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冲浪

来源: 8341bd 于 2011-02-11 wenxuecity

瞒天过海话偷渡

 

汪　伦 

 

原载《汪伦文集》科发出版社 2009年出版。

买书邮箱henrylwong@hotmail.com或致电415-385-0829联系。

　　

 

（一）　大难不死　喜获重生

　　1966年，正当“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我所属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却被宣布解散了，理由是：专门宣传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帝王将相”。从此我被列为“待业青年”（周恩来为了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失业，而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名词）。

  　回想中学毕业后，我第一份工作就是说书艺人。每逢夏天，摇着纸扇，在榕树底下点一盏煤油灯，向正在纳凉的老人家、小朋友讲些《西游记》、《何文秀》、《十五贯》、《水浒传》......之类的故事，每晚的酬劳是一元人民币。在当时来说，一个单身汉要维持个人的基本生活，还是勉强可以的。一旦遇到刮风下雨，就只有“食谷种” 的份了。况且，越来越紧缩的文艺政策， 一再强调要讲红色故事，只能讲些《林海雪原》、《智擒八虎》等个别片断，可是又有谁愿意付钱去接受政治性的洗脑？要我继续讲红色故事，无疑死路一条。

                                                                                                                                                                                                                　　　　　　　　　　有一次，我们一伙人在聊天，莫锦文老师对我说：“汪伦，如果你还继续这样讲故                                                                                       (广东人指讲故事)为生，恐怕今生今世都找不到老婆呢！”这句话深深地刺中了我内心的深处。的确，在当时的环境下，根本就看不到“说书”这种职业的前途在何方。

   　尽管在文化公园榕树下讲故事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地进行，白天还要抽出时间来练习我心爱的小提琴，我还是希望将来能在文艺团体里做一个提琴手。1963年，我被中山县文化局选为讲红色故事的代表，参加了由佛山专区主办的讲红色故事的说书比赛，结果获得了全省第二名。裁判们只听录音带的播放，结论是：这个人说书最少有了二十年的经验。其实当时我才十九岁！代表出席这次比赛的文化馆马馆长给我带来了这项喜讯，并且告诉我说，还有八元人民币的奖金。不过从此以后我就没见过这笔钱，更不敢过问这笔奖金的下落了。

     穷则变，变则通。当年的文教局局长吴仑，看到我这个二十不到的青年，竟然整天和七老八十的老人家或小孩混在一起，和他们交流的都是些“封资修”和“帝王将相”的东西，总觉得不是滋味，就劝我到文教局登记一下。就这样，我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人之患（小学代课老师）。不过，我还是做着我日思夜想的演员梦。我的内心有一个这样的双轨计划：一面以教书为生，同时也参加了“教师文工团”和文化馆主办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活动。教书是我的职业，而当个演员才是我的事业。虽然整天忙得不亦乐乎，但觉得满得有意义，精神上感到很充实。我教的学生也把我当成偶像来崇拜，有事没事都央我讲故事给他们听。连宣传部长也抽空来听我讲课，我心里是乐滋滋的。

      第二年，文教局严局长叫我去谈话，说是佛山专区要成立一个专业的话剧团，我被内定为保送的名额。但是为了公平起见，也要和其他的报名者一起进行考试，但考试的内容事前已经通知了我，要我好好准备，考出好成积，以免别人背后说闲话。尽管这样，寄来的还是“不录取通知书”！个中原因，不言而喻。

     我内心深深不忿，主动向教育委员会的党支部书记黄洁反映了我内心的不满。她好言安慰我说：“你可以向剧团的领导人建议，采用我们教委党支部的档案，我打包票你一定能去。但要是剧团坚持要你中学的档案材料，我就无能为力了。”他这一番话，把关键所在讲得清清楚楚。一直到今天，我内心还在感谢黄洁的坦荡性格，不愧是一位敢说敢做的军嫂，不久他就随着在高炮部队服役的丈夫调防了。

     一年以后,“大搞文化室”和“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高潮掀起了。石岐镇委宣传部就把我抽调到文化馆，我就成了一名“脱产干部”，不用再做猴子王了。在党委宣传部直接领导下，组成了一个半职业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被任命为该队的领头羊---队长。虽不是全职的演出单位，但总和文艺演出有了一点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已经是一份人人都垂涎三尺的饭碗了，我内心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几年的演艺生涯，我成功地扮演过解放军战士、老农民、汉奸狗腿子，至于扮演特务甲匪兵乙的角色，就更是家常便饭。我渐渐成了舞台上的白搭----哪里缺人，就都叫我去顶替，我也不负众望，慢慢我就成了家喻户晓的名演员。1966年春节，距离元旦日只有二十一天。宣传部下令:要搞一套和元旦演出时不相同的全新节目。我立即挑起了这副重担，利用短短的二十天内，没日没夜地带领着大伙，一起组织演出了大型纵合性节目“祖国颂歌”。一下子把石岐地区的文化艺术活动搞得有声有色。除此以外，根据宣传部下达资料改编成的相声、对口词、三句半等小型节目，更加不计其数。

    正当我个人的事业刚刚取得一点点成绩时，毛爷爷一声令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们宣传队和文化馆、体育委员会、文教局、图书馆等的文化单位,集中在一起进行各种各样的檔学习，接着就是大批判。批判《海瑞罢官》、《清宫秘史》等一大堆的文艺作品。因为这些作品和作者都不在身边，所以大家都根据报张上的论调发言，倒也没有什么关系。过了一段日子，就要求大家深挖自己单位里的牛鬼蛇神。老缪就是文化馆里第一个被批斗的人。提起老缪，他本来是文化馆里的笔杆子，专门负责《岐江文艺》的编撰工作，同时还在上面发表一下自己的文章。其实，自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对作家们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很多人都已经不敢再写文章了。但老缪是这个刊物的总编撰人，是明符其实的光杆司令。我只是他的跑腿，整天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去取稿件。其它的事，都由老缪一手包办。在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投稿人的情形下，老缪只有摇动自己的笔杆，写一些散文或报导。看得出，老缪写这些作品时或多或少都带着如履薄冰的心情。

      半个月后的一个下午，我们十几个宣传队的年轻人在一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工作队长”的领导下,开始了对老缪进行批判。首先，把老缪在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进行横挑鼻子竖挑眼一轮。到后来老缪以为主动把自己以往写过的所有作品拿出来进行自我检查，就会放他一马。老缪这一举动，压根就没想到竟然是自动向我们提供了攻击他自己的重型炮弹。后果可想而知。其实，看到他的可怜样我们早就心软了，也因为我们是同一单位工作的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也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样残酷的“阶级斗争”场面，大家都在一片和风细雨中，客客气气地走过场，算是对他进行了批判。工作队长一看不对路，就马上宣布休会，并饬令老缪回避。这时，“工作队长”的脸马上变得比包公还要黑，一副冷峻的脸孔对我们说：“今天，我们真正对牛鬼蛇神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大家一定要端正自己的态度，严肃地对待这场阶级斗争!”

      此话一出，我觉得自己的脊梁骨一阵凉咻咻的：啊？！原来牛鬼蛇神早就已经内定了，只差收集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确实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牛鬼蛇神，就算是胜利的果实。

    因为队长早已经定下了调子，我们一群年轻人就只有按着队长的调子对老缪进行了一场又一场充满了落井下石味道的斗争。看得出，每个人心中都不约而同地盘算着:你死总比我死要好！人类的劣根性表露无遗。

       没想到两个月后，宣传队就宣布解散，连我赖以栖身的宿舍也遭收回，我被扫地出门了。在走投无路之下，我只有在公厕内度过了一个漫漫的长夜。

      实在没有办法，我只有走到宣传部的门前，等到刘庆常部长下班回家的路上，把我目前已经无家可归，昨晚还是在公厕里喂了一晚上蚊子的情况对他说了。刘部长对我是了解的，但这时候，他除了表示同情以外，也别无它法。因为他已经被造反派夺了权，没有了部长的权力。最后他只有无奈地对我说：“我尽力而为吧！”

      没想到当天晚上，房管所(专门管理房屋的机构)就派人来到公厕找到我，把我带到房管所里面,并对我说：“幸亏刘部长来替你说情,刚好有一个单人房间腾出来，要三天后才能搬进去，这两天你就在我们办公室的楼上先住两天吧。”我想，可能他们还不知道刘部长已经被人罢了官；也有可能知道了，但又不知道他在何时又突然会官复原职。还是给部长留点面子，也是给自己留条后路:予人方便，自己方便。万一刘部长官复原职后，不降反升呢?在这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任何不可能的事，都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刘部长处在自己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还替我出面解决了栖身之所，他对我这种雪中送炭的高尚情操，我永远铭记在心。 

      自从离开学校直到失业的六年里，我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贡献了党的宣传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到头来却流落在失业的大军中。幸好我生就一副厚脸皮，把眼镜一脱，光着膀子，就跟大伙上山砍柴，下水摸鱼，在菜市场卖鱼虾，卖柴草，挑泥打石做零工，暂时还能糊口。

      作为一个受过完整中等教育，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年轻人，对眼前的生活不但不会满意，甚至可以说是揣着一肚子的牢骚无处发泄。何况打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接受“要竖立个人远大理想”的共产主义式教育，一直都满怀壮志，自命不凡。那么，前途在何方?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的桎梏下，想靠个人努力奋斗做出成绩，等于向风车挑战的“唐.吉诃德”一样的荒唐。我深深地陷入在失望中无法解脱。 

    去香港！这个大胆而又可怕的念头就悄悄地在我的脑海中萌生。其实，早在1961年中学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学生，想要上大学，简直比登天还要难!)妈妈就曾经要我申请到香港或澳门，继续学业。但我对共产党的政策和宣传还是深信不疑的，“重在政治表现”就是我的救命稻草!我想：只要我努力工作，听党的话 ，做党的驯服工具，留在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还是我的职责。对妈说的话，就没有放在心上。

   可是，残酷的现实无情的鞭打着我的灵魂深处，重重地在我的脑海中撞击者。要知道，我是个独生子，姐姐已经出嫁，远在肇庆。一旦我一走了之，今后妈妈的生活谁来照顾? 茹苦含莘二十多年才拉扯大的儿子, 说走就走,难道不残忍吗?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老师当中，没有几个不被划成牛鬼蛇神的，而母亲还有与“汪”家的这层社会关系，更成了专政的头等对像。怎么办?是走还是留?当时思想的斗争激烈的很呢！

  一天，在阿钊的家里无意中看到了一张民国时代出版的“中山县地图”，虽然已经旧得发黄，属于粗制滥造的产品，地名和大致方位却十分清楚。心中升起了一阵莫名的兴奋，无形中增加了我对偷渡到港澳的欲望。但离开“下定决心走”还有一定的距离。 

      在中山地区要偷渡到港澳有很多方法，大略可划分为两种 ：其一，买船直接到香港；其二，自力更生，用游泳的方法 ，先到澳门后再想办法 “屈蛇” 到香港 。也有人从广州出发，经东莞、宝安入深圳，再翻过梧桐山、游过后海湾到香港。这个方法最合实际，但对我来说是人生路不熟。还有些人绕道广西 ，进入越南再想方设法偷渡到香港。这无疑是天方夜谭之举，采用的人也不是没有,，但成功率实在太低了。

    用船当然好。安全，直接到香港，一般来讲都在冬天借助北风的风力来达到偷渡的目的。但牵涉面太广：船当然不容易买得到 ，而且一定要能在大海中经得起风浪的船 ，而不是只能在内河运输用的平底船 。况且，这么大的动作，难免会走漏风声 。一有任何风吹草动 ，像苍蝇叮血一样的公安人员自然就会找上门来，请你入仓。就算你找到了船，那么帆呢?绳索呢? 带水(路)呢?人和工具等方面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如何把船藏起来，又不被发现?船行中途人员的吃喝拉撒都要慎重考虑。冬天的海风像刀割一样，如何解决御寒问题 ......所有的一切都要有一套周密的布置，一样一 样地解决。 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到万无一失。就算这些客观上的条件都具备了，到了上船时原定十五人的，却一下子来了三、四十人。每人都不约而同带上一个亲人上船，反正不差一个嘛：有带老婆的、带未婚妻的......不一而足。给上船吧，一定沉！不给上吧，又喊着报公安！......第一次出走，就以人财两空来划上句号。

    志伟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有两年还是同坐一张桌子的同学。又在同一个宿舍里渡过了三年的时间，对彼此之间的了解可以说还是很深的。志伟是一个典型的读书材料：每天的第一堂课还会正经八百的听老师讲课，到了第二堂，就把前一堂课的作业，偷偷地放在抽屉里做好；同时又抽时间听听课。到了第三堂课又重复同样的功夫......到了最后一堂自修课时，他已经早早就把当天的功课做完。剩下的是他看课外书，或者是专门对正在做功课的同学捣蛋的时刻。论读书，他的学习成绩永远名列前茅。

      至于他认为无关重要的体育课，一百公尺竟然跑出三十八秒！除了中学最后一年，因为粮食不足，改为考打太极拳以外，从来都不及格。其实，他打太极拳能够合格，还因为我替他在考前恶补了一轮才过关的。身体状况可想而知，游泳、爬山、骑自行车就更加一窍不通。这样一个连风都可以吹倒的书生，经过三年的刻苦磨练，在坐船方法失败后，用自己的双脚爬过重重大山，成功游泳到达澳门。对他来讲，用逼上梁山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退而求其次，舍远求近。像志伟和大多数中山人一样，放弃直达香港，以澳门作为跳板，到达后再想办法“屈蛇”去香港。自己的双脚，毕竟是最可信赖的工具，一切都在自己掌握之中。虽说比较容易，但还有许多具体问题还需要克服。

     首先要解决路线：石岐是中山的县城，（中山现在已经改为市，石岐已经改成了区）以当年的公路来计算，北面距离广州85公里，南面距离澳门 63 公里。从广州出发，几乎每一公里的路段，都有一块作为里程碑的石块竖立在路旁，很容易就知道你身在何处。从石岐南面一出市区，就分开东路和西路。东路沿着张家边、南朗、翠亨村（孙中山故居）、崖口到大金顶再和西路汇合成一线道。西路经竹秀园、北台、神湾、板芙、三乡、古鹤，在大金顶和东路汇合后，再向南经萧家村、界冲、坦州、南溪、（边防检查站）南屏、前山，就到了和澳门交界的拱北关闸。东西两路的中间被五桂山区的群山分隔开（据说在改革开放后已经修起一条隧道，从山区中间穿过)。西路的路程较东路要近一点，所以来往岐关（石岐到关闸）公路的客货车，一般都选西路来走，班次较密，东路班次较疏。

      如果从孙中山故居翠亨村继续往南，向崖口沿着海边走，不转入大金顶，就到了下栅（东路沿海岸线的边防检查站），以后就进入到唐家湾（著名军港，曾经是南海舰队的总部，现在已从中山划出去，成为珠海市的一个港口）、香洲（著名的渔港），再往前就是一条沿海筑起来的国防公路直通拱北关闸。

     石岐本身就是第二边防，许多从广州或者其他地方来的偷渡客，一下车或一上船，就有便衣人员监视着。看见神色不对，或者表现出人生路不熟又漫无目的的人，就会上前进行盘问检查。一般的偷渡者都带有偷渡用品，例如：救生用具、干粮、食水、指南针之类，这就肯定是偷渡者无疑。如果你成功过了这一关，接下来就可以以游客的身份来到翠亨村的“孙中山故居”参观游览，到四下无人时，偷偷溜到“中山烈士陵园”后山，待到天黑时再行动。老秦就用这方法上了山。但这条路要经过五天到七天崎岖不平的山路，爬过崇山峻岭，最后就要做投奔怒海的壮举。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来讲，这是一项力不从心的艰巨任务。结果，老秦在第二天天一亮，就被放牛的小孩发现了。功败垂成，设在沙岗的石岐火葬场内的收容所，又多了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偷渡犯”。

      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多次的失败，老秦终于在1971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五十岁的生日)安全抵达香港，开始了他的新生活。老秦对我说：“这是我当年为中国共产党五十岁寿辰送出的礼物，物轻情意重啊！”一年后，老秦的太太也经历了多次努力奋斗后，到达了香港，夫妻两人终于在自由的土地上团聚了。现在，老秦夫妇已经在康乃迪克州退休，过着含饴弄孙的幸福晚年。

　　 也曾有过一个名叫汪约翰的牧师(因为是同宗的关系,所以他的名字和经历令我特别难忘)，千里迢迢从杭州跑到广州，再坐车到了离石岐还有几公里的沙朗农场附近(距离澳门还有七十公里的路程)。他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趁着午夜时分，叫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答应给他三百块钱，把自己送到澳门的边界河。骑车人知道他是外省人，有心要敲他一笔，把他载到石岐市郊的岐江河西岸。对他说：“泅过对岸，就是澳门了。”汪牧师不知是计，一游到对岸，就对人说：“我是大陆来的，我是大陆来的！”结果，当然是自投罗网。当他知道上当受骗后，死口不承认自己是“偷渡”，只是在岐江河上“游泳”而已。 

      中山地区的人，对地形比较熟识，都会千方百计骑自行车，或沿着公路走到最靠近边防检查站附近再上山。通常都会到界冲或坦洲，向东爬上山，这就叫走东线;如果向西，进水田区，入磨刀门再游向澳门，就叫走西线。我选用的是东线，因为我对这一带比较熟悉。据我所知，走西线到澳门一般都要游到外海的荒岛上过一两天，等到潮水向澳门方向倒流时，再往回游到澳门。要不，就绕到湾仔的南面，从银坑下水游过去。从地图上看，银坑是最靠近澳门的，但要平安地到达银坑，而不被发现，谈何容易！

      除非你是外地人对这些都不熟悉，否则中山本地人都不会从东西两路的中间，穿过五桂山区，在山岚瘴气中熬上几天几夜的。

    我在石岐生活了二十年，无论学生时代，还是在宣传队时，每年的春节和八一建军节，我都有机会以拥军爱民的名义，代表石岐的人民群众去军营慰问（台湾叫劳军）解放军。这样一来，对于香洲、唐家湾、珠海边防地区，一点也不陌生。想当年我是坐着军车，堂而皇之进进出出边防检查站;而现在做的是见不得人的秘密勾当。如何通过这一关，是至关重要的第一道坎! 

    阿治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他母亲的娘家是珠海地区的客家人。阿治早在1961年就申请到了香港，幸好他的妹妹阿屏还在国内。想到这，我就借口要去探访她妈妈的亲戚，去看看有没有办法通过边防检查站这道封锁线。

       一个天清气爽的早上，我和阿屏买了一些糖果饼干，两人各骑了一辆自行车就向岐关公路东线进发。过了崖口，到了设有边防检查站的下栅村前面一个路口，她带我从右边的一条小路走进去。大约十分钟左右，“佛径村”就在眼前。阿屏带着我，见过他的长辈，问寒问暖，东拉西扯谈谈当地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我看聊得差不多了，就说，想去香洲买点咸鱼海产，希望能带我们绕过边防检查站去一次。农村人总比较单纯，一下子就叫了个智商较低的少年阿顺，约好了明天就由他带我们到香洲、拱北一带去看看，卖点东西。

     佛径村夹在岐关公路的中间，五桂山区的东南边沿，背山面海。全村大约十来户人家。一进村，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挂着几个佛手果。成熟以后的佛手果一经晒干，洋溢着一阵阵清幽的香味，是一种药用植物，也是这个村的一项副业产品。除此以外，村民在山坡上建起了一座又一座的养殖园，饲养山蟑螂，把山蟑螂晒干后也是当药材来用。由于这一片都是山地，村民就以经济作物为主，水稻种植为副。因为近海，又可以养蚝加工成蚝豉、炼制蚝油，成了村民的又一项副业产品。背后的大山又有柴火可用，这座村的村民比起其它各村村民收入，还是比较富裕一些。

    第二天一早，太阳刚爬上来，阿顺就把我们叫醒，带着我们离开了山明水秀的佛径村。三个人骑着两部车，我稍着阿顺直向白沙站前进。白沙站，名副其实一望无际的白沙，一踏进去就像走进了雪白的盐碱地，白茫茫的一片。一堆堆像小山一样的白沙，在早晨阳光的照耀下，亮得我连眼睛都睁不开。

       地上一层厚厚的白沙，连自行车也走不动了，只好下来推着车步行。阿顺告诉我，这里以前是日本人的飞机场。我手搭凉棚抬头一望，果然旧有的飞机场跑道还能依稀辨认出来，只是上面长了一团团稀稀拉拉的野草。这些雪白的沙子，是制造玻璃的上佳原材料，做出来的玻璃制品特别优良，自然成了日本人掠夺的物资。可以想象得到当年这里熙来攘往的热闹情景。现在，只有两把巨大的座地大秤静静地躺在那儿，好像是耐心地等待着人们重新启用它一样。

    穿过了白沙站两边堆积如山的白沙，就算绕过了边防检查站，左边就是波涛汹涌的珠江口，右边就是我在地图上看过的黄宁堂村。我按奈不住激动的心情，轻声问阿顺，为什么不到澳门去谋生？阿顺说：“我们有心要去，随时都可以去。到潮水退向澳门方向时，顺着潮水把船一撑，一下子就到了。连炮艇也追不上！”

    我听得出来，最后这句话有点夸张了。

   “我们乡下人到了澳门，举目无亲，又没有文化，找份工也不容易。而且，现在政府对边防区居民特别优待，粮食、副食品配额特别多。大白天家家户户都公开接收港澳电台的广播节目，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根本就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目前的环境，也不见得非走不可，还是留在乡下好！”阿顺结结巴巴地用不大流利带有客家口音的白话对我继续说。

