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评论　　山东平度市农民被政府强迫上楼，这个过程给掌握权力的人带来各种利益，而该市李园街道代家村村民对记者感叹，“搬上楼，把老百姓都搬穷了”（1月20日新华网）    
     　　严格说来，平度市农民“被上楼”已不是新闻了。此前有报道说，山东诸城市宣布取消全市所有行政村建制，生生造出208个“万人村”。曾被评为河北省生态文明村的廊坊市董家务村，如今已拆成一片废墟。江苏邳州市坝头村被整体拆迁，村民徐传玲因付不起购买农民公寓的差价款而自杀，另有村民因反抗而被拉到湖边受到“沉湖”威胁。
    
    　　曾记否，有权威人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告诫言犹在耳，农民被“逼上楼”或“打进楼房”，今日仍在上演，并且这一切是在让农民过上“城里人”好日子的借口下进行的。
    
    　　在“被上楼”的每一个案例中，都能看到地方政府行使强制权力时的骄横。从报道看，折腾农民兄弟，平度市也没少用公权力，甚至拳脚并用，表现得很彪悍，金沟子村村民因为拒绝交地“上楼”被打，最后不了了之即是明证。随手在网上查阅了该市的相关资料，意外看到平度市市长于显祥2010年1月20日在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顿悟平度“上楼运动”之玄机。
    
    　　说来也巧，这份施政报告从发布到平度“上楼运动”被媒体披露，时隔整整一周年。于显祥在报告中说，“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为重，加快建设和谐平度。始终把满足民生诉求、改善民生福祉作为政府工作的不懈追求”，“进一步提升群众幸福感、社会和谐度”。我想在这个大背景下，“被上楼”在当地干部眼中无疑是对农民的“恩惠”与“拯救”，是有名分和来头的，做起来甚至很崇高，只是市长倡导的幸福观与农民现实的幸福感是南辕北辙了。
    
    　　我不知道平度市市长是否出身农家，是否知道山东本地作家王润滋在小说《内当家》中的一句经典语言——庄户人家过日子，哪能没个鸡屎鸭浆的。农村村庄的兴衰是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变迁的结果，农民在自家宅基地上的自建房屋内，喝井水，生柴火，不需支付这费那费，还可以种菜养猪补贴家用，甚至大部分的日常生活消费都来自于此。被强迫“上楼”，这部分收入没有了，“喝口水都要花钱”了。如没有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收入来源，能否长期维持就是个大问题。
    
    　　金沟子村村支书陈俊元认为没有了土地，农民生活是“更好”的。土地的增值收益被权力和资本“合谋”拿走，陈俊元是不是既得利益者之一不好妄加揣测，但他的盲目乐观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真实的民意是不难判断的，因为在山东调研的专家都感叹“还没有碰到不被抱怨的农民上楼、重建”。农村不仅仅有“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诗意画意，它还一直被称为中国社会的“减压阀”和“蓄水池”。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下半年引发了较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正是有家可回、有地可种，中国社会避免了大的震荡。我常想，如果他们只能聚集于城市“贫民窟”和缺乏产业支撑的农村居民新区，后果又是怎样的呢？
    
    　　报道说，位于平度城东的金沟子村近几年耕地急剧减少，全村800多人即将无地可种，24万多平方米土地被用于商业开发。在“没有房地产就没有 ‘新中国’”的语境下，相应就会有“没有房地产就没有新乡镇”。设想，诸如金沟子村等没有了土地的农村成了“新农村”，诸如村民程建等失去了耕地的农民自然该叫“新农民”了。那么，失去了生活保障的日子就该是“新生活”了。只是这种“新生活”农民未必买账，此前不是有四川双流农民“被上楼”四年，宁睡羊圈不住楼房的报道么？在社会保障基本还是空白的农村，彻底失去土地的农民“喝口水都要花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呢？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其中的沉重说起来都是眼泪。如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才有点眉目，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刚刚破题，一批又一批农民却“被上楼”，不少地方统筹城乡发展变成了只统“土地”而不统“农民”，说起来何止是眼泪。应该看到，悲哀的不单是土地被掠夺，而更是“被上楼”的农民都“搬穷了”，还被贴上“满足民生诉求、改善民生福祉”的标签。 博讯自由发稿

