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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作品选听】- 7 首
来源: 红珊瑚 于 2011-01-27
wenxuecity
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回忆录 生死瞬间
残酷的世界(高清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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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
厚黑至极 中国史上最为无耻的官场“不倒翁”
网易
五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最频繁最昏暗的一个时期。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这个时代是“中国古代最无耻的时代”。
也就是这个“无耻时代”出了一位官场“不倒翁”。这位“仙家”在频繁的政权更迭中总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位厉害的角色叫冯道。
在五代十国，改朝换代比老百姓换衣服还勤快，短短五六十年的光景里共换了五个朝代出了五姓皇帝。而冯道不管主子是汉人、沙陀人还是西夷人，也不管他们是创业还是守成之主；他都能够怡然做宰相，左右逢源。有人说他是明哲保身、不忠不义的奸臣；有人说他是乱世英雄、治世能臣。不管怎么说，冯道做到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李存勖称帝建立后唐，升冯道为郎中、翰林学士，又授户部侍郎。不久冯道父亲去世，按当时法律规定，要暂时辞官回乡守孝。守孝期满他回到京城，这时庄宗李存勖被杀，皇帝已经是明宗李嗣源了，李嗣源赏识冯道便升他为宰相。
明宗李嗣源死后，李从厚继位，冯道还是这个李家王朝的宰相。
李从珂起兵造反，他率领百官迎接，并献上请李从珂当皇上的劝进文书。但李皇帝不喜欢圆滑的冯道，把他放任京城外去做官。后来觉得过意不去，又把他调回京城安排了没多大实权的司空之职。
石敬唐从李从珂手里抢了金銮殿，冯道仍是官运亨通，当了后晋宰相。之后出使契丹，有机会当了奴才的奴才，哄得耶律德光高兴。回来后还被加授司徒、太尉之职，并先后封为鲁国公和燕国公。
后晋被契丹（即辽）消灭后，冯道又改事契丹。辽太宗问他“为什么改事我朝？”冯道回答，“我侍奉的主子不成材，在他那没法混了，城也破了，兵也败了，我不到您这来不得饿死耶？”又说自己是“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辽太宗听后十分高兴，就封他做了太傅，他跟从辽太宗来到常山（今正定）。
耶律德光北走，刘知远入洛阳建立后汉，拜冯道为太师。
郭威带兵攻入汴京后，冯道又使出看家本领——率百官迎接新主子，从而又当上后周宰相。
郭威死后，柴荣继位为周世宗。刘崇借契丹兵企图恢复后汉。冯道有些看不起周世宗，在世宗出征时言语上大不敬，他判断这回后周还得玩完，心里大概已经做好恭迎新主子的准备了。结果被世宗发放去守陵。本来很有政治投机眼光的冯道，这把真的看走了眼。他没想到柴绍能击败北汉和契丹联军。周世宗凯旋回朝没过多久冯道郁闷而终。
至此，这位“时势英雄”演出的这场亘古未有空前绝后的滑稽剧终于收了场。
事实证明，后周没坚持多久就灭亡了。柴绍死后，赵匡胤篡位建立大宋。冯道对后周的灭亡作了比较准确的预测，只不过提前了10来年而已。如果冯道能坚持活到到宋朝，混个开国宰相当当不是没有可能的。
根据冯道自己写的《长乐老自叙》记载，他在五代时期历任中央和地方官职为：幽州节度巡官、河东节度巡官、掌书记、摄幽府参军、试大理评事、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集贤殿大学士、检校尚书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检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太师兼侍中、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行台中书舍人、户部侍郎，转兵部侍郎、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右仆射、司空、在中书、司徒兼侍中、太尉兼侍中、太傅、太师等等达四十余种之多。
冯道无疑是倍受争议而又十分离奇的的人物，后世人为他冠上“官场不倒翁”“政治流氓”“官场大滑头”“官场常青树”“毫无风骨”“武林高手”“反复无常，见风使舵”甚至“忍辱偷生，妇人不如也”“如倚门市之接过客”等等帽子，反正好的不多，就是有也早淹没在讨伐声中了。
骂的最有分量最为引人瞩目的评语是这几条：欧阳修评其“不知廉耻”。司马光贬其为“奸臣之尤”。王夫之说“道之恶浮于纣，祸烈于跖”。詈骂得如此激烈，将冯道指为十恶不赦的罪人。
《旧五代史》却有另一番评价，说他“道之履行，郁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但对他“事多朝”也颇有微词，说他“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
姑且不看这些评语，探求一下冯道为什么能在官场上如此如鱼得水。首先冯道深谙“顺势者昌”这话含义。完全不要讲什么人格气节，一旦国难临头，赶紧顺应潮流，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冯道把这点练到了了炉火纯青独步天下之地步。冯道所以能当不倒翁，还有一个秘诀，就是不顾脸面。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王朝，一句话：全部通吃。冯先生之无节，“有奶便是娘”“弃暗投明”当家常便饭。正是靠了这个不顾脸面，冯道才能“久叨禄位”，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混下去而不倒，颇有些大隐隐于朝的大佬样子。真可谓千古独此一人耳！