       我想，村民们也的确有他们的道理。难怪有人说：中国人是一群最好统治的民族！是啊，管你谁做皇帝，粗茶淡饭，平安就是福。

      大白天收听港澳电台，如果在其它地方都会构成“收听敌台”的罪名的。阿瑞是和我同届不同校的同学，又是邻居。他想自学英文，打开收音机收听香港电台的英语节目，藉以加强自己听英语的能力。临睡前，阿瑞懒得把收音机转到别的频道，顺手把收音机关掉就睡觉了。谁知道半夜查起户口来，民警一进门看见收音机，就命令阿瑞蹲下，然后把收音机打开，看看阿瑞听什么节目。就这么简单，阿瑞被关进看守所十五天，经过教育放他回家，但还要在街坊批斗会上做公开的检查，才算过关。

    可见我们连这些最基本的生活自由都被统治者剥夺去了，还有什么可以留恋呢？就像鲁迅说的：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个居然冒着生命危险，把宝贵的生命投在南中国海赌上一把输赢的人，是除了灭亡和爆发以外，相信是第三种态度的表达方式吧！

      不过，阿顺提到的“潮汛”这么重要，又是一个我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

      中午，我们到达著名的香洲渔港。在那里，我们东走走西逛逛买了点咸鱼虾干。又跑到南屏村后山，从北面山坡爬上了当地最高的“烟墩山”，又有人称它“盒萝山”。阿顺非常害怕被人发现了，一旦被抓起来，他是当地人，当然会被扣上引渡的罪名，量刑就非同一般。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岂能轻易放过。我们身上又没有任何的偷渡用品，就算抓着了也不足以构成偷渡的罪名。不管阿顺一再嘀咕，三人还是一口气爬上了烟墩山的山顶。山脚下的右边就是前山村，沿着前山村的公路再往南，就是澳门了。我心情为之一振，恨不得一下子插上翅膀飞过去......我在山顶美美的做了一场白日梦。

       一阵山风把我从梦中吹醒，我按奈住激动的心情，细心观察周围的地貌，把澳门和边界连接的地理位置牢牢记在心中。山上有一条解放军挖掘的战壕，我跳下战壕一看。啊！我的天啊，战壕里到处都是以往众多偷渡客留下的“剩余物资”。只要你闭起眼睛踏出一步，就一定会踩到这些剩余物资，包括：香烟盒、香烟屁股、水壶、挂包、罐头空壳、破帽子，还有一堆堆被烈日晒干的大粪......从这一堆又一堆的剩余物资，就可以看得出这条路留下了多少投奔怒海者的辛酸泪！我一下子想起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下山后，我们又沿着一条东西走向，从香洲穿过前山的小路。当路经拱北关闸时,我们不敢停留,只是装着没事一样走过去。最后，到了和澳门只有一水之隔的“湾仔”。在湾仔公路上，我一面用贪婪的目光遥望澳门市区，另外又小心寻找着，看看哪里可以成为我的下水点。澳门市区虽然近在咫尺，但在湾仔和澳门之间有一道小河，河面只有六十公尺左右宽。在公路的这一旁安装着两道铁丝网，两道铁丝网的中间还隔着一片大约三十公尺宽的水田。整个地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根本就没有可能到达河边。望着车水马龙的澳门街道，只能用眼睛来吃冰淇淋解馋的份儿。我心想：澳门啊澳门，等着我，我终有一天会投入您的怀抱中，和您融为一体的！

     虽然在地图上看见过银坑是湾仔最南面的一个小村落，但当我们到了湾仔后才发觉,这里只有一条羊场小道可以通行。地处偏僻的小路上，来往行人稀少，几个陌生人的面孔一出现，定会引起怀疑。考虑再三，还是不要冒这个险为好。

     在回头的路上，阿顺带我们走盒萝山南面的另一条小路，从另一个方向看到了山场村、吉大村和水湾头等沿海地带。这里有一片设在开阔地的坟场“陈氏义冢”。就在义冢对开的海面处，一道铁丝网沿着海岸的国防公路延伸着，我默默地计算了一下：这道铁丝网大约有一公里左右长，铁丝网的尽头就是解放军的一座岗哨。阿顺告诉我：“这里一到了晚上，就由边防部队带着军犬一起巡逻。再往香洲方向过去，就布有民兵的暗哨。有人以为从两座岗哨之间没有灯光的黑暗地带穿越过去比较安全,这样反而成了送上门来的猎物。因为暗哨抓住一般人都有向黑地方走才不容易被发现的心理，就采取了以逸待劳，守株待兔的办法，等着你上当呢。”所有这一切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这次印象深刻的踩点，为我日后的实战，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玩饱看够，我们沿着原来的路线往回走，因为事关重大，半天的路程我都死死记在脑子里。根本不用阿顺提点，我就轻而易举地把他带出了边防区。这时候，阿顺真的害怕起来了，结结巴巴地对我说：“同志，我......我......我不是有意的......我也没有收你们的钱......请你给我个机会。同志,下次我......我......我不敢了......”阿顺在车尾不断地重复这些话。起初，我和阿屏都不知道他在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听了几遍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的记性实在太好了，分毫不差就把阿顺从边防区带了出来，令到他直觉上就以为我是公安局派来的便衣，故意装成偷渡客引他上钩。我和阿屏听明白了他的话以后，笑得弯起腰来，弄得阿顺一头雾水，愣头愣脑地站在一旁。看到他手足无措、哭笑不得的可怜样，笑得我俩连车都骑不了，只有下车坐在地上笑完了再走。 

  　有人曾经问我，既然你已经到了边境的关闸，距离澳门也只有几十公尺，为何不发挥你短跑的速度跑到对面去？这问题未免太天真了。大白天的，你再快也快不过子弹的速度吧！事实上，在我抵达澳门大约十天左右，我正在黑沙湾的一家彩磁工厂做工，突然在关闸方向传来了两声枪响，我跟着大伙跑去看热闹。只见到一条滴着鲜血的路，由澳葡方的关闸马路一直延伸到中方地界，血迹断断续续大约有十来公尺。我估计：这个倒霉鬼，一定以为跑到澳门地界，就已大功告成。其实大错特错！解放军是从中方向澳门地界开的枪，再把尸体拖回去。

　　看到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我既感到心寒，又觉得我的命大！我静静地站在路边，默默地祝愿这位同道中人，黄泉路上一路走好......

     　走笔至此,一个个我认识的偷渡者,冒险犯难,为了争取自由的生活,把生命作为赌注,押在南中国海上。没想到却赌输了,而且输得血本无归,有些连尸体都找不到。他(她)们是:震汉(一行四人,全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运鸿(石岐游泳队教练)、大成（经常和我一起打篮球的朋友）、哨牙标（仁山中学体育教师）、耀明（马思聪的侄子，我学小提琴时的同门师兄弟）、多敏、肥标、阿灿......他们生前的一举一动，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成了我一辈子挥之不去的梦魇。就算到了今天，事情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年，我偶尔还会在梦中,梦见我在偷渡的途中被人追捕的狼狈相。 

  　路线虽然已经找到了，但还要过游泳这一关。我已经七八年没有游泳了，要重新操练才能避免被海龙王招去做东床快婿的机会！从1967年六月开始，每天早上都可以在游泳池里见到我的身影。管理游泳池的阿枢是个单身汉，天不怕地不怕。我早就认识他，他对我的遭遇寄予无限的同情，总是处处袒护着我。每当公安人员来到查看谁在泳池里泡着不上岸的，就会列入偷渡嫌疑人的黑名单中。公安一进门,阿枢就轻描淡写地小声对我说：“今天差不多了吧。”我明白他的含意，马上结束，就是希望不让公安把我的名字留在黑名单里。就这样风雨不改，一直坚持到冬天，渐渐我的身体康复了，能一口气在水里泡上一个多小时。这年的农历年初三，游泳池早已经关门了。阿枢还是私自把门打开让我进去。我一看温度计，乖乖！气温摄氏五度，水温八度。把脚伸进水里，一提起来，小腿已经在冒烟呢！我还是坚持下水。头一个二十五公尺，身体还没有太冷的感觉；第二个二十五公尺，就觉得冷，而且越来越冷,耳朵里面开始有痛的感觉；到了第三个二十五公尺，每一次划水全身的关节都在“嘎嘎”作响,连脖子都觉得痛；到了最后二十五公尺，全身都已经麻木了，只感到头痛欲裂。上了岸，用手指头去捏自己的身体，一点感觉都没有。一旦用毛巾檫身，就像被针扎一样痛。想小便，连小宝宝都找不到呢！这是我平生游过最冷的一次水，没齿难忘啊。

     我坚持每天这样游下去，到了早春三月，我已经觉得河水很暖和，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不少。一天，我的小提琴老师告诉我，有一种叫“醋酸去氢可的松”的药，是兴奋剂，必要时可以派上用场。药房随时都可以买得到，也不用医生处方。挑了一天早上，我试着吃了两颗,比同伴们先游了一千五百公尺，然后他们再下水和我一起再游一千五。到最后,他们还是赶不上我，我一点都不觉得累，说明这种药的确有效。可是一到下午,药力过去，整个人累得像散了架一样。从下午三点一直到晚上九点,人还是像团烂泥一样，脑子里仍然清醒，耳朵能够清清楚楚听到别人的谈话，但身体 就是不能动弹。我一计算，药力可以维持八个小时，超过八个小时，就回天乏力了。如果八小时以内到不了对岸，那就只有随波漂流到南中国海里去喂鱼了！冷静下来想想，结论是：此药不能用！

  偷渡最重要的是你能够在水里“泡”多长时间，并不在于你能游多远，更不论你能游多快。只要算好汛期，潮水自然就会把你送到对岸。

    这段日子里，上山砍柴，下水摸鱼还在继续进行。两样工作，暨可以谋生，又可以锻炼身体，为将来投奔怒海的大计做好一切准备。 

       阿顺跟我提到过“潮汐”的事，我时刻放在我的脑海里。这个问题向谁讨教呢？公开问别人吧，我也不知道谁懂得这方面的知识，也不知道谁会做告密者。不去向别人请教吧，自己又不懂。思前想后，想起了我的语文老师，冯老师是看着我长大的，有几年时间我们还做过楼上楼下的邻居。高考前夕，他又担任了我的语文指导老师。大学时代是和粤剧名伶马师曾同在“广东文理学院”读书的同班同学。论中文水平，无人能出其右。

     他曾经出过十个题目，让我们按每一个题目做一篇文章。这十个题目里，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一网打尽”，无论考官如何出试题，都可以直接在这十个题目中,或者改头换面一下，就可以切中目标。所以，不单我们报考文科的同学都对他非常尊敬,连考理工科的同学,都对他的国学成就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年，冯老师已经被清理出教师队伍，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其实，冯老师只是在解放前做过学校的教导主任而已。到了解放前夕，他和一位杨姓的训导主任,两人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学校的一切财产完好无损,代表学校向军管会交出印信。按道理说，他们不但没罪，还有功呢！结果,到“镇压反革命”运动来临,杨姓训导主任就被枪决了。冯老师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大帽子,命算是保住了,但一有风吹草动,就拉出来当作靶子来打。正因为这顶“历史反革命”的大帽子，文革一开始他就被红卫兵剃了个阴阳头；烈日当空下,被迫光着脚丫敲着一面破锣游街示众；到了晚上又在红卫兵的棍棒威胁下,跪在镇政府前面亲手烧毁了大批家中的藏书......。现在，他只有整天躲在家中，无所事事。

    此时的文化大革命正处在两派激烈的武斗当中，对这些被清理出教师队伍的人无暇顾及。我趁此机会偷偷溜到他家，向他请教有关潮汐的问题。他详详细细写了一张时刻表给我，我自然如获至宝。拿回家里关起门来一看，却又有如“天书”一样。我压根儿就不懂得“天干地支”这一套，又如何能够看得懂他写给我的时刻表呢？例如：子时退潮。那末，子时是开始退呢，还是已经退尽呢？还有多久才会涨潮？我又不敢再回头去请教冯老师，只能瞎子摸象一样，似懂非懂地看来看去，还专门跑到河边去看河水的涨退规律。很可惜，我始终不得要领。

    那时候，我明说去捞鱼虾，其实很多时候是到农村，向农民们买一些鱼获，再拿回菜市场去卖，从中赚取蝇头小利，每天也可以赚个一二块钱。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是属于不法行为,罪名是:倒买倒卖走自发。当然，也有些时候做出点顺手牵羊，偷盗农民鱼获,损人利己的事。现在回想起来，亏欠别人实在太多了。一天，我趁交易完毕，就请老农民一面抽根香烟,一面聊聊天。我故意漫不经心地问他潮水涨退的规律。他说：“你们有文化的人会算数，按农历的日子打个八折，就是潮水退向外海的时间了！”

  “知道了,知道了！”这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茅塞顿开”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连忙借口说要赶时间到市场去卖鱼，晚了就怕鱼虾不新鲜做理由，告别了老农民，带着兴奋异常的心情,回去做我的买卖了。

     我回到家里，把鱼获好好地冲洗一番,摆放得整整齐齐。这天的货特别多,就用自行车往菜市场推去。刚走到镇政府门前，阮大姐从远处高声把我叫住，要我半途停下来先卖点鱼虾给她。我车上的鱼虾几乎全都是从农民手中转手买过来的，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有些鱼的种类不是我这样的人,用这么简陋的工具就能捕捉得到的。要我当着政府门前摆地摊，万一人群越聚越多，岂不是坏我大事？一个人心虚,自然就胆怯。我连忙加快脚步，头也不回，一边应酬她两句一面辽开大步走了。             

      阮大姐是我做代课老师时无话不谈的同事，这次她也真心的想帮我一把,解决一下我的经济窘境。谁知道我竟然会用这般冷淡的面孔来避开她，她也不知道我当时实在有苦难言。到了四十年后,我们在美国异地重逢时,还拿这件事来开玩笑呢！

    　在当代课老师的一年半当中，还有两件令我难忘的事。

  　其一,除了我代课的莲峰小学外，附近还有一家莲塘小学。莲塘小学内有一位老姑婆教师，因为家庭出身和性格有点古怪，到了四十出头还没有出嫁。这天是星期一，教育局规定：每周的第一堂课一定要向学生们讲读上一周的世界大事和宣读中央下达的精神。老姑婆向学生们介绍完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新闻稿后，临下课就对学生们总结性地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运动，我们中国人民誓死做他们的坚强后盾。越南必胜，美国必败！不知道老姑婆心不在焉呢，还是别的原因。一下子就喊出了恰恰相反的：“美国必胜，越南必败”。小学生们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等到老姑婆发觉不对时，就连忙想改正说，是越南必胜，美国必败。谁知到精神太紧张,心理上又带着沉重的包袱。当她开口叫出来时，还是叫了：美国必胜，越南必败。学生们一下子就闹哄哄大叫起来：“是越南必胜，美国必败！”

  　在当时一切都要讲政治挂帅的日子里，往往讲错一句话，就会遭来无休止的批斗，严重的还有被判刑的危险。老姑婆心中知道这一下子闯了大祸了，加上自己又曾经有过“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坏记录。心中越想越不是滋味，越想就越心灰意冷。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就更觉得面对冷灶高墙，寒衿伴孤灯,连说句话的人都没有。越想就越觉得人生如同嚼蜡，最后拿起吊水桶的绳子......

   　其二，我在莲峰小学做了半年的代课老师，因为单身一人，就把学校的杂物房收拾一下,放张床就住下来。既可以省下每月三元的租金，也图个清静。二来，诺大的一所学校也确实需要有个人看看门户。

  　一天晚上，一位六年级的女生来敲大门，说是有条数学题目不会做,叫我帮她解答。我对她说，阮老师才是你的数学老师，你应该去找她才对。她回答说，阮老师不在家，才来找我。那时候的学生年纪上差别很大，这位学生看来也有十四、五岁，应该到了发育年龄，少女怀春的心正常不过。但对我来说，就像是在淌地雷阵一样的危险，搞不好就会掉进陷阱里。解完数学题后，就连忙打发她回家。第二天我就把昨晚发生的事对阮大姐讲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同类的事情发生过。

  　半年过去，我已经调到西厂小学任教。石岐地区刚好发生了好几宗“中小学老师非礼甚至强奸女学生的丑闻”。一时间，凡是中小学校的男教师无一例外,都列入了嫌疑人之列。调查员到了莲峰小学，向阮大姐询问有关我的表现。阮大姐当即就把半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向调查员讲出来，并信誓旦旦保证：放心吧,汪某绝对不是这种人！我才轻松过了关，如果不是我从小就懂得爱护名誉的重要性,或者没有阮大姐拍胸口保证，我都不知道要被人怀疑到猴年马月呢。

 

  我在石岐的目标实在太大了，走在大街上谁都认得。除了游泳池是我的锻炼基地外，我还选中了郊外的“老鞍山”河边作为我的第二基地。那里是河流，我故意逆着水来游，藉以增加自己的力度。每到太阳下山，老鞍山就成了我第二个练习的基地。我的体力和体能都提高得很快。信心大增，成功的欲望就更加强烈。

  为了混淆视听，我玩起了失踪游戏。在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晚上，偷偷上了去广州的船，再转到肇庆，在姊姊家暂时住下来。两三个月以后，汪某已经偷渡出境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又在石岐的大街上，大摇大摆招摇过市。还故意选了个大清早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放开嗓门跟每一个熟人打招呼。很多朋友神秘兮兮地低声对我说：“听说你已经成功地跑了？”我连忙回答：“我哪有这个本事呀，我不是好好的吗？不会，不会的，别听人家乱造谣啦！”

　　我照常每天早上都去游泳。 一天早上，冷不丁发生了一件吓得我冒出一身冷的事：

　　 阿瑶是我的邻居，就住在我家对面，我们经常隔着小巷在天台上天南地北地聊天。她本来是游泳队的选手，丈夫是石岐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年前已经偷渡到了香港。阿瑶带着两个小孩没有走,她的舅舅是我的同事,同在文化馆工作。本来就挺活跃开朗的阿瑶，除了游泳外，常常会来参加文艺队的客串演出活动。我们一见面就没大没小的嘻嘻哈哈，一定要捉弄对方一翻,才善罢甘休。这天一大清早，我照样推着自行车出门去游泳。因为我玩失踪游戏这段时间不在石岐，所以有一阵子她没有见到我。今天终于被她逮住个机会见到了，就故意跟我开玩笑，大声叫嚷：“嘿！你终于浮出水面啦！这么早就去游泳呀？”我登时被她突如其来的大喊大叫吓出了一身冷汗。我的姑奶奶呀，一大清早，左邻右里还没有起床就大喊大叫，不等于告诉所有的街坊邻里,我有偷渡的企图吗？有心要害我，也不至于来这么毒的一招吧？我知道，如果连声否认,不但无际于事,还会给人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両的感觉。我只有硬着头皮大声回答说：“对啊，锻炼身体游过湾仔，有胆的就跟我来吧！”

　　这一招果然生效，街坊组长、治保主任都私下谈论：他小子要是真的去偷渡，吃了熊心豹胆也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么明目张胆！他是个独生子,只会口头上嚷嚷而已。没有，他绝对没有胆量去偷渡的！ 

     　1968年，其实是偷渡者最好的年份。因为这一年，两派的武斗越演越烈，解放军和边防民兵都常常受到红卫兵的冲击，抢军火的事常有发生。解放军又奉命“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但又怕武器弹药真的被劫，所以便一律收枪入库，连解放军都一律不许带枪上街，民兵就更加是赤手空拳值班。在这一片大好形势下，难道不是天赐良机吗？但我们最怕的还是一旦不成功，就会遭到游街示众的惩罚。

     一天中午时分，我听见一阵敲着破锣打打停停的声音。我知道又有人在游街示众了，就跟着去看热闹。只见一个大男人被“工人纠察队”押着游街，脖子上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偷渡犯何北海”。工纠（工人纠察队的简称）要他不停地敲一次锣叫一次：“屡教不改，偷渡犯何北海！”原来这个何北海，也他妈的倒了八辈子大霉，或者是他命中注定有牢狱之灾的人。他本来就住在距离澳门只有一水之隔的山场村。从村子走路到海边只有半小时的路程。他连续每年都偷渡去澳门。一而再,再而三都失败了，最高纪录一年之内就连续偷渡过二、三次。累积下来一共偷渡了十八次，每一次都是到达澳门后才被葡警抓到，返解回大陆。按照“人民法庭”的判决：每偷渡一次判一年，偷渡十八次，就判了他十八年！还要敲着破锣游街示众。美其名曰：人民民主专政。在这样杀鸡给猴看的形势下，像我这样的文弱书生能不吓破了胆？第二年风声又变得紧张起来了。回想起来，鲜有不后悔的。 

     　柏池是土木工程师，他是和阿良搭档一起走的。阿良成功了，柏池却被遣返回来。趁着他放出来的机会，我向他请教这次失败的教训：虽然柏池已经成功登上了澳门，可是在海上两人被海浪冲散了。当初以为阿良的水性好,就把干净的衣服全部都由阿良带在身上。柏池上岸后只穿一条内裤，光着身子。被澳门的警察逮个正着。这个警察又白白赚了十块钱（澳门的警察每抓到一个偷渡者，都可以领到十元的奖金，以资鼓励）。我又得到了一条宝贵的经验－－个人的所有用品，包括衣服、干粮、食水，一定要随身自己携带，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在此同时，我还积极去寻找二十元的港币或葡币。就算上岸被抓，也可以用高过奖金一二倍的钱,去买回自由身。

