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紀９０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出現奇迹的同時，一個幽靈降臨中華大地。這個幽靈警告人們：你們應該知道，你們所獲得的這些經濟成就，是以破壞生态、污染環境爲代價的，是以摧毀你們所賴以生存的基礎爲代價的！的确，僅僅是１０餘年的時間，我們的環境全面惡化，生态全面告急，生存危機正冷酷地向我們襲來！
生态危機與生存危機
貧水大國
我國的淡水資源按人均占有量在世界排１０９位。人均占有量隻有世界人均水平的１／４，約爲２２００立方米，被聯合國列爲１３個貧水國之一。而且，水資源分布極不平衡，大部分集中在長江流域和長江以南地區。有１６個省市自治區人均淡水資源量低于嚴重缺水線，甯夏、河北等６省市自治區低于５００立方米。因此，許多地區的人均年占有量比全國平均值低得多。 全國實際可能利用水資源量爲８０００億至９０００億立方米，目前估算用水總量爲7０００億至８０００億立方米。即已接近可利用水量的上限。 全國６００多座城市中，有４００多座城市缺水，其中１００多座城市嚴重缺水，日缺水１６００萬噸。我國尚有３．６億農村人口喝不上符合衛生标準的水。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２０００億元。全國每年因缺水少産糧食７００—８００億公斤。 據２００３年國家環保總局統計，全國污水廢水排放量爲４６０億噸，其中工業廢水占４６．２％（水利部提供的數據是，污水廢水排放總量６８０億立方米限界，工業廢水占２／３），超過環境容量的８０％以上。七大江河水系，４０．９％是“喪失水功能”的劣五類水質：７５％的湖泊出現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三湖”水質均爲劣五類，不可農業用，不可工業用，更不可作飲用水源。 黃河不再咆哮 中華母親河黃河，水資源已十分貧乏，河道萎縮，斷流加劇。１９７２年４月，黃河在山東境内第一次出現斷流，這是黃河漫長曆史上的第一次。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８年，黃河年年斷流。１９９７年斷流更是多達７次，計２２６天，斷流河段達７００多公裏，３００多天無水入海。僅給出東一省造成的經濟損失就達１３５億元。專家指出，如不采取及時而有力的措施，黃河就會變成一條奇怪的内陸河，既不注入大海，也不注入湖泊。 在水資源短缺的情況下，爲了生産和生活隻能從地下采水，緻使華北地區的地下水超采，水位正在大幅度下降，并使地面下沉，海水倒灌，前景嚴峻。 黃河源區在幹涸 巴顔喀拉山是黃河、長江發源的象征。黃河源區第一縣的瑪多是三江源的核心區：長江總水量的２５％、黃河總水量的４９％、瀾滄江總水量的１５％都出自三江源地區。瑪多境内擁有大小湖泊４０７７個，黃河在其境内綿延２００多公裏，有着“千湖之縣”、“中華水塔”的譽稱。現在的瑪多隻剩下１０００多個湖泊，面積大于０．０６平方公裏的湖泊僅２６１個，也就是說，９０％以上的湖泊已經幹涸。上世紀９０年代與８０年代相比，長江、黃河、瀾滄江的年平均流量分别減少了２４％、２７％和１３％。位于黃河上遊的龍羊峽水庫其發電量僅達設計量的一半。 紮陵湖和鄂陵湖是黃河源地區最大的一對“姊妹湖”，兩湖間有２０多公裏黃河水道相連。由于上遊紮陵湖水位下降，自１９９９年６月起兩湖間曾出現５次斷流。鄂陵湖往下１２０公裏河段的所有支流早已全部幹涸。黃河源頭将下移至１２０公裏外的熱曲河。８０年代熱曲河水深及胸腹，２１世紀初僅及膝蓋了，照此速度發展，２０年後的熱曲河極有可能幹涸。 現在的瑪多，沒有水，沒有草，草場退化、沙化，沙塵暴頻繁，牛羊數幾年間銳減。這個８０年代初的全國首富縣，現在成了青海省的重點扶助縣。數千名無家可歸的生态難民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家園。 長江在掙紮 與憔悴枯槁的黃河相比，長江則變得喜怒無常，放蕩不羁。繼１９９６年特大洪水之後，１９９８年長江又一次發生特大洪水，這是建國以來長江洪水災害造成損失最大的一次。５０年代以來濫砍濫伐與圍湖造田造成了嚴重的水土流失，使長江流域塘堰的總庫容被泥沙淤積了一半以上，中小水庫淤積了庫容的１／４—１／６。長江幹流河道的不斷淤積，造成荊江河段的懸河。