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1-01-27 作者:杜君立 来源:共识网

与所有的人类一样，中国的历史也是从神话开始，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创造了一个智慧的民族和这个中央之国。对智慧的崇拜体现出人类相对其他动物最为特殊的优势。中国的神话历史高度颂扬那些促进科技进步的能人，并将他们奉为首领、帝王甚至神灵：轩辕氏发明了轮子，有巢氏发明了房子，伏羲氏驯化了动物，神农氏驯化了植物，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仓颉发明了文字……这种对智慧的推崇是中国得以率先在地球村发迹的重要原因。

随着农业社会的逐步成熟，政治开始成为一种极其发达的社会主导力量。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差别开始被贫富差别代替。随着政治的继续进化，人成为一种等级化动物，人与人的主要区别不再是智与愚、贫与富，而是贱与贵。贵族与贱民的分裂使人类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氏族社会，每个人从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被别人的生殖器确定了命运：贵族的子女永远是贵族，贱民的子女永远是贱民。贱民与贵族之间的差异在于他们父母，而不在于他们自身。

氏族社会延续时间之长以至于到现在，我们依然无法摆脱。即使先进如西方，政治世袭与遗产税的改革始终困难重重。落后如中国，则早已经将氏族社会深化为家族社会。从秦始皇开始，2000多年来从未动摇。政治作为一种社会化制度形式，在中国历史中亦打上深深的家族文化烙印。官吏阶层作为政治文化主要操盘手，他们在贵族与贱民之间扮演着极其重要而微妙的角色。官吏联盟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有着极其巨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他们主导和左右了中国历史的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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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与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两汉之前，官一般指政府，吏则指官员；两汉之后，官指较为高级的官员，吏则指低级的官员。或者说，长期以来，只有那些朝廷（皇帝）任命的政府官员才可以称为“官”，而一般的办事人员则只能称“吏”。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极其严格的等级社会，而官与吏的分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使中国传统政治发生明显的裂变。“官僚”集团与“胥吏”集团形成一种严格的等级关系。官是吏的统治阶级，吏又是官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官对皇权负责，吏对官负责。皇权、官僚、胥吏，这种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最下层，就是芸芸众生的平民百姓。

皇帝对官僚的倚重，使官员与皇帝的常常发生龃龉抵牾，甚至矛盾不可调和。这时候皇帝常常以吏代官，甚至以吏治官。武则天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对李唐王朝官僚集团进行大清洗，朱元璋朱棣父子采用的锦衣卫和日后的东厂西厂更胜一筹。

不仅皇帝与官僚之间的斗争借用酷吏势力，而且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常常使酷吏得以渔翁得利鸡犬升天。曾国藩乘满清朝廷危难之机，大开幕府，以自己的门生故旧为官，成为独霸一方的“封疆大吏”。曾国藩系统的官僚势力基本都来自师爷宾客和刀笔吏，酷吏势力强大的办事能力使曾国藩集团在晚清变局中扮演起主导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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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上来说，官与吏的分野来自中国传统的仁政理念，也就是“以德治国”思想。与其说官是统治者，不如说是布道者，官的重要职责是教化百姓，使民向善。官为民之父母，官德首先要求“爱民如子”。在这种政教合一体制下，皇帝既是“人王”，同时也是“天子”，是人神合一的代表，类似西方的“教皇”。而对官的要求则不仅是职务性的行政官员，同时他也是一位牧师。“愚民无知”，“群众”如同迷途的“羔羊”一般，需要官的引导和管束。“州牧”、“巡抚”、“司徒”都是官职的名字，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官的主要使命。对较低级别的官来说，他的主要任务是“体察民情”，了解和知道实际现状是其核心工作，所以他们的官职叫做“知县”或“知府”。

官员内部以金字塔式的结构形成一种严密的组织，管理和监督一部分中低级官员的官叫“总督”、“巡按”或“监察使”。为预防施政错误，还设置了“御史”和“拾遗”一类的谏官，他们的工作就是批判批判，往往职业风险极高，因为中国人最忌讳负面信息。但无论怎样的政治高压下，中国历史上总不乏“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谏官，所谓“文谏死，武战死”。