     　当年，大家都生活在一穷二白的世界里,要找二十元人民币也不容易，何况还要港币或葡币呢！我想起了阿果，他的祖父是归国华侨，本身又有偷渡的念头。我找到他，他对我说：“我手上只有这最后的一张五元港币了，本想留来自己用的，既然你想要，就让给你吧。不过，一旦出事，无论如何都不能拉我下水阿。”

  　这五块钱就成了我日后在香港大展宏图的原始资金了。 

    　有鉴于柏池传授的经验，我开始准备在路上的吃喝以及上岸后的必需物品。根据柏池的说法，除了一定要带上水壶外，凡是遇到有水源的地方，一定先要把水壶里的水喝完，然后再装上一壶新鲜的水。路上要走多少天，谁也没有把握。几乎百分之百都是昼伏夜行，大白天如果在山上缺水，麻烦就大了。往往有人因为渴得难受出来找水喝而暴露行踪。吃的方面，我准备用“蒸面粉坨坨”来充当干粮。也曾考虑过用面包或饼干之类，发现这些食品占空间大，又太干，耗水量太大，就放弃了。有个别朋友能够找到军用的压缩饼干，真把我羡慕死了。

  　阿郑带的是两公斤的巧克力糖，事后他告诉我说：“巧克力是可以填饱肚子，但没有盐分，饱是饱了,但没有力气。”由于在山上吃了好几天的巧克力，吃怕了。以后一见到巧克力糖就直打哆嗦。此外，山上还会遇到野山蜂，我曾在上山砍柴时被它叮过，三个月后伤口还没有完全复原呢。所以，我就带上一盒清凉油、一块红糖、两块生姜。蚊虫叮咬，有清凉油对付；山岚瘴气，可以用红糖解毒；生姜可以御寒,还可以应付一下被蛇咬......有个别偷渡者带备了胡椒面，用来对付军犬的追捕，甚至还听说有人找到老虎屎来吓跑军犬,究竟有没有事实根据,就只有天晓得了。

    　我个人的看法是：一旦被捕就乖乖就范，没有必要造成对抗的场面。我只是求生,而不是求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何况,偷渡也不会判死刑的！失败还可以再来一次,何北海不是跑过十八次吗，我总不至于比他更倒霉吧?!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物质匮乏，每人每年只能凭票买到一丈二尺的棉布。普遍都按照“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原则来处理自己的穿衣问题。就算成功到了澳门，起码也要有一条象样的裤子才能在大街上来回走动。

  为了筹足买这条裤子的钱，我把家里不急着穿或者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不能穿的衣服全都挑出来，有两件是妈妈还没有替我缝好的衣料,都全拿出来，到故衣店里卖了。手上先要有钱，才能找到我需要的裤子。正当我走进故衣店时，一眼就见到梁诚老师的老婆也在变卖家中的衣物。她一见我进来，马上停止了跟店员讨价还价，显得一脸茫然的样子。她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在这个场所里,变卖衣服的人居然是我！

     　梁诚老师原来是一名校工，经过自己一翻努力，终于自学成才。最后升任为学校的职员，和妈妈一起管理学校的图书馆。因为他是校工出身，所以往往都会站在“工友”的立场上，为校工们争取应有的权利。正因为他这种耿直的个性，1957年被划成“右派”。一家四口，靠他一人的收入来维持。妈当然知道他的处境，就常常找借口送点钱或食物给他们的小孩，解他一家几口的困难。梁太太这时见到我也要靠卖衣物来维持生计，整个人都惊呆了。不禁悲从中来,只听到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连忙收起衣物喃喃自语：“不，不,不卖了，不卖了。”她的举动，令我也心酸起来。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场合下碰见她。看见他的表情，再听到她的话，我立即两眼一酸，潸然泪下......我真希想能上前和她抱头痛哭,讲几句互相安慰的话。就算没有实质上的帮助,起码也可以在精神上得到互勉。可是残酷的现实又不允许我用这样的肢体语言来表达我内心的难过。

  　我终于在一家故衣店里找到了一条勉强能让我穿得下,又不太难看的薄呢绒裤子。因为是呢绒料，所以不用布票，我咬紧牙根狠狠地出了这次“血”。反正晚上才在澳门的大街上走动，别人怎样也不会留意到我穿的是夏天或秋天的裤子呢！ 

  　当年我做宣传队队长时，经常要到工厂或农村去演出。睡牛棚、盖禾草习以为常。我常备一个吹气枕头，晚上睡觉时就把气吹满，白天转移演出阵地时就放了气，夹进背包里，携带方便，最适合拿来做浮水用的“水泡”。为保万一，我再买了一个，作为后备之用。再把一件旧“T恤”剪掉领子和袖子，把充气枕头放进肚皮，用皮带往腰一札，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救生衣！为了投奔自由，每个人都充分发挥了各人的聪明才智。有人用球胆，也有人用汽车内胎、自行车内胎。更匪夷所思的是，有人带了十多个避孕套来当救生用具！当东窗事发时，他死口不认这些是偷渡工具。公安也奈何不了他，只有张口大骂：“你他妈的小子，人还没到香港就想着嫖妓？”总之，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生中最有作为的岁月,精力最旺盛的青春，都用在想方设法,去绞尽脑汁想偷渡的办法，简直就是对这个极权政体最强烈的抗议！ 

      　一切都在紧张和秘密中进行着，我看看日子差不多了。又再次玩起了“第二次失踪游戏”，这次我选择了广州作为我的藏身地。广州是我的出生地，有我众多的亲朋好友。我一个单身汉，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很容易东家住两天，西家躲三天来打发日子。而且，广州这座南方的大门户，三山五岳各路人马齐集，互相之间交换偷渡讯息，方便快捷。我也在跟这些人打交道中，知道了许多以前闻所未闻的人和事，我也讲了许多他们从来都不知道的边防区内的情况。因为我的讯息全部都是亲自踩点得来的，他们觉得特别宝贵。许多人都抢着要请我饮茶吃饭,从中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也有好几个人希望能和我搭档出逃。说实在的，交流经验还可以，如果要做搭档，就避之则吉。我对去澳门的路线了如指掌，一旦出了问题，我就会罪加一等。如果出逃成功，他们能给我什么好处？是替我解决工作？是替我解决屈蛇到香港的费用？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人，我何苦要替你背黑锅？一旦我想要和他搭档行动的人，别人也看不上我这个潺弱书生，不知道是不是担心我会成为他们的负累？总之，我在挑选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挑选我！

     　就算处处小心提防,但在一张澳门市区地图的引诱下,我终于同意带阿敏穿越一次边防线。交换条件是:他要给我五块钱和给我两天的时间来仔细观看这张地图。

     　阿郑是我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同学，离开学校后，变成了好朋友，而且连热爱古典音乐的嗜好也相同，主观上我认为他应该是我最佳的搭档。可他把所有的客观条件都要求得太完美了，一切都要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行动。譬如：到了澳门以后怎么办？是否有人来到海边接应？这些条件，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是不可能有答案的。加上他也不至于到了非走不可的绝境，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我在广州“避难”时，我俩常常到中山大学后面的珠江河上练习游泳。最后,他还是按照我从香港寄回去给他的路线和注意事项,重走我走过的路，成功在澳门登岸。几年以后，还娶了一位中葡混血的姑娘为妻。还邀请我做他的伴郎，我成了这场婚礼的“第二男主角”。

     　阿郑第一次已经到了澳门水域,见到自己被一道铁丝网挡住。心想：要爬过去不成问题。但铁丝网总有尽头的,不如循着海岸线,慢慢寻找他的终点,再绕过去。当他见到终点时,等待他的却是一把明晃晃的步枪刺刀已经抵住了胸膛。阿郑被结结实实地绑在树干上,整个晚上喂饱了无数的蚊虫。第二天一亮,阿郑看看自己的十个指头,都已经变成蒸熟的腊肠,紫中带黑充满了淤血。阿郑第一次，也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一次体会到解放军原来是这样“优待俘虏”的。在被押解回收容所的途中,有一个农民骑着自行车经过,还特地把车停下来,指着阿郑的鼻子大骂:偷渡最可耻了,全中国的八亿人民都在吃苦,你却要做逃兵?!

       我想，假如今天此人还在生的话,他一定又是特区经济浪潮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佼佼者。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中华民族最受欢迎的识时务者－－俊杰也!

   　吸取教训,再接再励，失败是成功之母。第二次,阿郑终于成功了。今天，阿郑终于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因为年纪的关系,庞大的生意已经逐步交给儿子管理,自己享受着愉快的晚年。

     　另一个就是小蔡，但小蔡一直热衷于搞船，连去澳门也希望用船来解决。他的安全系数未免也太高了一点。直到最后，我们还是成不了搭档。世界上的事也就这样的巧合：我在离开中山之前，最后见了小蔡一面，并互通消息，互相勉励，约定在澳门再见。当我到达了澳门刚好十天，我俩真的就在十月初五街重逢。两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不愿分开。四目相投，早已热泪盈眶，连话都说不出来。的确：此时无声胜有声。

    小蔡是一个鬼才，他是从广州来到中山落户插队当“三同户”的。（文革之前下放到农村的城市青年，都被安插在不同的农民家中，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称为三同户）他常常以业余的身份来参加我们的演出活动。他能唱、能讲、能画画、弹得一手好吉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他还有一套能人所不能的绝活----命相。连身为共产党员、无神论者的黄科长。俩人第一次见面，小蔡就把这位科长的个人和家庭背景以及现况,一五一十如数家珍般讲出来，黄科长连声说：“佩服，佩服”。

     　相处久了，大家都流露出有偷渡的意图。我就问他：“既然你会算，那你一定能在偷渡这件决定自己前途的大事上十拿九稳，不会失败了？”他回答说：“那就未必，相反会更加痛苦,更难抉择。怎么讲？譬如：我知道自己要三次才能成功的。那么，我第一、第二次走不走？走，肯定被捕；不经过前两次的失败，又哪有第三次的成功呢？”我想他的话的确有它的道理。世界上的事全都让你知道了，反而不敢去尝试，去冒险犯难,因而错过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结局如何，还是由命运来安排妥当一些。 

     　这一年的秋天，武斗之风此起彼落，当局为了收拾残局，派出了“工宣队”（由工人农民军人组成的宣传队进入学校，学校里都由这些人当了教师）进驻学校。再次进行清理教师队伍，并号召学生们“复课闹革命”。妈妈的学校再一次把她关进由教室改成的监护所(其实是监而不护),又一次成了变相的囚徒。为了关注事态的发展，我迫于无奈，结束了我的“失踪游戏”，回到了刁斗深严的石岐。因为我离开的时间满久的，“汪伦逃走”的传言又甚嚣尘上。这时，我在众人面前又突然出现，再一次起了辟谣的作用。

     　虽然街坊邻里都认为我不会去偷渡，但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而且世界上也没有不透风的墙，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给居委会写了一封“检举信”，揭发了我有“叛国投敌”的行为。1968年夏末，就在中央发出“不许抄家”布告的当天晚上。一队戴上墨镜、口罩，手持棍棒匕首的“红卫兵”又连夜抄了我的家。发觉了我在当年学毛选（毛泽东选集的简称）时,写下的心得日记，内里有一段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

     　所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话，是这样的：六十年代初，正是全国展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号召要结合实际写好学习心得，力求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毛泽东的论文中说：（大意）人们认识世界的途径是由“感性认识”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向“理性认识”飞跃发展。而我在心得上是这样写的：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中间必定要经过一个“悟性认识”的阶段，假如没有经过“悟性认识”这一重要的阶段，这种飞跃是不会出现的。红卫兵们看见这么反动性质的言论，还白纸黑字写在日记上，不是犯上作乱是什么？很明显就是自己比毛主席的理论水平还要高？!

     　其实，我的所谓悟性认识，是看过以及讲过《西游记》的故事以后，再结合毛泽东的理论而想出来的。你看，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不完全是“悟”出来的道理吗？要结合实际，不就是：自己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一点也不奇怪。但是，一旦挑起毛病来，就是反革命思想了。谁叫毛泽东已经是“神”，而我只是“人”呢。

     　反正，在“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指导思想下，我自然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准叛徒，是极端反动的“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的孝子贤孙，非拿出来示众不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有偷渡的想法，没有任何行动！没办法，只有对我用威逼利诱的方法，趁着“上山下乡”的高潮，硬把我赶下乡插队当起“知青”。还大声疾呼：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很必要的；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我想也好，避开这众目睽睽的是非之地吧。

    　 我一面等待妈妈释放出来，一面重操故业---卖鱼捕虾、上山砍柴。同时也做好了下乡务农的一切准备。当然，也更加强了我出走的决心。我信誓旦旦地表示：“把我妈妈释放出来，我就立刻无条件下乡插队，做一辈子农民！”因为妈在学校的宿舍也被收回，一旦释放出来，将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我把房子交给她，起码也让她有个地方过夜啊。果然，在春节前当我随着下乡插队的大队出发，妈就被放出来，成了接受街坊监督的“坏分子”。

　　在这个人妖颠倒的年代，“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事。 

     我一心以为到了农村,会有一个避世的清静地。谁知道我所下放安排的小队队长梁乙南，曾经作为贫农代表进驻过我妈的学校，也就是我的母校。所以对我的家庭出身和背景知之甚详，因此就对我特别关照起来。我又一次成了众人均可攻击的专政对象。

     中国的农民在宪法上虽被称为领导阶级，可实际上还是生活在整个社会的最底层。“知青”就是被这些最底层的人群压迫和欺负的对象。农村本来就地少人多，加上一个人民公社中的小队，基本就是由一个家族的成员组成的。在这些农民的心里：几个外来的插队青年，就是跟他们家族争夺土地、抢夺粮食和工分的蛀米大虫。但这又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再不满意，也要敲锣打鼓,表示热烈欢迎我们来到农村安家落户。这就是当年大力宣传的：理解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才叫做“政治上跟上形势！”当风头一过，我们这群可怜的知青,就成了这些贫下中农的出气筒。处境之苦，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得到。

     1969年的春节，阴雨绵绵。从年初三开始，我们就跟着老农下地干活。我被安排去整理秧地。早春的正月，天还没亮就光着脚丫跳进水田里，用自己的双脚把一小片田里的泥巴，踩成糊状的秧地。我一看，田边还结着一层薄薄的冰凌。看见别人下去了，我也咬着牙，跳进田里，两只脚立即麻了一阵。才十分钟不到，两脚已经冻得痛入心肺。这时刚好看见一头牛，拉了一滩粪便在田边，几个知青争先恐后跑过去，把两只脚插进牛粪中，希望这滩还带着几分体温的牛粪，能给自己的双脚带来一丝暂短的温暖。我才了解到中国的农民几千年来都生活在一个怎样恶劣的工作环境中！他们祖祖辈辈吃苦耐劳，脸朝黑土背朝天，披星戴月苦无边。他们勤劳而不勇敢的本质表露无遗。 

     　农民们非常重视春天的雨水，所谓春雨贵如油。开春季节他(我)们最希望下雨，在吃大锅饭的年代，大家巴不得每天都下个不停。一旦下雨，就可以坐在牛棚里开会学习又可以拿工分。这天，小队就利用这个机会选举小队长。

     　在我未插队之前，这个小队长的位置就一直难产。原因是经过1965年的四清运动后，每个农村干部（城市也不例外，情况比农村稍为好一点）人人都被这场运动整怕了，对这场运动的残酷无情记忆犹新。四清运动整到许多干部关的关、打的打,也有不少人因为熬不过来而自我了断。小队里再也没有人愿意干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谁都不愿意接受提名，怎么办？

     　终于有人提议由“大只广”来出任。大只广是有名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又最喜欢吹牛皮的人，他也表示愿意接受提名。大家正在松一口气，生产队的小队长终于有了眉目。突然“旺水”跳起来说：“我坚决反对！”好不容易有人同意提名了，又有人提出反对，而且还是坚决反对！大家就要求旺水说出反对的理由。旺水只是把头摇得像货郎鼓似的说：“不行不行，他就是不能担任小队长！”大家对他这种态度非常不满，都说：“只有你一个人提出反对，又说不出个理由来，分明就是搞破坏，是坏份子，阶级敌人......”旺水一下子成了千夫所指,一顶又一顶大帽子飞过来,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要知道，一经被划成坏份子，就成了黑七类。不但自己，就连家人都受到牵连，全家人永远都抬不起头来做人。为了摆脱大家的指责，旺水只有很不情愿地说：“大只广有一次告诉过我，说他的一位远房舅舅是美国第七舰队的司令。”此言一出，可真是炸开了锅。旺球也说：“对！对！我记得我也曾经听他讲过的。”好家伙,除了原告,还有旁证!大伙马上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异口同声说：“啊！有这样的海外关系，绝对不能让他当我们的队长！”大只广这时纵有千张嘴也百口莫辩，恨就恨自己这张爱吹牛的嘴，顺口开河才坏了大事。

　　大只广的队长梦就此幻灭了，最开心的还是他的老婆。

     　只有我和几个从广州来的知青，躲在一角，掩着嘴在偷偷地笑。怎么连这样吹牛皮的话，居然也有人信以为真？明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也只有装聋扮哑,任由他们自己下结论。如果向农民们说，一个华人是不可能当上美国第七舰队的司令的，大只广只是吹牛而已。农民们碍于阶级立场的误导下，绝对不会相信我们说的话的。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戳穿了“皇帝身上新衣”的人，恐怕逃不过被毒打一顿的命运。在边远地区的农村，根本就无法无天，土皇帝说了算,又有谁愿意吃这个眼前亏？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指出的：严重的是教育农民问题。早在八十年前，毛泽东就看到了中国农村问题的严重性，直到他一厢情愿去见马克思了，还是对这个问题束手无策。直到今天，我仍然对根本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的有效办法,还在忧心忡忡。 

     　正当小队长选举再度难产时,不知道那一位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地大叫起来：“为什么不叫乙南呢?”就这样，梁乙南就由大队党支部书记,降格做了这个小队的队长。那么,为什么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又会自甘贬谪呢?

  　话说解放前,梁家除了两位儿子:甲南和乙南外,还薄有几亩田产。老人家去世时,就把这几亩田分给了两个儿子。长子甲南早出晚归,省吃俭用,一家子常常是酱油咸菜下饭,把省下来的钱买田买地;乙南呢,却染上了阿芙蓉癖,整天就是吞云吐雾,到了最后就只有把祖上留下来的几亩田卖掉,去买鸦片烟来抽。这些田土的买家首选对象就是他的哥哥----甲南。到了解放后进行土地改革,划分成份的时候,乙南自然是两手空空的贫农;而哥哥甲南虽没有被划成地主,但也划成了列为阶级敌人的富农成份。这种幼稚可笑,又带有浓厚血腥味的“阶级划分法”，比比皆是，绝对不是仅有的例子。

     可是,俩人毕竟还是兄弟,哥哥一家人备受欺压,做弟弟的也爱莫能助。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偷偷叫小孩送点吃的、用的给哥嫂。不巧又被人发现了,经人揭发检举后又查有实据,梁乙南也承认确有其事。从此梁乙南就被戴上了“丧失阶级立场，被阶级敌人腐蚀掉”的大帽子。当四清运动一来,大队党支部书记这顶乌纱帽就被摘除了。现在居然在天上掉下来一块没有人要的馅饼,再次当上了领导者。

　　小队长就小队长吧,虽然没有大队党支部书记这样威风八面,但还是掌权人嘛。不能在大队耀武扬威,也可以在小队里张牙舞爪啊!一朝得志,自然语无伦次。为了表现他是极左派的人物,对我们这一群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臭知识分子,更是变本加厉大耍淫威。

　　可怜的中国农民们,被人欺骗的同时又在欺骗着自己，连鲁迅笔下的阿Q也自叹弗如。

  　在同一个大队里,一个名叫国栋的知青。平常就很少和我们几个交往,可能认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是工人阶级的关系吧,和我们这样的“狗崽子，黑七类”就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几个月下来,眼看着被这位前书记的欺压,实在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就在一次知青大会上公开质问他是什么成份。乙南一听,心里怒火上升。从来就没有人够胆跟自己叫板的,你一个来到让我们再教育的人,跟我大喊大叫?眼珠子也快要蹦出来一样,回答到:“贫农,工人阶级的同盟军。”

  　“你知道吗？我爸爸就是工人阶级,”国栋也不甘示弱地大声叫到,“你只是我爸爸的同盟军,我从小就在工人阶级家庭长大,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还不需要接受你的再教育。以你的水平,没有资格来教育我,起码我没有抽过鸦片,收声啦!”这一顿抢白,让全体知青兴奋莫名。

     “我,我说不过你，你......我说不过你。”梁乙南一面嘟哝着，一面趁机开溜了。 

  　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政策，是使广大中国农民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的最根本原因。在城市中也同样造成了做又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的消极怠工现象。而我所在的大队里，就实行了这样的一套办法：凡事一年当中出工超过二百天的，就可以免费在大队里领取全年的口粮，包括下雨及年假。外表看起来，好像很合情合理。仔细想一下：一个单身汉，开工二百天只拿回自己个人的口粮；而农民两夫妇，生下十个八个儿女,是非常普遍的事。换而言之，俩人一共做工四百天，就可以领到十个人以上的口粮。岂不是我们单身汉在替他们养儿育女吗？加上下田种地的活,是农民的拿手好戏，做一天工可以拿十个工分，知青们充其量也只给个七工分。这样一来一回，明显就是变相剥削！还会有谁安心在农村里干下去？

     　统治者位了解决多年来累积下来的城市失业大军问题,做出了上山下乡的政策。实际上,更加激化了社会上的各种矛盾。看穿了,只是当权者完全没有长远打算的权宜之计。这项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农民们不满、家长们不满、知青更不满的现象。用怨声载道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一个城市的青年被下放到农村，就等于被叛了无期徒刑一样。这就更促使我下定决心,必须偷渡才有生路！ 