每到汛期，滾滾洪水全靠大壩挾持，洪水水位高出兩岸達數米到十幾米。１９９８年特大洪災，江西境内８７０多座圩堤潰決，１５９萬人被洪水圍困，無家可歸。“人斷水出路，水斷人生路”，這是洪災給人們的教訓。 長江流域另一個突出問題是水體污染嚴重。２００１年廢水污水排放總量爲２２０億噸，使得幹流沿線形成６００公裏的污染帶，６０％的水體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環保部門對３８１個斷面水質評價結果顯示，隻有５３％斷面達到三類以上水質，其中南京、上海、武漢、重慶、攀枝花等５城市江段近岸水域污染尤爲突出，沿江城市５００多個主要取水口不同程度受到污染。由于水質惡化，上海等２６座城市已成爲“水質型缺水”城市。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局長孫繼昌憂心忡忡地說：“太湖流域不缺水，缺的是好水，多的是污水！”“江南水鄉沒水喝”已較爲普遍。 專家指出，長江面臨六大危機，如森林覆蓋率嚴重下降，泥少含量急劇增加，水質嚴重惡化，物種生存受到威脅等。如不再加以保護，“１０年内長江就可能變成第二條黃河”。 污染最爲嚴重的還不是長江。２００１年我國七大水系污染由重到輕的順序是：海河、遼河、淮河、黃河、松花江、長江和珠江。淮河已成了全流域污染的髒河、臭河。“５０年代淘米洗菜，６０年代洗衣灌溉、７０年代水質變壞，８０年代魚蝦絕代，９０年代身心受害。”這首民謠唱出了淮河兒女心中的隐痛。 海洋的呼救 稱爲“海上赤魔”的赤潮對沿海居民構成另一種威脅。 近年來，我國海域赤潮發生頻率提高，面積不斷擴大。據《中國海洋環境質量公報》披露：２０００年，全國海域共發現赤湖２８次，面積１萬平方公裏：２００２年７９次，面積１萬餘平方公裏；２００３年激增至１１９次，面積１．４５萬平方公裏，直接經濟損失４２８１萬元。東海爲我國赤潮高發區。上世紀９０年代前，東海區每年發生赤潮２０起左右，近年來年均發生４０起左右。２００３年發生７０多起，創曆史新高。 赤潮是向人類的一種警告。赤潮頻仍表明陸上及海上入海排污在逐年增加。海上污染８０％來自陸地。以東海爲例，２００３年人們向東海傾倒了４２４５萬立方米的疏浚物。其中，上海海區的傾倒量占５５％以上。這些未加任何處理的疏浚物，含有大量的銅、鉛、鋅、砷、镉、鉻和油類等，使長江口一帶海域無機氮和無機磷全部超标。 耕地告急 我國耕地地面積僅占世界的７％。國土資源部顯示，２００３年我國耕地面積爲１８．５億畝，比７年前的１９９６年減少了１億畝，年平均減少１４２９萬畝。現人均占有耕地僅１．４３畝，爲世界人均水平的３２％。２００３年，全國３１個省市區中，人均耕地低于０．８畝警戒線的已有６個。預測表明，到２０３０年，我國人均耕地占有量将減少１／４。按年均增加人口１０００萬，到２０３０年我國人口将近１６億。人口與耕地矛盾十分尖銳。 耕地面積很有限，多數耕地質量又較差。現有耕地質量較好的一等耕地面積僅占耕地總面積的４１．３３％；質量中等的耕地面積約占３４．５５％；質量差的耕地面積約占２０．４７％；不宜繼續耕種的耕地約占３．６５％。可見，中等以下的耕地面積共占耕地總面積的５８．６７％。此外，全國耕地分布在山地、丘陵、高源地區占６９．２７％，水資源占全國總量的８０％以上的長江流域及以南地區，僅占全國耕地的３８％，水資源不足全國的２０％的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區，卻占全國耕地的６２％。可見，我國６０％以上的耕地無水源保障。 耕地的水土流失嚴重。我國水土流失面積達３５６萬平方公裏（２００２年），占國土面積的３７％。同時每年還新增１萬平方公裏的水土流失面積。另外，土地污染日益嚴重。中科院院士孫鐵珩指出，目前我國受镉、砷、鉻、鉛等重金屬污染耕地面積近２０００萬公頃，約占耕地總面積的五分之一。我國過量使用化肥和農藥已到極限。占世界７％的耕地面積卻使用了占世界近３０％的氮肥。中科院的一項調查顯示，全國目前至少有１３００萬———１６００萬公頃耕地受到農藥的污染。化肥、農藥被農作物吸收僅３０％，７０％散發于大氣、滲入到土壤與江河湖泊與地下的水體之中，使耕地土質逐年下降，并對至少１３個省份的居民及水生物造成生存與健康威脅。 耕地的浪費也令人痛心。９０年代以來，全國城鎮普遍、大面積地圈地運動使大片優質農田變爲建設用地，各種名目的開發區有４０％是開而不發，造成大量土地閑置。