“尹”是很古老的一种官职，表示这个官可以发号施令。“君”则“金口玉言”，他的命令叫做“圣旨”。“尚书”作为中央核心高官，首先表示担任该官职的人是一个喜爱读书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作为官僚集团的领袖，“尚书”与“大学士”正是代表了官僚集团的知识分子精神。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传统中国政治的核心思想是知识分子思想，以知识分子的智慧主导和保证国家的文化特色与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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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官员的遴选来自中国悠久的科举制度。两汉时期，中国官学与私学就极其盛行，教育的发达使优秀知识分子如过江之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在儒教教义上产生了最大共识与凝聚力，考试制度开始形成。后汉以降，知识分子遭遇政治迫害，荐举制度（举孝廉）的滥觞产生了世袭罔替的垄断豪门贵族，政治的崩溃随即引发了五胡乱华的“永嘉之乱”。隋唐重新确立了完善的科举制度，宋朝理学兴起，八股渐成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1000多年来，皇帝常常亲自主持对帝国官员的遴选与栽培，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来自民间知识分子。通过对他们儒家意识形态的统一，统治者尽可能选拔到最具才干的帝国精英。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数年之间往往只有寥寥人数可以成为帝国股肱，由此可见对官员素质要求之高。所谓“进士”，就是说已经进入官员（士）队伍。进士及第后，一般需要进入翰林院寒窗苦读传统经典，这一过程往往要持续一二十年。寒窗孤灯，清贫布衣，这些是担任帝国重担之前必不可少的磨砺。进入中年以后，一个合格的官员才算诞生，由皇帝委任外放。这种体制设计理论上杜绝了庸人庸政，但实际操作中往往并不是那么回事。即使在官员任用方面极具政治智慧的乾隆，亦不免以不学无术的和珅为军机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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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官僚的知识分子出身和文化背景不同，胥吏只是做事情的仆从，因此并不需要他们有什么头脑或德行。与官僚的高尚相反，胥吏的社会地位从来都是极低的。在历代政治统治者，胥吏常常与妓女乞丐戏子挑客（阉猪）并列。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有钱能使鬼推磨，等等传统偏见一般都是针对胥吏而言的。

官与吏的区别就好比妻与妾的差别，中国的政制传统就是贵官而贱吏。吏不仅与官存在严格分界，而且吏的子孙后代不许参加科考。也就是说，祖上为吏者，子孙不得为官。“衙役”是吏的典型职业，有时也叫做“差”，意思就是被奴役和被支配。他们一般也以“奴才”自称。从政治上他们被完全的去人格化。明清时期对胥吏打开了“做官”之门，奴才与人才（读书人）终于站到了一个起跑线上。

2000多年来，胥吏是中国人的实际统治者，“县官不如现管”。在“官官相护”的和谐环境下，草民面对酷吏如同牛羊面对虎狼，既无法反抗，也无处申诉。“天高皇帝远”，皇帝作为最高权力只是一种统治的象征，所谓中国的专制政治实际也就是“吏治”。因为“吏治”的严重溃败，使中国传统政治呈现出周期性动荡的恶性循环。“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对官员严格的监督制度使官员处于频繁调动之中，而吏则是从来不动的。在《红楼梦》中，作为官的贾雨村上任伊始，就被吏给上了一课。这并不是小说家言，而是中国历史的现实。

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指出：“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州县之弊，吏胥窟穴其中”，“养百万虎狼于民间”，“天下有吏之法而无朝廷之法”。吏胥集团的世袭化使流动性的官员根本无法抗衡。劣币驱逐良币法则使好人被清洗出局，胥吏彻底流氓化。低贱堕落的酷吏集团实际操纵了整个帝国，而眼高手低清高虚荣的知识分子在实际权力角逐中常常处于无奈的守势，甚至有时候被完全架空。在现代，则被称为“秘书现象”。

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酷吏群体的众生相：宋江、戴宗、李逵、武松、施恩、黄文炳、杨雄、蔡福等等。酷吏集团的流氓性与草根性使他们形成中国传统的黑社会文化。在官场精英文化压迫下，这种黑色文化逐渐衍生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规矩”。吴思先生将其命名为“潜规则”。酷吏集团以“规矩”来对抗官僚文化的“制度”，最终官僚集团被完全“同化”，并逐渐接受了酷吏集团的“孝敬”。

酷吏集团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具体事务方面，对官僚集团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官僚意志最后以酷吏文化的方式体现出来。官僚沦为道貌岸然的伪善，而酷吏则成为炙手可热生杀予夺的权势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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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希腊的城邦制到古罗马的共和制，都是贵族垄断国家权力。在罗马共和国，贵族议会（长老院）推举最高执政官凯撒，甚至将他称为第一公民。而贵族之外的“普通老百姓”则被完全剥夺了公民权，贵族们认为他们不是“人”。贵族以精子来确定贵族身份，他们是天生的公民。只有公民才可以成为共和国的官员，但并不介意以奴隶为“吏”。伊索能说会写，寓言讲得特别好，但他只是一个奴隶（吏）。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视野中，胥吏之害尽人皆知，但为了维护帝国的统治，又不得不依靠胥吏。“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莫能去也。”清末立宪运动使持续了几代皇朝统治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但仍然不能挽回立宪的失败和帝国的崩溃，随之皇权官僚体制也彻底崩盘。40余年的军人当政并不反对知识分子精神，民国时期的官僚集团仍然传承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虽然良莠不齐。

