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信陽大量餓死人事件︰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深層原因

　　文章摘自《黨史天地》2004年04期第42-44頁作者︰章重原題為《信陽事件揭密》

　　1960年10月21日，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4名干部，把一份關于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干部嚴重違法亂紀的調查報告，送到了李富春手上。

　　24日，李富春將調查報告報毛澤東。毛澤東讀後沉思了2天。26日，把調查報告批給劉少奇、周恩來︰“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

　　河南信陽地區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竟要中國最高領導層的一、二、三把手來“談一下處理辦法”？單從中共中央批轉的中共信陽地委1960年12月22日的報告披露的情況，信陽地區發生的干部嚴重違法亂紀、打人死人的情況，就夠令人觸目驚心的了。報告說︰

　　“正陽縣原報去冬今春死1萬8千多人，現初步揭發已達8萬多人；新蔡縣原報去冬今春死3萬來人，現在增加近10萬人。過去認為較好的社隊，現在揭發出來的問題很嚴重。西平縣原來只發現二郎廟公社問題嚴重，現在全縣13個公社，除城關公社問題較輕外，其余12個社問題都很嚴重。遂平縣碴呀山人民公社，過去只報死6百余人，現在揭發死人近4千人，佔總人口10%，有的隊人口死亡達30%左右、。各種慘絕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個縣、社幾乎都有。從初步揭發的材料看，不僅農村嚴重，而且城市、工廠、機關、學校、商店、醫院都很嚴重。光山縣12個中學，有8個中學校長有人命血債，城關的高中、初中兩個學校初步揭發被打死、逼死的教員和學生達28人。不論淮南淮北，廣大群眾在經濟上都遭到了很大摧殘，生活異常困難，真是十室九空，家貧如洗。”

　　讀完這段文字，人們真難相信這是發生在已解放10年、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信陽地區。人們把在信陽發生的這一切，稱為“信陽事件”。

　　信陽事件的休目驚心的材料，震動了毛澤東，震動了黨中央！毛澤東斷言︰這是階級敵人的猖狂報復，是掛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進行階級報復，實行階級復闢，是敵人篡奪了領導權。說明農村問題之嚴重性，已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

　　隨後中央派出了以李先念為首的中央工作組。根據中央指示，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第二書記王任重也匆匆趕到河南，參加河南省委擴大會議和河南省三級干部會議，配合李先念幫助河南省搞好整風，轉變工作局面。

　　冰凍3尺，非一日之寒。

　　河南省的農村人民公社成立後，作為各公社辦社依據的，被毛澤東稱為《公社憲法》的《碴蚜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稿)》規定︰“各個農業社合並為公社，應該將一切公有財產交給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補”，使原來幾百戶農業生產社的生產資料和其他財產，成為數萬戶的人民公社所有了。社員轉入公社後，交出了全部自留地、私房、牲畜、林木，少量家禽都沒讓留。提出“一草一木歸公社，一碗一筷歸社員”。

　　人民公社推行了各種形式的供給制加工資制的分配制度。實行糧食供給制(按國家規定的糧食供給標準，把口糧無價供社員)、伙食供給制(吃飯、蔬菜、油不要錢)、基本生活供給制(實行吃飯、穿衣、住房、生育、教育、看病、婚喪“七包”。有的還包理發、洗澡、看戲、看電影、烤火費)。

　　這種分配制度是建立在脆弱的經濟基礎上的，即使是低水平，也維持不了兩、三個月。到1958年底，除食堂尚勉強維持，但也已岌岌可危，其它早已名存實亡。過了幾個月的“共產主義”，便吃光了全年的糧食。

　　更可怕是，河南與全國一樣，刮起一股高估產的浮夸風。1958年全年糧食僅281億斤，卻吹成了702億斤，高估了149.3%；1959年河南全省遭災，全年糧食271.6億斤，卻估成450億斤，高估107%。按此實行征購和安排生活。完不成征購任務，就批斗，農民交不出糧食，就捆綁吊打、關押拘留、毀房拆梁、刑訊逼供。光山縣委書記劉文彩，在反瞞產時，一天連打40多個農民，打死4人。全縣公社干部，動手打人的佔93%。為追逼糧食還動用專政機關，捕人1774人，其中死于獄中36人。短期拘留10720人，死于拘留所的667人。全信陽地區打人成風，打死人司空見慣。手段殘酷、千奇百怪，除未用電刑外，古今中外的酷刑，幾乎全數照搬不誤。