人口的膨脹與城市化使城市用地成培增加。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６年間全國３１個特大城市占地規模由３２７０平方公裏擴大到４９１０平方公裏，增長了５０．２％。 土地荒漠化、沙化令人憂 國土大面積荒漠化日趨嚴重。我國現有荒漠化土地２６７．４萬多平方公裏，占國土總面積的２７．９％，而且每年仍在增加１萬多平方公裏。我國１８個省區的４７１個縣、近４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黃河源區占草場總面積的７８％已中度以上退化，面積近７．３３萬平方公裏。黃河源頭第一縣瑪多縣草地退化占全縣草地面積的８３％，緻使７０００多人成爲生态難民。 西北濕地（包括新疆全境、青海、甘肅、甯夏的大分部和陝西西北部）在中國濕地中占有較大比重，而且多分布在江河源區、綠洲、河灘和内陸湖濱等生态敏感地帶。由于過度種植、放牧等因素，現正在迅速退化。主要表現爲，河流斷流，湖泊萎縮，濕地面積減少；濕地水質鹹化；旱化濕地向少漠發展。新疆瑪納斯湖周圍曾是富庶之地，随着石河子大規模開墾，湖泊水量銳減，現已消亡，周圍地區的經濟也随之衰敗。内蒙古的居延海幹涸後，享有盛名的居延綠洲随之消逝，不僅水生動植物死亡，湖畔８０萬畝胡楊林也慘遭厄運。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新疆生産建設兵團的大面積開發，在塔裏木河上遊大量截水導緻羅布泊幹涸。我國最大的内陸鹹水湖青海湖正在重複着羅布泊的命運。由于大規模農業開發，人類與青海湖争奪入湖水源，随着入湖水量逐年減少，近３０年來，水位下降３．７米，面積縮小３１２平方公裏。湖畔草地越來越少，風沙一年勝于一年，１７５萬畝沙化地成爲青海省柴達木盆地、共和盆地之後的第三大沙漠化地區。（《新華每日電訊》０５年８月１６日）沙漠面積年均以１０．１２平方公裏的速度增長。 華北第一大高原内陸湖安固裏淖位于張家口壩上草原，現在，１０萬畝幹涸的湖泊成了白花花的鹽堿地，日後将成爲沙塵暴的源頭。目前，張家口地區的荒漠沙丘已逼近天安門廣場僅７０公裏的懷來縣。更嚴重的是，安固裏淖的幹涸造成周邊幾十萬畝草地沙化，儲水能力減弱，使官廳、密雲兩水庫的水源減少，将影響北京的供水。（《中國商報》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４日） 我國沙漠和和沙化總面積已達１７４．３萬平方公裏，每年還在以３４３６平方公裏的速度擴展，一年等于損失一個大縣的面積。沙區治理速度遠遠趕不上沙化的速度，南疆兩大沙漠塔克拉瑪幹沙漠和庫木塔格沙漠已多處“握手”相連。一旦兩大沙漠全面合攏，若羌縣（綠洲）的５萬多群衆将受到生存的威脅。 沙塵暴肆虐 頻繁而日趨加劇的沙塵暴已成爲我國北方嚴重的自然災害。建國至２００１年的５２年間，共發生沙塵暴８８次，平均每年１．７次，尤以１９５２年在甘肅、１９７９年在新疆、１９８３年在西北五省區、１９８６年新疆發生的強沙塵暴爲甚，特别是１９９３年５月５日發生自西北、掠及北方７２個縣１１０平方公裏地域特強沙暴，其強度、範圍、災損都是兩千多年曆史記載中所沒有的。進入２０００年後，沙塵暴急劇增加，當年，強和特強的沙塵暴就達９次，爲近５０年之最；２００１年出現１２次沙塵天氣，其中沙塵暴６次；２００２年入春後仍是沙塵天氣不止，３月１９日至２１日發生連續幾天橫掃大半個中國、遠及日、韓的特強沙塵天氣。這表明，沙塵暴的發生頻數與趨勢都在直線上升。 我國沙塵暴可分四大源區：一是甘肅河西走廊及内蒙古阿拉善盟，二是新疆塔克拉瑪幹沙漠周邊地區，三是内蒙古陰山北坡及渾善達克沙地毗鄰地區，四是蒙陝甯長城沿線。人類的過墾過牧，濫樵濫采，使這些地區濕地幹涸，水源減少，土地荒漠化與沙化，是沙塵暴猖獗的根本原因。中國目前受沙塵暴襲擊和污染的省會城市已達２０多個。北京２０００年出現２２次沙塵天氣，２００１年１０餘次，２００２年入春後又發生數次沙塵天氣。人們憂慮，北京是否會成爲“龐貝城”？ 城市中彌漫着污染的空氣 ２００４年９月“中國城市論壇北京峰會”上，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院長俞孔堅将“神舟”五号宇宙飛船上拍回來的照片展示在大家面前，說：“我們北邊的俄羅斯是綠色的，南邊的東南亞是綠色的，隻有我們的國土是枯黃一片。