中华民国政府在农民战争中的失败暴露出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就是极端的精英主义。这种自恋和自负催生了一个暴力集团支持下的底层农民革命。新帝国以一个知识分子精神的《共同纲领》开始，很快军人脱下军装成为这个军事国家的新官僚，而无数跟随造反的农民则成为新政府的铁杆酷吏。一场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清洗和迫害运动，使知识分子从此与政治脱离干系。正如乾隆骂纪晓岚所说：“尔一介腐儒何敢言国事！”

在农民酷吏和军人官僚统治下，新中国成为一个被严厉管理的军营，或者说是劳改场、监狱。卖力的酷吏们制造了一场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和大迫害。“砸烂公检法”和“夺权运动”是酷吏集团向军人官僚的进攻和清算。文革中国实现了完全的酷吏政治，而所谓的“四人帮”就是典型的酷吏代表。王洪文以一个酷吏打手一跃成为国家的擎天柱，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酷吏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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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错误的坚持必将导致罪恶的产生，而任何罪恶最后都将得到报偿，无论时间早晚。这场酷吏欢歌以另一场酷吏欢歌的方式结束。最后军人官僚在10余年之后取得了完胜。军人成为中国官僚集团的前世，军营成为培养制造中国新式官僚的学校和生产线。而低级军人则纷纷成为新的酷吏托拉斯，他们浩浩荡荡垄断了中国从公检法到工商税务金融卫生科技等几乎所有的行业和部门。军人元首的死亡使军人官僚向贵族官僚转变，“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第二代第三代贵族逐渐成为中国官僚集团的主力军。而酷吏集团在延续军人酷吏的同时，也出现酷吏集团的内卷化和世袭化。

官僚集团和酷吏集团经过60年的“摸索”和“实践”之后，终于在世袭化封闭化和利益化这个“新规矩”面前达成共识。在消灭了皇权和强人之后，平庸成为官僚集团和酷吏集团最为推崇的政治美德。稳定久远默契和谐成为新官吏集团最大的愿望和期待。为了这个过于美妙的目标，官僚酷吏还有他们的子孙们将要付出极大的智慧和辛苦。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在新时代的官吏制度下，知识分子早已经被政府抛弃，只有武器专家还可以为统治者增添一些信心与荣光。而那些热衷于思想的家伙都已经被圈养了起来，或者在官僚统治下的大学、或者在酷吏统治下的作协文联科协研究所。对民间知识分子的消解，使传统的精英文化完全被官僚文化酷吏文化流氓文化小市民文化农民文化代替，社会文化走向迷信和愚昧。官吏文化以意识形态的方式钳制主流思想，大众文化最后成为低智的、无趣的、浅薄的、非理性的、反人性的一种残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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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中国传统的官僚集团体现了精英治国的人类普遍常识。知识分子精英与官僚精英的统一使官僚组织保持着社会结构的流动性，出身贫寒的青年才俊亦有可能施展经邦纬国之才干。人类的技术与历史越来越远，而中国官僚集团的贵族化却终于回到了历史的起点。今日之官僚并不意味着才干和精英，而只是意味着生殖器和精子，或者加上阴道。人类在从贵族向精英发展了数千年后，精英重新向贵族屈服。继往开来，精英文化的落魄将开创一个漫长的平庸时代。

在社会底层，酷吏集团在官僚集团的领导下亦步亦趋，对公共职位的世袭化正在使这个国家公器日益沦为流氓作恶的私器。无论公安局长李刚还是规划局长逯军，酷吏集团的利益联盟在无力的社会舆论面前正越来越牢固。现代的法律与传统的道德已经同时失效，对酷吏唯一的约束只剩下来自贵族官僚集团的杯葛。而在酷吏集团的联合打击下，上访已经越来越成为一条末路危途。

富平对上访者示众和永州对“可能上访者”的拘捕只是当代酷吏文化的一个细节。万载县酷吏皮里阳秋地讥讽于建嵘先生“不强拆你吃什么”，这只是崛起的酷吏集团对知识分子毫不掩饰地一种鄙视。如果说曾经2000年来，酷吏只是与妓女乞丐一样的贱民的话，那么今天的酷吏终于出了一口恶气，将自视清高自命不凡精英主义的知识分子视为“吃饭活命”的妓女与乞丐。

