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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曲/黨史不回避︰大躍進一年減少1000萬人口/谢觉哉的无奈/刘少奇吃了一闷棍
發佈時間: 1/30/2011 11:37:08 PM 被閲覽數: 127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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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曲小集 《In The Spring Garden》

来源: 绯红烟雨 于 2011-01-29  wenxue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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绯红烟雨
2011-01




 

史二卷不回避︰大躍進一年減少1000萬人口(圖)

 
 
南方周末
 
 
  [導讀]大躍進期間的死亡人數,是一個敏感的數據。謝春濤表示,“在官修黨史中能夠承認一年內有1000萬的人口減少,已經足夠驚心動魄。這說明並沒有回避問題。”

  
黨史二卷不回避︰大躍進一年減少1000萬人口(圖)


  海石庫門,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中國共產黨建國後至1978年的黨史,編寫難度最大。CFP/圖


  ■石仲泉認為,官修歷史,與學術著作不同,重點不在創新,而在統一黨內尤其是高層干部的認識。

  ■“在官修黨史中能夠承認一年內有1000萬的人口減少,已經足夠驚心動魄。這說明並沒有回避問題。”

  30年黨史,修了16年

  2011 年1月11日,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編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以下簡稱黨史《二卷》)正式出版。“16年磨一書”。在萬壽路機關大院的家中,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用“磨”字,向南方周末記者概括了黨史《二卷》長達16年的編寫和修改過程。

  1995年初,石仲泉從中央文獻研究室調往中央黨史研究室,直至2003年退休,他的主要工作一直是主持編寫這套論述中國共產黨自1949年執政至改革開放的史書。

  在中共已經走過的三個30年中,這一階段因為犯過一些嚴重錯誤,一直存有很大爭議。由此,中共對這一段歷史如何自我評述,引起各方格外關注。

  “求最大公約數”

  “黨內有同志看了,有不同意見”

  16年間,《黨史》第二卷的書稿反復修訂,四次送呈現中央領導審閱。有參與編寫的學者對南方周末記者感慨,16年來這本書修改過程中本身的曲折變化,“可以寫一本書”。

  事實上,1994年,中央黨史研究室開始集中力量編寫黨史《二卷》,書稿只花了約5年時間就已經完成。早在1998年秋,時任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繩即審訂了全部黨史《二卷》稿(當時稱《中卷》),準備在1999年出版發行。據了解,當時的版式已經排好。

  然而,出版被驟然叫停。之後,這本由眾多黨內權威學者花費五年時間編寫而成的書稿,開始了長達10年的修改過程。

  對于初稿編寫的情況,有知情者回憶,1995年上半年,在此後幾年編寫中起核心作用的黨內權威學者石仲泉和龔育之先後調任中央黨史研究室,該書的編寫速度加快了很多。

  當時,參加這本書初稿寫作和修改的,共有二十多人,主要是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1949年後中共歷史的專家。由于當時黨史研究室的人手不夠,在初稿寫作階段,還吸收了中共中央黨校、中央文獻研究室、當代中國研究所、國防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等單位的一些專家。

  據石仲泉介紹,黨史《二卷》是以當時的黨內權威著作《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簡稱《七十年》)為母本進行初稿寫作的。這本書由時任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胡繩主編。黨內理論權威胡喬木曾在《七十年》寫作過程中,提出兩條要求:一是要有論述,不要寫成教科書;二是要回答社會上存在的深層次思想問題。當時的寫作貫徹了胡喬木的思想,將《七十年》的論述作了進一步發揮,或者說,是《七十年》的擴張本。

  今天面對記者,石仲泉仍不願意提及當年已快出版的書籍被驟然叫停的具體原因,只表示是因為“黨內有同志看了,有不同意見”,需要修改,“求最大公約數”,尋找方方面面都能認同的說法。2003年接任石主持編修工作的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張啟華,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最初書稿“錯誤較多、較細,中央審查沒有通過”。為此,組織大家務虛三周,從認識上盡量統一思想,重新修改提綱,對一些重要事件認真核查,對一些重要觀點都進行了認真討論。

  張啟華提出了“成就寫夠,錯誤寫透,評價公正”的編修原則,在寫錯誤時,“不是要去渲染、發泄,而是要分析犯錯誤的原因、包括主觀原因、客觀原因、歷史根源、理論根源,以及國際環境的影響”。