我希望這張祖國母親的影像，能喚起一個期待複興的民族的憂患意識！” 在６００多座城市中，大氣環境質量符合國家一級标準的城市不到１％。２００３年對３４０個城市的監測中，空氣質量達到二級标準的城市有１４２個，占４１．７％；達到三級标準的城市１０８個，占３１．８％；劣于三級标準的城市有９１個，占２６．５％。也就是說，空氣質量屬于三級與劣于三級的城市占５８．３％。在３４０個城市中，有６４個城市位于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區。 在全球污染最嚴重的１０個城市中，我國占一半。在這些城市中，顆粒物和二氧化硫濃度已經超過世界衛生組織及國家标準的２～５倍。中國二氧化硫排放總量已居世界第一，超出大氣環境容量的８０％以上。排放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在高空轉化爲硫酸鹽和硝酸鹽等細顆粒物，緻使我國１／３的國土被酸雨侵害。造成這一後果的直接原因是火電廠。 能源需求面臨着嚴峻的挑戰 改革開放２０多年，工業化進程突飛猛進，但走的是傳統的工業化道路，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之路，“先污染、後治理，先破壞、後保護”之路，資源的的損耗和環境的破壞十分嚴重。 從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１年，中國石油消耗量增長１００％，天然氣增長９２％，鋼增長１４３％，銅增長１８９％，鉛增長３８０％，鋅增長１１％，１０種有色金屬增長２７６％。這樣的消耗速度迅速地耗盡了國内資源。中國人口衆多，占世界２１％，地大而物不博，石油儲量僅占世界１．８％，天然氣占０．７％，鐵礦石不足９％，銅礦不足５％，鋁土礦不足２％。這些有限的資源難以支撐起今後的經濟發展。 以能源而言，中國工程院院土鄭健超指出，按目前經濟高增長、能源高消耗的情景設計，在未來２０年中我國能源需求面臨巨大缺口。他以以下一組數字形象地來說明這個缺口；要增加２６座兖州煤礦，６個大慶油田，８個天然氣西氣東輸工程，４．３個左右的三峽水電站的裝機容量，２０個大亞灣核電站和４００個大型火電站，還要用２０年的時間建起美國用５０年時間增容起來的電網容量。到２０２０年我國的能源需求将達到３１億噸标準煤，居世界第二，占當年全球的１３．２％。目前我國能源消耗強度仍較高，約爲世界經合組織國家均值的４．６倍。 能源與資源的不足将嚴重制約我國經濟增長，今後的經濟增長将會愈來愈依賴國外資源的進口。到２０１０年，我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将達到５７％，鐵礦石将達到５７％，銅将達到７％，鋁将達到８０％。 中國各類資源人均占有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卻是世界上資源消耗與污染物排放量最大的國家之一。是世界上耗水量的第一大國（占世界用水總量的１５．４％），能源消耗居世界第二位，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相當于美國的３倍），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不久可能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 １０餘年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年增長率在７％～９％之間），不少人爲此沾沾自喜。孰不知，我國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環境、破壞生态爲代價的。如果從國民生産總值中扣除因破壞環境與生态所造成的損失的價值（在這些損失中有的在以後的修複與補償中即使投入很巨大的物力與人力也是難以複原的），那麽，高速經濟增長實際上是怎樣的一種結果呢？以下的一些數字回答了這個問題。１９９０年環境污染損失的經濟價值爲３６７億元左右，約占當年ＧＮＰ的２．１％；１９９２年環境污染損失爲１０９６．５億元，占當年ＧＮＰ的４．５％；１９９３年的污染損失爲１０８５．１億元，占當年ＧＮＰ的３．１６％。