毛主义者韩毓海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中，将明清的衰退和没落归结为酷吏集团对中国破坏和桎梏。他认为，身处江湖之远的酷吏集团的势力和影响要远远大于庙堂之高的官僚集团。“县官不如现管”，酷吏集团构成了最具影响力的草根政治，与官僚集团的贵族政治既有合谋又有算计，既互相利用又处处设防。与传统政治一脉相承的是，官吏之间依然泾渭分明。作为政治草根的酷吏集团想要进入政治贵族的官僚集团难如登天。中国特色的等级政治使酷吏集团始终处于被利用被鄙视甚至被宰割的低贱地位，这也是他们人格堕落良心沦丧毫无底线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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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僚集团和酷吏集团的利益合作和秘密阴谋下，公民权以及国家权力被完全垄断在一个由贵族寡头和流氓蛇头构成的利益联盟手中，其余大多数民众被他们以“群众”和“普通老百姓”的名义排除在政治之外。对公务员考试和入党的热衷反应了大多数被抛弃者的恐慌和自卑，他们以加入酷吏的热切愿望表现自己对贵族精英的效忠和向往。而更多的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在恐惧和绝望之中开始逃离这个国家。他们不屑于成为酷吏，他们也永远不可能成为（第一代）贵族。他们只能试图去在一个平等的国度里找到一种平等的人的身份。

与这些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的逃国移民者相比，政治垄断者的贵族与流氓则成为最为坚强的爱国者，因为国家成为他们在人世间最后的庇护所。在鼓吹革命的毛主义者与弘扬人权的自由主义者相互攻伐互相消解的诡异背景下，贵族与流氓的利益联盟竖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他们以陈腐不经的意识形态消解法治与理性，以狂热与傲慢主导着这个国家的当下和未来，而无数群氓在犬儒知识分子的教育下，正逐渐汇成大旗下的滚滚洪流，向着遥远的资本主义风车冲去。

曾经贵为“帝王师”和“国之栋梁”的知识分子早已经沦落为稻粱谋的知识搬运工，或者寻章摘句追求文凭名利的冬烘腐儒。没有了科举制度的所谓高考只是对一只饭碗的想象，而公务员考试不过只是对无数贱民一点残羹剩饭的宽宏象征。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精英已经被彻底消灭，仅剩的所谓知识分子知道分子大多成为电视上的小丑，或者宫廷里的巫师。他们无不以明珠暗投的急切心理，或者期望得到贵族的恩宠，或者渴望得到酷吏的重用。于建嵘先生的不幸在于他只是一位被酷吏雇佣的贵族文人。酷吏们需要的是维稳技术，而于先生给他们的却是良心提醒。这种鸡同鸭讲的吊诡在于建嵘身为官吏集团一员时发生了“灾难性”的结果。酷吏集团对拆迁的热衷和坚持，充分继承了这个历史集团天生的掠食精神——“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提起梁思成（1901—1972年），大家都知道他是社会活动家梁启超的儿子，一方面他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另方面还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爱情故事的主角。作为历史人物，梁思成的主要事迹，是主张保护北京的建筑，但却因此遭到中共的白眼甚至打击迫害。
   

    到了二十一世纪，由于时间的变形作用，梁思成几乎被塑造成了维护古代文明的标兵，例如谢泳在《梁思成百年祭》中相当煽情地写道：“梁思成如果活著，最应该纪念他的不是我，而是一座城市――北京，但北京消失了，只留在梦中。故都的逝去，让一个人痛心疾首，但他无能为力，今天的北京，还记得这个人吗？北京不是梁思成的故乡，但北京消失的时候，他最心痛，他有没有流过泪，我不知道，但我依稀听到他的叹息声，北京，你真的就这样消失了吗？”
    
    这种过度渲染不是孤立的，在国人特别突出的造神倾向下，人们似乎有意无意地“选择性遗忘”了：梁思成在身为受害者的同时，也曾为虎作伥、抑孔扬毛。事实证明，梁思成并非古代文明的维护者，而是一个卓有成效的红色建筑家。
    
    1957年，梁思成写了一篇《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的文章说：“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
    
    梁思成在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他的主要作品有吉林大学礼堂和教学楼、仁立公司门面、北京大学女生宿舍、鉴真和尚纪念堂等。
    
