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中國良心”的前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生前極少透露有關營救六四民運人士的詳情。不過，司徒華先生策劃和領導的“黃雀行動”，數年內通過各種途徑先後營救了700到800名六四民運人士，其中包括學生領袖柴玲、封從德和吾爾開希等人。

在司徒華先生1月2號病逝後，港媒開始公開司徒華在病中接受采訪時所披露的有關黃雀行動的一些詳情。香港有線電視《大江東去》節目從周一到周五連續播出對司徒華的生前專訪。

黃雀行動營救民運人士

司徒華說，黃雀行動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六四鎮壓後，很多中國內地和香港人都對六四民運人士寄予極大的同情和支持。另外，內地許多貪官污吏，有錢能使鬼推磨，也是重要因素。

司徒華表示，黃雀行動成員名單保密，其中包括一些愛國的黑社會成員。司徒華還坦承為了公義使用了一些“地下途徑”救人。

司徒華透露的一個鮮為人知的情況是，當初他本人也奇怪為何吾爾開希得以成功逃到珠海，後來他得知，是維吾爾族的吾爾開希的父親隸屬于蘭州軍區空軍，吾爾開希是從蘭州乘空軍專用飛機逃至珠海的。後經黃雀行動營救，從珠海被線人闖關送到澳門，再轉來香港，由支聯會安排前往法國。支聯會為救吾爾開希花費60萬現金給內地的營救人員。

另外，司徒華還透露，六四後，柴玲逃到內地邊境時，便是一直藏匿在公安派出所的樓上，而樓下則貼著全國通輯海報，說明了包括公安在內的一些人都同情民運人士。

堅持平反六四

司徒華還在有線電視專訪中盛贊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堅持己見，拒絕出手鎮壓學生，即使被迫下台也在所不惜，“是他一生最光輝的一點”。另外，司徒華指稱鄧小平是出兵鎮壓學生的後台，而李鵬則是鄧小平的奴才和打手。

司徒華還表示，過去21年，許多人一直堅持毋忘六四、平反六四，而有些人，尤其是香港的一些左派，當年在報章上聯署譴責中共血腥鎮壓後，過後又中途退出。他說，這些人當年緊急關頭良心發現，但時間長了就表現出自己的原來本性︰“別人加以利誘和給他們名譽，便完全變了，支持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對于在海外的民運人士，司徒華先生表達了三點囑咐，一是要找份實際工作，不要靠搞民主“找飯食”；其二是學好當地語言，才可在當地溝通生活；最後，若還有余力的話，就對中國民主運動做一點貢獻。

香港支聯會常委、司徒華治喪委員會召集人朱耀明牧師在當年六四時期擔任支聯會副主席，曾負責和參與營救六四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朱耀明牧師星期六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表示，由于近日有關黃雀行動的文字報道很多，其中許多並不真實，因此他目前不知如何就一些細節問題澄清。不過，他說，黃雀行動表明了多少人對內地六四學生被殺、民運人士被通輯的同情。

他說︰“那六四以後，不但這樣屠殺了，還有一個通輯的名單。那我們就說，我們能夠做什麼呢？我們出于本能，也出于心里的愛和關懷，那我們就像把一個淹水的人救起來一樣。所以，在這個行動中，有許多人許多人都參與了。如果，用任何方法我們幫了他，我們都願意。”

黃雀行動最初稱作“秘密通道”，從1989年6月開始，大規模的營救活動集中在89年的下半年，不過，零星的營救活動一直到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前才告一段落。

    
    汉承秦制、唐承隋制。
    
    这不是偶然的。
    
    但这也不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说的那样“必然”。
    
    这仅仅是因为，汉、唐的创立者刘邦、李渊，都是出身于秦、隋的官僚系统：刘邦是个“泗水亭长”，李渊则为“太原留守”。
    
    前人论及刘项争锋，多从项羽代表“没落贵族”，刘邦代表“流氓阶层”着眼，又从“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做沽名学霸王”的谋略分析，来总结刘胜项败的历史，认为项羽不及刘邦厚黑，所以最终失利。……这些当然都是比较皮相的阶级分析、权术研究。这些阶级分析、权术研究很少注意到，刘邦的胜出多少还是因为他参与了秦朝的统治机构，虽然地位低下，属于基层组织的领导，但毕竟由此获得了基本的治理经验。李渊父子也是如此。汉唐的开国者们之所以能在秦末、隋末天下大乱中脱颖而出，击败各路豪杰英雄，不仅得力于他们的敢于造反；还得力于他们的“秦隋经验”。这一经验也使得他们的“反秦”、“反隋”并不具有项羽那样“报仇雪恨”的革命性，而主要以“抓权”、“控制局势”为目标。所以汉、唐统治集团对于秦、隋统治集团，都采取了宽大和吸收的政策，而不是项羽式的斩尽杀绝。因为他们汉、唐统治集团，本来就是秦、隋统治集团的组成部份，自己人对自己人，手下留情是合乎人性的。这一点在李唐集团的身上，比在刘汉集团的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李唐在隋朝的地位，远远高于刘汉在秦朝的地位。
    