　　1959年廬山會議後，河南再次大躍進，反右傾、反瞞產，抓“小彭德懷”，使征購透底，吃空頭糧，無米開飯。浮腫病流行，非正常死亡嚴重。“信陽地區農民因缺乏最基本的口糧而餓死的人數超過百萬。”(《炎黃春秋》2004.2期47頁)早年投身河南農民運動，參加過楊靖宇領導的農民暴動的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目睹此情此景，與愛人孟松濤抱頭痛哭。這是為受難人民痛哭。

　　為了求生，人們成群結隊外出討飯逃荒，可地委書記路憲文，看到餓死人無動于衷，對路旁棄嬰置若周聞，還下令公安部門限期消滅人員外流，民兵持槍封鎖村莊。城鎮工廠、企業、機關不準收留農村來人，各縣街頭不能有一個流浪漢，老百姓的活命逃荒權也被剝奪，只有死路一條。

　　到了1960年春天，信陽地區普遍斷炊，最嚴重的村子，80天無一粒糧，浮腫病大面積蔓延，成百成千的農民餓死、病死，這就釀成了震驚中外的“信陽事件”。

　　二

　　毛澤東、黨中央對“信陽事件”定了性，表了態。

　　李先念、陶鑄、王任重率領中央、中南局工作組一個縣一個縣、一個公社一個公社地進行調查。當他們來到光山縣時，看到的是一幅慘不忍睹的悲慘景象。村村斷炊，處處有新墳；人人戴孝，戶戶哭聲；房屋倒塌，遍地瓦礫，家徒四壁，一貧如洗。有一個村只剩下一個奄奄一息的老婆婆和2個骨瘦如柴的孩子，全村數百人全死了。幸存者控訴地委書記路憲文、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之流活活將人打死的罪惡。

　　路憲文將五類份子組織起來(指當時被劃為敵人的地、富、反、壞、右)，吃得飽飽的，打黨員，打貧下中農，“寧要一斤糧，不要一個共產黨員”。“打死一個黨員，拿出一斤公糧”就要表揚。反瞞產反得農民沒有飯吃，還不準寫信、不準要飯、不準逃荒、不準挖野菜、不準冒煙。食堂不開伙，活活將人餓死，一個小孩，餓極了，爬到食堂門口，被人撞死在牆上。槐樹店的公社黨委書記糾集一群人，打農民，打一下，喝一口酒，以人的慘叫聲為樂趣。打死了父親，又打死了十多歲的兒子。一個生產隊長獨佔上面下發的80斤救命糧，還狂言要70人餓死50人才開伙。全縣百多個村莊的貧農大都都活活餓死。

　　面對如此局面，此情此景，性格剛烈而又愛民如子的李先念哭了。他說︰“西路軍失敗那麼慘，我沒有流一滴淚，到光山看到這個情況，我再也忍不住了！”一旁的陶鑄，王任重也黯然神傷，神色凝重。

　　在實地調查後，李先念、陶鑄、王任重和中央、中南局工作組還閱讀了不少典型材料、會議簡報，听了匯報。按照毛澤東、黨中央關于處理信陽事件的指示，幫助河南省委揭開蓋子，放下包袱，肯定成績，糾正錯誤。

　　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精簡干部和安排勞動力5人小組的一個報告上批示︰“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講三分之一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

　　12月初，王任重在河南省委擴大會議上講話強調要喚起階級感情，提高階級覺悟，領導階級兄弟向反革命分子伸冤報仇。對敵斗爭要強調狠，狠是立場問題，首先要強調狠，在狠的前提下要強調準和穩。

　　1961年1月18日，在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說︰“反革命利用新官僚和糊涂人，把壞事做盡。1959年有一個省，本來只有240億斤糧食，硬說有450億斤，多估了210億斤。出現了四高︰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高用糧，放開肚皮吃飯。”這個省就是河南省。又說︰“對地主復闢，我們也缺乏調查研究。”

　　20日，王任重在河南省三級干部會議上第二次發表講話。嚴肅地指出︰信陽事件是反革命復闢，地主復闢。他說︰我到光山縣看過，房屋倒榻、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確實是這樣，這不是什麼右傾機會主義攻擊我們，這是真的。

　　同時，王任重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引導大家正確認識妨礙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的一些錯誤觀點。什麼所謂“左”比右好，指標越高越好，王任重說︰我們必須正確執行黨的政策。“左”和右，其危害是一樣的。不能說哪個危害更大些，哪個危害小點。“難道河南這幾年犯了‘左’傾錯誤，造成的嚴重惡果，我們還不能認識這個問題嗎？”所以，“不能說‘左’比右好。”