    《新京报》“北京地理-城市客厅系列”专版曾经缅怀说，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保留北京的旧城、在西部建新城的方案。梁思成热切构想了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空中花园”，即全长三十九公里的环城立体公园。根据他的构想，平均宽度约十米的城墙上可砌花池、栽种花木、再安放一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休憇，秋高气爽的季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莽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令市民胸襟开阔，还有城楼角楼可劈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等。但梁思成的规划遭到否定，因为城墙不仅成为阻挡时代潮流的封建文化象征，亦成为新北京建设的实际障碍。尽管城墙的存废早有定局，但解放后的十多年中尚未真正危及它的存在。梁思成侥幸认为，城墙的砖皮和灰土总数约一千一百万吨，以二十节十八吨车皮组成列车日运一次，需八十三年才能运完。然而1960年代，在 “深挖洞”的思想号召下，拆毁城墙城门达到高潮，成群结队的职工、干部、学生、家属摆开战场你追我赶，将取下的城运回本单位筑防空洞。梁思成显然过迂，他不懂“人民战争”的威力。没有动用火车，更无须八十三年，人们用铁镐铁锹仅用十几年的时间就彻底毁灭了几百年来雄镇四方的城。www.unicornbbs.cn
    
    ……
    
    其实，梁思成并非如此无辜。
    
    人们很容易就发现，在《中国建筑艺术》一书的第15讲《庙——曲阜孔庙》中，1959年梁思成的思想行为，更像一个毛派分子，是1966年红卫兵们的先驱。
    
    《庙——曲阜孔庙》一文发表在《旅行家》杂志1959年第9期上，显然是梁思成加入中共前后的作品。梁思成这位共产党员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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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在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像中国的孔丘(公元前551至479年)那样长期地受到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尊崇。他认为 “一只鸟能够挑选一棵树，而树不能挑选过往的鸟”，所以周游列国，想找一位能重用他的封建主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始终不得志。事实上，“树”能挑选鸟；却没有一棵“树”肯要这只姓孔名丘的“鸟”。
    
    他有时在旅途中绝了粮，有时狼狈到“累累若丧家之犬”；最后只得叹气说，“吾道不行矣!”但是为了“自见于后世”，他晚年坐下来写了一部《春秋》。也许他自己也没想到，他“自见于后世”的愿望达到了，正如汉朝的大史学家司马迁所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所以从汉朝起，历代的统治者就一朝胜过一朝地利用这“圣人之道”来麻痹人民，统治人民。尽管孔子生前是一个不得志的“布衣”，死后他的思想却统治了中国两千年。他的“社会地位”也逐步上升，到了唐朝就已被称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连他的后代子孙也靠了他的“余荫”，在汉朝就被封为“褒成侯”，后代又升一级做“衍圣公”。两千年世袭的贵族，也算是历史上仅有的现象了。这一切也都在孔庙建筑中反映出来。
    
    今天全中国每一个过去的省城、府城、县城都必然还有一座规模宏大、红墙黄瓦的孔庙，而其中最大的一座，就在孔子的家乡——山东省曲阜，规模比首都北京的孔庙还大得多。在庙的东边，还有一座由大小几十个院子组成的“衍圣公府”。
    
    曲阜城北还有一片占地几百亩、树木葱幽、丛林密茂的孔家墓地——孔林。孔子以及他的七十几代嫡长子孙都埋葬在这里。
    
    现在的孔庙是由孔子的小小的旧宅“发展”出来的。他死后，他的学生就把他的遗物——衣、冠、琴、车、书——保存在他的故居，作为“庙”。汉高祖刘邦就曾经在过曲阜时杀了一条牛祭祀孔子。西汉末年，孔子的后代受封为“褒成侯”，还领到封地来奉祀孔子。到东汉末桓帝时(公元153年)，第一次由国家为孔子建了庙。随着朝代岁月的递移，到了宋朝，孔庙就已发展成三百多间房的巨型庙宇。历代以来，孔庙曾经多次受到兵灾或雷火的破坏，但是统治者总是把它恢复重建起来，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到了明朝中叶(16世纪初)，孔庙在一次兵灾中毁了之后，统治者不但重建了庙堂，而且为了保护孔庙，干脆废弃了原在庙东的县城，而围绕着孔庙另建新城——“移县就庙”。在这个曲阜县城里，孔庙正门紧挨在县城南门里，庙的后墙就是县城北部，由南到北几乎把县城分割成为互相隔绝的东西两半。这就是今天的曲阜。孔庙的规模基本上是那时重建后留下来的。自从萧何给汉高祖营建壮丽的未央宫，“以重天子之威”以后，统治阶级就学会了用建筑物来做政治工具。因为“夫子之道”是可以利用来维护封建制度的最有用的思想武器，所以每一个新的皇朝在建国之初，都必然隆重祭孔，大修庙堂，以阐“文治”；在朝代衰末的时候，也常常重修孔庙，企图宣扬“圣教”，扶危救亡。1935年，国民党政府就是企图这样做的最后一个，当然，蒋介石的“尊孔”，并不能阻止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当时的重修计划，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www.unicornbbs.cn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孔子的重视，连孔子的子孙也沾了光，除了庙东那座院落重重、花园幽深的“衍圣公府”外，解放前，在县境内还有大量的“祀田”，历代的“衍圣公”，也就成了一代一代的恶霸地主。曲阜县知县也必须是孔氏族人，而且必须由“衍圣公”推荐，“朝廷”才能任命。
    