    　 在农村逗留了三个月以后，我趁机溜回石岐，仍然继续我的偷渡大计。阿芹是我的初中同学，他的爱好是组装收音机。还在初中时，他做的矿石收音机，不但在同学中独领风骚，连物理老师示范的产品也比不上他的清晰。他家里所有的电器修理工具应有尽有。我把所有准备好的衣物一件件迭好，放进塑料袋里，请阿芹用电烙铁焊接好袋口。为了预防万一，一共焊了五层。果不出我所料,被海上的风浪打破了四层，只有最后一层塑料袋没有破裂。保住了我在上岸后，能够有一套“干”的衣服，在澳门大街上自由走动，避过了葡警的搜捕。 

    　 最后，我决定和老麦组成拍檔，一起投奔自由。老麦原来是中山县公安局的干部，主管出境批准的生杀大权。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特权，洞开了他收受贿赂的方便大门。在送上门来的金钱和物质的攻势下，老麦自然低挡不住。最终东窗事发，被判处了两年刑期，自然逃不掉开除了党籍公职。我是在上山砍柴时认识他的。他告诉我，打从解放后一直到他为止，共有八个做过这个位置的官员，无一幸免都是“收受贿赂罪”而被收监的。直到今天，贪赃枉法的事屡禁不止，而且越演越烈，正好证明了：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 

      我在菜市场卖鱼虾的事,被一位进城趁墟(赶集)的农妇看见了,回到队里就一传十十传百,差不多每个人都知道我在菜市场卖东西走自发了。甚至有人说我已经发了大财,甭想他会回来了!乙南带着一票人连忙开会,商量何时把我绑回去,会上有人说：“把他绑回来,打到吐血,再用枪押着他劳动改造!”好像我摆个小地摊卖点猫鱼虾毛,就会发达了?苍蝇都会变成大象的故事,竟然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卖两担柴草,就像挖了他祖坟一样的,很得咬牙切齿。 

     最后还要解决一个最重要的交通工具问题。既能安全上山，又能保住自行车原封不动带回家。实在是一个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难题。当然，最方便的方法，就是走到山脚的时候，把车扔到水塘里再上山。成功了，当然没问题，要是不成功呢？就连自行车也没有了。要知道，在这个年代,一辆自行车就是一副生财工具，无论如何也舍不得丢掉的。另外,如何在天黑前安全抵达边防线前面的坦洲；抵达后又如何在这片陌生的地方逗留到天黑再上山......这些细枝末节，都在我的脑子里翻来覆去的思考。一个又一个方案提出来，不完善的就被推翻，重新再想过另一个。终于被我想通了，办法就是：两人同乘一辆车，到目的地后一人上山，另一人把车骑回家。

     两人上山,就要多叫两个人来接车子。我找来了超雄和阿安,阿安是我的同班同学,超雄是他的表弟。超雄是在广州被赶到坦洲务农的知青 ,他跟宝顺同住在一个茅寮。阿安要照顾年老又被划成黑七类的母亲,不准备走。超雄和宝顺虽有意思要走,但还没有做好足够的思想和物质的准备。找到了他们,我的难题就迎刃而解。 

  　我利用一切时间,做好最后的准备工作,并选定六月六日出发!我选定这个日子,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拣出来的。因为这天是农历的二十二,海水从晚上七八点开始向澳门方向流去，可以让我有六个小时的顺流可以利用,加上我游水的力度，以时间上来计算，应该足够了。其次,这时已经开始收割早熟的稻谷,也就是说,夏收夏种已经开始。夏收夏种是广东地区农民一年中最忙碌和最辛苦的日子，白天在农田里做到半生不死,晚上谁还有心跟你上山抓偷渡犯?再者,海水这时的温度对一般人来说还满冷的,但我已经有了两年越冬的锻炼,对我来讲水温已经很暖和了。正因为这样,偷渡的旺季还没有开始，等到七月下旬,偷渡旺季开始后,自然失手的机率就会大大增加,拘留所就会按先来后到的次序,把先进来的人陆续放出去。一个年轻人经过一两个月的调理,就可以再上火线博斗了。所以，时间一定要抓紧,旺季一过,冬天来临,抓进拘留所里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如果这时候被抓,你就很有可能在拘留所里面过大年了。在拘留所里过大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大忌讳。 

     　事不宜迟,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正当一切准备就署,把要用的、要吃的、要喝的，全都放进挂包里。正是弓如满月,箭在弦上时,一件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竟然又一次把我吓出一身大汗。这一吓，更把我逼得没有退路。

  　六月五日晚上，应该说是六号的凌晨，突然一阵急风暴雨般的拍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一骨碌爬起来，把白天已经准备好的挂包一手提起来。趁着街坊段主任、段警察和小脚侦察队一干人等正在楼下查户口时，赶忙把这包行李藏进柴草堆中，又趴在床上假装睡起觉来。脑子里不禁胡思乱想起来：我的行动计划没有漏洞，谁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把我给出卖呢？回头再想：我一个手无寸铁的白面书生，用不着如临大敌，劳师动众来抓我吧？！如果连我这个无名小卒，都能惊动这么庞大的镇压机器，未免对我汪某人太抬举了吧。

     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之际,段主任黄月屏走进来,大声吆喝到:“汪伦,你起来!”

    “我在睡觉，有什么事？”我假装镇静地回答。

    “你有朋友来过吗？”

     “没有。”实际上也的确没有。

     “你要说假话，给我查出来，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狐假虎威的黄月屏又大吼起来。

     “这所三层楼的房子里住了几十号人家，如果真有陌生人来过，总瞒不了这几十人的眼睛吧，你尽管查好了！”

   　 这时我才放下心头大石,原来这么大规模的行动并非冲着我来的。等到天一亮,才从别人的口中知道：原来昨天晚上,有几个“台湾特务”在中山地区登陆,被当场打死一个,跑了两个。所以,中山、斗门、珠海三个县,连夜进行大搜捕行动。直到天亮,大街上还在戒严。这件事最后也没有了下文,也没有人敢去过问,是真有其事呢,还是虚张声势?天晓得。

     黄月屏见到我话中有理,话中又有刺地狠戳了他一下,暗中讽刺他们这样做是劳民伤财。就气急败坏地说：“你!明天就给我滚回三角公社去劳动,再让我在市场上见到你卖鱼虾柴草,我就叫段警把你绑回去!”

　　我知道他这样讲只是抓着鸡毛当令箭随意发泄而已，但也给了我一个严重的警告讯号：此地不能再逗留。那么，黄月屏又为何对我这样十冤九仇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话说当年我在西厂小学代课时，我是学生谭某的班主任，她每年都申请“贫困生”而获得减免学费的优待。我从上一届班主任的口中得知：她的贫困证明是因为她的妈妈---黄月屏做街道主任而获得的。也就是说，她们母女两人串通一起，做出利用职权、假公济私的勾当。本着主持公道和找出真相，我选了一个晚饭时间，进行一次突击家访。见到他们一家人的饭桌上，虽非山珍海味，但也并非没鱼没肉，绝对超过了贫困生的标准。这样一来,黄月屏的西洋镜被我拆穿了,我当然否定了她女儿的申请。这位段主任大人,哪能咽得下这口气!现在,正好给了她公报私仇的最佳机会,哪有不给我小鞋穿的道理呢? 

  　一场虚惊就此过去。中午时分，吃过饭就和妈妈道别。约定了老麦和阿安三人骑着两辆自行车，向超雄的茅寮进发。一路上相安无事，到了下午三点多，我们已经进了超雄和宝顺的茅寮。假装来串门，拉拉家常，东家长西家短，少不了又讲讲你能挑多少斤的担子，我又比你多了多少一类的知青话题......

     晚上六点多,吃了晚饭,还在河里洗了个澡。大约七点半左右,我和老麦推着一辆车,阿安和超雄推着另一辆车跟在后面,就向坦洲墟镇方向走去 。我的计划是希望在天黑以前进入墟镇,待天黑下来后,再从墟镇里出来,沿着公路朝澳门相反的方向走。因为是向相反方向,才不会被人怀疑是偷渡客。趁着天黑左右无人时,后面两人就过来接过我们的车骑回家。我和老麦就涉过路旁的池塘上山去。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主观上我认为已经是天衣无缝。但我没有留意到：当四下无人的田野,太阳下山的具体时间。在城市里,有高楼大厦建筑物阻挡着,七点一过,太阳光被楼房一档,天就慢慢黑下来。一旦到了田野上,没有任何建筑物的遮挡,要等到在八点以后才开始天黑。正是这一疏忽,我们离开茅寮的时间就早了一个小时。我们在坦洲小墟镇中已经转悠了两个圈,再转下去就会惹麻烦了。只有慢慢地离开小镇,向田间走去，希望能在田间小路上等待太阳落山的时刻。阿安和超雄就远远地跟在我们的后面。

  　我和老麦在田滕小路上走走停停，心中希望太阳早点下山。这时，路旁的稻谷已经灌满了浆,沉沉地垂下头，在晚风中窃窃私语起来，虫鸣和蛙叫声组成的“田园小夜曲”正在悄悄地拉开序幕。田野中只见我们两个偷渡客在田埂上行行重行行，心中期盼着太阳快快下山吧，可老天爷就是不肯黑下来。田野上除了我和老麦以外，就只有一望无际的稻田。就在此时，一个解放军模样的人，迎面向我们走过来。前后左右,除了稻田还是稻田,无处可躲藏。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心想：这下子完了！

     　老麦这时候发挥了他当公安干警的丰富经验，等这位解放军快走到面前时，突然先发制人，问他：“同志，陈柏勋是在这个村子里住的吗？”

    　 军人答到：“对,他就住在前面的村子里。”

     　老麦又接着问:“听说他前一阵子回家了,不知道到他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可能他已经回来了也不一定,否则他不会叫我们来串门的。如果他还没有回来，我们只有在天黑前赶回我们队里,下次再挑时间来看他了......”

     　老麦一面走一面自问自答，没有让解放军开口的机会。等到解放军和我们檫肩而过，渐渐远离我们时，老麦小声对我说：“这时候千万不要给他发问的机会，一给机会他发问,我们就会露馅的。”

     　正因为老麦的机智勇敢,这一关算是在有惊无险中渡过了。

  　 我们一面走，一面回头看阿安和超雄他们跟上来了没有。但一直没有见到他俩的影子，我们猜测：他们两个一定是给刚才这位解放军给栏下来了。不过，行李全都在我们的身上，超雄又是当地的知青，就算抓到了也没关系。

　　 事后,我向阿安求证。我们猜对了。

    　俩人边谈边慢慢走,话题自然离不开刚才能够侥幸过关的事。距离前面公路还有大约一百五十公尺左右,突然另一个解放军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经过,看见我们的动静有点不大正常,就停下车两眼瞪着我们。我们也知道他来者不善。这时,在四下无人的禾田中央，我们俩人特别显眼。只有停下来,仔细打量这位只穿着白上衣、军裤、两手空空如也的军人。六只眼睛互相对视着，我们固然不敢上前;他一人赤手空拳,也不敢靠近我们。前无去路，后面还会有追兵。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把他赶走！我们故意把电工刀拔出来,在空中亮了一下。他看见情形不对,更加不敢轻举妄动。只有东张西望,希望有人来帮他一把。可惜,他失望了。

  　这时，天空差不多全黑下来，除了田间的虫鸣蛙叫声越来越大以外，田野上就只有这三个人六只眼在怒目相视。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对峙后,天空也越来越黑,视线越来越模糊。军人终于无可奈何地骑上车,转身向对面的小路走了。我们估计他一定是进对面的村子里去找人帮忙。

　　这场田野上剑拔弩张的对峙终告解除。

    虽然走不成功，但总算没有落网，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我把鞋子脱掉，坐在车子的后面，用两只大拇趾夹着脚踏的边缘，两个人四只脚骑着一辆车，飞也似的往回逃跑。一面骑，一面约定：一旦有人盘查，就趁机摔倒在地上，把两包偷渡用品抛进池塘里。那天晚上，的确沿途都有如临大敌的民兵两人一组、三人一队在巡逻。由于我们是由南向北，朝着和澳门相反的方向走,所以一路上没有遇到麻烦。午夜刚过,就踏入了家门口，两只脚像灌了铅一样，看着楼梯就是抬不起腿。

     在这次实兵演练中,我得出一个结论:老麦的处境,还没有到非走不可的田地,作为伙伴还不太牢靠。他有一个六岁的儿子,已经离了婚的老婆不愿照顾小孩;家里养着一群鸽子也让他放心不下；他有过入狱的纪录,一旦失手,量刑就非同一般......所有的一切,都造成了他患得患失的心态。一路上还不断嘀咕着：“今天南风,浪会很大。我和你不同,我一旦被抓,就会以敌我矛盾来处理......”这样子不停地在我得耳边唠唠叨叨,简直令我心烦。我终于决定再找人合作。 

  　一天，我正在市场上卖鱼虾，憋起尿来，正愁着没有人替我看摊子。刚好阿村路过，他叫了我一声，我连忙叫他替我先看着摊子。我急急忙忙跑到公厕里解手，回来后，就和他边聊边做生意。两人越谈越投契，很自然就扯到偷渡的话题上来，并且约定第二天再继续谈。

     　阿村是我初中时的同学，他的父亲H老师是我念高中最后两年的班主任,出了名的好好先生。但阿村没有能念上高中，就和我分开了。个中原因就要从1958年开始讲起：

  　这一年，北京公安部接到一封由《民族画报》转来的反动匿名信，这封信是利用画报的读者意见调查表格中填写的。其中最严重的有两条（因为除了公安机关以外，没有其他人能看到原件，所以其他的内容就不得而知）：

    一)你喜欢这份画报办成什么形式的画报？

  　答曰：想办成美国《Life画报》的形式。

  　二）还有没有其它建议吗？

  　答曰：请告诉我，毛泽东什么时候死？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公安部接到了这个案子后，当局是多么的震怒！这简直就是造反，是属于现行反革命的行为。经过检查，这封邮件上面的邮戳是“广东中山”。于是这个案子就一级一级地往下压，最终,破案的任务就落到中山县公安局的身上。当然是限期破案！按推理，一个人有心要做案，邮件就会在写好后，再到远离自己住所的中山县寄出，有意造成是中山人做的假像。而当年公安局的办案人员就连这么简单的逻辑都不懂，一味只想到：这是中山人干的好事。

     　中山县公安局首先就调查中山地区的图书馆和私人订阅这份画报的纪录。全中山地区私人订阅这份画报的只有阿村的父亲H老师一个人。H老师本来就是学“社会学”的，而且专门研究“民俗文化”，私人订阅是顺理成章的事。刚巧这一期的调查表格就是不见了，阿村自然成了怀疑对象；当时我妈妈是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偏偏这一期两本的调查表格又有一份不知去向。就这样，我也被列入怀疑对象的名单中。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列入怀疑名单内，就只有问当年的办案人员了。

     　我和阿村是同班同学，因为两人的家长都是老师，又都是不满足于“课本里知识”的学生。还组织了几个同学，互相封为少将、大校、上尉一类的海军军衔；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长大了要做一名海军。为了保密起见，我们之间用味精水来写信，等干了以后，就看不到任何字迹；收到以后，用醋一抹，信的内容就一览无遗。不知道的人就算检到了也是白纸一张。其次，用几张废弃的“扑克牌”在同一个地方打洞，然后在洞里写信，写好后再把“扑克牌”拿开，在空白的纸上填上毫不相关的字句。这样，就算“不是自己人”检到了，也是一篇狗屁不通的文章;假如是“自己人”，就把特制的扑克牌拿出来盖到信上面，只看洞中的字，就知道内容了。所有这些办法,都是从苏联小说《匪巢覆灭记》、《谍报手法》等一类书中学回来的。也曾在一本《简单兵器剖析》（记不清原名了）里，看到过手榴弹的剖析图，就一心想自己动手制造手榴弹，幸亏没有造成，否则就更是罪加一等了。到现在，我还记得拉弦式手榴弹除了炸药以外，最主要的就是有几滴浓硫酸来做引爆的材料。

　　我们决定自制手榴弹，其实也是受到《把一切献给党》这本书的主人公吴运铎的事迹影响所致。吴运铎从一个普通的工人到“中南兵工局局长＂，就是从做刺刀开始，直到做手榴弹、步枪子弹到后来仅凭一篇四百字的文章就研制成功了枪榴弹。当时他的事迹就是推动我们自制手榴弹的动力。这些英雄人物成了我们心中的崇拜偶像。对每一个十四、五岁小男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再正常不过了。但对当权者来说，就是离经叛道，是搞小集团,是有意要跟团组织对着干的行为!学校党支部书记，早就想把我们几个除之而后快,但苦于一直都找不到痛脚。现在机会来了，校当局就把我们几个的一举一动上报公安局，开始了一轮“锁定目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罪推定”的侦察行动。证据呢？最简单就是我们的作业本和测验试卷。我和阿村的这两样东西，有一阵子都没有派还给我们，过了一段时间，又无缘无故地出现在抽屉里。我们一直都没有留意到，只觉得有点奇怪而已。

     　终于有一天,阿村突然失踪了!

    　 一个月以后,我被叫到教务处,严主任对我进行了个别谈话，要我揭发阿村的反动言论和其他一切有关的反动活动。我实在找不到阿村在这方面的证据，只能承认我们常常在宿舍里讲“黄色故事”和一些争取自由之类的诗句。除此以外，就是搞小集团、互相之间封官许愿。到后来，严主任干脆就把事先拟定好的答案念出来，逼我在不情愿的情况下点一点头，就算是“坦白、检举、揭发”了阿村的所作所为。又过了两个月，全石岐镇几千个中学生，全体集中在大操场。阿村被戴上手铐，由解放军战士提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押解出场，首先由阿村自己承认了这封反动透顶的匿名信是自己写的。接着就由公安局联同沈某一起,隆重其事宣布阿村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最后，再由学校党支部书记沈某，在台上宣布我们几个协同参与者，予以严重警告，留校察看，接受同学们的监督改造。 

    　 三个月以后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在马骝（广东话：猴子）的家里，阿村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还问我们怕不怕。并且对我们说，公安局抓错了人，所以提前释放。还告诉了我们他被捕的当天，公安局原本只是叫他去问话,核对笔迹，同时要他承认是自己做的。阿村知道自己从来就没有做过，所以就矢口否认。

     　公安局拿他没办法，左盘问右威逼，直到晚修课的钟声响起才把他放出来，条件是：不允许把公安局里遭到威逼利诱的真相向外面乱讲，否则对他不利！这时早已经过了晚饭时间，阿村已经饿得直冒冷汗，又窝了一肚子的火，开口就回骂到:“只允许你们胡来,就不允许我澄清事实?公安局违反了宪法规定，无理拘留我。要向我公开道歉，否则不走!”

     　这一下可是捅了马蜂窝，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办案的公安干警立刻来了个下马威---直接把阿村送进看守所。为了在上级归定的时间内破案，把他和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人关在同一个牢房。这一招果然生效，当年才十五六岁的少年，为了早日获得自由，又得到了公安干警的许诺：只要认罪，两年后可以保送他去参加海军。阿村信以为真，就同意了认罪协议。一个月以后，公安局宣布“破案”，同事表彰了学校党支部书记立场坚定，对敌人心狠手辣，决不心慈手软，积极配合公安局,对整个案件侦破有功！这一次又他个人的政治资本上,加了一大笔本钱，头上的顶戴花翎又多了一层“血染的风采”。

     　正因为在马骝家里见过这一面，我们之间产生了长达十年的误解。因为阿村临走前小声对马骝说：“公安局已经查明了不是我做的，所以提前释放了我，现在他们正在怀疑是汪伦干的。”马骝把这番话转告给我。我顿时感到一股冷风从头吹到脚，打了个冷颤。 

     　一天晚饭后,在学校的过道上遇见了沈某,这时他已经兼任学校的副校长。我趁此机会问他有关这封信和阿村的事。

  　  我问道：“沈校长，究竟这封信是不是阿村写的？”

    　沈某的脸上露出了很不耐烦的表情，说：“你还怀疑什么？你没有看到专区、县和镇的公安机关都确认了吗？还有假的吗？你、你、你是不是不相信党，不相信人民？......”他越讲声浪越大，最后变成了泼妇骂街的架势，恨不得把心中的愤怒全部发泄在我的身上，让所有路过的同学都知道是我在故意挑战这位“党”的化身。

   　 我不愠不火地回答说：“他被判了七年的徒刑，只有三个月就放出来；而且还对人说公安局抓错了人，才提前释放出来。他现在对人说,公安局怀疑是我做的。所以我有必要向你澄清事实的真相。”

    　十年以后,我和阿村谈起这件事。他说,根本就只判三个月,只是沈某在大会上故意在这件事情上夸大其辞,既可以达到抬高自己，又可以收到杀鸡儆猴的目的。

  　听到我这一问，他觉得我在对他的草菅人命作风，进行一次前所未遇的大揭发。　　　　　　　因为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政治事件，当然要还我一个确切的答案，以免日后成了替罪羊。我看着他进退维谷的表情，好像小学生在课堂上回答不出老师的问题，又不能坐下来的尴尬情景一样。

     　最后,他唯有恶狠狠地说:“哎......为......为什么......全校一千多的同学,谁都不说,偏偏要说是你干的呢?”