　　王任重說︰“什麼指標越高越好，什麼征購越多越好，……這是不對的，不是馬克思主義”，“指標必須符合客觀實際，按照現實可能訂指標，才是正確的。”

　　王任重要求在糾正錯誤時，“要充分保護干部的積極性，保護群眾的積極性，不潑冷水，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方針，要永遠記住保護好多數干部、多數群眾的積極性，不能潑他們的冷水”。“不要在基層干部中去反右傾、反‘左’傾，應當有什麼錯誤，糾正什麼錯誤。”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和1961年11月3日黨中央的《緊急指示信》的精神，河南省委在李先念、陶鑄、王任重的指導下，從1960年冬到1961年春，在全省，特別是信陽地區進行整風整社。其主要作法和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

　　一、根據毛澤東關于信陽地區的問題是地主階級復闢，是反革命的階級報復，是民主革命不徹底的定性，因此，信陽地區的整風整社，首先采取奪取領導權、進行民主革命補課。提出要象土改一樣，把敵人徹底打倒，把壞事徹底揭露出來，把領導權奪過來，把局面徹底扭過來。縣、市、公社、大隊召開整風會議，由上面派去的干部在縣成立縣領導小組，層層揭蓋子，揭發出罪大惡極分子，進行特別集訓；罪惡較輕的進行集訓；有嚴重錯誤的進行整風。工作組干部進行扎根串連，組織隊伍，向階級敵人、蛻化變質分子開展斗爭，大張旗鼓地召開群眾大會，批斗壞人，讓群眾伸冤出氣、倒苦水。土改不徹底的隊，重新劃分階級，查漏網的地主、富農分子。

　　二、發動廣大群眾揭露“五風”表現，查“五風”危害，以革命精神反“五風”。

　　三、清理退賠，經濟兌現。對自1958年以來，無償調撥群眾的財產(如房屋、家具、農具、木料、家畜、家禽等等)，無理扣壓匯款的進行賠償。有原物的退原物，原物不在的折款賠償。農民非常滿意，不少農民熱淚盈眶，“衷心感謝共產黨、毛主席第二次解放了他們！”

　　1961年1月9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听匯報時，意味深長地說︰“我國5億農民不滿意，政權就不能鞏固。”毛澤東從“信陽事件”中得出一個結論︰全國不是什麼地方都是形勢一片大好，而且也會有信陽地區這樣的地方，只是程度不同，有大信陽事件，必有小信陽事件。毛澤東由此認為，有三分之一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中，有必要開展全國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鞏固無產階級政權。信陽事件使毛澤東得出了“左”的結論，使“左”風越刮越猛，以至爆發了全國上下的“四清”運動和十年“文革”。這是人們沒有預料到的。

　　信陽事件是一個悲劇，十年“文革”是一個更大的悲劇。這里有不少歷史經驗教訓，是值得深思的。

　　開展軍事外交，服務于國家和平發展，既是一個歷久彌新的古老話題，更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時代課題。進入全球化時代，相互依存與利益沖突交織在一起，造成危險與機遇、戰爭與和平並存的國際形勢，這為中國軍事外交搭起寬廣的舞台。

　　歷經戰爭苦難的五千年中華文明，孕育出中國軍事外交的核心理念“非攻兼愛”，形成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

　　當今世界經濟的發展，改變了國際戰略的傳統框架與格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為一種經濟發展範式；而世界軍事關系，尚未走出敵視和對峙的傳統視野，拖了世界和平發展的後腿。軍事外交最長遠的價值，是促進軍事文化交流，帶動世界軍事關系良性發展。

　　我軍擴大對外軍事交流，根本使命在于傳播“仁愛”、“中庸”、“大同”的和合文化。和合文化蘊藏著化干戈為玉帛這一深邃厚重的中華民族氣質，激勵著和平共處的時代精神。通過擴大軍事交流，我們推廣和平發展的軍事價值觀，使之成為化解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間矛盾和沖突的行為準則；推廣反對戰爭、反對分裂、追求統一的軍事觀，遵循“和合”理念，倡導通過協商談判和平化解分歧與矛盾，反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推廣公開、公平、公正的軍事交往方式，反對炮艦外交，推動世界軍事走出窮兵黷武、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回顧21世紀的頭十年，世界軍事合作方興未艾，既存在著向和平方向發展的契機，也有冒合作之名拉幫結派、搞軍事對抗的陷阱。對此，我們提倡和推進對共同安全有益的合作，以及對第三方無害的合作；反對在世界軍事合作舞台上搞親疏貴賤，搞壟斷經營；反對搞軍事聯盟，只謀求自身安全，而對聯盟之外國家的安全漠不關心，甚至把聯盟之外的國家看做是威脅。