    除了孔庙的“发展”过程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历史记录”外，现存的建筑物也可以看作中国近八百年来的“建筑标本陈列馆”。这个“陈列馆”一共占地将近十公顷，前后共有八“进”庭院，殿、堂、廊、庑，共六百二十余间，其中最古的是金朝(1195年)的一座碑亭，以后元、明、清、民国各朝代的建筑都有。
    
    孔庙的八“进”庭院中，前面(即南面)三“进”庭院都是柏树林，每一进都有墙垣环绕，正中是穿过柏树林和重重的牌坊、门道的甬道。第三进以北才开始布置建筑物。这一部分用四个角楼标志出来，略似北京紫禁城，但具体而微。在中线上的是主要建筑组群，由奎文阁、大成门、大成殿、寝殿、圣迹殿和大成殿两侧的东庑和西庑组成，大成殿一组也用四个角楼标志着，略似北京故宫前三殿一组的意思。
    
    在中线组群两侧。东面是承圣殿、诗礼堂一组，西面是金丝堂、启圣殿一组。大成门之南，左右有碑亭十余座。此外还有些次要的组群。
    
    奎文阁是一座两层楼的大阁，是孔庙的藏书楼，明朝弘治十七年(1504年)所建。在它南面的中线上的几道门也大多是同年所建。大成殿一组，除杏坛和圣迹殿是明代建筑外，全是清雍正年间(1724至1730年)建造的。
    
    今天到曲阜去参观孔庙的人，若由南面正门进去，在穿过了苍翠的古柏林和一系列的门堂之后，首先引起他兴趣的大概会是奎文阁前的同文门。这座门不大，也不开在什么围墙上，而是单独地立在奎文阁前面。它引人注意的不是它的石柱和四百五十多年的高龄，而是门内保存的许多汉魏碑石。其中如史晨、孔庙、张猛龙等碑，是老一辈临过碑帖练习书法的人所熟悉的。现在，人民政府又把散弃在附近地区的一些汉画像石集中到这里。原来在庙西双相圃(校阅射御的地方)的两个汉刻石人像也移到庙园内，立在一座新建的亭子里。今天的孔庙已经具备了一个小型汉代雕刻陈列馆的条件了。
    
    奎文阁虽说是藏书楼，但过去是否真正藏过，很成疑问。它是大成殿主要组群前面“序曲”的高峰，高大仅次于大成殿；下层四周回廓全部用石柱，是一座很雄伟的建筑物。www.unicornbbs.cn
    
    大成殿正中供奉孔子像，两侧配祀颜回、曾参、孟轲……等“十二哲”；它是一座双层瓦檐的大殿，建立在双层白台基上，是孔庙最主要的建筑物，重建于清初雍正年间雷火焚毁之后，1730年落成。这座殿最引人注意的是它前廓的十根精雕蟠龙柱。每根柱上雕出“双龙戏珠”，“降龙”由上蟠下来，头向上；“升龙”由下蟠上去，头向下。中间雕出宝珠；还有云焰环绕衬托。柱脚刻出行山，下面莲瓣柱础承托。这些蟠龙不是一般的浮雕，而是附在柱身上的圆雕。它在阳光闪烁下栩栩如生，是建筑与雕刻相辅相成的杰出的范例。大成门正中一对柱也用了同样的手法。殿两侧和后面的柱子是八角形石柱，也有精美的浅浮雕。相传大成殿原来的位置在现在殿前杏坛所在的地方，是1018年宋真宗时移建的。现存台基的“御路”雕刻是明代的遗物。
    
    杏坛位置在大成殿前庭院正中，是一座亭子，相传是孔子讲学的地方。现存的建筑也是明弘治十七年所建。显然是清雍正年间经雷火灾后幸存下来的。大成殿后的寝殿是孔子夫人的殿。再后面的圣迹殿，明末万历年间(1592年)创建，现存的仍是原物，中有孔子周游列国的画石一百二十幅，其中有些出于名家手笔。
    