  石仲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成就寫夠,錯誤寫透,評價公正’在龔育之後我主持這項工作時,就是這個思想。問題在于,對此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怎樣叫‘成績寫夠’、‘錯誤寫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講得多了是不是就是講得過透了?承不承認錯誤,承認多少,不同的人都有差異。”大幅度的修改難以避免。這一改,就是10年。

  在這10年中,胡繩和龔育之先後去世。中央黨史研究室的主要領導已經調換了四任。石仲泉和張啟華都已退休,最後的出版工作由現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曲青山主持完成。曲青山是原青海省委宣傳部部長,2009年12月調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在這期間,書稿經過了中央四次審查,眾多黨內高級干部和專家學者多次審讀、反復修改,與1998年審訂的初稿相比,不少內容進行了較大改動,領域也有所拓寬,字數由70多萬增加到近100萬。石仲泉說,盡管改了這麼多年,有的章節內容有很大變化,但全書的基本框架和布局還是那時打下的基礎。

  有些章節改動確實很大,有參與初稿起草的學者對記者表示,目前出版的書與自己沒有什麼關系,因為他所寫作的部分已經被大幅改動,改變了他原來所要表達的意思。

  


  以“穩”為主


  謝春濤認為,在官方修史中,能用兩百多頁這麼大篇幅來談“文革”,也是不容易的。

  一位讀過《二卷》的學者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這本黨內權威學者歷經16年編修的史書,與現有的眾多黨史讀本相比,並未發現太多的新穎之處,所用分析框架和話語系統相當正統,“整個目錄中,沒有發現一個新詞。”石仲泉認為,作為官修歷史,與學術著作不同,重點不在創新,而在統一黨內尤其是高級干部的認識。他同時坦承,學者們在寫作初稿時,確實有“出新意”的想法,《七十年》就出了不少新意,而後來的修改則更多地考慮了黨內各方面的意見。

  對于創新之處,他說,像將新時期的劃分確定為1978年,將1976年到1978年兩年間表述為更有正面意義的“過渡期”等,都是值得關注的。

  為了在書中更好地體現“積極的主流”與“錯誤的支流”這一主線,編寫者在篇幅上也做了苦心地安排。黨史《二卷》共近百萬字,至1957年的前8年是發展比較好的時期,反映這段歷史的篇幅大約佔全書的40%。反映1957年“左”的指導思想的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篇幅約為30%。寫“文化大革命”10年內亂的篇幅,約為全書的20%。

  中央黨校黨史部副主任謝春濤當年主要參加了初稿中“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廬山會議反右”兩章的起草。在此之前,他曾就這兩個主題各寫過一本書。

  他記得,當時主要由胡繩、龔育之和石仲泉負責編寫工作。開始是集體討論,拿出寫作提綱,然後每個人負責一到兩章的寫作,根據提綱寫出草稿,再進行集體討論,修改。

  龔育之管得很具體,其間講過許多關于黨史修改的想法(現收錄在《龔育之論中共黨史》一書內)。胡繩則主要是把關、定調,比較成熟的稿子才拿給他去看。

  謝春濤表示,當年編寫時,並不覺得有很大壓力,因為大家對大的問題認識,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位參與編寫的學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壓力主要在主持工作的領導那兒,既要符合中央的要求,又要符合他們心中的科學性。”而就他了解,在像龔育之這樣的主持者心中,科學性與黨中央是一致的。

  在謝春濤起草的兩章中,與初稿相比,正式出版的書中,廬山會議一章改得較少,大躍進、人民公社一章則改得多些。

  大躍進期間的死亡人數,是一個敏感的數據,幾十年來,社會上對此有各種說法。黨史《二卷》中采用的是《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里已經采用過的一個數據。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1960年與1959年相比,中國人口淨減少了1000萬。而在此之前,自1950年後,中國人口每年是增加的。至于三年全國的人口死亡總數是多少,書中沒有作表述。外界有流傳說,該書采用的是三年全國人口共死亡1000萬,事實上是不準確的。

