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要不要全文披露下面所載余秋雨的交代檢查問題上，筆者是有過躊躇的︰將這類“文革”史料公開發表出來，似有損于余秋雨“永遠站在正面”的形象，但他既然在新作《我等不到了》中把說出余秋雨“文革”真相看作是所謂“刑事犯罪案件”，批評他的人在犯“誹謗罪”，那我作為一個“文革”文學研究者和“余秋雨現象”關注者，為什麼就不能談談自己跟余秋雨完全不同的看法呢？ 在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背景下，一位姓陸的女士于1978年5月19日揭發余秋雨參與了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活動︰ 這篇文章是王知常在1974年初布置我寫的。最初題目是《封建禮教與賈政》，王知常在與我討論時說，文章寫賈政在大觀園里的地位，寫賈政用孔學統治大觀園，賈政是大觀園中制定政策路線的。文章通過賈政揭露封建禮教的虛偽與虛弱性，通過賈政這只紙老虎反映沒落封建階級也是紙老虎、一切反動階級都是紙老虎。最後，王知常說，這篇文章要講階級關系，階級壓迫，講孔子也是賈政，誰要知道孔子是什麼人，就可去讀讀《紅樓夢》。 根據王知常規定的文章層次，我寫了一個初稿。初稿中主要排列了《紅樓夢》中有關賈政尊孔、重封建禮教的一些材料。初稿交給王知常，他看後不滿意說，我叫你們文藝組同志再修改。以後，文章由余秋雨同志搞。小余在寫之前以及在寫的過程中，均未與我有過討論。發表前，我也未看過文章，發表後題目已改為《賈府里的孔聖人》，其內容也完全由余秋雨重寫。我的初稿，小余原封不動地還給了我。 大家知道，賈政是大觀園的總管，再加上王知常講“孔子也是賈政”這句話，聯系當時“四人幫”“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政治用意，批賈政顯然是影射周恩來總理。“其內容也完全由余秋雨重寫”，這說明余秋雨今天享有《賈府里的孔聖人———賈政》此文的著作權。 由于陸女士的揭發，余秋雨很快檢查交待自己炮制此文的經過︰ 此文選題及最初幾稿的情況我都不知道。只記得1974年3月，當時臨編組（古按︰即《學習與批判》臨時編輯組）的XXX同志交給我評賈政的稿子，叫我看。我看後提了一些寫作上的意見，XXX同志就叫我改一下。我當時是否提出過要求，記不清了。只听說這篇文章王知常與陸XX同志討論過。後來有一次我在食堂遇見王知常，問他這篇文章是怎麼回事，他說，他與小陸討論過，現在稿子中有關賈政的材料都集中了，缺點是比較零碎，比較散。要寫賈政表面莊嚴，實際虛偽，表面強大，實際虛弱。借賈政批劉少奇、林彪、甦修、美帝。現在稿子中虛偽一面寫了，虛弱的一面沒有寫。叫我可以把《獨往獨來析》（批林彪的一篇雜文）中寫林彪虛弱的內容吃一點進去。 在修改時，我沒有再去找小陸，因此始終不知道王知常怎麼與小陸討論的，具體授意是什麼。我看小陸的稿子，主要批了賈政的虛偽，集中了這方面的不少材料。但虛弱的一面確實寫得很少。因此我在文章後半部分加了“虛偽是虛弱的一種表現”，賈政對自己的家庭“一籌莫展”、“束手無策”，“既愚蠢又貪婪，是一個什麼學問也沒有的家伙”，賈政“極端孤立”，“偌大一個賈府，沒有一個人真正與他感情相通”，“是一個獨往獨來的孤家寡人”，“既是一個欺世盜名的偽君子”，“又是一個不斷喟然長嘆，經常淚痕滿面的失敗者”等內容。在文章前半部分講賈政虛偽的部分，我也加了一些內容，如︰“賈政的反動、虛偽和必然失敗的命運”等等，很能概括孔丘及其信徒的一些共性。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能從這個藝術形象中看到二十世紀中外尊孔者們的嘴臉和行徑。其中兩段魯迅批孔孟之道的話，記得也是我加的。文章的文字也作了較大的修改。 