    大成门前的十几座碑亭是金元以来各时代的遗物；其中最古的已有七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孔庙现存的大量碑石中，比较特殊的是元朝的蒙汉文对照的碑和一块明初洪武年间的语体文碑，都是语文史中可贵的资料。1959年，人民政府对这个辉煌的建筑组群进行修葺。这次重修，本质上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重修：过去是为了维护和挽救反动政权，而今天则是我们对于历史人物和对于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给予应得的评定和保护。七月间，我来到了阔别二十四年的孔庙，看到工程已经顺利开始，工人的劳动热情都很高。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彩画工人中有些年轻的姑娘，高高地在檐下做油饰彩画工作，这是坚决主张重男轻女的孔丘所梦想不到的。过去的“衍圣公府”已经成为人民的文物保管委员会办公的地方，科学研究人员正在整理、研究“府”中存下的历代档案，不久即可开放。
    
    更令人兴奋的是，我上次来时，曲阜是一个颓垣败壁、秽垢不堪的落后县城，街上看到的，全是衣着褴褛、愁容满面的饥寒交迫的人；今天的曲阜，不但市容十分整洁，连人也变了，往来于街头巷尾的不论是胸佩校徽、迈着矫健步伐的学生，或是连唱带笑，蹦蹦跳跳的红领巾，以及徐步安详的老人……都穿得干净齐整。城外农村里，也是一片繁荣景象，男的都穿着洁白的衬衫，青年妇女都穿着印花市的衣服，在麦粒堆积如山的晒场上愉快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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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兴趣和有时间，不妨找到这本《中国建筑艺术》来一睹为快，那里有一个比较真实的共产党员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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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艺术二十讲（插图珍藏本） 梁思成（著） 线装书局出版 定价 68．00元
    　　《中国建筑艺术二十讲》，精心选取梁思成关于中国古建筑的演讲和中国古建筑的个案研究，辅以两百余幅精彩的古建筑图片，将是梁思成目前装帧最精美的一本书，也是众多梁迷必藏的图书。
    
    　　梁思成(1901-1972) 著名建筑家1924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1927年获建筑硕士学位。同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1928年回国，任东北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和教授。1933年兼任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先生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目录
    
    　　第一讲 建筑是什么
    
    　　第二讲 建筑的艺术
    
    　　第三讲 建筑的民族形式
    
    　　第四讲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第五讲 中国建筑的特征
    
    　　第六讲 中国建筑的类型
    
    　　第七讲 中国的佛教建筑
    
    　　第八讲 中国建筑中的塔
    
    　　第九讲 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
    
    　　第十讲 店面 店面简说
    
    　　第十一讲 阁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及门考
    
    　　第十二讲 桥 赵县大石桥即安济桥
    
    　　第十三讲 民居 山西民居第
    
    　　十四讲 寺 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第
    
    　　十五讲 庙 曲阜孔庙
    
    　　第十六讲 晋祠
    
    　　第十七讲 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
    
    　　第十八讲 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
    
    　　第十九讲 平效建筑杂录
    
    　　第二十讲 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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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度百科”所介绍的梁思成：
    
     【个人简历】
    ? 【丰功伟绩】
    ? 【主要著作】
    ? 【古建筑调查报告】
    
    梁思成 (1901-1972)
    