　　從和平發展的趨勢看，軍事外交正朝兩個方向拓展，一方面向微觀層面滲透，深入到對境外資產及公民安全上的軍事合作；另一方面向宏觀層面延伸，重點加強區域安全合作，積極構建全球安全合作體制。只要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合作，不管是雙邊、多邊，還是全球性的，不管是在小問題、低級別的合作，還是在大問題、高層級的合作，都將納入軍事外交工作體系。中國軍事外交將努力在軍事合作中增殖和平外交的效果，擴大和平外交的影響，吸引更多的人共同推進和平訴求。

　　從1989年開始，中國軍隊第一次向納米比亞派遣文職選舉觀察員，至今不過20余年，在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我軍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的人數名列前茅。當前，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加速發展，但同時傳統工業發展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加重、全球氣候轉暖、重量級自然災害和生產災難頻發，需要全球軍事力量聯合起來應對地球安全危機。與此同時，隨著貧富差距的拉大，全球人口流動的加快，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分裂主義思潮涌起，帶來全球性社會安全問題。中國軍事外交將繼續努力推動全球安全，造福人類社會。

　　各國都在推進軍事現代化，唯獨中國遭受非議；要在軍事交往上增信釋疑，鏟除“中國威脅論”土壤

　　軍事外交是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其主題就是為中國軍事現代化排除外部障礙。一方面要強化在軍事交往中增信釋疑，講清中國擁有必要的軍事力量，是為了防止和消弭戰端，從而使“中國軍事威脅論”失去滋生的土壤；另一方面，要以更加開放的胸懷帶動外部世界參與中國軍事現代化進程。信息時代沒有一家軍隊可以關起門來造出現代化，即便造出來也不會是先進的。對此，中國軍事外交致力于打開防御性技術的交流合作通途，積極推進中外軍品采購和軍工合作展開。這將帶動那些持中國軍事懷疑論者、威脅論者、武器禁售論者，由被動地接受中國軍事現代化轉變到積極參與中國軍事現代化上來。

　　軍事外交是一個既合作又斗爭的大舞台，沒有斗爭就不會贏得穩定的戰略格局，就會對和平發展形成掣肘。當前，應警惕全球軍事力量加劇失衡的挑戰，在這個挑戰背後隱藏著軍事摩擦增長的危機，潛伏著現代化建設機遇期喪失的危險。對此，中國軍事外交將發揚“伐交止戰”的傳統，與破壞地區和平、世界和平的行徑做堅決斗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軍事外交將我部隊建設訓練成果置于國際性非戰爭軍事行動中考驗，把各級官兵放在國際大戰場來磨煉，把信息化武器裝備放在多國軍隊激烈對抗的演習情境中驗證，把軍隊的組織領導體制機制放在世界軍事競爭的大舞台上比較，可以極大提高軍隊核心戰斗力，可以使軍隊現代化建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實力懸殊時，實力就是外交；而在實力相近時，外交就是實力

　　如今，軍事外交已成為各國軍隊競爭的重要領域，正像美國前國務卿克里斯托弗所說，防務和外交“兩者間的牆已經倒塌……軍事官員認為外交不過是走過場的日子早已過去”。

　　新中國軍事外交以高超謀略和智慧開創了軍事外交服務于睦鄰友好、積極防御國防政策的新紀元。在軍事外交這場用軍事說話的政治博弈中，對游戲規則的把握和運用至關重要。21世紀世界軍事活動的一個新特點是，各國越來越注重尋求軍事行為的法律支撐和保障，以佔據道義制高點。主動學習法律，掌握法律，運用法律支持軍事外交，將有助于贏得更大的國際軍事事務話語權，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可以預見，未來在法律層面上的軍事外交互動將日益激烈，圍繞掌握軍事游戲規則的制定權和解釋權的法律戰，將成為軍事外交合作與斗爭的重要內容。除國際軍事合作之外，在處理領土、海洋權益爭端和沖突過程中，在推動深海、太空等公共空間立法進程中，也必須推動謀略與法律戰緊密結合，大幅度提升軍事外交的實戰能力。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國際社會里，外交活動、軍事活動幾乎完全暴露在全球平面和立體媒體面前，輿論成為左右國際社會價值取向和行為立場的重要杠桿。在此形勢下，國際公關，作為一個商業領域競爭的基本能力，也快速成為軍事外交競爭力的體現。對此，我們應通過掌握輿論來提高軍事外交的國際公關能力。