  　 虽然他的话，没有对我的肉体造成伤害，但在我的内心，却感到有一种被人“鸡奸”一样难过，令我终生都感到呕心！

     　作为一个学校的副校长、党支部书记，对一个仅有十四五岁的学生讲出这样的话，亏他脸不红心不跳，充分表露出他色厉内荏的本质。我回到宿舍,自己一个人在偷偷落泪。觉得自己这样做,简直就是"与虎谋皮"。但除了这样做以外,也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 

     　就在同一年，沈某觉得我这个人，非要好好地给点小鞋穿才解气。当时的政治课老师郑秉坚，一心要拍沈某的马屁，在一次时事测验时，故意让我“不及格”。关键是其中有一条题目问：第二条横跨长江的大桥是......？郑秉坚的答案是：“重庆长江大桥”。而我在新华社编的《时事手册》里的答案是：“重庆白沙沱大桥”。我当然按照《时事手册》里面的答案填上去。就因为这条题目，全班只有我一个吃了不及格。我拿着《时事手册》,又请了阿明和我一起到教务处去理论，并当场拿出《时事手册》给他看。这时,他也无话可说。一心想要留难我,却落得个自讨没趣。到学期结束时，还是要我补考政治课。

     　当我正在和郑秉坚理论白沙沱大桥的时候,碰巧梁诚老师也在场。他实在看不过眼,就把补考的题目抄了一份给我,让我在“补考”时,得了个满分。

 

     　直到我离开学校参加了工作几年后，有一次我在街上见到H老师，我鼓起勇气问他：“究竟那件事是不是阿村干的？”

     　H老师庄重地告诉我：“这件事你还惦记在心，可见你对阿村还是非常关心的。”停了几秒钟，他扔掉手上的烟蒂,斩丁截铁地说:“绝对不是他做的，假如真的是他做的，我作为他的父亲，我用人头换芋头！”

     　H老师是我敬佩的老师之一，中学最后两年，他都是我的班主任。对我们的前途和出路都像家长一样地关怀备至。1960年，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来石岐招生，我有幸雀屏中选。因为我还有一年才高中毕业，所以我特意来征求班主任的意见，他鼓励我要积极争取。因为这是青年人的出路之一，不一定非要毕业以后才找工作。其实,H老师早已感到社会上失业状况的严重性,及早得到解决,的确是一件好事。但这一举动严重地触犯了沈大支书的无上权威。当即横加干预，连发三封告状信，分别给广东省高考委员会、广州军区以及战士歌舞团。不但招生工作计划以失败告终，还连累来石岐招生的郑秋枫老师（歌曲《我爱你，中国》的作曲家）也挨了批评。四十多年来，每逢想到这件事，总觉得我对郑老师有一份歉疚之情。次年投考“广州音专”又不录取。 

     　高考临近，沈某以党支部书记的身份，竟然当着二百多位应届毕业生前说：“汪伦，你一定要参加高考，但我告诉你，你是考不上的！”

     我感到这是对我一种极大的侮辱,非要对他还以点颜色不可。这种话竟然出自一个学校领导人的口,是任何人都不能想象得到的。跟一个没有水平的人是不能讲礼貌的！既然你先不尊重我，我也没有必要尊重你啦！我实在忍无可忍,当场离开了礼堂，说:“你不要欺人太甚，我不考，行了吧！”

     　在场的每一个同学都被我这突如其来的抗议行动惊呆了。竟敢顶撞这位权倾一时的“党的化身”？胆子也未免太大了。正因为我这种不信邪的性格，才造就了我是中山地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说书艺人，提早开始了我进入社会大学的生涯。我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没有后悔过，反而觉得这些阅历大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经验。起码,我手上有了大量的素材,来充实这篇文章的内容呢！

  　经过H老师的转告，我和阿村之间长达十年的误会才得以冰释。

  　现在又有机会共同来做出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抉择。对我来说，这是走投无路时的背水一战。但对阿村来说，这只是对生活能够取得更多自由的选择。因为他在粤北还有一份开汽车的职业，要放弃这个饭碗，未免有点可惜。终于，他放下了这个念头,只是祝我马到成功。同时也告诉我，他的三个弟弟也有偷渡到港澳的准备。上文提到在南中国海一去不回的阿汉，就是他的二弟。他们的父亲H老师也在1968年，因为得不到正常的治疗而屈死在学校的“临时监护所”里。当其时，H老师的弟弟曾经从美国寄来过一笔钱给他治病的，但遭到沈某的“冻结”处理，不能从银行里提取出来，令他失去救治的宝贵时间,最后含冤而死。成为沈某为首的“学校军宣队”直接逼害致死的老师之一。虽然在十年后，H老师和我妈妈一起获得了校方的平反，但杀人凶手仍然逍遥法外，而且还在颐养天年呢！ 

     　因为潮汐的关系，加上我实在不能再等了。1969年七月七日，我决定以独行客的方式，演一出《千里走单骑》的独脚戏。这样也好，一个人说走就走，要停便停，一切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会有分歧的意见，目标也小。一旦出了问题，就只是个人的事。

     　吃过早饭，带上挂包。没有钱买手表，就带上已经“罢工”的羊城牌马蹄表。说也奇怪了，一旦带在身上，我走他也跟着走起来，而且还走得满准的呢。没有水壶，就用一个医疗用的500cc的盐水瓶来代替。

  一生中，我和妈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妈，万一我出了什么意外，就作为少生了我一个算了！”为了避免邻居的怀疑，也怕再出现儿女情长的生离死别场面，我咬紧牙忍着泪，头也不回......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了。 

  　 妈妈从小就生长在一个大户人家的家庭里，外公外婆是在日本留学时认识而结婚的，妈是他们的大女儿。外公在1914年应国民政府的邀请才回国，希望能够在共和政体下，实现他的教育救国、以美育代宗教的远大理想。并在1918年，接受教育部的任命，创办了“国立北平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现今的“中央美术学院`”。妈妈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也养成了对美术的爱好,她早年毕业于华北大学西洋画系。可是天不从人愿，三十刚出头，爸爸就一病不起,几年后就撒手尘寰。妈妈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把我和姐姐拉扯大。作为一个守寡二十多年的老人家，有哪一个做母亲的不希望自己的唯一亲人留在身边替自己养老送终？可是，残酷的现实非要逼迫他眼睁睁地把儿子送走，内心的痛苦，是外人无法体会到的。

     　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女性：事无大小，从来不与人争。一旦有人求告，她一定会尽自己所有解囊相助。就算我的同学，他也会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华赞是我的同班又是在同一宿舍里的上下铺，他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家里兄弟姐妹多，食指浩繁，正愁冬衣没有着落。妈一知道，马上购买了整套的御寒衣物送华赞北上就读；阿郑在音乐才能上比我高，但缴不起学费。妈也慷慨解囊让他继续学下去，直到他考进广西军区歌舞团为止。我也曾亲眼见过她当着借钱人的面，把借据撕毁，表示：不用担心我会追债。令来人永怀她施恩不望报的高尚情操，如许的例子多不胜数。

    　 妈妈对我更是无微不至，甚至有人说他把我给惯坏了。她宁愿把狐皮大衣卖掉，也坚持把我送到广州去拜师学习小提琴，好让我长大后能有一技之长；在话剧《母子会》中，我扮演的解放军战士,讲得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也曾经有过两个军人在看完戏，跑到后台来打听：这个解放军战是在那个部队借来的？一时间，我的“阿友”（剧中人的名字）深入民心。却不知道我的台词发音，都是妈妈一字一句地替我纠正过来的。我所有的成就，她居功至伟。每当演出前，她都会一声不响地替我张罗服装道具，到后台去替我们化妆。每次看完演出,一定会向我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锁定目标加以改进，希望下次能演得更好。他得到的唯一报酬就是能听到别人称赞我演得好，听到台下如雷的掌声,她就心满意足了。可看，她把所有的心血和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二十多年来，既是严父又兼慈母于一身的妈妈，一旦要和自己的亲生骨肉永远分开，心里的难受和无奈非笔墨能描写；她内心的坚强，绝非常人能够做得到的。我能有一个这么高尚情操的妈妈而感到骄傲。我的妈妈不但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稀罕做个共产党员，但她不愧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

     　妈妈在日本出生，刚到上学的年龄就随着外公回到北京，自然讲得一口流利的京片儿。1958年，周总理大力提倡“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普通话”时，全中山县的中小学老师无一例外，都成了她的学生。直到他被四人帮在石岐地区的代理人迫害致死时，大家还尊称她做“老师”。在这段时期里，他还被抽调到广东省推广普通话委员会，和来自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师生一起，研究出一整套用广州方言、潮州方言、客家方言来学普通话的方法。这几套方法还在《南方日报》中大力推广。到后来，因为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令这些努力全都付诸东流。 

    　 正因为他在日本出生，抗战时期又在广播电台做过播音员。就在他完成了“省推广普通话委员会”的工作后，立刻以“特嫌兼泄露国家经济秘密”的罪名，被关进了看守所。

    　“特嫌”还因为妈有以上两样背景造成。那末“泄露国家经济秘密”罪又从何说起呢？

    　 自从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开始以后,中国的国民经济就乱了套 。民众的物质生活无论从口粮到各种副食品、日用品都越来越紧张。当局发布的消息,除了把责任推到天灾以外,还把责任推到前苏联对中国进行逼债。(后来看过张戎:《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以后，才知道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归根结底就是全国人民都跟着毛的瞎指挥而蛮干所造成的恶果。）广东地区又毗邻港澳，海外关系众多。所以很多人都会向海外的亲人写信，要求寄点食油布匹之类的日常必需品,这是人之常情。妈当时就把国内的情况和个人的限量，譬如：食油每人每月四两、棉布每年一丈二尺等,写信告诉了在澳门的三姨，希望他们知道实情后，酌量寄点东西回来。结果，这些来往信件都被当局拆开了。就是根据这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构成了“泄密”罪,关进了看守所。现在看起来的确滑稽可笑，但在当年就要抓进牢房了。

　　１９６３年的暑假，小学老师们正在期待着长达两个月的假期。可是，一封通知书要全部教师在暑假期间都要参加全国的人口普查工作。假期自然少了一大半，还要按时按候到派出所去报到。首先就要听取动员报告，然后再学习各种各样的文件。等弄通了中央的意图和目的后，就被分派到各街道办事处，向居民们做人口普查的宣传工作。一切准备妥当在全国统一的日子，挨家挨户去上门登记，清理由大跃进带来的户口混乱情况。把收集回来的资料整理后，我就被分派去累计全公社的人口总数。计算时，竟然由派出所所长来坐阵监督，并一再言明：这次计算出来的人口总数一定要严格保密！谁泄露出去，谁负全部责任。

　　从以上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到：中共所为的秘密，往往不是因为太先进才要保密，而是太落后，才要求不能“泄密＂！

　　不单这样，沈某还通过班团支部书记阿昆，趁着妈出差时间，利用接近我的机会，变相查抄妈的宿舍。最初我也没有在意，但一次两次都是翻箱倒柜地找些什么。虽然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但又觉得我们家实在没有任何见不得光的收藏物品。君子坦荡荡，也就没有加以阻拦。我想：小人常戚戚。如果阻止阿昆的行动，更加会引起沈某更大的疑心。干脆就给他机会找个够，让他们彻底死了这份心。

     　四十多天后,妈又在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下,从看守所释放回家了。中国的事,实在令人捉摸不透，只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七月初，阿安去了广州，我只有求阿钊帮忙了。阿钊本来就患上肺结核，一直都在家里休养。他虽然也有走的念头，但碍于身体的关系，只能靠申请去香港治病一途。我和他约好了见面地点，放好了他替我蒸熟后晾过的面坨坨，两人骑着一辆车就上路了。阿钊这样帮我，不但没有任何利益可言，只有担惊受怕的份。除了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外，也是对这个极权统治者的一次力能所及的抗议吧？！

     我的女友阿怡，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一直骑着另一辆车，一直送我到郊外。没有挥手告别，也没有说再见，更没有热情的拥抱，只有静默无声的双目凝视。我看得出，他正在默默地祝福我“顺风顺水，去到尖沙嘴”。想不到，我们分开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他嫁了，我也娶了。但爱神的红线还是把我们两人重新拉在一起。就如童话小说中所说的：“从此以后,他（我）们过着快乐而幸福的日子！” 

     　中午时分，我们在三乡墟镇吃过了当地的特产---濑粉。果然名不虚传，但却吃得心惊胆颤，生怕一举一动会引来旁人的注意，露出马脚。另一方面又伸长脖子东张西望，寻找来接应我的超雄和宝顺。按照我的原定计划：一旦他们两个出现，阿钊就会打道回府。一直等到吃完了，还是没有见到他俩出现。没有办法，我和阿钊就只有穿过田边的三眼温泉，回到了公路旁。

     　从三乡墟镇不走公路到坦洲,还有一条田间的小路，须要走一个多小时。我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只是听超雄和宝顺向我提起过，而且还愿意给我带路。不过现在，来接应我的超雄和宝顺没有出现。我只有实行第二个方案：央求阿钊走公路把我载到坦洲附近再回去。阿钊从来都没有到过离边防站这么近的地带,当离边防检查站越来越近时，我在车后座都感觉到阿钊已经吓得全身发抖。我只有安慰他说：“还没有到南溪桥，没有人查的。”等到一进入坦洲地界，我就提前跳下了车，向超雄的茅寮走去。远远望着阿钊如释重负的身影慢慢消失在我的视线中。阿钊这种为朋友两肋插刀,而不怕冒险犯难的人真是难能可贵，可遇不可求啊！

     　原来我寄给超雄叫他们到三乡墟镇来接应我的信，在当天下午才到达。这时,我已经坐在他们的茅寮里闭目养神了。 

    　 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我在超雄的茅寮里吃过晚饭后，又在河边洗了个澡，一直等到八点籦过后，才慢吞吞带上偷渡行李以及一个大南瓜、两个冲菜头，和同村的农人说：“到公路旁搭乘顺风车回石岐。” 

     　超雄和宝顺陪我走到公路旁，向北慢悠悠地走着，看见四下无人时，我连忙跳进路旁的莲藕塘，涉过水深及胸的池塘，爬进了对岸的一片黄麻地。这时，天已经全黑下来，我躲在黄麻地里，心情既兴奋又紧张，既想早一点爬上山，又怕被人发现。当我看清楚四周的确没有人了，才偷偷地爬出黄麻地，猫着腰向山上爬去。我的下半身已经全湿透，上半身也大汗淋漓。由于怕被荆棘扎破脚板，就穿了一双塑料凉鞋。谁知道全身的汗水加上下半身的池塘水，滴流到脚下，再溅起田埂上的泥巴，变成了走一步就滑两下。不巧，天上又下起了毛毛雨，我又是个大近视眼,带着眼镜看不清，脱了眼镜也看不见。唉！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好不容易手脚并用一口气爬到了山顶,一面大口喘着气一面向南面眺望。嘿！好家伙，右边澳门的灯光照亮了半边天；左边香洲的灯塔也不甘示弱。两边的灯光好像都向我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我心想：有人想用指南针来辨别方向，根本就多此一举。下到山脚，天边的光线又被层层大山阻挡，顿时陷入了黑暗世界中。我凭着记忆中的方向感，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进。牢牢记住参加民兵训练时，解放军同志教我们夜行军的守则：白的是路、黑的是草、反光的是水......

  　走着走着，前面一条小河溪横躺在我的面前，听溪水流动的声响，估计水深只有三五寸，完全可以涉水过去。我知道这条就是“南溪河”，过了河就真正进入了边防区。正准备涉水过河，突然一道忽明忽暗、左闪右晃的光线出现在我的右前边。光线的背后隐隐约约看到一团黑黑的影子，慢慢地下向着我这边走走停停。我马上退回岸边的矮树丛里，只见这团光线一会儿岸这边，一会儿又在岸的那一边，一会儿又停下来。我尽量屏着气,生怕我急促的呼吸声被他听见。当我定下神来看清楚，原来是一个农民用一盏装上了凹光镜的煤油灯,正在抓田鸡（青蛙）。煤油灯在凹光镜的作用下，聚焦的一束光是蛮亮的。怎么办？留在原地，我迟早会被他当成大田鸡一样给照出来；后退吧，除了这一小缀树丛外，身后是一片已经收割过的稻田，无处给我藏身。趁着灯光的闪动时，我估摸了一下：小溪大约有十来公尺宽，以我敏捷的身手，快跑用不到十秒就可以过去。如果留在原地只有坐以待毙，冲过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主意拿定了，趁着他弯下腰抓田鸡时，我一个箭步就跳到河溪里,向对岸飞也似地狂奔。谁知道，我太紧张了，眼睛只顾着向右边监视农人的一举一动，双脚却向正前方飞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河溪上有一个小洞，一脚踩下去，“趴哒”一声摔倒在河中央，溅起了一大片水花。没有时间让我想，更顾不上是否受了伤，立即爬起来又拼命向对岸狂跑。其实，当我一跳下河溪，响声已经惊动了农人，当他扭过头来，只看见到我摔倒时冲溅起的水花和我飞也似的影子从他身后一下子冒了出来。根本就没有时间让他想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下子就吓得他连灯也丢掉，没命地往回跑。趁着他往回跑的一霎那，我连忙爬上对岸的田埂，用最快速度一口气爬上对面的小山头，藏进树林，大口大口喘着气。我心想：农民大哥，真对不起啊，我无意扮鬼来吓唬你，连累你连煤油灯都丢掉了。没办法，我也只是求生而已。你吓到我的同时，我也吓着你了，连累你连煤油灯都扔掉了，请你多多包涵吧。 

  　这时已经是农历的五月二十三,正是夏收夏种的最忙季节。田里的禾穗沉甸甸的，可以想象得到这是一个丰收的年份。一开始我还想挑田埂来走，免得破坏别人的劳动成果。但天雨淅淅沥沥地下下停停，在田埂上走不到三步，就摔两个跟头。摔到田里，成熟的禾稻倒下了一大片。再看看自己，已经摔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把心一横，干脆就从稻田中央走过去算了！自己还可以少摔几跤或者不摔跤。每当走完一片稻田，等待收割的稻谷已经被我压成了一条长长的禾草路。心想：假如现在被农民们抓住的话，不把我毒打一顿才怪呢。越想越害怕，害怕也没用，管不了那么多了，一不做二不休,还是匆匆忙忙赶我的路好了。 

    　 记得1960年的夏季，我们学生文工团刚参加完“佛山专区大中学生文艺汇演”。第二天就接到要马上出发到斗门区去防洪抗涝、抢收抢种的任务。宣传队除了白天要和大家一起收割外，晚上还要做宣传演出。这晚，我们刚在打谷场演完戏，一场大雨就毫不客气地降临下来。大家都庆幸老天有眼，等我们演出完了才下大雨，否则落汤鸡的滋味实在不好受。团长李炎和我们一起在牛棚里避雨时，就跟大家讲：“搞不好今天晚上恐怕要在牛棚里过夜了。”话刚刚说完，大雨突然又停了下来。我们几个最调皮的就到外面试试看路还能不能走。没过两分钟，有两个已经摔了大跟头。李炎一看不对劲，就自告奋勇去借电话联系团部，请示能不能就在原地过夜。谁知道县委邸书记命令我们全体今晚必需拉队回团部，明天另有更重要的演出任务!没办法,三十多人的队伍，就在天黑路滑的情况下，手拉着手，背着道具服装，艰难地踩着一步三滑得的“和尚头”（水田区的农民把在又湿又滑的田滕上走路，称为走和尚头。连农民都怕了三分的事,加上又是半夜,可见其难度之高）。上面一个屁，下面一条气。高高在上的县委书记，哪里知道晚上在又湿又滑的田基上，要走七八小时才能走完白天两小时就走完的路程呢！一路上每个人都摔得像个泥猴子似的。回到团部，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一带曾经是海盗出没的地区，村里早就已经没有了男人。男人们要嘛就已经抓去坐牢，要嘛就已经逃到澳门香港去了。所有的村干部，不论大小队长，一律全是女将的天下。剩下在村子里的少数男丁，都是被监视的坏分子。县委书记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我想，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怕我们趁机逃到澳门去，才非要我们连夜回营的根本原因。

    

     　前后左右，四面都是乌漆麻黑伸手不见五指的荒山野岭。只有远在天边的两团灯光，隐隐约约向我发出无声的指令，静悄悄地引导着我前进的方向。我千方百计避开每一条大大小小的山路，就是怕在路上碰见人。根据我年前在佛径村和村民们交谈中知道：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当他们遇到偷渡客时，都会报以同情之心。只要偷渡客不伤害到村民,都会给予偷渡客一点方便。有人还故意留下一点红薯什么的食物放在灶头上,让他们拿去充饥。最起码也会装着没看见,让他们平安地离开。村民们明白这些偷渡客也是求生存而冒险犯难，是迫不得已的下下策，何苦还要堵别人求生之路呢？最可恶就是碰见十二、三岁的少年，他们不知天高地厚,只知道抓到了偷渡犯就可以获得表扬、有大红花戴，是爱国爱党，敢跟阶级敌人作斗争的英勇行为。

　　我本来就是个急性子的人，又处在逃亡的境地，人就变得更加焦急了。不管有路没路，也不管山高水低，只顾穿过茂密的野树林,爬过悬崖峭壁。一旦爬上山顶，见到澳门的灯光就给我一种“快到了”的感觉，心情为之一振；一旦下到山谷，天边的亮光变得暗淡渺茫，又叫我气馁沮丧。还有多少山要翻？还有多少跤要摔？还要......啊......路漫漫,夜漫漫,遥遥逃亡路，何处是岸边? 