據１９９７年世界銀行統計，中國每年僅空氣與水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５４０億美元，相當于國内生産總值的６％。如果将所有污染對經濟所造成的損失彙總起來，每年污染所造成的損失是ＧＤＰ的７％左右。這一數字，正好接近這些年經濟增長所創造的價值（《了望》２００４年４０期）。也就是說，我們千方百計所創造的經濟增長奇迹實際上被污染所造成的損失無情地抵消了。 溫室效應對人類的威脅 随着大氣中ＣＯ2濃度的提高，地表熱的散發就減少，地球表面就形成了一道熱屏障，使地球趨暖，出現溫室效應，這是導緻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溫室效應将産生嚴重後果。它使南北極冰層蝕化，導緻海平面上升。随着海平面上升，地球上無數島嶼和沿海的某些城市将會沉入大海，人類不知又會喪失多少生存空間。溫室效應還使冰川萎縮，積雪融化。冰川萎縮、積雪融化在短期内可能使某些地區的河流與湖泊的水量增加（如西藏色林錯湖面積近３０年來，由１７０７平方公裏擴大到１８２３平方公裏），但随着積貯的冰雪日益減少，江河湖泊則水源枯竭而随之幹涸。２００４年中美聯合科考隊對喜瑪拉雅山和岡底斯山進行考察後證實，以青藏高原冰川爲代表的高亞洲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全面退縮。全球性的氣候變暖使我國冰川面積在近４０年中年均減少７％，目前冰川年融水經流量相當于一條黃河。如果全球變暖繼續以目前速率發展，估計到２１００年，大部分冰川将消亡，一些冰川下遊的河流也将幹涸。（新華社２００４年９月４日） 環境污染嚴重威脅着人類的健康 大氣污染，水體污染，土壤污染，以及食品污染，我們賴以生活的地球已變成了一個被毒化的地球，對人類健康的威脅日見嚴重。 癌症的發病率愈來愈高，目前的發病率是１０年前即９０年代中期的５倍。過去的年代它是一種老年性疾病，現在患者年輕化了，十幾歲、二十幾歲患此病者已不少見。過去多見于城市，現在農村也普及起來了。四川沱江流域的簡陽市簡城鎮民旺村，上世紀７０年代是遠近聞名的“長壽村”，如今，卻成了遠近聞名的“癌症村”了。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原副院長王建璋指出：“人類的癌症大約８０％～９０％都是由環境引起的。”緻力于惡性腫瘤技術攻關的專家都感到，不斷發展的醫療技術對于癌症的高發仍無力回天，問題還是要從改變人們的生存環境尋找出路。 ２００２年ＳＡＲＳ（非典）襲擊我國，２６省市共發現此病及疑似此病患者計５０００多例，以北京等大中城市爲甚。ＳＡＲＳ病毒的兇猛我們已領教過了。變異的環境會産生變異的物質，變異的物質孕育出了人類的新天敵。專家們認爲，由于大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壞，一些微生物在外界環境改變的條件下，不得不通過基因變異，原來不緻病的微生物成了緻病的毒性基因，原來隻在動物中存在的病毒成了能在人群中傳播的病毒，ＳＡＲＳ這種新的冠狀病毒，以前從未在人體中發現過，但在許多動物身上是早已存在的。對野生動物的濫捕濫殺以及環境的污染也是ＳＡＲＳ快速蔓延的重要因素。 由于環境的毒化，人體血液中正常的白血球數已由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的７０００～８０００降到８０年代的５０００左右，２０世紀未降至４０００左右。男性精子數正在急劇減少，１９４０年，男子平均每毫升精液中有精子１．１３億個，１９９０年下降到７７００萬個。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出生的男子的精液數量平均比５０年代出生的減少２５％。年遞減２％。照此下去，７０年後，人類将喪失生育能力。（《參考消息》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２日《男子精子數量減少》） 總而言之，我國的環境污染和生态破環是嚴重的，是全方位的，無論是江河、湖泊、海洋的水體，還是大氣、土壤已遭到并且還在進一步地遭到污染與破環。 特别應當重視的，無論是環境污染，還是自然資源無節制的消耗，都是在近１０多年（即上世紀９０年代以來）加劇的。也就是說，中國生存狀況的惡化是近１０年出現的。中國是一個人口超級大國，現在又成了耗能大國與污染大國。
