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东方神话】罗海英音乐专辑选听
来源: 秋凉如我心 于 2011-02-07 wenxuecity
谢选骏：“第三期中国文明” 与埃及的“新王国时期”
一、中国是当代世界的“埃及”
“中国是当代世界的埃及”——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处境，很像两千年前的埃及在地中海区域的处境。
埃及历史的提示是：军国主义开端的“新王国时期”；这与中国近代史的“野蛮主义运动”、军阀建国具有神似——它们都是由“雅利安人的入侵”引起的。入侵埃及的是希克索斯人，入侵中国的是欧洲人。
[1975年，奥地利一支考古队利用雷达成像技术，在埃及东北部拍到一片绿油油的农地下，埋有三千五百年历史的地下古城，城内有街道、房屋、神庙和坟墓等，挖掘出土还需要一段时间。考古队也同时发现两座岛屿，以及一条曾流经该城的尼罗河支流。这座城史称“雅法利斯”（Avaris），是属于“雅利安人”的希克索斯入侵者在开罗北方兴建的夏都（首都在孟菲斯）。埃及文化部长表示，古城位于特拉都拔的耕地与城镇下面，可能是在公元前1664至1569年间所建。奥地利考古队自1975年便在该处进行研究，地下古城面积究竟有多大，仍待研究。埃及古迹最高委员会秘书长表示，在人口稠密的尼罗河三角洲，不太可能开挖古城，依靠“非侵入性技术”确认古城区的分布是最佳选择。埃及法老阿摩斯一世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将希克索斯人赶出埃及，并摧毁了所有希克索斯建筑及其相关纪录，因此这里拍到的古城样貌，十分珍贵。——有一天，中国会不会像埃及人摧毁所有的希克索斯建筑一样，摧毁所有的欧洲建筑？！]
1、既然能把前亚述或前马其顿时代的古代埃及的“古王国”本土文明称作“法老文明”；为什么不能把前佛教或前五胡时代的古代中国的本土文明称作“天子文明”呢？
2、是的，如果用“古王国时期之后的中王国时期”来观察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到明朝末年的历史，则佛教进入之后，显然使得中国本土文明（也就是“第一期中国文明”）逐渐演化为“第二期中国文明”。
3、如果用“中王国时期之后的新王国时期”来观察中国，则（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前的儒释道三教文明即）“第二期中国文明”结束之后、全球化时代开始以来的“第三期中国文明”，中国显然正面临着古埃及同样的命运：在欧化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主体性”。
4、虽然都受到“天子文明”的影响，但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中国文明却在程度上不同：它或是体现为先秦的王国时代，或是体现为秦汉以后的帝国时代，或是体现为现代以来的僭主时代——这个僭主时代还没有过去，并注定要给未来世纪注射某种奇特的东西——那多少也是属于“天子文明”的广延。“天子文明”的影响，是很难用“文化大革命”式的暴力、诡计，来予以摧毁的。
新王国的开拓者们——必须担当“天子文明”的真相，这一类似“法老文明”的历史真相。新王国的开拓者们也需要更新“天子文明”的期望！新王国的开拓者们因此益寿延年，得以推广这至关重要的暗示。
二、英雄精神的形态
英雄精神的形态，针对自身的生存处境而发。它要“控制自己的命运”，充满“把握命运”的人类野心──这宏图总以悲剧式的巨大声响崛起、落空、再度崛起、再度落空……在这无止境的“轮回”中，人改造了自己的文化，改造了他自己以前设计的世界，甚至改造了自然。
英雄精神源于不满与反沉，所以任何处境里面兴起的英雄精神，都是独特的、不可复现的；后人追寻不到它了，只能凭吊其遗迹。英雄时代披荆斩棘。英雄精神的种子、英雄活动的耕耘、英雄史诗的灌溉──为我们留下了两份重大的遗产：
一、抽象、信息化的“精神遗产”。它包括“从神话中派生出来的各种世界观”，以及体现了民族精神的情趣、历史、想象、传说等特质，以及通过语言或图像、尤其是通过文字传递下来的种种知识、记载、符号体系。这是“复古主义”的真实基础。