  　不知道翻过了几重山，也不知道爬下了几道悬崖绝壁。无法计算我损害了多少农作物，更数不清多少次被山上的茅草划破了脸庞。只知道往前走，向前爬，在哪里摔倒了，就在哪里爬起来，继续我的逃亡之路......夜深的山上格外宁静。分不出是雨水还是浓雾，夹着阵阵的山风轻打在我的脸上，加上头上的汗水，滴到我的眼镜片上，让我老是觉得每走一步，脚下的路都是凹凸不平。我只有放慢了步伐，高一脚低一脚地摸索着。

     一面走一面想：究竟走山顶好，还是走山脚好？走山顶，可以辨别方向，不会迷路；缺点是山顶没水喝,又是最容易碰到巡逻的解放军或民兵的地带。走山脚，可以有水喝，容易藏身；缺点是看不到灯光，容易迷路。据我分析，有水的地方就会有野生动物，蛇、野猫、山狗、山猪之类。我最担心的还是“野山蜂”，被他叮过的滋味，实在不好受,红肿溃烂的一大片。人要喝水，动物也会找有水源的地方来栖息。一不小心踢到了野山蜂的巢穴，被牠们群起而攻之,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思前想后，我自作聪明做出了“走山腰最妥当”的结论。原因是：既可依靠澳门和香洲之间的灯光指引，不致迷失方向，又可以随时随地逃避巡山人员的视线。就算被你在山顶上看见了，我还有机会可以溜到山脚下的树林子里去躲起来。有耐性的话，就让你找半天好了。

    　 想做就去做，立即行动。谁知道这是一个愚蠢到了极点的决定：山腰是斜的，除非找到羊肠小道可以走，否则只用一条腿长，另一条腿短的姿势来走路。这种姿势，开始还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要是连续不停走上一二十分钟，就会觉得下面的长腿,还没问题；但在上面的一只短的腿，长时间都呈现弯屈的状态，没有机会让它伸直,就觉得非常累。换而言之，我是只用一条腿来走山路。又不能反过身来倒背着走。实在没办法,只有改变初衷,慢慢爬上山顶,才恢复用两条腿平衡着来走,免除这场自讨苦吃的“笨举”。 

  　四周寂静得连自己的心跳声都差不多听到，只有天上的星星，若隐若现，伴随着我这个孤独客，在山头上抖抖嗦嗦向着天边的灯光一步一步靠近。正走着走，模糊的视线中出现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腰小路。我连忙用双手抓住山上的小松树，侧着身子，一步一步往下走去，双脚唯一一次踏上了一小段平坦又舒服的山路。这时候，月亮的光线悄悄地从东方冒出了一点点，朦胧细雨也停止了，在微弱的月光下，山路也开始渐渐分辨清楚。心想：天助我也!

     　世上的事情往往不要高兴得太早。双腿刚刚享受了几分钟的舒服感觉，突然间脚下的矮树丛中“啪”的一声,飞出一只黑色的大鸟，拍打着骇人的大翅膀，还“呱、呱、呱、呱”的大叫着。原来它被我这个不速之客的脚步声,从温暖的巢穴中驱赶了出来，飞向对面的大山头。我在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下，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招，吓出了一身冷汗，两腿一软，“砰”的一声就坐在地上，心跳得几乎要蹦出嘴巴来。我低声咒骂起来：你他妈的小子，要嘛你把我的胆子吓破；要嘛我的胆子被你越吓越大！一直望着大黑鸟飞去的方向，在地上坐了大半天，双腿还是软绵绵的，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下得山来，面前居然是一片开阔地。因为这里一马平川，月亮虽还没有全部爬上来，但已经越来越亮。借着微明的亮光,我看清楚了周围连个鬼影都没有，才小心翼翼地穿过一片芋头田。走了半天，怎么周围的环境这样熟识呢？仔细再看看，还是同一片芋头田！也就是说，我在这片开阔地上不知不觉地绕着走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原地。这种现像，日后跟几个成功抵达香港的朋友们谈起，大家不约而同地说，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这个谜团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久久忘不了，也没有得到答案。 

     　好不容易过了这一片开阔地,翻过了几重小山包,最后走到了一座高山前面。从地貌上看来,很有可能就是我年前曾经来过的“南屏山”的北坡。在山脚下找到了一股泉水,打开挂包拿出面坨坨来,正想一口咬下去。才发现面坨坨在涉过莲藕塘和在南溪河摔一跤时,已经被水浸泡过;又经过一个晚上的急行军早就馊了。我硬着头皮,虽然紧张得没有胃口,还是用水硬是把它一小块一小块咽到肚子里去。趁着微弱的亮光,我掏出马蹄表一看,已经是凌晨三点。我想,留在山脚不大安全,还是趁着有点亮光,赶快上山。

  　爬到山顶，一条似曾相识的战壕横躺在我的前面。我确定这就是我曾经到过的烟墩山无疑。才三十分钟的时间，月亮已从东方升了起来，四周的田野山林，被照得亮堂堂的一片。我在山顶上趁机仔细往山下打量一下：下山要三十分钟、越过山下的一片开阔地要三十分钟、再爬上对面的一层山包，又需要三十分钟。也就是说：要到早上五点,才能找地方藏身。夏季的早上五点，太阳已经从东方升起来了，这时才找地方来藏身，未免太晚了！凭我的记忆，对面的这片小山包只是一堆光秃秃的黄泥堆，很难找到藏身之所。经过这一阵子估量，我决定马上找地方藏身，好好休息一下，待明天晚上再立新功！

   　主意拿定了，就从山顶一面慢慢往山下走，一面小心留意前后左右，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忽然，一团黑色的庞然大物举着两根大木棍，从月亮升起的方向摇头摆脑地朝着我迎面走过来，同时还听见牠身上发出“隆隆”的巨响。前半夜已经被大黑鸟吓了一大跳，这次我胆子大了，定下神来看清楚，原来是一头走丢了的大水牛。因为牠背着月亮，又被山上的浓雾笼罩着，影子就好显得特别的大。加上牠一面走一面在吃草，四周空荡荡的山上，回音就显得特别恐怖，所以我才幻听到一阵“隆隆”的响声。接连两次的惊吓，我发觉山上不但没有人，就连鬼影也找不着。摒除杂念，专心寻找藏身的地方。

　　走着走着，在面朝大海的半山腰，我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山洞。这个山洞是由两块大石靠在一起，形成人字形的洞顶，两个洞口一个小的朝着山上，一个大的朝山下，斜对着澳门的方向，洞里有一块大石头，平卧在洞底。大石头的旁边还有一条小小的溪水，涓涓流过。虽比不上孙悟空的花果山水帘洞，总算找到了一个临时的“滴水洞”。（当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斗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损人招数，就是在他的湖南行宫，滴水洞里运筹帷幄的成果。）

     我小心翼翼地钻进洞里，在挂包里掏出了水瓶，试试看能不能再吃一点面坨坨。一面嚼着变了味的食物，一面打量一下自己的身体：外面的衣服已经被漫山遍野的荆棘和杂草割成一条条，连内衣裤都被撕成“草裙舞”中的道具裙一样,在山风中不停地飘舞。手上、胸前、大腿、小腿都是一条条血口印子。看到自己这副模样，再嗅一下手中发酸的面坨坨，暗地里对自己说：早知道偷渡是如此的辛苦，我就不会选择这条不归之路了。可现在我已经走了一大半的路程。而且,世界上也没有后悔药卖的呀。

 　  做了过河的卒子，别无选择只有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十多年后，每当电视台播出香港电视连续剧《天蚕变》的主题曲时，它的每一句歌词,正好就是我这时的写照：独自在山坡，高处未算高。命运在冷笑，暗示前无路。浮云在身边，发出警告，我高视阔步。须知这山头猛虎满布，经得起波涛更感自豪。冷眼看月亮，寂寞是命途.....抛开爱慕,饱遭煎熬,早知代价高。丝方吐尽,茧中天蚕,必须破牢笼。

     　啊！我想起来了，这首歌的歌词是立仁兄的传世佳作。立仁兄文革前就已经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才思敏捷，口角生风。他是翻越梧桐山，游过后海湾来到香港谋生的。1971年考进了电视台主办的第一期“艺员训练班”。有一次，电视连续剧《春晖》中有一段戏，是讲一个偷渡到香港的青年，被老人家（黄曼梨饰演）收留后，谈起了当时大陆人民的悲惨生活。这个角色原本是由招振强来扮演的。招兄从小就在香港长大，在录制时就按着台词照背可也，显得干巴巴的，当然没有内心世界可言。立仁兄一看见这样的戏是不能引起观众共鸣的,就在拍摄中途突然大叫：“停、停、停！”

   　“他妈的，谁在捣乱！”控制室中传来了冯粹帆导演的叫骂声。

   　“紧哥，（冯导的绰号）这个偷渡者的角色由我来演吧，我不要钱。”立仁兄回答到。

   　冯导接受了他的建议。立仁兄就当场即兴发挥，把他个人在大陆的所见所闻、自己的遭遇、逃港的经过，一一在荧光屏上诉说出来。因为是在讲述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自然情真意切，入木三分。录像棚里鸦雀无声，都被立仁兄的表演带入到另一个苦难的深渊中，偶然还会听到一两声偷偷的抽泣声。直到完场，大家才在凝重的气氛中回到现实的世界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冯导演也大声叫起来：“好，好，这场戏太好了，发双倍工资！”

      立仁兄在TVB没有做完两年合同，就被TVB炒了鱿鱼。何故?

   　任何时候，任何一个电视台，最缺乏的就是好的剧本。立人兄刚好是学中文出身，国文根底厚，又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就尝试着写了个剧本交给电视台的编剧主任。这位主任是在粤语残片时代写剧本出身的，电视台成立后,就转到电视台来编写电视剧本。无奈年纪已大，脑瓜里的桥段已经跟不上香港人的生活节奏，被人一种江郎才尽的感觉。当局对能够写剧本的人才需求甚殷，但写剧本的人才又只可遇不可求。老前辈一看到立人兄的剧本，心里已经感到不是滋味，自比这位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字功夫都在自己之上。一旦让他冒出头来，主任的位置就会受到严峻的挑战。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就把剧本来了个毁尸灭迹。

   　两个月以后，看见一点动静都没有。立仁兄找了个机会就问主任，自己的剧本究竟采用与否？当时复印机还没有面世，所有稿件交上去以后，就没有了存档。把原稿追回,还是最重要的事。

　   主任反问到：“什么？什么剧本呀？”

   　立仁兄还以为老人家上了年纪，又贵人事忙，忘了这回事，就提醒他自己曾经交过剧本给他。如果不合适，就请他把原稿交还。

   　主任回答说：“没有啊，我从来就没有收到过你的剧本。你也会写剧本的吗？”一推五二六，把立仁兄气得肺都要炸了。

   　没有办法，只有把脑子里的剧情重新整理再写一遍，用化名投到了“亚洲电视台”去。剧本立即被采用，并被安排在黄金档时间里和观众们见面。由于构思与众不同，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异军突起，一下子把“亚洲电视台”的收视率提高了十多个百分点，扭转了收视上的颓势。

   　所谓同行如敌国。所有“亚洲电视台”的编剧组成员都千方百计打听，这么优秀的作品，是出自谁人之手。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明查暗访之下，终于打听到了这是立仁兄的大作。小肚鸡肠的同行门就向TVB上层揭发了贵台的员工“捞过界”。

   　东窗事发，立仁兄只有提前结束了和我一段短暂的同事关系，转到“亚洲电视台”上班去了。头衔是：编审主任。《天蚕变》的主题曲就是他这一时期的佳作。配上优美的旋律，一时成了香港以及海外观众们琅琅上口的流行歌曲。这曲词压根就是梁兄逃港时的真实写照，难怪它写得如此的掏我心窝！几年后，立人兄又被“星加坡国家电视台”高薪挖角，当上该电视台高层主管。

   　立仁兄的另一个成果,就是发明了“九方输入法”，为全球使用中文计算机的人，提供了简单快捷的输入法。 

   　从晚上九点到这时候，才七、八个小时的时间，我真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不知道翻过了多少座山，多少次掉进山涧，拼命拉住山边的茅草，在两脚悬空的情况下，居然能一次又一次爬了上来。拍掉身上的泥土，擦干净脸上混着血迹的汗水，（唯一欠缺了“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前进了!小时候念书的课文里，先烈们的豪言壮语，又一一浮现在脑海中。无形中给了我巨大的推动力。我默默的感谢共产党多年的教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更要感谢妈妈从小就让我去学习小提琴，这种被公认为所有乐器中最艰深的一种。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学成功，但在练习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通过仔细的思考然后一点一滴地去克服它，养成了百折不回的坚忍不拔意志力。这种由后天培养起来的能力，使我日后在人生中，每当面对种种恶劣环境所造成的错折,都能以超乎常人的力量去战胜它、克服它。也正因为这种好胜的性格，给我日后在身体上，肌腱和关节多处伤害，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趁着太阳还没完全出来，我把挂包和凉鞋迭起来当枕头。我不敢动用我的两个吹气枕头，怕万一不小心把它弄破，我就没有了救生的用具。希望能好好睡上一觉。列宁不是说过，不懂得休息，就不懂得工作吗？更何况我正在做着自我解放的大事业呢？

   　心情实在太紧张了，刚一睡着就不自觉地惊醒过来。小心看看四下确实无人，再试试看，还是睡不着......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老是担心有陌生人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睡不着，还是睡不着！反正睡不着，趁着晨曦的亮光，好好看看四边的地形，也可以居高临下眺望一下澳门的市区。

   这一看，实在太诱惑了：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海旁马路上的水银灯，一盏一盏地随着太阳光的升起而陆续一一灭掉。来往港澳之间的水翼船在海上破浪飞驰，令我心旷神怡，无限向往。不禁自言自语起来：澳门啊，澳门，为了要投到您的怀抱，你可知道我花了我多少的心血啊！ 

　　再慢慢把视线移到右边的山脚下，远远就看见前山火葬场高高耸立的烟囱。我估计，在我的脚下恐怕就是山场村，也就是偷渡失败者的收容所。再沿着海岸线过去就是吉大村。往澳门方向再过去，就是水湾头，水湾头就是和澳门的黑沙湾连成一片的海域。

　　渐渐地，人来人往的声音越来越大。山脚下的小路已经出现几辆自行车来回穿梳。人们又开始了一天忙碌的生活。隐隐约约好像还听到来自澳门的小贩，亮开嗓门的叫卖声。这声音是多么的亲切可爱。这是在我耳朵里绝响了十多年的叫卖声，这声音对我太熟识了，它早已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成了我心目中生活交响乐的组成部份。童年无忧无虑的生活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正当我一面欣赏一面魂游太虚时，突然两声震耳欲聋的炮声，打破了我的沉思。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觉得此时此刻简直是山摇地动，连这个山洞上的大石块都轻轻晃了两下，发出了魔鬼磨牙般的“嘎嘎＂声。我连忙滚到大石块的下面，藏匿起来，半饷动也不敢动。又过了半天，只听到了一阵叮叮当当敲打的声音，这声音有轻有重、由远到近，断断续续传进我的耳鼓中。我慢慢探出头来，小心翼翼地往外望，才知道原来山脚下是一个采石场，工人们正在用炸药炸开大石块。 

　　虽说有一个山洞来藏身，但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生怕有人突然出现在我身后的恐惧感整天挥之不去。终于盼来了日脚下平地的时刻，山涧里升起了一层薄薄的遐雾。我心急地把马蹄表拿来一次又一次地看，老是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就连马体表的两根针好像也变得原地不动一样。放到耳边听听，不是还走的好好的吗？心中巴不得太阳一下子就坠落到山后边去。

　　好不容易熬到了八点，从山顶往下望，已经看不清山下的景物了。农家的烟囱冒出了一缕缕的炊烟，山顶上还是亮亮的。我心想：我看不到山下，同样的山下也看不到我。而且，山上还有一片茂密的松树林做掩护。等于当年八路军利用青纱帐打游击战的道理一样：我看得到你时，你反而看不到我。我终于收拾起一切，从新检视了所有的必需品，把变了味的面坨坨和渔民帽扔掉。肯定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物品，才小心地拉着小松树，斜靠着身子慢慢一步一步向山下走去。 

　　当经过采石场时，一脚踩在被炸松的浮泥上，一股锐痛从脚地下传来。原来白天爆炸大石块时，石头不是平整地被炸开，许多石头被爆得像一张张锋利的尖刀一样，被一层薄薄的浮泥盖在上面。我当然看不见这一片片隐藏在浮泥下的“石刀子＂，一脚踩下，自然痛入心脾。把脚拉出来一看，一道血口子正淌着滴滴的鲜血。我忍着痛，尽量把身子躺平慢慢滚动着身体。我知道：人走路时脚板上的压强比坦克车还要大，只有用大面积来接触地面才能减轻这种重力，才有脱离这一片石刀阵的机会。等离开了这一片浮泥，从衣服上撕下了两条布条，包扎好了伤口，连走带爬，好不容易才捱到了山脚。吓！又一道深深的山坑拦在我的前面，大约有五公尺宽，深不见底，前后又看不到尽头。我顺着山坑慢慢往上走，心想，它一定有一个比较窄一点能让我爬过去的地方。走着走着，前面有一道用木板搭成的“Ｖ＂字形的水槽，横过这道山坑，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小心翼翼尝试爬到它上面，看来水槽还是可以承受我的体重的，才用“吊猪仔＂的方法：四脚朝天，背朝下的方式，一寸一寸地往前挪过去。由于水槽长年被水浸泡着，又有太阳照晒，刚爬到一半的地方，发觉水槽上长满了厚厚的一层青苔，稍一用力，滑溜溜的。我拼命死抱住水槽，手脚并用，一点一点地挪到了对面。嗨！又一次在绝望中化险为夷。 

　　前面就是开阔地，两团蓝蓝的磷火在地面上悠悠地飘着，我判断这就是我曾经到过的“陈氏义冢＂。地上左一个右一个棺材洞，要是换了平常，真没有胆子单身一人三更半夜在这荒山野岭与孤魂野鬼作伴呢！在这一望无际的坟地，稍有不慎就会被人发现，我得格外留神，大意不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清楚地上的棺材洞，绕过乱七八糟的棺材板。走几步停下来看清前面的路，再前进几步，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尽量控制自己朝着澳门和香洲两股灯光的中间走去。

　　终于走过了这片坟场，到达最后的一层小山包。我知道，这层小山的背后就是海边了。此情此景，激动兴奋心跳加速的心情可想而知。 

　　正当我爬上这座小山包时，右边一束探照灯的强光，突然亮起来。光束从左到右，顺着逆时针方向，慢慢向我横扫过来。奇怪！当我走过坟场时，还没有见到这里有灯光呀，怎么一下子就亮起来呢？眼看着探照灯快要照到我了，连忙趴在地上，用双手紧摀住自己的双眼。心想：“完了，游戏结束了！＂

　　强烈的灯光带着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沙沙＂声，横扫过我的全身。“完了，完了，一切都完蛋了！＂我整个身子在探照灯的强力照射下暴露无遗。

　　虽然灯光扫过去了，眼睛已经用双手掩盖的严严实实的，在灯光过后还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等过了一阵子才慢慢恢复视力。视力刚刚恢复，第二轮的灯光又扫到我的身上。我想：再这样子下去不是办法，一定要利用空档时间再翻过两个山头，才能摆脱这束强光的照射。刚想用力蹬腿，没想到两只大腿同时抽起筋来，无法动弹。我只有蜷伏着身子，等待被抓的时候来临。

　　嘿！一等再等，就是没有动静。探照灯照样带着恐怖的“沙沙”声，一次又一次扫过我蜷成一团的身子。这是一段让人极度心寒的寂静......难到正在向我瞄准开枪？我不禁打了个冷颤。我曾经看过一个活生生的人，被解放军枪毙直到死亡的整个经过，那是多么恐怖的一幕啊...... 

　　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炎热的夏天。虽然还没有到中午，在中山地区已经骄阳似火，太阳晒在身上，火辣辣地像要烧焦身上的皮一样。我还是一个十三、四岁的调皮少年，除了拿笔以外，一切都对我都有着深深的吸引力。

　　我随着大队人群，坐在“人民广场＂，参加一个被当局抓获的美蒋特务兼强奸幼女犯人的审判大会。与其说是审判，还不如说是“判决大会＂来得准确一些。因为公安局早就把一切安排好了，只等大节日来临前，来一个杀鸡儆猴，好镇一镇其他的反革命份子，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从而达到安度假日的目的。

　　在一论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的口号后，人民法庭就宣判：ＸＸＸ......被判处死刑，剥脱政治权利终生，验明正身，押赴刑场，立即执行！

　　与此同时，被宣判的犯人满脸通红，却全身发抖，双脚一软，像一团烂泥一样，要靠两旁的军人一左一右硬夹着，才勉强跪在台上。接着他的背后被插上一块写着“枪决ＸＸＸ现行反革命＂的木牌，木牌的姓名字上面用红朱笔打了个“剔＂。

　　这时，我听见身后有人在低声哭泣。我把头扭过去，看见两个妇人：中年妇人把头埋在老妇人的肩膀，一面偷偷擦泪。老妇人在她的耳边非常小声地劝她：“不要哭，不要在这里哭。＂我心想这位哭泣的中年妇人一定和这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有亲属关系。她们之间是夫妻？是兄妹？我不得而知。我的心顿时酸起来了。

　　我想告诉一起来看热闹的傻高，说我不想去了。回答我的是一阵冷嘲热讽的臭骂声。

　　犯人被解放军拖上了军车，绕着广场慢慢开了一圈。我们知道，绕完这一圈，刑车就会直奔“猪头山＂刑场，执行枪决。

　　为了能亲眼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枪声响后命丧黄泉的过程，更不愿被同学们视为胆小鬼。我随着大伙一起跑步向猪头山刑场进发，希望能赶在刑车到达刑场前，占据最有利的位置，好看得清楚一点。

　　谁知道刑车一离开会场，就飞也似的往刑场开去。我们刚跑到半山腰，第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声就响了。我们几个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直奔上山。只见到草地上已经躺着刚才被宣判的人，脸朝下，双脚正在蹬呀蹬的。我想，他的双手被五花大绑绑得像只棕子一样，否则他的双手还不知道会出现怎样的举动呢。

　　很快，我们就已经钻到人堆的最前面。只见执行任务的军人，在军官的命令下，对着还在抽搐的身体放了第二枪。当抽搐着的人被枪弹穿透时，整个人在地上跳了起来，紧跟着就不再动了。他背上的弹孔只有绿豆一样的小洞，衣服也上没有见到血迹。人群越来越多，我身不由己被推到距离尸体还不到十公尺的草地边。指挥的军官提着手枪走过去，用脚把尸体一脚踢翻过来。不看犹可，只看到尸体的前胸，一个血肉模糊的碗大洞口，洞口周围翻开了一丝一丝的肉条，裤裆已经被尿染湿了大片。我被后面的人群一再推着向前，只觉得光着脚鸭穿着短裤的足踝有点湿湿濡濡。我不及细看，又见到提枪的军官，向正在喘气的喉头补了一枪，活生生的一个人就此一动不动地躺在草地上。

　　我从围观的人群中好不容易脱身出来，才发觉足踝上粘着两条还带着血的人肉丝。我登时感到一股冷冷的气流由头到脚贯穿全身，一阵莫名的恶心涌上心口，两脚一软，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息，两手抓了一把又一把青草，企图把粘在脚上的血迹和肉丝擦干净.....好不容易等到两只脚有了力气，才拖着颤抖的身躯，走到山脚下，找到一口水井，把双脚洗了一遍又一遍，生怕留下任何肮脏的东西...... 