　　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實力就是外交；而在實力相近的時候，外交就是實力。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關于石家莊的一篇檄文逼退國民黨十萬大軍，靠的是決勝千里的心理優勢。信息時代為信息的有效利用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也使心理較量成為軍事外交斗爭的重心。特別是在錯綜復雜的新形勢下，軍事外交需要有戰略家的膽識，以戰略心理優勢果斷決策，從容駕馭軍事外交斗爭。

史學家高華︰

紅軍的長征記憶中有哪些真相被刪除了？(多圖)

　　本文摘自︰《羊城晚報》2010年12月4日第B05版，作者︰高華，原題︰《告訴你一個真實的長征》

　　

　　高華︰南京大學歷史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的現代史、黨史研究專家。1954年生于南京，文革期間曾做過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史、民國史、中國左翼文化史、以及當代中國史的研究。曾任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

　　早在上世紀30年代，長征就已中外聞名。甦聯和共產國際知道它，宣傳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一書的廣為流傳，對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訪莫斯科的毛澤東特別指示，對外發布任命張聞天擔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的新華社稿件，需標出張聞天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

　　“長征”聞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極大關系。當時，還有一個由巴西共產黨領袖普列士得斯參與領導的巴西農民的長征，也很有名，但他沒有成功，巴西共產黨沒有開創出新局面，以後更沒有奪得全國政權，人們就忘記了它。

　　長征的敘述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解釋體系中佔據了特別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響之廣泛，猶如“英雄創世紀”。“長征”成為一個骨架和橋梁，把1949年前中國革命的兩個歷史階段︰瑞金時期和延安時期，聯結了起來，它對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一、號召回憶長征的最初目的

　　紅軍到達陝北後，困難重重，外有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內部財力物力又極為短缺，陝北地瘠民貧，很難養活幾萬人的軍隊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幾個月，情況更加艱難。

　　1936年下半年，毛澤東就開始號召寫紅軍長征的回憶，直接起因是很現實的，就是爭取外國人對紅軍的物質援助。本來，在長征結束後，黨的領導人就有計劃，向參加長征的同志征集有關個人日記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東征等軍事緊張，此議就被耽擱下來。到了下半年，全國的形勢有新的發展，兩廣發起反蔣運動，周恩來等對張學良的統戰已見成效，陝北的局面出現轉機，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學美國講師、記者斯諾在上海中共地下組織和宋慶齡的聯絡和安排下前來陝北采訪，這是一個向外宣傳紅軍和爭取外部援助的極好機會，這樣，征集長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8月5日，毛澤東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聯署，向參加長征的同志發起征稿︰“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和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斗、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達意，不求鑽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

　　經三個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約50萬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時已到達陝北，她和另一個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參加過長征的成仿吾，一起參加了文稿的編輯工作，而全部工作則由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徐夢秋負責，最後由徐夢秋統稿，並撰寫《關于編輯的經過》，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題寫書名，共收有回憶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錄等，是為《紅軍長征記》(又名《兩萬五千里》)。

　　斯諾著《紅星照耀著中國》的許多素材皆取之于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並陪同斯諾進入陝北甦區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國內著名的時政文化雜志《逸經》上發表的《兩萬五千里西引記》，成為在國統區發表的第一篇介紹紅軍長征的文章，其內容也是取之于這份書稿。

　　

1937年，徐夢秋(前左五)、謝覺哉(前左四)、賀子珍(後左三)等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來源︰資料圖)

　　二、徐夢秋這個人

　　