二、具体的、实体化的“物质遗产”。它包括从家屋到生产工具、经济作物在内的整个“人工的自然”。以及从民俗礼仪到面部表情再到待人接物的方式等所有的“表达感情和社会联系的方式”等等。这是““社会遗产”的生活方式。
信息化的遗产和实体化的遗产，融合成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它们的实际功能和处理方式却大为不同。
对前者，可以“抽象继承法”处理。即，用当代人全新的理解去注释它、分解它、吸收它。事实上，历史上的文化创造者们，也正是以这种微妙的态度去对待“前人的遗产”的。
但对后者，对实体化的遗产，对那些至今制约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固定着我们的处境、弥漫在我们思维、控制了我们言论的“社会圈”，却是无法“抽象继承”。这是社会革命的真实基础和完整对象。
三、最后的贵族
最后的贵族就是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想国”的人们，他们人数不多，但却引导了未来的方向。古往今来的各种乌托邦与“理想社会”虽有形态上的差异，但在以下一点却殊途同归地一致：
理想国度的观念都想为人的群落生活寻求一种最终的确定牲。而这种确定性又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枯燥的、静态的形式。为确保这些形式，只有乞灵于人为的隔离措施。陶渊明的桃花源位于人迹罕至的深山中，柏拉图的“大西岛”孤立在汪洋的包围里……都表明了乌托邦的与世隔绝而非仅仅是隔离！而破除隔绝，则招致腐败。理论的声音喧说，“腐败是必要的，若无腐败，世界将充满废物”──腐败过程使得废物化为乌有。尽管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腐败过程是令人厌恶的。
正是在这厌恶腐败的心理下，人类早期遭遇过的自然险阻，在文明社会里却被尽情理想化了。古代之“害”变为现代之“利”──自然的刁难变为上帝的赐福。厌恶腐败、追求确定性的意志，是一切社会正义的源泉，但乌托邦毕竟是脆弱的，因为它违背了人性，比乌托邦远为强大的是，几万年种族与文化的隔离所造就的“多样传统”，包括种族自身，就是这样的传统结晶。
四、中国的一体化
中国地域广阔、部族众多、方言混乱、各地民俗差异极大，所以中国追求的现代社会一直难产。这是因为，所有现代社会，都是建立在“统一标准”之下的，没有社会规范的标准化，就不会有所谓的“法治”甚至法制。没有“法治”，现代化是无从谈起的，“民主”更是遥不可及。中国领导集团现在还说着方言，连国语、普通话都不会说，这样的人自然“无法无天”，如何懂得“治国”呢？听之自流，难怪构成了中国一体化的绝大障碍。中国一再分裂，一再拒绝一体化──难怪复兴无望、苟延难再。
中国的黄金时代，有待于“一个巨大的希望之潮”和“一个坚定的意志之塔”之结合。而中国的一体化，则是这一结合具体体现。中国，若没有一体化作为真正的“枢纽”──那就永远是一个“前现代的天下”，一个“公共殖民地”，而无法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行列。中国这块不幸的公共殖民地，蒙古人可以践踏，满清人可以入主，欧美人可以租借，日本人可以侵占，苏联人可以扶植傀儡政权……唯独中国人自己不可以拥抱。中国人的处境，和奥斯曼治下的阿拉伯人、莫卧儿治下印度人、欧洲人治下的美洲印第安人、英国治下的澳洲土人，其实并无差别。这都是因为，中国缺乏必要的内在一体化，结果只能让外人帮助我们提供外在一体化的粘合剂。
我先是希望改变中国的命运。我后是希望中国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最终希望上天可怜这片不幸的地土。
我希望“一个坚定的意志之塔”能控制中国近代的左右摇摆；我希望“一个巨大的希望之潮”能恢复中国群众的生命能量。我希望中国的一体化就可以成为文明的苗圃和芳甸：中国民族将消除八百年来亡国印记，争取复兴的千年事业。
五、外来力量塑造中国
未来中国的一体化过程，将立足于国际环境的平衡。正如现在中国有“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裂，而这一分裂，也是立足于世界的两极化：立足于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