  謝春濤表示,采用這個數字既考慮了權威性,即是由國家權威部門正式發布的,但又沒有展開來說這個數據,符合“不渲染”的原則。“在官修黨史中能夠承認一年內有1000萬的人口減少,已經足夠驚心動魄。這說明並沒有回避問題。”謝春濤同時表示,當年寫作時,關于這些問題的爭議還不像現在這麼大。但是也考慮到要反對兩種傾向,一是歷史虛無主義,即徹底否定這段時期黨的工作,二是一些“極左”思想,例如一些人認為“文革”是應該肯定的創舉等。

  對于“文革”的徹底否定並無懸念。但是,謝春濤認為,在官方修史中,能用兩百多頁的大篇幅來談“文革”,也是不容易的。另外,像對“中甦論戰”的評價,承認了那時中方在論戰過程中有意氣之處,跟過去相比,已經有突破。

  他覺得,這套書對于統一黨內高級領導干部的看法,應該是大有幫助的。

  


  “一本歷史書管10年20年就不錯了”


  1991年的黨史《一卷》出版後,有參與編寫的學者失聲痛哭,感嘆為修史而付出的寶貴年華。

  石仲泉認為,這本書反映了現階段黨內對這段歷史的認識,“一本歷史書管10年20年就不錯了,以後肯定還要不斷修訂。”他舉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以下簡稱《一卷》)的修訂作為例子,表示黨內認識是在不斷深化的。

  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布後,中共中央決定編寫新的黨史。

  當時決定的是編寫兩本,一本寫“新民主主義時期”,一本寫“社會主義時期”。1990年代後,又決定將“社會主義時期”再劃分為“改革開放前”和之後兩個階段,將整個90年的黨史分成30年三個階段各一卷進行編寫。

  1991年,寫“新民主主義”階段的黨史《一卷》在黨內學術權威胡喬木和胡繩的直接指導下,經過10年寫成出版。這部在黨內具有權威性的著作出版後不久,就獲得了國家圖書獎。

  石仲泉記得,在1991年的黨史《一卷》出版後,有參與編寫的學者失聲痛哭,感嘆為修史而付出的寶貴年華,“10年的時間被“文革”所浪費,10年的時間為修史而付出。”2002年,記述1921年至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歷史的黨史《一卷》上下冊,在199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的基礎上,重新修訂出版。

  11年過去後,修訂版中對不少歷史問題進行了新的判斷,例如,首次給了陳獨秀正面評價,認可他是中共的創始人、五四文化運動的旗手,將陳的“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修改為“右傾機會主義”。

  到了2004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
訪美專題)在談到任弼時時,說陳在大革命後期犯了“右傾錯誤”。于是,黨史研究室又將陳的錯誤降低為“右傾錯誤”。

  在修訂本中,對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官方評價也都有所修改。其他的修訂包括對國民黨正面抗戰的更多肯定等。

  據本報記者了解,中共黨史第三卷(即1978年至今)的編寫工作目前正在進行中。
 
 
 
 

 

 

丁东:谢觉哉的无奈

 

 


  谢觉哉生于1884年,是清末秀才,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并称“延安五老”。在1959年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首席大法官。到了1962年,这位年近八旬的首席大法官,却遇到了一件棘手的案子,当事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潘汉年。

  潘汉年也是一个老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担任中共秘密情报战线的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55年3月下旬,出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期间,在谈到高饶问题时,毛泽东说,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如果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的,都应当主动向中央讲楚,否则罪加三等。潘汉年于是在4月1日向陈毅讲了1943年奉党之命与李士群接触时,曾与汪精卫见面,并向中央写了书面材料。毛泽东看后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第三天,潘汉年被捕。又过了一个半月,妻子董慧被捕。

  关押七年之后,中央于1962年决定对潘汉年案进行审判,命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庭长曾汉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组组长丁汾和助理审判员彭树华三人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丁汾和彭树华到关押潘汉年的秦城监狱,用一个月时间查阅了全部案卷,发现对潘汉年的主要指控,如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与汪伪勾结,包庇反革命分子,向台湾提供情报,都站不住脚,于是提出了八点质疑,向曾汉周汇报。三人达成共识,又向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德峰汇报。最后向谢觉哉院长汇报。

  谢老听完汇报以后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最高人民法院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最高人民法院不负责案件事实审查。

  谢老见几位神情茫然,就问彭树华:你读过王勃的《滕王阁序》吗?有两句话是这样说的:“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贾谊这样有本事的人,又处于圣主汉文帝时代,也遭遇这样不公的待遇,这说明什么?无非是说天下没有绝对公平的事,好人也常受冤屈。梁鸿博学多才,路过洛阳时,见宫室侈丽,作了一首《五噫歌》,被奸臣诋毁,只好改名换姓,逃到边陲,为人舂米为生。在东汉初期这个所谓政治清明的时代,梁鸿这样有才华的人却遭遇这等不平之事,失志如此,又可奈何?

