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泰

中国社会正加速走向溃败

编辑时间：2011/02/10

孙立平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

　　孙立平，男，1955年5月出生。现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83年获学士学位。 1983--1999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转到清华大学工作。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社会结构变迁和口述社会史。

辣椒城

十三儒家学者就天安门立孔子像发表联合声明

2011/02/10

多维新闻　　

　　中国政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树立孔子像引起的争议仍在持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等13名学者发表联合声明认为，此举符合国人心愿，适应时代潮流，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体现。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形成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

　　针对天安门立孔子像引起海内外各界关注和诸多学者与网民的热议，这份2月9日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发表的联合声明说，其中一些极端观点，引起了民众的疑惑与彷徨，极易产生舆论上的误导。作为研究儒家文化的学者，对此涉及中国未来的重大问题，有义务进行研究，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以求教国人。

　　第一，立孔子像之举，符合国人心愿，适应时代潮流。中国国家博物馆门前立孔子像，绝非偶然，而是改革开放以来，调整文化战略，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精神家园等一系列文化建设行动中的一个新亮点和新标志。从政治上看，这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体现，表明我们已经走出了近百年来全面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误区。国家博物馆也是历史博物馆，其宗旨就是要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这里可以建立多座雕像，而第一尊雕塑，当然非孔子莫属。国家博物馆的举动，符合大多数国人、世界华人的心愿和文化发展的新潮流。当前关于孔子像的争论属于国内的文化争论，有关部门如果急于介入正常的文化讨论，甚至被少数人的极端言论所绑架，而试图将其拆除，则将在世界上产生极为不良的后果和影响。

　　第二，“文革”思维的影响，不容低估，它不应成为弘扬中华文化的阻力。当前网上对于立孔子像有一些反对之声，其理由不过是近代以来“反孔”思潮的重复。从“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扫四旧”、“砸三孔”、“评法批儒”，孔子及儒家思想遭到无情批判，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造成严重摧残。时过境迁，历史已给“文革”以全面否定的宣判，但是“文革”思维尚需清理。围绕立孔子像引发的大讨论，应当是一场摆脱“文革”思想影响，卸下精神镣铐，更新文化观念，弘扬与建设中华文化，群众性的思想动员。

　　第三，要高度重视和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华文化日益增长的需求。当代中国已经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是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还必须要有文化的复兴与之相适应。当代中国人民，从世界各国寻找精神资源过程中发现，只有依靠中华文化，才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20余年来，全国各地学校广泛开展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与经典诵读活动，各行各业“国学热”不断升温，都表明当代国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新需求，不是因为某些人的“炒作”所能兴起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兴办和迅速发展，说明孔子在当今世界有崇高的威望，他所代表的中华文化得到各国的尊重。2008年孔子“出席”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他的形象以及他所提倡的和谐理念，从鸟巢飞向世界，孔子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名片”。

　　第四，复兴中华文化，是重建中华民族精神的必经之路。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建设必须有文化的指引和支撑。当前由于文化的缺失，造成了社会上信用缺失、物欲横流、价值紊乱等等弊端，并开始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根治这些社会顽疾，中华传统文化有着丰富而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和资源，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政以德、民为邦本、协和万邦、忠恕之道、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民胞物与、与时偕行、尚德重孝、尊师重道、自利利他、天下为公，所有这些，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和社会都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

　　第五，弘扬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前提。历史一再表明，经济成果和政治主张，都不能成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只有在自己历史文化中，才能找到民族认同，以至国民身份认同的心理依据。当前中国统一的主要任务是团结两岸四地，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是海内外全体华人的最大公约数。大陆是推动中华文化复兴的主体，她对于中华文化的态度与行动，与祖国的和平统一息息相关。在北京立孔子像，明确表达了炎黄子孙认同中国文化的共同心愿，也明确显现了大陆在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主导意义。

　　第六，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应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三者有机地结合。这三者的位置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形成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三者要互相融合而不是互相排斥，要抑制偏激主义，走和而不同的温和主义路线，既自尊又互尊。马克思主义一旦与中国文化有新一轮的结合，便会焕发新的生命活力，展示美好前景。全盘西化论，欠缺民族文化的自尊，只能符合世界霸权的需要，不会得到国人的认同。中华文化也不能固步自封，孔子不应成为教主，儒学也不可能独尊，传统思想文化一定要接受现代社会的洗礼，吸纳西方近现代优秀文明，经过筛选和转化，与时俱进，获得新的形态。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西方文明本土化，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一个与当今中国经济、政治地位相匹配的现代中国文化，必将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为建设和谐世界做出贡献。

　　继2010年12月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等十位学者联署发起公开信，要求孔子故里曲阜“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后，一座总高为9.5米(寓意九五之尊)的孔子青铜雕像于2011年1月11日在北京天安门地区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无论是曲阜兴建基督教堂，还是天安门立孔子像，都引起巨大争议。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认为，孔子像落户天安门这个选择的实质是要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制度。要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还是要兼容并包的、自由的现代文化制度?从这个角度看，这是关系国家发展的大事。

尊孔有碍社会进步　　

2011/02/10

尊孔有碍社会进步　　

邱波　邱玉田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在天安门广场矗立孔子雕像的话题，不仅引发内地媒体的热议，甚至还扩散到了岛内。事实上，台湾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日前也就大陆与台湾谁更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其主旨与大陆正在推行的相关理念几乎不谋而合，那就是，孔子的儒家学术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虽然　刘　先生认为台湾更遵循儒学。　　

