向我們勒索。
按照師哲的說法，甦聯的軍事貸款從一開始就是一筆糊涂賬，後來，赫魯曉夫利用了這一點，渾水摸魚狠狠敲了我們一筆。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敘述是不屬實的。
1950年10月，周恩來赴甦聯與斯大林會談軍事援助，並沒有談及如何償還的問題。10月13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說出他的考慮︰“不知他是用租借辦法，還是用錢買，只要能用租借辦法保持二萬萬美元預算用于經濟文化等項建設及一般軍政費用，則我軍可以放心進入朝鮮，進行一場長期戰爭並能保持國內大多數人的團結。”從電文可以看出，對于應該如何償還，毛澤東心里也沒有底，只要不是現金支付就行。
1951年2月1日，經過反復的協商，中甦雙方達成協議，協議規定︰在1950年10月19日出兵抗美援朝前的軍事訂貨以全價付款，抗美援朝以後的軍事裝備與彈藥的訂貨以半價付款，鐵路器材的訂貨則以七五折付款。
1954年1月，中甦按照協議對抗美援朝軍事貸款進行了結算。4月13日，周恩來致電在莫斯科的外貿部副部長李強，電文中有這樣一段話︰（1951年）2月1日貸款最後核算只用了19億多盧布，未使用2.4億多盧布，甦方提議取消，因朝戰已停，只好同意。因此，欠款按武器半價、鐵路器材3/4計算，共為9.8億多盧布。
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發生嚴重的經濟困難，但中國人民有志氣，勒緊褲腰帶還債。到1964年，中國提前一年還清了20世紀50年代甦聯的全部貸款和利息，包括抗美援朝所欠的軍事貸款和利息。至于師哲所說的甦聯曾追逼中國還債的情況，筆者還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