  谢老接着谈到宋代的岳飞,说他积极主张抗金,但却被诬蓄意谋反,被宋高宗杀害了。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意要与金人议和的情况下,试想谁人救得了岳飞?明朝书画家文征明很有见识,他为秦桧翻案。岳飞冤死风波亭后,当时及后人都一致痛骂秦桧奸贼,指斥他是谋害忠良的罪魁祸。而他说秦桧的能耐,只是善于迎合宋高宗一己私欲而已。岳飞被害,秦桧罪在不赦,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宋高宗赵构。岳飞的功过,后人已有评说,也无须再议宋高宗和秦桧谁是罪魁祸首。我只想说明一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

  谢老最后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就好办了,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司法不独立,首席大法官面对钦定的冤案也无可奈何。这就是谢老内心深处的痛苦。

  1963年1月9日,潘汉年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病逝,终年87岁。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终年83岁。

  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含冤去世,终年71岁。

  1979年2月24日,董慧病逝,终年61岁。

  198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告潘汉年无罪,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如今,有关此案的绝大多数当事人都已作古,只有彭树华健在,也已85岁高龄,他写成《潘汉年案审判前后》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记下了这段耐人沉思的往事。

丁东:谢觉哉的无奈

  谢觉哉生于1884年,是清末秀才,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并称“延安五老”。在1959年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首席大法官。到了1962年,这位年近八旬的首席大法官,却遇到了一件棘手的案子,当事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潘汉年。

  潘汉年也是一个老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担任中共秘密情报战线的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55年3月下旬,出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期间,在谈到高饶问题时,毛泽东说,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如果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的,都应当主动向中央讲楚,否则罪加三等。潘汉年于是在4月1日向陈毅讲了1943年奉党之命与李士群接触时,曾与汪精卫见面,并向中央写了书面材料。毛泽东看后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第三天,潘汉年被捕。又过了一个半月,妻子董慧被捕。

  关押七年之后,中央于1962年决定对潘汉年案进行审判,命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庭长曾汉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组组长丁汾和助理审判员彭树华三人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丁汾和彭树华到关押潘汉年的秦城监狱,用一个月时间查阅了全部案卷,发现对潘汉年的主要指控,如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与汪伪勾结,包庇反革命分子,向台湾提供情报,都站不住脚,于是提出了八点质疑,向曾汉周汇报。三人达成共识,又向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德峰汇报。最后向谢觉哉院长汇报。

  谢老听完汇报以后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最高人民法院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最高人民法院不负责案件事实审查。

  谢老见几位神情茫然,就问彭树华:你读过王勃的《滕王阁序》吗?有两句话是这样说的:“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贾谊这样有本事的人,又处于圣主汉文帝时代,也遭遇这样不公的待遇,这说明什么?无非是说天下没有绝对公平的事,好人也常受冤屈。梁鸿博学多才,路过洛阳时,见宫室侈丽,作了一首《五噫歌》,被奸臣诋毁,只好改名换姓,逃到边陲,为人舂米为生。在东汉初期这个所谓政治清明的时代,梁鸿这样有才华的人却遭遇这等不平之事,失志如此,又可奈何?