这一现象不由得令笔者回想起不久前所收看的一期电视节目。在这期以交流和互动为表现形式的节目中，邀请了以研究和传播儒家学术而蜚声国际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为嘉宾。坦率地说，　杜　先生在节目中就“文明对话”与“文明冲突”的不同影响以及儒家学术之于全球和谐共存的积极意义等多方面问题所表达的相关见解，其实并未使笔者产生特别感受；因为　杜　先生的相关见解早已在媒体和著作中见识过。相反，参与互动单元活动的两位年轻观众的提问倒是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实上，　杜　先生的回答缺乏应有的力度和深度。　　

其中一个观众的提问是：草原上的猎豹和羚羊如果总是强调文明对话，它们会否因为缺乏生存压力而日益退化呢？而另一个观众的提问是：孔子的儒家学术是否也有创新的必要呢？笔者之所以会就孔子塑像与这两位观众的犀利提问而萌生联想，显然是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之于现实环境的相互交织；或者更具体点说，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自身的正常发展吗？　　

坚守儒学有危害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极为繁杂而宏富的，仅仅是由于董仲舒所设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施政理念由于更有助于汉王朝的长期统治，以致孔子的儒家学术为此后的历代王朝所共同信奉；事实上，即便是满人而非汉人的康熙大帝，居然也将孔子的儒家学术确定为“万世师表”。但问题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孔子儒家学术虽然可以确保本王朝的内部稳定，但却无法阻挡外力的持续侵扰；仅以《解放军报》于09年5月18日所登载的一篇题为《一个不敢有敌人的王朝》的大作所体现的实际影响而言，便足以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于现实环境的鲜有兼容，而其消极侵蚀则更远大于积极指引。　　

不是吗，只要体察一下该大作对宋王朝历史的突出性盘点，实际上很容易让人唏嘘良多。不论是GDP，还是科技水平，抑或是各种类型的艺术创造，无疑堪称全球文明史上无从超越的巅峰；然而，如此优异的内部表现，却在对外事务中遭遇着无从承受的屈辱：被金太宗俘获的徽、钦二帝居然被要求披上刚剥下的血淋淋羊皮而一步一叩首地绕着完颜阿骨打的坟墓连转三圈！这一往昔历史对汉民族来说，其深切痛楚应该远超出两皇帝被斩首！　　

事实上，中华民族的屈辱记忆并不限于汉民族。康熙虽然将孔子定性为“万世师表”，但坚守儒家学术的晚清当局却居然为了现有政权的继续维系而曾发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痛心哀嚎；从某种程度上说，曾经骁勇剽悍的满族之所以会发生如此惊人的退化，显然是源自儒家学术对其精神和血性的深重戕害，同时更是五四运动时期会高擎“打到孔家店”大旗的动因所在。遭遇重挫的国家和民族怎能不剖析面临生存危机的本质原委呢？！　　

鬼谷子开放境界更有益　　

需要强调，笔者并不认为儒家学术一无是处；至少，孔子能将教育从官府而转向民间，这本身就是对民族文明的极大提升。然而，如果撇开民间教育之于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而将探讨范围扩散至教育之于学生水平的突破、乃至学术领域的创新等层面，人们实际上应该能感受到儒家学术的严重欠缺。不是吗，史上说孔子有3000门弟子、72贤人，但世人却清楚地知道，孔子的学生中没有什么有造诣者；相反，从未被定性为教育家的鬼谷子，却培育了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商鞅等改变了历史发展进程的顶级人才，其学生已超　越　老师。　　

事实上，鬼谷子教育理念的先进性并不限于其学生的卓越成就。史书上说，当苏秦、张仪自认为所学已够并要下山开创自己的事业时，鬼谷子以“浮名虚利”的定性为由而想慰留；但苏张二人几乎同声说：“我们从您处学了一身本事，如果不下山开创基业，就如锋利的宝剑躺在匣子里不出鞘，那我们的学习又有什么意义呢？”虽然依旧不舍，但由于二人去意已决，再加上所作回应又拥有充分理据，所以，鬼谷子不仅坦然接受了这一令其倍感失落的结局，而且还为他们的未来提供了自己极具针对性的建议。这是多么开放的襟怀啊！　　

试想，如果完全按照儒家学术所确立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之治学原则来作用于所有方面，那苏秦、张仪的下山创业，不是很容易地被定性为“离经叛道”吗？！而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施政理念被长期施行之后，中国社会又形成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判定标准，在这种限制下，又有哪个学生可以去超越师傅呢？或者哪个学生基于自己的人生理想而达到超越师傅的成就时，这不又是可以被解读成“大逆不道”吗？！　　

应放弃万世师表的定性　　

正因为儒家学术存在自身短腿，以致　杜维明　先生在面对观众所提出的“孔子的儒家学术是否也有创新的必要呢？”之问题时，他也只能以“问题尖锐”的说辞来作无奈应对；事实上，如果能体验到当今世情急遽动荡的客观现实，那么，另一观众所提出的“猎豹与羚羊的生存退化”问题，实际上更具有现实针对性。缘由很简单，任何国家的经济进步和社会安定都需要以民族素质为保障，而民族素质则与优异教育密不可分。试想，倘使极端僵化的儒家学术至今仍被确定必须遵循的“万世师表”，那么，还会有各种新思潮的蓬勃涌现吗？　　

需要强调，新思潮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科学领域也同样需要新思潮的迸发；事实上，在中国政府正竭力打造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尤其是在中国精英总是将创新理念确定为自己遵循方向的情境下，中国的教育体系多规避儒家学术并以开放境界来采行所有有助于社会进步的全新思考方式，实际上就完全可以防止“精神与血性日趋退化”的局面再度发生。坦率而言，依据孙子“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致胜”之制胜思考，任何时代都不应该形成“万世师表”的裁定；因为世情的激变超越前人想象，而确保进步便是“顺势而为”！　　

歌曲：当有天老去 演唱：李健

歌曲：当有天老去演唱：李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