對應危機的基本方略
面對生态危機與生存危機的逼近，我們應當反思所走過的道路，重新評價我們所做的一切，重新部署我們的未來。
一、 确立四個文明的新概念。 “物質文明”的目标。不久，又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的目标，強調“兩個文明”一起抓，不能一手硬、一手軟。至９０年代初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這樣便有了“三個文明”的理論概念。看來，“三個文明 ”已經是現代社會完善的社會型态理論了。 面對生存危機步步逼近，這三個文明的現代社會型理論感到仍然存在着重大的缺陷。道理很淺顯，人類連生存都發生了危機，還能建設什麽現代文明呢？ 加雷德·達爾蒙在《環境的崩潰與文明的終結》一文中寫道：考古學的最近發現，許多很不相同的古代文明的崩潰有着驚人的相似。如尤長坦半島的瑪雅人，美國西南部的阿那薩齊族，聖路易斯郊外卡何齊土丘的建造者，格陵蘭島的古挪威人，複活島雕像的建造者，非洲的大津巴布韋，柬埔寨的吳哥窟。這些文明的崩潰，都是在人口、财富、資源消耗、環境破壞達到巅峰狀态之後出現的。以史爲鑒，可知環境與生态直接關系着中華民族的興衰。 生态文明具有什麽内涵呢？首先是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以往總是說，征然自然，利用自然，如此，自然成了人類的主宰物，成了人類的奴隸。大自然是人類之母，是人類借以發育、成長的搖籃，它爲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默默地承擔着義務，竭盡所能地奉獻出自己的一切。自然爲人類承擔了義務，就應當享有相應的權利。可是，在以往漫長的歲月中，人類根本無視自然界應有的權利，隻索取不補償，隻利用不酬報，隻損害不修複。隻是在自然界的權利一再被人類蹂躏踐踏，大自然才被迫作出強烈的報複。人類是自然之子。沒有人類自然獨自存在；沒有自然人類卻無法生存。所以，人類應當尊重自然，保障自然的權利。“自然權利”這一概念（或稱之爲自然的“自然權利”，以與人的“自然權利”相區别）的提出标志人類與自然關系認識的新階段。之所以是新階段，是因爲人類從此懂得應當将自然權利置于人類利益之上，建立起人與自然的新關系、新秩序，使人與自然之間和諧共處。生态文明的另一個含義是，地球上的大氣圈、生物圈、水圈與陸圈之間是一種和諧平衡狀态，人類隻是生物圈中的一簇；人類的進化、繁衍借助于這種和諧平衡狀态，人類的發展同樣基于這種和諧平衡狀态（所謂“天人合一”）：人類不應當自認爲是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去破壞這一平衡，應當維護這一平衡，保護地球，保護環境，保護生态，也就是保護人類的家園。人類的一切活動（自身的繁衍以及生産活動和生活方式）都應當在保護這一平衡的前提下進行，應受到這一平衡的約束，決不能爲了一時的或者某部分人的利益而去沖破這一平衡。人類是約束自己的時候了。不要再污染江河湖泊海洋了，不要再污染大氣土壤了，不要再揮霍浪費資源了，不要再破壞環境生态了，不要再蹂躏踐踏自然了。人類應當尊重與敬畏自然。對自然，過去我們欠得太多太多，從現在開始，我們要加倍的補償，加倍的呵護，加倍的報答。 對中國來說，在目前的景況下，生态文明建設在四大文明建設中應當處于首要的戰略地位。提倡生态文明與其餘三個文明“協調發展”的方針對于已被嚴重惡化的環境與生态現實已顯得蒼白乏力了。要協調，首先在恢複協調。加大投入、首先投入的是生态文明建設。認識這一點，對于政治家，對于各級政府官員，尤其重要。 二、調整發展戰略。 人類能在地球上生存與發展，因爲這個星球爲人類提供了水、空氣、土地、陽光等必須的生存條件，失去其中任何一個條件，人類就無法生存下去；爲了生存，人類必須保護這些自然條件，毀滅這些條件，等于在毀滅人類自身。 對于環境與生态的重視，國外遠早于中國。２０世紀上半葉，環境文化在西方的興起始于對傳統工業的高增長、高消耗、高消費的發展方式的尖銳批評。１９６２年美國海洋生态學家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１９７０年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所闡釋的思想，至今使我們振聾發聩。