  谢老接着谈到宋代的岳飞,说他积极主张抗金,但却被诬蓄意谋反,被宋高宗杀害了。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意要与金人议和的情况下,试想谁人救得了岳飞?明朝书画家文征明很有见识,他为秦桧翻案。岳飞冤死风波亭后,当时及后人都一致痛骂秦桧奸贼,指斥他是谋害忠良的罪魁祸。而他说秦桧的能耐,只是善于迎合宋高宗一己私欲而已。岳飞被害,秦桧罪在不赦,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宋高宗赵构。岳飞的功过,后人已有评说,也无须再议宋高宗和秦桧谁是罪魁祸首。我只想说明一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

  谢老最后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就好办了,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司法不独立,首席大法官面对钦定的冤案也无可奈何。这就是谢老内心深处的痛苦。

  1963年1月9日,潘汉年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病逝,终年87岁。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终年83岁。

  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含冤去世,终年71岁。

  1979年2月24日,董慧病逝,终年61岁。

  198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告潘汉年无罪,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如今,有关此案的绝大多数当事人都已作古,只有彭树华健在,也已85岁高龄,他写成《潘汉年案审判前后》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记下了这段耐人沉思的往事。

 

 

刘少奇吃了一闷棍,

深夜求见毛泽东遭拒


2011/01/30 


金汕博客 

 毛泽东在湖南老家的滴水洞看到工作组镇压造反派的信件后,并没有立刻返京。可能为了在大战前 
活动活动筋骨,抑或为了在全国造成某种宣传效应,毛泽东做出惊人之举:北上武汉,畅游长江。

  十年前的6月,毛泽东就在武汉三次横渡长江,并写下了豪放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诗日: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诗反映出毛泽东做为一个大国统帅、大党领袖的气度以及对政治风云的宏观驾御能力。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几次公开的游泳活动,都带有浓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色彩,一般都预示着毛泽东已经酝酿着某一件大事。

  人们都以为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写于中南海,其实底稿起源于故乡韶山的滴水洞,在这里他还亲拟了后来被誉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万事齐备,只欠东风,毛泽东一身轻松,所以又要去长江游泳了。

  毛泽东每次公开游泳都要引起轰动,这次来武汉游长江又引得全城男女老少万人空巷。人们趴在江堤上瞪大眼睛观看毛泽东的身影,武汉市委组织了五千多名游泳健儿尾随毛泽东畅游长江。毛泽东边游边谈笑风生,尽管每一位封疆大吏见到他都会无比激动当然也有惧怕,但毛泽东常常用玩笑减轻地方官员的紧张。陪他下水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让他注意安全,毛泽东说:你是这里的第一书记,听你的。

  中国官方传播媒介在报道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消息时,还传达了毛泽东的几句著名的短语:“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消息,以及他那几句气吞山河的话,极大鼓舞了正处在工作组红色恐怖下的青年学生。他们奔走相告,决心和工作组及校党委战斗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1966年7月18日夜,毛泽东从武汉直返北京。刘少奇闻讯后,立即前往毛泽东寓所,打算汇报前一段的工作,而且有许多遭到误解的事情需要解释。刘少奇认为应向主席讲明派工作组对维持校园甚至整个社会秩序是有必要的,至于有些偏差可以改正。刘少奇深感这次谈话事关重要,便向毛泽东的住所走去。

  只见毛泽东家门前停着几辆小轿车,屋里灯光通明,显然,毛泽东并没有休息而是在接待客人。但毛泽东的警卫战士却告诉刘少奇,毛泽东刚回到北京,很疲劳,早已休息。刘少奇吃了一闷棍,怏怏离开。显然,毛泽东当晚不愿见刘少奇,警卫人员说的是假话。

  按惯例,毛泽东回家的消息应预先通知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这次毛泽东突然返京,事先不打招呼,对刘少奇来说是一个不祥的信号,至少表示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这段时间很不满意。

  刘少奇做为资历很深的老领导人,在毛泽东门外遭拒已经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困惑为什么一次谈话会这样难。但局外人可以想到,7年以前,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也是想与毛泽东谈谈大跃进的成绩是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而且立下“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的决心。但刘少奇气愤地批判彭德怀想篡权,并暗示他的担子太大,连自己都不敢篡权,留下一句被误解的名言:“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没想到这次遭到毛泽东拒绝的竟是刘少奇自己。

  那一晚,中南海丰泽园外,刘少奇明显老迈孤独的身躯那么无助,几十年来他极为尊重毛泽东,是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人。毛泽东也对刘少奇破格提拔,让他很快超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成为毛泽东最中意的接班人。而此刻这种格局明显将被打破,而真正不可弥合的事件来源于4年前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对几年来险恶的经济形势进行了认真的疏理…… 

辣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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