說起《紅軍長征記》這部最早的有關紅軍長征的歷史記錄文本，就不能不說到它的總編輯徐夢秋。他就是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多次提到的那個“紅色歷史學家”，可是他卻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徐夢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後被派往甦聯學習，1930年回國進入江西甦區，曾擔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和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徐夢秋在長征過雪山時凍壞雙腿，到延安後鋸掉，這在參加長征的領導同志中，特別是文職領導同志中是唯一的。眾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歲的董必武、林伯渠、謝覺哉等“四老”，也沒有一個不是安全到達陝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吳玉章當時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沒有參加長征)。所以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領導同志對徐夢秋特別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甦聯治腿。徐夢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軍的紅軍干部，1937年，組織上安排李玉南和徐夢秋結婚，之前，兩人互不認識。李玉南初不願意，後組織上對其進行勸說，要李玉南“為革命作更大貢獻”，才和徐夢秋結了婚，並隨丈夫一同去了新疆。到達迪化(今烏魯木齊)後，徐夢秋听聞甦聯正在進行大肅反，不少中國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甦聯醫腿的念頭，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鳴”，擔任新疆教育廳副廳長、代廳長及新疆學院院長，和陳潭秋、毛澤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夢秋去甦聯安裝假肢。後甦聯方面因其傷重，又將其送往德國準備安裝假肢，行至邊境時甦德戰爭爆發，1941年冬天，徐夢秋全家輾轉經哈薩克回國後滯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夢秋被捕，毛澤東指示要重點營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解放初，徐夢秋在重慶向政府自首，即被長期關押;政府給了李玉南一筆錢，讓她帶著三個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夢秋離婚，她告訴孩子們“父親是個壞人，要跟他劃清界限”。李玉南從此一直單身，其子徐維陶雖然成績優秀，但因其父的歷史問題“不能升入高中”。“文革”中，全家幾次躲進山里，也不知道徐夢秋是何時去世的。李玉南說過一句話︰“長征是自由的，從此就不自由了。”

　　三、最真實的長征記憶

　　《紅軍長征記》整理完畢後，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為“黨內參考資料”，由總政治部付印，並要求“接到本書的同志妥為保存，不得轉借他人，不準再行翻印。” 這本長征的回憶文本的文獻價值最高，因為它最真實，最質樸，是迄今為止，所有有關長征回憶的最初形態。它的主題是革命的英雄主義，沒有反映黨內斗爭和“路線斗爭”。通常回憶錄都有一個缺陷，這就是寫作時因年代久遠，事主對當年發生的事件等已記憶模糊。但是，這本書的寫作時間就在長征剛結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長征的親歷者，又大多是年輕人，對剛過去的事記憶猶新。主編徐夢秋也是長征的親歷者，完整經歷紅一方面軍長征的全過程，協助他編輯的成仿吾也是長征親歷者，他們的編輯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術性方面，就是刪除重復，文字精煉等。更為重要的是，這本回憶錄的作者在寫作時，思想上沒有受到條條框框的限制，不似後來的各種敘述已受到各種有形無形的寫作要求的影響。這樣的敘述和編輯方針，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確的。

　　四、外界是如何知道長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甦區，向西實行戰略轉移，中外報章都有報道，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從日本新聞社的報道才獲知紅軍突圍的消息的。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陳雲，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發表一篇《隨軍西行見聞錄》長文，假托一名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細致敘述了中共和紅軍的政治綱領，以及紅軍長征至四川階段大量生動的事例，文中以“赤軍”和“南京軍”分別指代“紅軍”和“白匪軍”，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單行本，和《救國時報》一樣，再通過巴黎—上海的海路，流傳到國內，成為最早向世界和國內介紹和宣傳長征的重要文獻。而董健吾為了適應國統區的言論環境，甚至借用了國民黨誣稱長征的“西竄”一詞，卻絲毫沒有減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價值。這是中共和紅軍自己對長征的敘述，這在當時，外界是不知道內情的，沒多久，國內局勢發生重大轉變，國共在抗日的旗幟下，再度合作，國人通過《西行漫記》和範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關長征的史實。抗戰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達延安，許多是被紅軍長征的英雄事跡吸引而來的，參加過長征的人，除了“紅小鬼”，都被這些後來者尊稱為“老干部”，不少在白區坐過國民黨監獄，正接受組織審查的同志，更對自己缺少這一段長征經歷深感遺憾。從此，參加長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榮譽感和自豪感，而在這之前，到達陝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參加過長征的，沒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長征的英雄事例也開始作為訓練干部的思想教材

　　

陳雲《隨軍西行見聞錄》國內版本(來源︰資料圖)