冯道为什么挨骂？几千年来人们敬重的是忠贞不二、守节不移的臣子，而冯道不仅颠覆道德，让人难堪，更是对“忠臣不侍二主”天大的嘲讽。人们厌恶的是二三其德、朝秦暮楚的软骨头。不允许背叛自己国家，帮助敌人灭掉自己国家，然后再做敌国的开国功勋。而冯道又恰恰总是拿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个人荣华富贵。
骂冯道的话如滔滔江水，不舍昼夜，已经够多了，这里就省了吧。
华国锋为何决定抓捕江青及其同伙？
实为被江青“逼反”
网易
华国锋，这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永远抹不掉的名字。与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历史巨人相比，华国锋逊色的多，然而，他是结束文革灾难，承前启后，最终导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关键历史人物。许多中国共产党历史专家把华国锋称为“过渡人物”，有意无意地贬低华国锋的历史作用，他们似乎不愿意正视这样一个事实：1976年，中国仍处于对毛泽东有着巨大个人迷信的年代，毛泽东刚刚去世之后，没有人敢轻言把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抓起来。
1980年12月12日，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第五次开庭审问江青，廖沫沙出庭作证
最终，还是当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下定了决心，才有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有关中共历史的文章和书籍把叶剑英说成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一功臣，这大概有失偏颇。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当时的党中央第一把手华国锋首肯，叶剑英虽有“讨贼”之心，但师出无名，更没有了当时只听华国锋话的汪东兴的配合，叶剑英要想一下子把“四人帮”都抓起来，连五成的胜算都没有，以叶剑英的谨慎，他是不会贸然行动的。
时间拖下来，党内各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很难讲江青等人就没有机会进一步控制党政大权，加之军队也并不是叶剑英能够“一手遮天”的，已经投靠“四人帮”的军队高级干部的和准备投靠“四人帮”的军队干部也是大有人在，此种形势下，鹿死谁手，孰是难料。如果我们以这样一个角度去看待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应是第一功臣。
然而，笔者要谈的是另一个历史真相：华国锋实在是让江青给“逼反”的。对于这一点，不知为何，鲜有历史专家提起。
其实，在政治上异军突起的华国锋几乎完全是毛泽东一手精心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不言而喻，华国锋对毛泽东的忠诚和热爱也是无与伦比的。爱屋及乌，华国锋对江青一直也是尊敬的。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已经在全国开展起来,作为周恩来接班人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已经不可能接班了。2月3日，毛泽东提名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在当时的确出人意料,因为排在华国锋前面的还有好几位副总理，有实力问鼎总理宝座的至少还有李先念、张春桥，但毛泽东选择了华国锋。从以后披露出来的史料来看，张春桥对毛泽东的决定颇有微辞，但江青并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对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一事，江青可能认为华国锋不是最佳人选，但也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江青和华国锋的裂痕出现在1976年4月的“天安盟事件”后。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4月5日)，北京广大群众在悼念周恩来的名义下，替邓小平鸣不平，公开反对江青等人，甚至喊出了针对毛泽东的口号：打倒当代秦始皇！毛泽东看了当天的有关简报，说道：“有没有政治后台？(指“天安盟事件”后台-笔者注)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这里，毛泽东把邓说成是“天安盟事件”的后台，而且间接地捎上了叶剑英，批评叶保护邓。有了毛泽东这样的话，张春桥立刻加以发挥，说邓是中国的纳吉。 4月7日，毛泽东又说：“放火、打人，性质变了，就此赶出政治局！”也就是说，要撤销邓的一切职务。
同时，毛泽东又提名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史载，这次会议通过了两项决议：一是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但是，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由汪东兴提议的，附和的人有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谈到此议题时，叶剑英、朱德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表示要请示毛泽东。江青“谦虚”了一下，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当什么副主席，继续当批判邓的“过河卒子”。