观察一下埃及历史，就会发现“新王国时期”的埃及，都是由“国际力量”来影响甚至塑造的：亚述、波斯、马其顿、罗马。这就像中国近代历史，也是由“列强”来影响甚至塑造的。中国近代的一切内部革命，都是由外部原因促成的，这与毛泽东强调的“内因论”正好相反。甚至毛泽东本人的理论和实践，也都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部分，代表了外来力量对中国的干预、征服和“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1982年10月3日）
谈于丹的国学 张民昌
每逢此国有“事”或“喜事”，要开什么“团拜会”，或“人、财分配会”，网络都要被“安检”、被封锁，因此，除了为此国歌功颂德，写花描草，其它的都写不上去，用当年二诸葛的话，是“不宜”（二诸葛，小说《小二黑结婚》中人物）。
自己“不宜”歌功颂德，也“不宜”写花草，又“不宜”“请恩典”，只好妄言一次，谈一下不太熟识的“国学”。
尽管我对“国学”的范围不太明确，可我对这几年冒出来的“国学”一直是腹诽。因为，一次听了于丹教授的讲演，她解释孔子的某一句，竟说出“我们要对国家有信仰”——此一句就足让我不屑了；还有于丹教授用颜回之语奉劝乃师：“您曾经跟我们讲过，假如人不能改变世界，那应该改变自我的内心。”有人考证，孔子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话，这只是于丹之言。
直觉告诉我，于丹教授是在编造“国学”，否则，她不会把国学说得这么露骨。
后来的事实证实了：于丹在参加北京党代会期间，她的一个学生跳楼了，她得到消息后，认为正在会议期间，没去探视，而是继续开会讨论“和谐”或是“国学”——此即为她的“信仰”。
“国学”的系统思想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儒家的“仁者爱人”，或孔子说的“入世”之念，孟子说的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
一个会议比人的生命重要，如此之观念，如此之“党性”，让人不可思议。这是今天的国学？我认为它起码是露出的马脚。
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古人是很看重的。而今的“国学大师”们都是特殊材料组成了？能与时俱进是好的，但也不至于俱进到远离人性的地方吧。
孔子过去能讲“仁义”，讲“有教无类”，抨击时政“苛政猛于虎”等，关注下层民众；孟子也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具有民本思想；老子更说：“人民所以饥饿，就是由于统治者吞食赋税太多，因此陷于饥饿。人民所以难治，就是因为统治者强作妄为，因此难于管治。”（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第七十五章）
而今天，人们一直没听到“国学大师”们谈此，在谈时政的同时，于丹还忘不了叫人们有国家信仰后，再“熬心灵鸡汤”。
我想到，当此类“鸡汤”灌入一些迷信大师，恓惶生活的人们口中时，人们或许就健忘自己的权益了，也跟着“国学”了，也开会去了，也信仰国家了，也无人性了，也就不会说话了，也就被于丹们代表了吧。
如此之“国学”用心不是叵测，也是无良的。
我疑惑：学问是什么？是用来做什么的？
苏格拉底说过：美德就是学问。
我想，国学起码该是为普通民众着想的，是以人为本的。因为，今天在此国家主义意识盛行的国家，普通的民众常常没有话语权，常常沉默，是“沉默的大多数”，也常跳楼，“大师”们不帮助民众说话，只顾自“开会”，去媚权、媚富，怎么体现国学的“仁”？
从古至今浩瀚的诗歌、文章，从《论语》、《史记》至杜甫、柳宗元、谭嗣同、鲁迅、林昭、遇罗克、刘宾雁、王小波、刘晓波等人的文章，有良知的文章与国学才流传千古，家喻户晓；而那些御用的“国学”，那些为帝皇们歌功颂德或帝王们写下的东西（乾隆皇帝曾每天一首诗，写下了上万首诗歌），那考状元的八股文等等，怎么没留下几篇？
2011-2-7
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