    按照同一个逻辑，毛泽东集团在夺权过程中提出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而不提出要“打倒国民党”，就是因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共产党头面人物，都曾经是国民党员。如果把国民党全盘否定了，岂不是把他们自己也部分否定了？那样一来，他们的“国民党历史”岂不成了历史污点。为此必须保留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为政治花瓶包养起来；而且还需要把国民党创始人孙文，当作自己的革命先行者供奉起来。
    
    汉唐与秦隋之间的那层“官僚系统的继承关系”，不是孤立的：这既不是业已消失的“古代中国现象”，也不仅仅是毛泽东之类的“现代中国的封建残余”，而且还是一个“现代世界继续存在的现象”，例如俄罗斯就有类似的“普京现象”。
    
    至于欧美国家的过去历史上，这类例子也不胜枚举。
    
    大家不会忘记，就连“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将军，也曾经作为英国军官参加了著名的“七年战争”，并获得中校和上校的英军军衔，不但由此积累了军事指挥的经验，并且进而跻身北美殖民地的上流社会。如果华盛顿没有参与英国统治阶层的治理经验，很难想象他能获得北美独立军总司令的职务，更难想象他能战场上击败英军、完成独立战争的工作，并有足够的威望和底气出任一个新国家的第一元首。
    
    和华盛顿的“英军背景”相似的，还有一个古老的日耳曼人领袖的“罗马背景”。在罗马鼎盛时期的公元9年，在欧洲内陆莱茵河沿岸的条顿堡（Teutoburg）山里，三个罗马军团被日耳曼─条顿（Teuton）民族的克鲁斯部落（Cherusci）的领袖阿尔米纽（Arminius，前18？─后19年）一举击溃，其惨败程度号称“条顿堡屠杀”。条顿堡位于现在德国西北部的利伯郡，这个地名保留到今天。其森林是一块高地，其中河谷纵横。地势起伏很大，不少地段道路在峡谷中穿行。这里生长着高大茂密的橡树林，灌木很少，人马可以在林中穿行无阻。条顿森林的地貌到今天都没有多少改变，地图上显示的一些地名，比如“胜利场”、“白骨巷”、“杀戮谷”等，让人依稀看到当年血战的影子。值得注意的是，阿尔米纽并不是“勇敢的土著人”，而是一个深入罗马帝国、并在帝国军队中服役长达六年（公元1—6年）的罗马公民。他在返回日耳曼祖国后仅仅两年就发动了反对罗马的战争。所以这个战争与其说是民族解放，还不如说是特殊的内战，有点像美国的独立战争，更像匈奴人刘渊（？─310年）、羯人石勒（274─333年）发动的五胡乱华。
    
    刘渊是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五胡十六国里匈奴汉国的创立者；羯人石勒则出身贫贱，十六国羯赵的创立者：他们发动的“五胡乱华”，与其说是蛮族入侵，不如说是“革命战争”，因为他们都是汉化的人物，其兵源也是杂牌，是“国际部队”，并非土著部落。刘渊和石勒，完全是西晋人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所以他们能够击中西晋人的要害，让北中国落入了五胡的铁蹄。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从汉朝和唐朝的崛起看到中共的未来了。
    
    中共作为类似秦、隋那样的“历史草创者”和“中国统一者”（虽然目前中共还比不上秦、隋，还功亏几篑），也是富于秦隋那样旺盛的精力，不仅有其强烈的“企图心”，而且具备昼夜运作不停的动机、动能、动力……其运作方式还曾相当骇人听闻。但是，中共毕竟也像秦隋那样充满了“过渡时代”的特点，明显具有“草创”的性质，虽然气象宏大，但“多动症”与先天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中共也像秦隋那样其寿不永的话，那么取代中共的，很可能就是刘邦、李渊、华盛顿、普京、阿尔米纽那样的“内部人员”，是一些中共内部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他们像刘邦、李渊、华盛顿、普京、阿尔米纽那样，懂得如何操作复杂的官僚机器，并因为曾经身在官场而容易获得官场的认同。这些人，显然比“一贯在野”的反对派人士，较有治理经验，因而较有击败中共末代领导阶层的胜算。
    
    这类来自中共内部的人物所开创的新局，很可能走向那个继汉的“第一期中国文明”、唐的“第二期中国文明”而起的“第三期中国文明”。
    
    历史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而且往往是在人们最为意想不到的时候和地点，以最为意外的方式，从最为深入的内部得以突破。未来的“第三中国”，亦当如是观。
    
    
    2011年1月18日 /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