這樣改下來，文章的基本觀點是︰1，《紅樓夢》一書的反孔傾向，比較明顯地體現在賈政這個形象的刻畫上；2、賈政是儒家統治思想的化身，作為一個藝術典型，概括了孔丘及其信徒的一些共性；3、賈政表面“謙恭厚道”，實際上大有惡霸作風，如打寶玉就是一例，與林彪之流“破釜沉舟”“辣手造乾坤”相類；4、賈政表面“泛愛眾而親仁”，實際上賈府逼死了金訓兒等許多丫環。所謂“端方正直”、“禮賢下士”、“古樸忠厚”，實際上因薜蟠打死了人而徇情枉法，與貪贓暴虐的賈雨春來往熱絡，甚至還公然納賄；5、之所以虛偽，其中一個原因是虛弱。賈政無能，什麼能力和學問都沒有，實際統治能力很差；6、賈政孤立，沒有人與他感情相通，是獨往獨來的孤家寡人，很像當年孔丘“惶惶然若喪家之犬”，“孑然一身”的情景；7、整個印象是表面莊嚴，實則虛偽，表面強大，實則虛弱。上溯孔老二下到劉少奇、林彪之流，模樣大體相類；8、甦修、美帝也有點像賈政。他們的“大觀園”早已危機四伏。 我在修改這篇文章時不知道布置者有什麼其他政治目的，以為是借賈政批林彪的。發表後也沒听到其他反映。“四人幫”粉碎後，在清查和揭批運動中，我進一步認識到，這篇文章把評“紅”也納入了批孔的軌道，因此客觀上也迎合、附和了“四人幫”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陰謀。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效果，是與文章本身存在的問題分不開的。離開了《紅樓夢》這本書的形象內涵，離開這本書在當時作者反映的社會現實的關系，侈談什麼“歷史經驗”、“階級斗爭規律”，這當然就不可能真正評好“紅”，也不可能真正總結好“歷史經驗”，只能為人所利用。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余秋雨 1978年6月12日 中共上海市委駐原寫作組工作組編印過一批給市委常委、市清查辦公室、市委宣傳部負責人閱讀的《清查報告》。這份交代檢查便采自第71期。前面沒有“秘密”或“機密”二字，屬一般性的材料，共印50份。 余秋雨屬于當年寫作組文藝組據說是八位“說清楚”對象之一。他寫的揭發材料題目為《余秋雨同志揭發炮制〈賈府里的孔聖人———賈政〉一文的情況》。名為“揭發”，其實也有檢查和交代的內容。這種交代檢查，也可稱之為“悔過書”，從余秋雨此文最後一句“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亦可以看出他所表白的悔過之意。 至于里面提到“其中兩段魯迅批孔孟之道的話，記得也是我加的”，說明余秋雨離開“石一歌”後，仍把“石一歌”歪曲魯迅的“跟風”手法帶到了更核心的寫作組本部，並發揚光大之。這正說明他講自己1973年離開“石一歌”後沒寫過“跟風”文章，完全不符合事實。 余秋雨是一個善于掩飾和改編自己“文革”歷史的人。他在多種場合包括這次寫《我等不到了》講過自己從未寫過大批判文章，可在上述“悔過書”中，可看出他不但寫過，而且還幫別人修改過這類文章；他說自己在“文革”中沒有批判過任何一個人，可這份“悔過書”里他承認批判過劉少奇。“附和了‘四人幫’批林批孔另搞一套”，這“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破譯出來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即是把矛頭指向周恩來。如余秋雨改稿時把賈政塑造成“獨往獨來的孤家寡人”，便是影射周恩來左右為難，夾在毛澤東、鄧小平當中，“沒有人與他感情相通”。 當然，余秋雨也是受蒙蔽的，正如他自己在“悔過書”中所說︰是被別人“所利用”。正因為他是受別人利用，常常被上海“寫作組”二號頭頭王知常當槍使，所以他還不是某些人所夸大的是“‘四人幫’帳中主將”，他“說清楚”以後便過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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