　　五、被刪去的長征日記

　　以後有關長征的敘述就如歷史學家顧頡剛所說是“層累的堆積”。隨著中國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勝利，黨和政府從政治的高度開始了對紅軍長征事例廣泛的宣傳。紅軍紀念碑、紀念館、烈士陵園，戲劇、電影、歌曲、舞蹈、美術，更重要的是中小學教科書，使全國人民對長征史都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概念。筆者至今還記得小學時讀過的兩篇課文︰陸定一的《老山界》和吳華奪少將的《我跟父親當紅軍》。可是徐夢秋主編的《紅軍長征記》卻長期沒有公開出版。1954年，中宣部黨史資料室將此書更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在內部發行的《黨史資料》上分三期發表。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變化是刪除了何滌宙的《遵義日記》、李月波的《我失聯絡》、莫休的《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選本《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沒有收入何滌宙的《遵義日記》等5篇。被刪去的主要原因，是依著那個年代宣傳工作者的思維邏輯，發現當年參加長征的紅軍干部的某些敘述和已成典範的敘述程式有不吻合之處! 在人們的認知、記憶和印象中，參加長征的同志每天冒著槍林彈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樹皮，而遵義會議則是決定紅軍和革命前途命運的一個劃時代的轉折，可是何滌宙的《遵義日記》，卻寫了干部團(紅軍大學)的幾個紅軍干部在1935年初進入遵義城後的十天里，經常去飯店點菜吃飯，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雞的質量越做越差;作者還利用空閑時間，把組織分配的打土豪獲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縫店改做皮衣，被貪小利的裁縫偷工減料，生了一肚子的氣。對遵義會議，反而沒一字的描寫。可是這能成為刪去這篇文章的理由嗎? 紅軍長征艱苦卓絕是事實，特別是過草地的那一段，紅軍戰士犧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區，也是紅軍糧食極度短缺的最艱苦的階段。但是長征途中，紅軍大部分時間是行進在漢區，一路革命宣傳，發動群眾，一路打土豪，補充給養;過貴州，暢飲茅台酒，進雲南，大啖宣威火腿，時時有勝利的喜悅。當年的紅軍將士絕大多數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全身充滿活力，洋溢著革命的樂觀主義，有記載說︰“離敵人很近，或穿過堡壘線，則夜行軍很肅靜，不準點火把，不準照電筒，不準抽煙，不準談話。無敵情顧慮，則大扯亂談，甚至可以並肩而行，有時整連整隊半夜高歌，聲徹雲霄。在總政治部行列中，潘漢年、賈拓夫、鄧小平、陸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個股份制的‘牛皮公司’，專事經營古今中外的笑談美談和奇聞逸事”。何滌宙的《遵義日記》詳細寫到他在遵義的十天，既有去學校進行革命宣傳，又寫到紅軍干部和遵義學生打籃球比賽，跳舞聯歡，處處真實可信。遵義是貴州省第二大城市，也是紅軍長征中佔領的唯一的中等城市，為了給遵義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張聞天特別要求紅軍戰士和干部在進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滌宙的文章雖然沒一字提到遵義會議，卻是十分自然的，因為作為一般的紅軍干部，在當時完全不知中央上層的分歧和斗爭，要深刻理解遵義會議的重大意義，還得在這之後。

　　

丁玲到達延安後編輯長征回憶錄(來源︰資料圖)

　　六、長征敘述的轉變

　　在“文革”十年，長征敘述完全被納入到“兩條路線斗爭”的框架，並演變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成為鼓吹個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現了偽造歷史的毛澤東和林彪並列在遵義會議的油畫。 “文革”後“撥亂反正”，對長征的敘述發生了重大的影響，1979年12月，斯諾的《西行漫記》在建國後第一次在國內公開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領導同志支持，美國記者索爾茲伯里的《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也正式出版，廣為發行。這兩個美國人一前一後寫的這兩本有關長征的名著，提供了紅軍長征史的豐富細節和場景感。以1981年問世的《彭德懷自述》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們的個人回憶錄，較為全面、真實地反映了長征的真貌，把過去受一定歷史條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歷史真相揭示了出來，而有關張聞天等老革命家的歷史文獻的出版及相關研究，又豐富了有關長征歷史的敘述。例如︰過去說中央紅軍“倉促轉移”是不完全確切的。 1934年4月28日，中央甦區的門戶廣昌失陷後，轉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產國際來電同意轉移，隨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著手物資準備，猛烈擴紅和加緊訓練干部;1934年9月29日，張聞天發表了《一切為了保衛甦維埃》的文章，已就戰略轉移一事，向中央甦區的干部吹風。 10月中旬，中央紅軍從南線出發，因周恩來，朱德、潘漢年、何長工等和廣東軍閥陳濟棠談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對方讓出一條四十華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鎖線，還有意留下一批彈藥和軍衣給紅軍，對這個當時的最高機密，廣大指戰員並不知曉、中央紅軍突破一、二、三道封鎖線都沒有打大仗，從而保存了實力，只是到了強渡湘江時才遭到重大傷亡，長征出發時的8萬6千人只剩下3萬余人，還有許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隊全都過江了。又如，過去因受張國燾錯誤的牽連，對四方面軍長征中的戰績很少提及。上世紀80年代後，出版了許多有關四方面軍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軍和西路軍同志對革命的巨大貢獻。在1938年春被秘密處決于迪化的原四方面軍高級干部李特、黃超，也得到了平反。上世紀40年代後，在長征的敘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遵義會議後黨的總負責人張聞天則完全不見蹤影;在文革初期，正確路線由毛澤東和林彪為代表;“九一三事件”後，只剩下毛澤東一人;文革後恢復了歷史原貌，在毛澤東之外，又補上了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對錯誤路線的代表︰博古、李德、張國燾等，在90年代後期也給予了非臉譜化的描繪，肯定了博古等對革命的忠誠。