　　当探照灯再一次照到我身上时，我醒悟到了：现在是九点正，刚好到了亮灯的时间，并非因为发现了我才打开大灯。这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而已。加上我距离哨所实在靠得太近，由于探照灯的光太强，照到近距离的物体，全都是亮澄澄雪白一片，肉眼反而不能辨别出探照灯照到的一切。所以我判定：我还没有被发现。

　　为什么探照灯照过的时候会发出这种恐怖的声音?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

　　我默默地计算着探照灯每扫一圈的时间，大约相隔二、三十秒左右。我趁着这段短暂的十来秒钟，连滚带爬，向海边方向滚过去。当探照灯光夹带着耳边听到的沙沙声越来越响，就马上停下来蜷缩着身子，等待着下一次机会的到来。

　　终于，我脱离了险境。 

　　慢慢地，岗哨的探照灯光离我越来越远，每次它在我头顶上略过的余光，无意中成了指引我前进的道路。每前进一小段，海浪拍岸声音就越来越清晰。再看看远处澳门方向灯塔的亮光，也在一圈一圈地转动着，就好像在向我招手、呼唤，催促我快一点来到他的身边。爬着爬着,手和脚同时都被一种又长又扎肉的植物纠缠着,才发觉在我前面还有一条拦路虎---芦兜。我还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看着面前一丛又一丛带刺的芦兜叶，黑压压的一片,无形中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拦住我的去路。

　　芦兜是一种与菠萝同科的灌木丛，生长在珠江三角洲的野生植物。叶子最短也有二三尺，长的可以长到七八尺，叶子两边长着一排锋利的“刺＂，一丛一丛地生长在海边，形成了一道海滩上的长城。每到端午节，中山人就把芦兜的叶子割下来，把两旁的刺削掉，用来裹粽子。驰名的“中山芦兜粽＂就是用它来包裹的，煮出来的粽子带着一种特殊的香味。

　　面对这层用蒺藜组成的屏障物，又身处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环境绝不允许我找地方避开它或者绕过去。我已经在解放军的鼻子下频频活动，稍有不慎就会惊动哨所里的军人。除了硬钻过去，实在别无它法。只有咬紧牙关，一点一点往芦兜丛里钻。上面是满带蒺藜的新鲜叶子，下面也是带着蒺藜的干枯叶子。幸好头顶上探照灯的余光，每隔一阵子就让我看到了芦兜丛中的缝隙，灯光再一次帮了我的大忙。我小心翼翼地一寸又一寸向前慢慢移动，终于穿过了这最后的一道屏障。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不单前面早就撕得一条条，连背上的衣服也让这些芦兜刺撕得四面透风，还夹带着斑斑的血迹，手掌、脚底、膝盖上也札满了一根根蒺藜刺。

　　我已经顾不了许多，强忍着脚底下传来的阵阵疼痛，一跛一跛地走向海边。 

　　沿着海旁成东西走向的国防公路，一眼望不尽的延伸着。两旁的木麻黄树，长着像松树一样的针状叶，在猛烈的海风吹拂下，发出一阵又一阵像松涛一样的响声。要是在往日，我一定会诗兴大发。而身在亡命路上的我，却给我一种风声鹤唳的恐惧感。

　　在这片木麻黄和海滩之间，种着一小块农作物（因为天太黑，眼睛又不好使，我相信应该是花生地吧），大约有十来公尺宽。我连忙爬进这片花生地，一面像惊弓之鸟一样左顾右盼，一面把两只气枕拿出来吹满气。脱掉身上的破烂衣裤，把用五层塑料袋包起来的干衣裤放进网络线袋里，再把网络线袋绑牢在裤腰带上，迫不及待地喝光了盐水瓶子里的水。

　　一切都准备就绪，我抱着不到二斤重的行装，心里却有千斤沉重！我非常明白，只要我再踏出一步，我将永远没有回头的余地。抬头往北面的山峦望去，朦胧中只有妈妈无限留恋的脸庞，眼里露出依依不舍的目光，正在倚门惆怅立斜阳。我不禁犹疑起来：我将永远见不到我慈爱的母亲，这是令我后悔一辈子的事。你要慎之又慎啊！我内心矛盾到了极点：是前进还是退后......不论是前进还是后退，都会有种种困难横在我的面前，向我挑战。我一次又一次自问......唉，人生最难的莫过于还有选择的机会啊！ 

　　突然间，从关闸方面传来了一阵狗吠的声音，听得出这不是来自一般小狗的，而是发自一条大狗深沉的吠声，而且越来越近，狗吠声打断了我的思路。我赶紧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心想：这次恐怕再也没有侥幸脱险的机会，这次真的撤底完蛋了。我做好了被抓的思想准备。耳边传来了一阵凶狠的叫喊声：“别跑！别跑！看见了，还跑？＂紧接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枪声，划破了漆黑的夜空。我心想：我没有跑啊，干妈还开枪啊？这时，一个答案突然闪过我的脑子：他没有看见我，只是在同一时间里，还有另一批（个）人在偷渡，被军人发现了，正在追他（们）而不是在追我！

　　就在同一时间，一阵雷鸣闪电从天而降，瓢泼一样的大雨淋在我身上。这一切都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发生，人又太紧张，究竟是“枪＂声还是“雷＂声，我也分辨不出来。正因为打雷闪电下大雨，人叫声和狗吠声一下曳然停止。这一瞬间发生的一切,打消了脑子里所有的杂念，终于咬紧牙关下定了决心－－－跑！要生存，就只许进不许退！我把头小心地探出去，趁着闪电的亮光确定四周没有人，就一个箭步跳起来，朝海滩飞奔过去。

　　我原以为海边是由浅入深，跑过海滩的浅水区才要游泳。谁知道，在水里没跑上三步，双脚一踏空，整个人已经浮在水上。在海水的浮力下，全身紧绷的肌肉一下子得到了彻底的放松，加上气枕的浮力，整个人感觉就好像在空中飘一样的舒服。比起爬山时全身紧绷的肌肉，真有天壤之别。

　　我拼命向海中游去，老觉得自己游得太慢，太慢了，总觉得岸上那盏探照灯老是跟着我在照一样。一面拼命向前游，同时又不断地回头张望，生怕被人发现了，会把我当场击毙。

　　原本我是计划尽量控制住自己在浅水区里游，当感到体力不支，就依托着海滩，在双脚能够着地的情况下，获得片刻喘息的机会。谁知道我又大错特错了！原来我选定的这个区域，正好是海浪来回撞击的地带，波浪特别大，而且来得没有规律。我刚好夹在这地带的中间，一阵又一阵的海浪劈头盖脑地打过来，还没有来得及换口气，另一个大浪又从后面打过来了。经过几次这样的折腾，我喝了一肚子又咸又腥的海水。心想：再这样下去，还没有抵达澳门，单喝海水都可以把我撑死。不行，立即改变主意！浅水区是不能去的，只有游向深海区碰碰运气。这一下子舒服多了，虽也有一座座像小山一样的海浪翻江倒海般的打过来，但已经掌握了它的规律，而且波浪的推进声从远到近，让我有了心里上的准备。我被一个又一个的海浪高高地举到峰尖上，一下子又被抛到海浪的谷底。心中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才叫真正的活学活用哪！想当年，我这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绝非浪得虚名的。

　　这时，大雨已经停了下来，天上星光闪动。海面也慢慢变得平静多了，可以不再和狂风巨浪拼搏。为了保留气力，我调整了力度，手和脚有节奏的配合着，一步一步游向澳门。一面游，一面想起了丢弃在海边的羊城牌马蹄表。天亮后，一旦这个响着滴滴答答的马蹄表被人发现时，会不会把它当成是美蒋特务故意放在这里的计时炸弹呢？在这个“人人是特务，个个是叛徒＂的日子里，也并非咄咄怪事。想到这里，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渐渐地，在澳门东望洋灯塔的指引下，我已经看到了澳门发电厂厂房的灯光，开始听到机器运转的轰鸣声，我调整一下方向，对着灯光向它游过去。经过一段努力挣扎，我终于看到岸边的一座油库，上面写着“半岛石油＂几个大字。这一类的油库，在中国，只有“第一”、“第二＂石油仓库之类的称呼，绝不会出“半岛石油＂的字样的。我知道我已经进入澳门的水域，不久，又传来了打麻将牌时洗牌的声音，我更加肯定：我到了！兴奋心情，鼓励着我加强力度向前快游。

　　忽然间，我感觉得不对劲：潮水的强力推动加上我划水的力度，用难以置信的速度，向着岸边的防波堤飞也似的把我无情地抛过去，我无法控制住这股来势汹汹的前进动力。一但海浪把我打上防波堤，海水再把我拖回海上，防波堤上寄生物的锋利外壳，会将我开膛破肚的。说时迟，那时快，迅速改变用力的方向，尽最大的努力向相反方向倒过来游，避免被海浪冲上防波堤的危机。

　　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渺小了，无论如何是抵挡不住大自然的能量的！这时，我深深的体会到，“人定胜天＂这句话，简直就是放屁！很快，我就被强大的潮水涌到岸边。幸好我的双脚先触到海滩的沙土，我乘机用十个手指和十个脚趾的力量，死命抓住岸边的沙滩，不让海水把我拖回海中。等海水一退下去，连忙往前跑了几步，逃过了最后一劫，顺利爬上了防波堤。

　　成功了，成功了，我成功地登陆了！ 

　　我躲在防波堤的后面，贪婪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一面喘着气，一面解开绑在身上的用具，小心翼翼地打开用五层塑料袋包裹着的衣裤。很幸运，外面四层薄膜都被海浪打破了，单就第五层还完好无损。我连忙擦干身上的海水，换上干衣裤，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慢慢向市区走去。马路旁摆着一个水果摊，一块小木牌插在一堆大苹果上，写着：四毛。我掏出仅有的五元港币，买了两个。我知道，苹果有解毒的作用，我在海上喝了这么多的海水，苹果肯定对我的肠胃有帮助。两天来，我只吃过三几口变酸了的面坨坨，这时已经感到饥寒交迫，正在上下牙打架双脚弹琵琶了。老板找回了我九块二毛，我当时还以为港币兑葡币是一兑二，就收下了。事后才知道，两种货币的比率基本是一兑一的，真有点过意不去。我一面走，一面大口大口地啃着大苹果，刚走不到一个路口，前面来了两个葡警。我连忙转过身去，故作镇静，一面吃苹果，一面留意着他们的动静，一旦情况不妙，手上的苹果就是我唯一的武器。两位葡警从我身后慢慢走远了，我松了一口气，继续向跑狗场方向走过去。这时候，跑狗场的赛事刚完毕，对面的丽都电影院刚好也散场了，满街都是来来往往的人群。我随着人流，漫无目的地向沙梨头方向走去，可越走路灯就越暗，人生路不熟，我又不敢继续往前走了。

　　十分钟后，人流散去，大街上又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虽然我已经记住三姨的地址，但我不认得路呀。路旁一个骑自行车载客的车夫问我要不要车，我试探着问他：“到西坑街多少钱？＂我知道，我手上的钱是足够的，但我还是问了他。可他竟然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街，还向他的同行问知道不知道。我怕露出马脚，连忙制止了他再去问别人。就对他说：“到邮局知道吧？＂

　　“啊，知道，五毛够了。＂骑车人回答到。

　　小时候，我曾经来濄澳门，最长的一次还跟外公外婆一起住过半年，对三姨家附近的街道，还有一点印象，三姨的家就在邮局附近。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和车夫攀谈起来，听到他浓重的中山石岐话口音。就用石岐话告诉他，我是刚从大陆逃出来的，希望他能够帮帮忙找到我的亲戚。 

　　这次我遇上了贵人了。一面走一面聊，才知道他姓马。正讲着，车已经到了目的地，见到三姨家门口有人在纳凉聊天。我走过去自我介绍，并问她是否就是梁太太。

　　我早知道三姨一家已经在一年前移民去了葡萄牙，临走前除了把房子交给梁先生一家居住外，搬不动的家具都送给了他们，还跟他们说好了：一旦外甥来到，就请他夫妻俩帮忙先照顾一下。梁先生和梁太太当时一口答应了。没想到，当我历尽了千辛万苦才站在她面前时，她却连忙摇头摆手说：“不知道，这里没有梁太太！你找错了。＂说完，就赶紧关门大吉！

　　我被她这突如其来的回答，弄得不知如何是好，满怀的希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没办法，我只有求马先生再载我到另一位朋友的地址－－草堆街一百号。 

　　刘先生是我在石岐时楼上楼下的邻居，１９５８年已经申请到澳门居留，老婆孩子留在石岐。他每年都回去探亲一二次，他知道我有意到澳门去谋生，就对我说：“到澳门后可以来找我，地址很好记.....＂

　　不久，马先生吧我载到了目的地。这时，已经过了凌晨两点，周围的人们已经进入梦乡，我抬起手来正想要敲门。

　　“慢着。＂马先生连忙制止我敲门，接着问，“你的朋友是老板呢，还是打工仔？＂

　　他这一问，真的把我问倒了。

　　马先生接着说：“假如他是老板问题还不大。假如是打工仔，三更半夜招待一个非法入境者，恐怕明天他就会连这份工作都没呢！＂

　　我一想，他讲得一点都不错。我实在不知道刘先生在澳门经过好几年的打拼，已经成为这家小手工业作坊的老板了。

　　这就是我来到澳门后吃到了第一顿闭门羹。 

　　没有办法，马先生只有把我再带上，慢慢向南湾的海边走去。刚走到海上皇宫赌场门前，我肚子实在绞痛得受不了，在马先生的掩护下，躲在一辆大货车后面，拉下了一大滩带者浓浓海水腥臭的“人中黄”。我知道这是两个苹果的解毒药性所起的作用。接着，马先生继续把我带到南湾海边的长椅子上，面对新落成的葡京赌场大酒店，叫我先睡一会，他来替我把风，如果有葡警来到，就会把我叫醒。我一坐下，就睡得死死的......朦胧中，马先生把我拍醒，小声说：“快走！＂原来一个警察正向我们这边走过来。

　　这时候，马先生已经别无它法，只有把我带到他的家。

　　一面走他一面告诉我，自己还有一个年老的母亲在石岐，曾经申请多次来澳门和儿子团聚，但都没又批准。自己又好赌，结果到现在还是单身汉一个。

　　所谓家，只是租回来的一个木板间隔的小房。因为怕惊动邻居，所以等到大家都睡下了，才把我带回家。他把自己的床让为我睡，自己就坐在椅子上打个盹。我一躺下，又是死猪一只，实在太累了。 

　　还是生怕被邻居知道，刚五点钟，马先生又把我叫起来。　这时，专门满足广东人饮早茶习惯而设的茶楼，已经开门营业。马先生带着我到了面对海边的一家茶楼，海对面就是我曾经探过路的湾仔。

　　一坐下，马先生就问我：“会骑车吗？＂

　　“会。＂我回答。

　　“好，＂他说，“我把车放在门外，没有上锁，一旦警察要来粗的，你不要管我，尽快骑车走！其他的，我来应付！有空再把车子送回我家。＂结果只是一场虚惊。　不过，小心驶得万年船，还是做好最坏打算为好。

　　可以说，人生中最好味道的早餐，就是这一顿了。加上我遇上了这位令我终生都要感谢的马先生，在我最困难的时刻，向我伸出援助之手，他的行动令我感动到流下两行热泪。这一际遇可能是来自我上一辈子积下的阴德吧！ 

　　趁着天还没有大亮，马先生用自行车稍着我做了一次澳门市区观光。大部分店铺还没有开门，街上已经陆续有上早班的人在匆忙地赶路，一天的忙碌生活又要开始。从这些上班族脸上的表情，对比我两天前生活在极权统治下的人群，两种人的精神面貌成了强烈的反差－－澳门人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比大陆人勤奋，每个人的脸上都彷佛在告诉我：今天“我＂要做什么；＂我＂今天有什么努力的目标，就算人为财死也有个努力的目标，赚来的钱既可以养家活口，又可以用来养活别人；而两天前，与我一起生活的人群中，每一个都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好像一切都与我无关，人们的生活都漫无目标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摆在我的前面，　要我从头学起。

　

　　我听着马先生的解说，一面思考，一面浏览着大街五光十色的招牌。忽然，一块写着“梁昌上门做木＂的招牌映入我的眼帘。我连忙叫马先生停下来。

　　梁师傅是“长雄＂的同屋，长雄的父亲是妈的同事，长雄的母亲又是妈的闺中密友，我们俩又是从小就在一起调皮捣蛋的玩伴。１９６２年长雄就申请到了澳门念书。找到他就有办法了。

　　梁师傅全家也是在几年前偷渡到了澳门。我敲了门，向梁师傅自我介绍。他连忙招呼我进屋里，然后就在外面和马先生谈了一会，代我把车资付给了马先生后，就把我反锁在一间房间里，要我好好睡一觉。梁师傅连忙骑着自行车，找到长雄的叔叔，不巧前两天长雄跟叔叔吵了家，赌气离开了家。连他叔叔也不知道长雄的去向，只知道他在黑沙湾的一家彩磁厂做会计。几经周折，梁师傅终于找到了长雄，他一听到消息，立刻请了一小时的假，先和我见上一面，又匆匆忙忙赶回去做工了。

　　傍晚，长雄下班后就把我接到他家里，他先替我放了一缸热水，让我洗干净身上的盐花和留在小腿上的团团泥巴，小心帮我把留在脚板上的刺，一根一根拔出来，放在浴缸边。最后一数，乖乖，一共十一根！长雄拿出红药水和药布替我把伤口包扎好。然后，让我美美地享受了一顿七碗白米饭的晚餐。 

　　　第二天一早，我看到报纸上的头条新闻：人类登陆月球的壮举，已经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日子。还有十天，这个标志着人类新纪元的日子就要实现！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特大新闻，人类在远征太空事业上即将迈出划时代的一步。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全世界的人类都在关注着这一件大事。可我们生活在铁幕内的八亿中国人，却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整天被统治者驱赶着，进行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过着“站不完的队，留不完的泪＂的日子。而统治者却沉浸在政治手淫后的愉悦中。

     可怜乎？可悲也！ 

　　　（二）　人蛇实录　重涉险境

　　1969年的澳门，虽仍然是葡萄牙的一个“海外省＂，两年前拱北关闸被红卫兵冲击，引发了澳门本地的“12.3＂（1966年12月3日）事件后，澳葡当局在中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双方签订了和约。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起码在外表上可以看得出，一些对前途信心不足的人，都纷纷卷起包袱，收拾细软离开澳门。最明显的莫过于一批中学生，只要你愿意，经过任何一位神父的签名，就可以到台湾去继续学业，通过这一途径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市面上还是由葡警在维持秩序，但满街满巷的五星红旗在海风的吹拂下，发出威严的劈拍声。对此，一个刚从海上游过来的偷渡客，心中难免产生不安的情绪。而且，像我们这样身份的人，都清楚知道：一旦被当局发现，就会“返解＂回中国。这些都是在“12.3＂事件发生后明显的变化。如何早日离开这块“不安全＂的土地，就成了每一个逗留在澳门的偷渡客首先要解决的难题。

　　最现实的办法，就是“屈蛇＂去香港。但在还没有存够或借够“屈蛇＂的费用前，一定要先解决吃和住这两大燃眉之急。 

　　长雄虽然把我介绍到他任职的彩瓷厂里当了划花工人。但不巧，以色列和阿拉伯的战争（史上称为“以阿六日战争＂）的关系，苏伊士运河的交通中断。厂里的货物运不出去，我们的工资被长期拖欠。两手空空的我，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人总不会被尿给憋死，我就到阿牛的造香厂（烧香拜佛用的香）做临时工，那里只管吃不管住，又没有工钱。我一进入车间，就两眼一黑，受不了空气中浓重香料的味道，只见到处都是灰尘滚滚，连呼吸都差点窒息。为求两餐，既然来了就只有硬着头皮“上＂！