    建筑学家，广东新会人。
    
    【个人简历】
     1901年4月20日生于日本东京，梁启超长子。曾在日本神户同文学校读书。
     1912年9月，随父母回国，先后在北京汇文学校、崇文高小及清华学堂肄业。
     1924年6月赴美国，先后在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美术研究院攻读。
     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
     1924年赴美留学入康乃尔大学，不久转学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1927年2月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士学位，当年6月获硕士学位。7月～1928年2月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研究世界建筑史。
     1928年入美国哈佛大学美术研究院学习。3月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经欧洲考察意、法、希腊等国建筑艺术返回北京。8月，梁回到东北，到沈阳东北大学创办了建筑系，任东北大学教授兼建筑系主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任研究员、法式部主任（至1946年），致力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到任后，组织调查组到荒山野岭寻找古建筑遗物。６年间，走遍华北十余省、百余县，对二千多处古迹遗存和文物进行勘测研究，获得重要成果：
     1933年在蓟县发现北宋双层木构建筑独乐寺观音阁；还有宋初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以及河北省正定县隆兴寺的铜观音。
     1937年初，他和夫人林徽因（中国第一个女建筑学家）到五台山，发现建于唐代的大佛光寺大殿木构建筑以及山西晋祠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举家南迁，由华北经华中到西南的昆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到各处调查勘探古崖墓和佛道教石窟摩崖雕刻。
     1939年再从昆明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起，以便利用该所的图书资料研究古建筑。在中国营造学社停止野外调查后，他便专研古代专著《营造法式》。
     1941年还担任前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1942年接受国立编译馆委托编写《中国建筑史》，历经两年多才完成。
     1944年起，梁被任为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梁回北平，向清华大学校长建议增设建筑学院，首先开办建筑系，学校当局聘请他任建筑系主任到1972年。11月，被派去美国考察，应耶鲁大学之聘为访问教授，应耶鲁大学聘请讲授《中国艺术史》。
     1947年1月-6月，作为中国代表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顾问。4月，参加普林斯顿大学“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作了《唐宋雕塑》与《建筑发展》两上学术报告，并获得该校授予文学博士学位。6月，再次应美国耶鲁大学之聘为访问教授。之后，还出席该校举办的“体形环境学术会议”，获得城市建筑整体结构规模方面的知识，回国后建议把建筑系改为营建系，更好地培养建筑和城市规划的专门人材。
     1948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４月，被选任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梁仍任清华大学教授兼营建系主任，同时受聘为中央直属的修建处（建筑工程部前身）顾问。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建筑学会第一至四届副理事长，北京市第一至三届政协副主席。担任过国徽的设计组长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历任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城建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土建学会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委员，全国科协、科联委员会委员，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委会副主任，中国建筑科学院建筑历史理论研究室主任，北京土建学会理事长，北京市科协副主席等职务。参加过北京十大建筑设计工作，对保护北京古文物建筑提出过很多建议，对保存团城和成贤街牌楼作出了贡献。
     1962年，梁思成南下广西调查，还回到新会故乡茶坑村与乡亲团聚，在县城指导华侨大厦改建工程，对县里建设提出合理建议。回北京后，又接受为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设计，为促进中日友好作出努力。英国著名建筑学者李约瑟说他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极“左”势力迫害， 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而遭受批判，身心受到摧残。
     1972年1月9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1岁。打倒“四人帮”后，恢复名誉，并决定整理编辑出版他的著作。
    
    
    【丰功伟绩】
    
     梁思成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可以将中国的传统建筑形式，用类似语言翻译的方法转化到西方建筑的结构体系上，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新建筑。他和夫人林徽因一起实地测绘调研中国古代建筑，并对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中国建筑史学奠定了基础。1940年，因抗战营造学社不得不迁居四川李庄，在非常年代的这一时期，虽有川滇古建筑考察，虽完成了多项研究课题，但却是整体工作困难重重、惨淡经营，留下许多遗憾，营造学社以致1946年不得不宣告解体。梁先生强调说:“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在这一时期，学社经费匮乏，学社成员生活极度艰辛。梁思成仍强忍着病痛，坚持实地考察，并完成《中国建筑史》等重要文稿的写作。这部《中国建筑史》是梁思成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共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著的，因此可以说它是体现学社治学观点和方法的代表作，是早期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建国后，梁思成在建筑创作理论上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强调新建筑要对传统形式有所继承。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因提倡新建筑运作大屋顶等传统形式和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梁思成的这些理论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多数建筑师的思想和政府的希望，直到今天依然对中国建筑界有很大影响。梁思成主要作品有吉林大学礼堂和教学楼、仁立公司门面、北京大学女生宿舍、人民英雄纪念碑、鉴真和尚纪念堂等。曾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 梁思成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中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中国古建筑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倡导者之一，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
    
    
    
    
    【主要著作】
     《清式营造则例》、《宋营造法式》、《中国建筑史》、《中国艺术雕塑篇》、《中国雕塑史》；
    
    
    【古建筑调查报告】
     《蓟县独乐寺山门考》、《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等17篇；
     另外，在报刊发表有90余篇文章。此外， 用英文撰写发表在美国百科全书的有《中国建筑和艺术》等６篇。其生平著述被收入《梁思成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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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思成为何抑孔扬毛？现在可以有答案了。
    
    从上述“百度百科”所介绍的梁思成的个人简历来看，显然，梁思成抑孔扬毛，是他身上的共产党员的党性起了作用。在梁思成身上，共产党员的党性最终战胜了建筑学家的良知，这大概也是一切“反动学术权威”的共同特点。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等到1966年才被打倒。而早就死在（肉体死亡或者政治死亡）“十七年黑线专政”（1949—1966年）中了。例如梁思成，在挖苦完孔子的失落、控诉完孔府的“罪恶”之后，并没有能够多神气几年，就步其后尘归入了反动阶级。这就是为虎作伥者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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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篁居
    
    2008-4-27 2:15:00/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