這些環保主義者向人們警告：人類創造了技術圈，入侵生物圈，進行了過多的榨取，從而破環了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礎。 學者們的呼籲立即得到各國領導人的回應。但是，中國開始注意到這一世界文化主流，意識到環境與生态的重要性，乃是世紀之交的事。當下中國已成爲世界上環境污染與生态破壞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走到這一步似乎有一定的邏輯因果性。中國是人口大國。２００４年已達１３億之多，且每年以１０００萬之數增加。百姓窮，國家窮。富裕是多少代中國人的企盼。階級鬥争爲綱耽誤了經濟建設，破壞了社會各方面的健康發展。因此，文革之後，确立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得到全國上下的一緻擁護。鄧小平一再告誡：要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發展是硬道理，……他對現代化三步走的規劃純粹是以人均國民生産總值的增長作依據的。他将現代化化作經濟化、數字化了。這也被人們接受了，似乎無可非議。當時，對于後發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區别，人們也隻注意人均ＧＤＰ的差别；要成爲發達國家，似乎把ＤＧＰ搞上去就行了。改革開放初期，經濟增長迅速，城鄉居民生活明顯改善，這給人們以很大鼓舞。當然，鄧小平也不是隻強調經濟發展，他也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重視精神文明建設。但應當承認，他更多的是關注經濟。對于政治體制改革，在８９“六四”事件之後，在他的談話中一概隐沒了。至于環境與生态問題，則一直被鄧小平所忽視。 到２００４年，中國的人均ＧＤＰ已達到１０００美元；中國已逼近小康社會的目标了。一些人說到這一點，由衰地興奮與自豪。我們應當怎樣評價這一經濟成就呢？ 本文所提供的綜合性資料顯示，我國的環境遭到嚴重而迅速的破壞發生自上世紀９０年代以來，這正是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年代。就是說，一面是經濟高速增長，一面是環境與生态高速破環。“兩個高速”便是中國近１０餘年來的發展軌迹。 人類違背了生存法則，生存法則必然懲罰人類。就像１９９８年長江大洪水過後所總結的那樣，“人斷水出路，水斷人生路”。自然的生存法則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時是個潛法則，隻有當人類無視這一法則，蹂躏自然、破壞生态時，這一法則才無情地報複人類。 “文革”這場革命早已被曆史所否定，至今仍在不斷地深化反思。“文革”的這種革命性破環是在社會、文化領域，破壞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近１０多年對生态與環境的破壞，是一種建設性破壞，它同樣戴着神聖的光環，因此同樣勢不可擋。它破壞的對象是大自然，破壞着人與自然的和諧。多少億年來，别的星球一直盛贊地球上得天獨厚的自然與生物之間的和諧狀态；今天，人類（特别是當代中國人）正瘋狂地摧毀着這種和諧。 當務之急是調整發展思路，再也不能繼續走單純追求ＧＤＰ增長的狹隘的發展道路了。要重塑新的發展模式。ＧＤＰ要适度增長。經濟增長、社會發展與生态保護，三者要兼顧：目前及今後一個時期，要将環境與生态的保護放在首位。ＧＤＰ的增長要控制在環境、生态、資源所容許範圍之内；ＧＤＰ的增長要以不再繼續損害環境與生态爲前提；ＧＤＰ的增長應當盡力有利于環境與生态的恢複與改善。簡言之，ＧＤＰ的增長要服從環境與生态。我們甯可使ＧＤＰ的增長不像以往那樣高速，爲了今後的持續發展，爲了給後代有一個良好生存環境，我們甯可減緩一下ＧＤＰ的增長速度。這是當代中國人的理性選擇。 三、科學消費，保護人類的生存環境。 中國的消費狀況９０年代與８０年代相比出現了很大的變化。這其中有合理的一面，也有值得檢讨的一面。長期貧因，現在手上有了一些錢，改善一下生活，無可厚非。但不知在什麽時候，一種不健康的消費行爲如同一股潮流，迅速地在某些人中蔓延。