江青的虚情假意，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她实是想让华国锋替她说几句好话，但华国锋竟然没有搭她的茬。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认真地记下了江青的话，并要列席会议的毛远新把整个会议情况完整地汇报给毛泽东，这实际上已经表态，不反对江青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但要有毛泽东的指示。华国锋这样做完全是本性使然，中规中距，毛泽东没有提议的事，他是不会自己擅自作主去讨论的，更何况是要江青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样的大事。无论如何，华国锋对江青是没有任何恶意的。但江青竟因此开始“记恨”上华国锋，在以后的许多事情上开始和华国锋做对。顺便说一句，汪东兴一直不喜欢江青，不知为何要在这次会议上突然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首肯，这十分蹊跷。以后，汪东兴是坚决维护华国锋的。
“天安盟事件”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江青利用批判邓，开始对华国锋步步紧逼。华国锋对江青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
先是在一九七六年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江青要求在闭幕会上讲话。本来，江青没有任何政府部门职务，华国锋是可以拒绝江青到场讲话的，但华国锋把最后的“压轴戏”还是让给了江青。没想到江青在讲话中大放厥词，胡乱点名。不仅大骂万里(时任铁道部长)，而且指责李先念是邓的“黑干将”。最令人震惊的是，江青竟然借批判“科学院汇报提纲”批评起华国锋来，说华国锋也跟邓跑。(1975年，邓等人听取胡耀邦汇报科学院工作，华国锋在场，而且也插话支持了胡耀邦的一些提法。-笔者注)即使这样，华国锋仍然谦虚地表示接受江青的批评，说自己对邓也有个认识过程。不过，这时已经有许多人开始忿忿不平，认为江青太过份了，明知道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确没有丝毫尊敬之意。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发生大地震。几天之后，华国锋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唐山视察，而且特别去了最危险的地带“开滦煤矿”。其他政治局委员也分别去了其他地震灾区。江青不仅不去灾区，反而三番五次地个别找政治局委员打招呼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利用抓抗震救灾转移批邓的大方向。明摆着，江青在批评华国锋。这引起了相当一部分政治局委员的反感，包括在文革中窜红的人，象吴德、纪登奎、陈永贵等人。此时，姚文元掌握的宣传机器不把抗震救灾放在报道的第一位，反而连篇累牍地去批判邓，而且调门儿越来越高。对老百姓死活如此冷漠的做法引起了广泛的愤怒。对比之下，华国锋的亲民作风使老百姓对华国锋有了极大的好感。不过，华国锋还是容忍了江青，甚至组织了一次部分政治局委员的学习，专门学习毛泽东关于批邓的指示。调门甚高的江青反而没有去参加学习，俨然把自己放在了“太上皇”的位置。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四人帮”御用笔杆子“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华国锋认为，这最后一句话是对着他的。
再不行动，自己很可能被“四人帮”当做邓第二给予打倒。华国锋最终和叶剑英走在了一起。10月6日晚，在汪东兴的配合下，一举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给抓了起来。说实话，江青万万没有想到华国锋会这样干。江青虽然野心勃勃，骄横跋扈，但她是想通过类似毛泽东“阳谋”的手法来取得权力，并没有想搞什么“政变”。可惜，她是志大才疏，与毛泽东相比，万点不及。自己的目的没达到，反而“逼反”了老实忠厚的华国锋。
惊动国共高层红色特工“密使一号”：
1973年才被追认烈士
网易
2010年底的时候一则“1950年被枪杀的中共女交通员朱枫骨灰返乡”的消息引起了网友们的极大重视，红色女特工的英勇就义让人叹息，而当时跟朱枫一起同赴刑场的那名国民党中将究竟是谁呢？他就是被毛泽东称为“密使一号”的红色特工吴石。
1950年6月10日，吴石微笑着被押赴开场！
“密使一号”是谁？
他叫吴石，是台湾“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1950年6月10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台北马场町。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这是毛主席赞 “密使一号”的诗文。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这是“密使一号”奔赴刑场时吟诵的一首诗。
当时对国共两党来说，“吴石案”是一桩震惊最高层的特大事件，除有限的知情人外，双方都秘而不宣。直到1973年，国务院才公开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
吴石，字虞薰，1895年生于福建闽侯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吴石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学生军。此后，他被保送到保定军官学校，和张治中、白崇禧为校友。1929年，吴石以保定军校“状元”的身份，东渡日本留学。留日归来后，他在陆军大学任教多年，是军界公认的“日本通”。