团派与太子党只是暂时 领导人不变革 社会出乱子 2011/02/04

明镜 中共十八大两年后召开，高层人事布局的较量早已展开，最后到底是“团派”取得优势，或者“太子党”权力突出，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不论如何，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张炜认为有一点可以确定：“团派”和“太子党”在中国的过度阶段，都只是暂时现象，胡锦涛将是最后一个团派的领导人。 “团派”、“太子党”只是暂时现象 今年6月省部级高官进行异动，团派主政的省分并未增加，有分析认为，此结果显示近年团派在地方并非一派独大，而且前总书记江泽民在“上海帮”失势后，改扶持“太子党”以对抗“团派”的策略奏效。 张炜认为，“团派”和“太子党”在中国目前的过度阶段里，都只是暂时现象。团派是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中国遵从官本位，没有退休制度，堵塞了一大批官员升迁的道路下产生的一批人，在当时的局势下，只有青年团里有年青人的机会，而一旦坐到青年团的位置，就是在中共体制内部坐到级别较高的位置，一旦离开青年团，就必须安排他到一个相同的位置上，如此，此人就比其它同年、又没在青年团待过的人有官位优势，另一方面，跟同样官位的人比较起来，又具有年龄优势，使得青年团成为一个升迁的渠道。 但90年代以来，中国干部退休制制度化后，加以政府内部的技术、经济管理官员、大型国有企业增多，“团”的路较不突出，团派过程会逐渐衰弱，因此，张炜预料，胡锦涛会是最后一个团派领导人。而“太子党”也不可能长期存在。中共的第一、第二代领导人，都在党的核心位置上待了很长时间，人脉深广。从江泽民一代开始，中央的“领导核心”大都不超过两届，早已没有老一辈的权势和威严，他们的后代在晋升上虽然也有优势，但也远不如老一代领导人的后代们优势之大。他们早已没有了“皇上”的威严，“太子”们也就自然式微了。 “目前因为习惯使然，‘团派’仍受到许多人关注，但他们也有先天不足之处。”张炜解释，相对于技术官员，“团派”技术上的资本不够，掌控实际工作的能力也有缺陷，虽然有的人经过一段时间后，上级有意识地弥补此项缺陷，但弥补过程太仓促，也很难完全解决先天不足的情况。 “比如在团里待过的书记和副书记，在一定时间后被派往地方。他们先派去做省长，是省里的第二把手，他们的第一把手一定是比较强势、能干、能把责任担起来的人，一段时间后，让他们当省委书记时，中央一定会派一个实际操作能力强的省长辅助他们，所以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其中利益面的色彩浓厚，容易引起不满。”张炜说。 目前普遍认为江泽民仍在发挥影响力，只要他的身体许可，他的声音在十八大前仍可能是最强的。张炜认为，一个派别群龙无首是不行的，但江泽民已经离开五年多，他不像毛泽东、邓小平，在党内经历如此长的时间。 不过，张炜指出，江泽民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1990年代时，他有特殊的机遇，使得他在许多位置上很快地安排自己的人，尤其当他离开的时候，这些人还在位置上，比如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一半以上仍然是江泽民的人马，所以与其说江泽民发挥作用，不如说目前在江泽民安排下的班底发挥作用。这种制度，由于没人有绝对的权威，所以一个班底的存在，会影响现行的领导人发挥作用。 而如果胡锦涛在十八大后仍留任军委主席，张炜认为这个作法会“非常愚蠢”。“江泽民当时这样做，本身就是一个败笔，邓小平在80年代长期担任军委主席，不是因为军委主席的位置给邓小平带来权威，而是他个人的历史和在党内长期领导职务，让他拥有权威。江泽民错误地以为军委主席能带给他权威，如果胡锦涛聪明的话，就不会这样做，这既不会给他带来下一届政治安排所需的权威，也不会带来历史上的声誉。” 领导人不变革、社会出乱子 中共的接班过程已经与以往不同，张炜表示，目前看来，中共在接班问题上有一个协商机制。现在已非毛泽东时代的完全垄断或邓小平时代的寡头政治，而是开辟了多种可能性，但这个机制有其问题，协商各方一旦错误判断形势，还可能在权力交接当中出蒌子，因为制度本身没有正规机制，所以不代表一劳永逸有了和平、顺利交接的机制，真正的和平机制必须更加透明、民主化。 对于第五代领导人的可能作为，张炜抱持相对乐观的态度。“我认为在习近平时代，中国完全有发生变革的可能性，因为从90年代到现在，赵紫阳对江泽民、胡锦涛的重要评价是：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他们只是守成，整个机制靠惯性用作，他们不具领袖气质、不去解决中国发展的方向问题，虽然对他们来说，守住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是个机会，但他们不主动解决社会矛盾，他们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时间推移，能让矛盾自然消化掉。” 只是，张炜表示，现在看来矛盾不旦不会自动消化，还越积越深，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越来越弱，因此需要下一个班子来解决矛盾，若不解决，社会可能出现大问题，新领导人也不可能像江泽民、胡锦涛那样不解决矛盾。 此外，张炜指出，中央最高层的领导核心，从毛泽东一路到胡锦涛，权力的势头正在递减，因为讯息更加广泛后，核心权力遭侵蚀，加上第五代领导人在党内担任领导职务的时间，不像过去的人那么长，自己的班底也不会这么巩固，如果处理问题没有新的角度，将很容易遭受政治危机。 第三点，张炜表示，习近平和胡锦涛比较起来，在中央军委担任耿飙秘书时，已在接触核心层，并在1982年时到河北农村，在外省一干20多年，说明他是个有抱负之人，也了解中国基层问题，“当然，随着时间推移，他的抱负被党内利益导向淘汰的机制消磨多少，他又有多大的魄力，是另一个问题。” 最后，张炜认为，习近平的父亲在共产党斗争当中受到残酷对待，习近平也因此过了一段苦日子，使得他虽然习惯共产的一党专政，但也看到社会矛盾之处，若习近平想减轻社会矛盾、推动变革，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如果他们坚持不变革，他们控制局是的能力一定不会特别强，中国社会一定会出比较大的乱子，这个制度很可能终结在他们这代人的手里。”张炜说。（完） 张炜认为，如中国领导人坚持不变革，社会一定会出比较大的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