　　七、長征成為重大的精神資產

　　革命理想主義與黨和軍隊的高度統一，保證了長征的勝利。 1935年9月12日，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說︰只要保持數百干部，幾千戰士，這就是很大的勝利。到達哈達鋪，紅三軍團只剩兩千多人，彭德懷在對原三軍團干部戰士講話時，流下了眼淚;此時，由紅一方面軍一、三軍團整編的陝甘支隊只有14000人，而到達吳起鎮時只剩下7200人。陝甘支隊到長征後期，沒打什麼大仗，逃兵較多，因為前三個月在川西北的藏區的生存條件極為惡劣，“見不到人”，“沒有土豪打”，一路擴紅進來的新兵，實在吃不了那份苦。到達漢區後，不少人不辭而別，有的人轉回老家，還有一些人就留下給老百姓做了上門女婿，而從江西走過來的紅軍幾乎沒有當逃兵的，一路長征過來，更沒有听說過嘩變的事的發生。長征從此成了“合法性”的主要來源之一，成為重大精神資產。長征結束後，毛澤東發話，凡不是黨員者，一律入黨。抗戰爆發後，老紅軍成為革命的種子，是黨和軍隊的精華。長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解放後黨政軍領導干部的主要來源，受到黨和國家的特別愛護。參加過長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馮雪峰等極個別文職干部。在生活待遇方面，對長征干部也有較多的照顧，都得到群眾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間，許多群眾對王洪文不滿，就是因為他沒吃過苦，是坐“直升機”上去的。1969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九大上還說︰張聞天、博古、王稼祥是吃過苦的，和當時在國外的王明是不一樣的。參加過長征，以後脫離中共，投降國民黨的只有張國燾等少數幾個人。原四方面軍第九軍軍長、紅軍大學政委何畏，出身貧苦，因對批判張國燾不滿，脫離了革命隊伍，投奔張國燾，以後又離開張氏，通過自學成為金陵大學農經系講師。1949年解放軍渡江前夕，何畏夫婦在鎮江長江邊投水而亡。原一方面軍干部郭潛，又名郭華倫、陳然，抗戰期間曾擔任中共南方工委重要的領導職務，1942年被捕叛變，成為國民黨特工，1949年跟隨國民黨逃往台灣，後為台灣國民黨軍情局副局長。原紅一方面軍干部蔡孝乾，1949-1950年任中共台灣工委書記，被國民黨逮捕後叛變，也成為台灣軍情局高級特務。蔡孝乾于1970年12月在台灣還出版了一本有關他在中央甦區和長征經歷的回憶錄，剔除這本書中的國民黨的“套話”，對紅軍長征的敘述還是較為客觀的，許多資料也是取自于《紅軍長征記》。還有一些人，他們不是共產黨和紅軍，因特殊情況，和長征中的紅軍結下一段關系。在長征中曾被紅六軍團在貴州抓獲的瑞士傳教士薄復禮，跟隨紅軍長征隊伍中走了18個月，以後被釋放，回到他的出生地英國，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中國紅軍那種令人驚異的熱情，對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對自己信仰的執著是前所未聞的。他們的熱情是真誠的，令人驚奇的。他們相信自己所從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正年青，為了他們的事業正英勇奮斗，充滿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蕭克將軍在給其回憶錄的中文本寫的序中說︰“薄復禮先生是被我們關押過的，但他不念舊惡，這種胸懷和態度令人敬佩，這種人也值得交往”。薄復禮對長征的記載，也從另一個角度豐富了有關長征的敘述。《紅軍長征記》，如今以《親歷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的書名，已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1954年刪去的何滌宙《遵義日記》等5篇已全部補上。從這本珍貴的歷史記錄中，人們可以看到當年一群懷抱著理想和熱情的青年人，在一場史無前例的征程中，所經歷的既有希望和歡樂，也有悲傷和痛苦的戰斗生活，在經過70年後，我們終于可以回到原點，從那兒去體會一個真實和感人的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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