有的人爲了顯示富有，一揮千金。有的人爲了擺闊，揮霍浪費。有的人爲了滿足一時的快感，紙醉金迷。有些人爲了追求時尚，變着法子更換時裝與手機等名貴商品。時下，擁有豪宅和高級轎車又成爲一些人的追求。超前消費，顯富消費，奢華消費，時尚消費，名牌消費，攀比消費，刺激消費，賭博消費，健美消費等等，這些光怪陸離的消費行爲，如同滾滾濁流，既不文明，又不理性，有的甚至愚昧可笑。 生産引促消費，各種廣告鋪天蓋地；市場永遠迎合需求，隻要你需要，商家有求必應。縱觀９０年代，新興的汽車市場的啓動，高檔餐館的遍地開花，房地産業的紅紅火火，豪宅别墅的成批出現，電子産品的層出不窮，還有應接不暇的時裝、化裝品，等等。這種如同火山噴發的消費熱潮，令遠比我們富有的西方人詫異莫明。迷戀于近乎放蕩的病态消費方式的人，他們決不會想到，他們這種消費行爲，給社會、給環境、給後代，會帶來什麽後果？ 要保護環境與生态，亟待糾正時下流行的不文明、不健康、無節制的消費方式與消費行爲。這種消費方式與消費行爲的後果，一是污染環境，二是浪費資源，三是損害身心健康，四是影響未來一代的健康成長。消費似乎是個人的私事，卻關系着社會的方方面面。消費似乎是個人的權利，卻應當對社會承擔起相應的義務。消費似乎是物質層面的行爲，卻反映了消費者的心态與文化修養。文明人應當有文明的消費觀念與消費行爲。文明、健康的消費方式與消費行爲應當不損害他人與社會，不污染環境不破壞生态，不浪費資源以及不損害自己的身心健康。總之，你在享受消費權利的同時應對社會承擔起一份責任與義務。 我們贊同提高生活質量。但生活質量決不能以物質财富消費數量的多少作爲尺度，不能認爲物質财富消耗愈多生活質量就愈高，而是應當講究科學消費、合理消費、适度消費。什麽是科學、合理、适度消費呢？就是遵守上面提出“四個不”的原則。同時，生活質量的内容不限于物質生活享受，還有健康的精神生活。提高精神生活質量恐怕更爲重要。但是，無論你享受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都首先得有良好的生存環境的保障，讓每個人擁有生存所必須的自然條件。如果人類在無度放肆的消費中不斷惡化生存環境，毀滅生存條件，那麽，一切對高質量的生活方式的追求都将落空。 鑒于目前中國的環境與生态狀況，要使當代與後代的生活質量可持續提高，首先得保護環境，恢複生态，節制不文明不健康的消費方式與消費行爲。對當代中國人來說，沒有比擁有藍天白雲，青山綠水，呼吸新鮮的空氣，喝到潔淨的水，生活在樹木花草繁茂的家園更爲重要了。這是我們所需要的第一生活質量。 ＿＿＿＿＿＿＿＿＿＿＿＿＿＿ 主要參考資料 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編輯出版。《生态環境與保護》2003年1 –12期，２００４年 １－１２期。 潘嶽：《直面中國資源環境危機》，《環球時報》（京），２００４．２．６． 潘嶽：《環境文化與民族複興》，《中國國情國力》（京），２００３．１１． 牛文元：《我國生态環境能力建設任重道遠》，《群言》（京），２００２．１０． 劉湘溶：《憂患·責任·參與》，《湖湘論壇》，（長沙），２００２．５． 周月魯：《黃河源共生态問題及其防治對策》，黃河生态網２００４．１０．２５． 揚江：《誰害慘了瑪多》，《新民周刊》２００４．５．２４． 顧炳樞：《沙塵：自然對人類的挑戰》，《生态經濟》（昆明），２００４．５． 《中國高層治水憂思》，《經濟參考報》（京），２００４．１１．１ 《“三高一低”的驚人後果》，《了望》（京），２００４．４０． 《我國能源需求面臨巨大挑戰》，《中國經濟導報》（京），２００４．６．１７ 胡鞍鋼：《中國“四大資本”變化》，《科學時報》（京），２００４．１０．２２ 尚春香：《渤海“死亡”報告》，《決策與信息》（武漢），２００４．８． 顧海兵：《十三億人口的能源經濟學分析》，《光明日報》２００４．８．２５ 加雷德·達爾蒙：《環境的崩潰與文明的終結》，《國外社會科學》（滬）２００３．１０－１１．
作者簡介：應克複，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南京，２１０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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