解放战争期间，吴石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开始倾向革命。当时，他担任国民党军政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指示地下党员吴仲禧，设法通过与吴石的老乡关系，在国防部谋取一个职务。经吴石帮忙，吴仲禧很快被委任为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要到徐州前线去“视察”。吴石对他说：“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的参谋长李树正是我的学生，你可以去找他。”几天后，吴仲禧来到徐州，李树正亲自接待了吴仲禧，还带他到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见地图上详细标明了敌我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当即用脑子默记，并说：“今天不早了，等有空还想看看，以便回国防部好汇报。”李树正满口答应。第二天，李树正派参谋带吴仲禧再去机要室，吴仲禧趁机把主要的部署用笔记了下来。
到南京后，吴仲禧并未回国防部，而是直奔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作了汇报。
1949年5月，吴石调任福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在上任之前，他专程到香港和中共地下党联系工作。吴仲禧代表组织告诉他，已经介绍谢筱迩同志与他联系，有什么重要材料都可交给他。吴石回福州后，与谢筱迩秘密见面。谢向吴石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此后，谢便不断从吴石那里得到各种重要情报。有一次，毛主席来电询问，请吴石再核实一个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和所在地。吴石知道他送的情报引起毛主席的重视，很是高兴。
1949年7月，吴石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最后一次和吴仲禧见面，告诉对方，他即将调任台湾当局“国防部”参谋次长。
“虞薰兄，这太危险了！你不去不行吗？”吴仲禧担忧地说。
“我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得了什么？”吴石说，“组织上给我的联络代号是‘密使一号’。为了避免蒋介石嫌疑，除了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留在大陆外，夫人王璧奎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女都随我一同去台。”
1949年12月初的一天，吴石穿着整齐的中将军服，在台北寓所的书房里接待一位穿着漂亮旗袍的中年女人。对方从身上取出一封信交给吴石。吴石看后，说：“哦，朱枫女士！”他再看落款“刘栋平”的署名时，心中顿时明白，她就是组织上派来的交通员。
“哎，朱小姐，你是什么时候来台的，现住在什么地方？”
“好几天了。”朱枫说，“不久前，我女儿女婿写信要我来玩，现住在我女婿王昌诚家。”
朱枫，原名朱贻荫，后改名朱湛之。
来台湾前，她在上海接受秘密使命，布置任务的是舒同、刘栋平。舒同是内定的“台湾省委书记”，刘栋平是一位老练的地下党员，与吴石有联系。
舒同说：“现在中央对解放台湾的工作抓得很紧，只有通过我们的‘密使一号’吴石，才能获得准确的情报。这就要有人赴台亲取，我们认为只有朱枫同志最合适。”
“关于和‘密使一号’联系的问题，吴石赴台前，我们在香港见过面。我给他写一封信，你带给他。”刘栋平递给朱枫一张小纸条。
“你到台湾后，还要和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舒同说，“台湾工委的负责人是蔡孝干，代号‘老郑’。你与‘老郑’和‘密使一号’只能分别单独见面。”
听朱枫简单介绍了她此行的目的，吴石从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圆铁盒，放到朱枫手里：“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陆。”
朱枫慎重藏好情报，三天后，在基隆港码头，她把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的“安福”号海轮的张大副手中。这批情报，很快从香港送到华东局，再由舒同亲自送到北京，直接交到毛泽东手中。
朱枫随后又约见“老郑”蔡孝干。
在此后的40多天中，她分别和吴石、蔡孝干多次见面，又获得几批情报，都交张大副安全带走。
恰在这时，情况突变！
台工委委员陈泽民被捕叛变，供出了蔡孝干。1950年1月29日，蔡孝干也被捕叛变。
吴石派交际科长聂羲紧急约见朱枫，说：“‘老郑’被捕叛变，情况万分紧急，你必须立即转移！”他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朱枫便以探病为名，于2月4日傍晚搭乘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
敌人从蔡孝干的笔记本上发现了“吴石”的名字，立即扑向吴石寓所，很快从吴宅中搜出他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蒋介石当即下令：立即逮捕吴石、朱枫！
吴石、朱枫、王璧奎相继被捕，被牵连的还有吴石的老战友、“联勤总部”中将总监陈宝仓等国民党高级军官。
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羲、朱枫被台湾当局“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