　　一天下来，到洗手间看看自己，不但头发上铺满了一层黄黄白白的香粉，连身上都蒙上厚厚一层黄灰色的粉末，鼻孔里粘着一团团的灰垢，吐一口痰都成了暗红色。两天以后，就和阿牛说“拜拜＂了。在这样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做工，假如不是亲历其境，真是难以言表。不知道人们在烧香念佛的时候，每点燃了一支香，有没有祈求过观音菩萨保佑这些造香工人的健康以及宝贵的生命呢？ 

　　这段时间，我积极跟比我早到香港的亲朋好友取得联系。通过志伟的介绍，留在澳门发展的古仞山学长，替我找到了一份在“三元粥品店＂当跑堂的工作。这份工包吃住，每月还有120元的工资，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好差事。 

　　澳门经过了“12.3”政治风浪，香港又安然度过了“反英抗暴＂斗争。港澳两地的经济开始稳定起来，市面跟着复苏。一心来澳门赌两手碰碰运气的旅客也慢慢增加。经济上的稳定，市面上繁荣兴旺，令澳门的工商业界对生熟手工人需求量，也一下子增加起来。我一面在粥店里打工，一面向三姨、许老师、慧彩表姊去信求救，希望他们能为我筹一笔“屈蛇”到香港的费用。 

　　在石岐砍柴摸鱼的时候我就认识了“飞哥＂，飞哥在1962年就申请到了澳门谋生，由于缺少教育，识字不多。澳门也并非想象中遍地黄金的社会，最后飞哥加入了“屈蛇＂集团，成为一名专门回到珠三角地区带人偷渡到香港澳门的“蛇仔＂。在一次回乡做生意时失手被捕，经过三年的劳动改造后释放回家。平常就只能靠做些零工，上山砍柴下水捕鱼为生。当时我曾经请教过他有关屈蛇到香港的门道。虽然他已经洗手不干了，但没有忘记当年众多的关系网。正因为这样，我接到许老师来信，说费用已经搞定后，马上就跟屈蛇集团的中介人简医生接上了关系，我把许老师的姓名和地址交给了他。

　　过了两天，简医生又来店里吃粥，目的是要告诉我：香港方面已经查明了我交给他们的担保人－－许老师的地址和姓名都正确无误，可以接我这笔生意。同时，我也收到了许老师的来信：一切已经准备妥当，只等人到，立刻付钱。

　　我就在这种又惊又喜的心情中等待着上船的日子。老板是个非常醒目的人，一见到打扮成医生模样的中介人来吃粥，还和我低声交谈，心中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第二天，趁着店中下午的空档时间，我向老板表明了我要过香港谋生的想法，好让他及早找人来代替我的工作。他对我说：“我早就知道你有这样的打算，你在我的店里做得好好的，我实在有点舍不得。＂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留在澳门发展并不比香港差，到了香港还不是要从头做起？而且，香港的人情味远比不上澳门呢！阿生，（我离开妈的时候就已经约好，到了港澳，就用化名郑德生来通信。郑是妈的姓，德是爸的名字，生就是重生的意思）真要是不习惯香港的环境，就回来帮我吧。＂

　　我再次谢谢他们一家人对我的热情接待，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向我伸出援助之手，让我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找到落脚点。但我总觉得澳门毕竟太小，而且又看到过关闸大马路上演“血路”的一幕，还是决心离开。但一时又不知道开船的具体日期，只有向老板讲出我的难处。老板叫我尽管放心，只要我不正式提出辞工的一天，我就是店铺的伙计。　我唯有更加努力来做好每一天的每一件事，报答他们一家对我的大恩大德。

　

　　在差不多两个月的跑堂生涯中，我学会了拿刀把鲩鱼肉切得薄如纸片，把姜丝葱丝切成头发丝般的细。但切猪肝就属于独门绝活，老板非要自己亲自操刀不可。同时我也知道了做肉丸粥的窍门......直到现在，不怕老妻入厨四十年，我切姜葱鱼片的功夫，她也只有甘拜下风的份。 

　　在这片小店铺里，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就是沉默寡言，不会讲广东话的阿汪。正因为他和我是同宗，所以就对他的背景包打听起来。我正处在危机四伏的环境里，就不便向他表明我也姓汪的真实背景。

　　已经年过半百的阿汪，生得国字口面，两眼深陷，颧骨突出，一脸落腮胡子，操着带浓重乡音的国语。原来阿汪在当年的国军中官拜营长，那时他跟着国军一路转进（国民党的军队当年吃了败仗，为了面子的问题，不叫打败仗，而创造了“转进”这个比较好听一点的名词），一路退到澳门这一弹丸之地。他一个人生活在广东人的圈子里，只懂得部份的粤语，又没有亲戚朋友，加上多年对共产党的怨恨，就只有寄托在赌博枱上。整个月的工资，不到十来分钟的光景，就全数贡献给了赌场。回到店里，就只有垂头丧气，目光呆滞，整个人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看到他这副可怜样子，难免产生了同情之心。因为他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心理早已经被严重地扭曲。又不懂得如何解开自己心中的死疙瘩，对初见到的人处处设方，尤其是对我这样从大陆跑过去的人，更加拒之于千里之外。看得出来，他总防范着别人时时刻刻都在算计他、吃掉他一样。 

  　这天晚上，简医生又来吃粥了。他小声对我说：“两天后开船，可以辞工了，明天来我的医务所。＂当天打烊后，我就正式向老板辞掉了工作。

　　第二天，我收拾所有“家当＂，来到简医生的医务所。早已经有一位中年男子在等候，经过简医生的介绍，原来他就是屈蛇公司的蛇头。他向我交待了几样要注意的事，其中我最难忘的就是叫我到了香港见到亲人后，不要把屈蛇的费用交给带蛇者，（通常都由船家包办此事）只付二十元的“茶资＂给他就够了。屈蛇的费用（八百五十元）就寄到一个指定的地址即可。我一听到他们这样子做生意法，被他们的胆大妄为吓了一跳。

　　此外，还必须到旧衣店买一套“唐装衫＂，打扮成渔民的模样。晚上最好能在简医生的医务所内住宿，如果要到外面过夜，也不要到处乱跑，免生意外。上船时，除了钱以外，任何东西都不许带，趁还有时间赶快把东西送人或处理掉。明天晚上九点在ＸＸ凉茶痁以喝蔗汁为联络信号。到时将会有人带到船上。有人问到就说到船上做工，月薪是二百元.....

　　我想起了许老师给我的信中说：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就对蛇头说：“我会一到岸立即交现钱。＂

　　蛇头看见一切已经安排妥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好勉为其难，破例答应了我得请求。临分手又叮嘱我：：“不要戴眼镜，到了香港上了出租车，一切都自由，想怎么样都可以了。＂ 

　　第二天晚上，简医生带着我，一前一后相距十来公尺，左拐右转，确定没有人跟踪，才来到集合地点。一个穿着红白格子衬衣的年轻人已经坐在里面，慢条斯理地喝着竹蔗汁，两只鬼鬼祟祟的眼睛不停滴溜溜地转动着，一眼就看出这个家伙心中有鬼。我不敢判断他是主，还是客，就不声不响地静观其变。

　　过了不久，一个渔民打扮的人来到门口，向简医生点了点头。简医生就替我和年轻人一起结了帐，我俩就跟着渔民向海边走去。看见左右没有人了，船老大就叫我们赶快上船。乖乖！原来不是运人蛇的小船，而是一条蛮大的机帆船。上船后，渔民的老婆和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青年渔民招呼我们。我们脱了鞋，进入船舱。我想，这就是渔民的一家三口吧。接着主人叫我们两个蛇客先睡一觉，别的就不用管。

　　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整条船只有我们两个蛇客。正因为生意清淡，蛇头才答应我“人到马上付钱＂的要求。同时安排我扮成渔民模样，年轻人就扮成阿飞。看到两人不伦不类的样子，相视而笑，我还给他取了个“海上飞＂的雅号。

  　睡到半夜，前后左右的渔船机器不约而同地轰鸣起来。隔一会，连我们这条船的机器也发动了。我偷眼向外望了一下，朦胧中只见一队队渔船向着外海开出去。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渔船就各自走开，大概是到各自的目的地去撒网......

　　我们的船迎着微明向东方驶去，不久就再也看不到其他的船只。渔妇进来对我们说，可以到舱面去透透气。我们走到甲板上，在一片蓝天白云下，望不到边的蔚蓝大海，万顷碧波下，我们的船乘风破浪向着我多年努力奋斗的目标－－－香港。前进，前进，前进进！

　　中午前后，渔妇走进来叫我们下到船尾的夹层舱里去，因为我们开始进入香港的水域，蛇客必须要躲起来，如果被香港水警发现了，蛇客自然会被遣返澳门，船家不但会坐牢，连价值几十万的渔船也要被充公。海上飞被吓得伸出了舌头。

　　进舱后，渔妇就把舱板盖好，我两眼一抹黑，什么都看不见。几分钟以后，眼睛才慢慢习惯了伸手不见五指的暗格。暗格成长方行,我们坐在横放的舱板上,屁股底下就是一滩漏进舱里的海水。船在走动，舱里的漏水也在无风起浪，幸好距离屁股还远，海水才没有把我们的裤子弄湿。

　　由于里面又黑又窄，两人只能把膝盖屈起来，双手抱着小腿，静静地等候着......

　　暗格里的空气越来越污浊，海浪一个接着一个弄得船身一上一下，前后左右不断地颠簸着。海上飞很快就晕起船浪，大口大口地吐起来。从船舱板漏进来的微弱光线看到，正对着我面前的船板上，一堆像脸盘一样大的黑东西正在悄悄地移动着。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戴上眼镜聚精会神看了一会，原来是一堆像大姆指般大小的蟑螂，聚集在一块。

　　海上飞刚呕吐完，就看见了这些早就占领了地盘的“原住民＂，就问我：“前面一堆是什么东西？＂我连忙对他说：“不用怕，只是一堆蟑螂！＂听我这么一讲，他哇的一声大叫起来。我连忙把他按住，小声对他说：：“这时候最重要是不能惊动它们，一旦这群小东西飞将起来，乱抓乱爬，就不好对付了。＂海上飞立即打了两个哆嗦，乖乖地正襟危座着，再也不敢乱说乱动了。

    好不容易听到机器停下来的声音,心里就更焦急,希望能够早一点把头伸出舱外,吐一口污浊的鸟气。但等来等去都没有一点声音，既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又不敢私自爬出去，只有竖起耳朵来听着外面的动静。终于听见有人走过来了的脚步声，我用手指头轻轻地敲打了几下舱板。渔妇知道我们在里面闷得难受，打开了船板对我们说：“船已经到了香港的离岛长洲，但船太大不能直接靠岸。船老大已经去找舢舨接我们上岸。上岸后就可以跟着船老大坐船直到香港，船票只是一元。＂在暗格里憋了这么长时间，现在一下子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加上蔚蓝色的大海，清澈透底的海水把水中觅食的鱼类，也看得一清二楚，才体会到何谓心旷神怡了，闷得想吐的感觉一下子烟消云散。正说着，见到船老大已经叫了一条小舢舨向船边摇过来。只见到他一路都在不停地左顾右盼，当他确定安全后就挥手接我们下到小舢舨上。靠岸后，船老大在前面，我们两个离它十来步左右，因为离开船时间还有四十分钟，我们只有在岛上唯一的一条商业小街上东逛西游起来。远远望见警察从对面走过来，船老大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我们带到街的另一边。它固然不敢和我们靠的太近，我们也不想丢掉这根盲公竹。反正，不能让他在我们的视线里消失就可以了。看到离开船还有十分钟，三人就鱼贯入闸，登上了船。

　　小轮船在香港内海的海面上前进，海面上各种船只在我们的身边掠过，水上交通之繁忙，让我真正体会到资本主义的繁荣景像。也第一次在近距离看到水翼船在身边飞驰而去的情景。海上飞不禁大声地啧啧称奇，引来了船老大摇头叹息。我牢记住蛇头的吩咐，强忍着内心的兴奋，装作司空见惯的样子。站在船边闯开衣襟，让海风灌进我的胸膛，企图以此来冷却我体内沸腾的热血。

　　当船在中环离岛码头靠岸后，我们紧跟着船老大钻进了路旁的出租车，我连忙戴上眼镜，看看五光十色的银行区景色。只见到香港人为了两餐一宿而奔波劳碌的情景，心中想着：很快就要见到八年没见的许老师，他现在变得怎么样呢？工作和吃住怎样解决？......脑子里胡思乱想着这一大堆实际的问题,不知不觉车子已经抵达北角英皇道,找到了约定的店铺。一进店铺,就听到许老师在楼上指挥工人做工的声音，一颗七上八下的心才安定下来。许老师立即让出纳员从保险柜里拿出钱来，交给了船老大，我也给了他二十元作为茶资，待他在收据上签了名，从此分道扬镳。 

　　原来这家商号是许老师姊夫的私人生意之一，这家店铺只是它姊夫庞大集团生意中的一个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分店而已。许老师到了香港后，凭他个人的能力、干劲和才能，当然也的到他姊夫的信赖，八年后就从公司的最底层，一直做到公司石油气部的总管了。

　　许老师原本是我们学校的俄文老师，五十年代末期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毕业后，要求分派到广东来教书的。后来他对我说，他千挑万拣最后才选择到中山来教书，就是为了要接近港澳地区，希望能有机会到另一个环境里生活。为了达到自己的愿望，来到学校不久就开始装病：一会儿是胃病、一会儿又是肺病、过一段时间又是失恋引起的精神分裂症。到了最后，阴谋还是未能得逞，只有回到南京自己的家养病。刚好他父母去香港的申请批出了，两位老人家就把装病装得连医生也能骗过的许老师，带到当地的公安部门。请求把家里唯一患神经病的儿子也一起批准吧。许老师终于得偿所愿。谁知道来到罗湖边境，由于他不会说广东话，被港英当局拒绝入境。只能在广州逗留，等到有名额再经过澳门转赴香港。因为他到了澳门人生地不熟，三姨曾经招呼过他，所以这次就轮到他代三姨来招呼我了。

　　许老师带我先吃了顿饭，一边吃一边对我说：“这些日子，你先在我家里吃，晚上就在公司的仓库里睡。＂原来他早就替我想好了一切。

   第二天，我就开始在许老师的手下做起石油气送货员来。这时，我两只脚仍然脚步轻轻双腿浮浮，晕船的感觉还没有过去呢！ 

 　　　（三）　非法入境　合法居留　

 　到了香港，吃、住和工作都暂时得到了解决的前题下，领取香港身份证就成了最重要的事。在没有取得合法身分前，心里总是觉得不够踏实。挑了一天，就到香港临时入境事务处办理居留手续。临时入境事务处给了我三个月的临时居留权。因为是非法入境，所以罚款二十大元。三个月内，我三翻四次到人民入境事务处去申领永久居留证，都被拒绝了。原因是主管官员们怀疑我是来自台湾或南越的华人，为了逃避兵役而跑来香港的。我一再说明我是来自中国大陆，游泳到澳门，再从澳门“坐船＂到香港的。我费尽了口舌去解释，帮办（香港人对政府部门的督察称呼）就是不相信。一而再，再而三拍桌子骂娘，把我轰出办公室。

　　到了最后一个星期，我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情，再去做最后的努力。成功与否，心理实在没有把握。帮办照样是黑面神一样凶神恶煞，对我大呼小叫一轮。最后，见到我临时居留的期限即将届满，就拉开他身后的布幔，一张巨大的广东省全图马上呈现在我的面前。帮办立即考起了我对中山地区的地理知识和一些有关的事项。他指着地图说：“你是说你是从中山跑出来的，那么你告诉我，库充在哪里！＂从他发问的语气中可以听得出，帮办还是对我不大相信。我心里想：哈！这样小儿科的问题，还想难到我？毫不费吹灰之力，我就在地图上把库充点了出来，还对他说：“库充有一个兵营，驻扎着一个营，营长姓李，是隶属于二二四部队翻号的。当地最著名的土产就是马铃薯，远近驰名......＂我连珠炮一样的回答，听得这个凶神恶煞的帮办张口结舌直瞪眼，让他彻底相信我确实是从中山偷渡出来的。他拿起桌子上的电话，讲了一通长时间的英语。不久，一个英国人和一个身材瘦小的中国人一起进来，他们仨人用英语交谈了一会，我只听出了“中山、石岐＂两个字的发音，其他的我就一句都听不懂了。矮个子的中国人就对我说：“请你跟我们来！＂他的语气显然和黑脸神帮办的口气截然相反，温和得多了。

　　我被两个人一前一后，一中一西，一高一矮夹在中间，在铜锣湾裁判司处六楼的走廊里走了长长的一段路。最后，中国人对我说：“到了，请进吧。＂我抬头一看，上面的牌子上写着：“港岛政治部侦辑科＂。我心里“登”的跳一下：难道要我做特务？不至于吧。马上又自我安慰起来。

　　房子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和两张椅子，中国人帮办和我面对面坐，英国人就站在墙边，交叉着两手在胸前,一声不响听着我们的对话。我内心一直都在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中国人帮办看得出我忐忑不安的心情，就对我说；“不用担心，我们只是想向你了解和核实一些数据，你知多少就讲多少，不知道的就不要乱说就是了。＂我们用广东话来交谈，他一面问我一面答，帮办随时都打开手上原有的数据部，把一些数据添加上去，又把一些数据涂改掉。我偷眼看了一下他前面的数据部，我的天呀！中山县每一个区，每一个公社，直到生产大队的人事.......都一一注列在上面。帮办见到我在偷看资料，就对我说：“哦，我们的情报人员每隔三天，就会向我们提供最新的数据，我们也随时随地在更改。＂

　　我对这些作侦察工作中的无名英雄，契而不舍的精神更加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知不觉在房子里面渡过了两个多小时，中央空调控制下的低温度把我冷得够呛，肚子里已经空荡荡的直闹革命。看来，帮办还有问不完的问题，我就要求给我点食物填填肚子。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接触，谈话已经变成了聊天一样的融洽了。吃过三文治又抽了根香烟，谈话又继续进行。这时谈话又回到库充兵营的详细内容了。我告诉他，虽然我几乎每年都会到兵营里面进行一两次的慰问演出，但每一次出发前都向我们一再强调：该知道的都会告诉大家，不该知道的就不要去问，更不要到处乱跑。每次要向他们借服装道具，都是由我带着黄科长的介绍信，来到兵营和李营长打交道，所以才有前面对黑面神帮办的连珠炮式的回答。至于其它的我就真不知道了。　

　　“你真的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满足它的要求，只有半赌气地回答说：“啊Ｓir，我不是做你这一行的，当然没有可能知道啦，有许多东西，你知道的比我还要多。我也没有专门去打听，怎么会知道呢？＂

　　这时候，他已经没有理由再问下去了，谈话就此结束。一直交叉着双手一声不响的英国人突然用非常标准的广州话对我说：“刚才和你谈话的内容，你不要对外人说，这是为你的安全着像。＂我被他一口地道的广州话吓了一跳，原来他只是装聋扮哑罢了。他拿起电话，又讲了一通英语后就对我说：“你的身份证已经准备好了，到外面去拿吧。＂ 

　　三十年后，我早已经用“难民移民＂的名额，来到美国谋生，在电视台任职营业部经理。一次，在跟一位陈太太谈妥了一宗广告生意后，一面喝咖啡，一面聊起天来，不知什么时候，话题转到了换领香港身分证的话题，我就把当年申领香港身分证的经过告诉了她。她一声不响地听完我的故事后，对我说：“根据你说的时间、地点，中国人帮办身材上的特征及职业来判断。那个身材瘦小的帮办就是我的老公呀！＂

　　唉！世界实在太小了，人生何处不相逢呢！ 

　　（四）　个人遭遇　无足挂齿

　　正因为我成功地穿过了重重障碍，也曾经在偷渡前成功地放过两次烟幕，直到1969年十月份，我已经抵达香港三个月以后，消息才在中山地区传播开来。我的行动对石岐以至广州地区的偷渡者，无形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有人在广州街头见到超雄时，还问超雄：“你知道汪精卫的ＸＸ亲戚已经偷渡成功了吗？＂超雄只有装胡涂支吾以对，其实心中正在窃笑呢。他笑些什么,相信聪明的读者已经心知肚明了。许多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典型的文弱书生，不但深度近视眼，还满身是病，单枪匹马都能成功，难道我就比不上他吗？

　　其实，要是比起陈独秀的女儿，六十高龄了，还是抱着汽油桶从宝安县成功泅水抵达香港。不是小巫见大巫吗？ 

　　沈某确定我已经成功跳出他的手掌心，气得脸上青一阵紫一阵，想方设法散播谣言，说我到了香港后，专门替台湾方面的报纸投寄“反共文章＂；说我还写了一本名叫《一个女人的遭遇》的书，来纪念我的妈妈......正因为我极为恶毒地攻击共产党，最后被香港的左仔，在九龙最旺盛的弥敦道上，开三枪给打死了。还有人言之凿凿说，连尸体上的三个弹孔都见到了！很明显，目的就是想遏止人们投奔自由的浪潮。 

　　我是侥幸逃脱了，可妈却在高兴之余，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灾难，大会批，小会斗，没完没了的写检查......最后,还要被判处了三年的徒刑，罪名是：明知道儿子要偷渡，却知情不报。送到看守所，看守所又不收了，原因是：送个老太婆进来养老啊？回去回去！交给街坊监督就可以了。就此，妈整天只有一个人呆在家里，连出门、上厕所都要向街坊组长报告，出外见个朋友都不准。沈某还指使一批学生，当众在妈妈的饭碗内撒沙子......1974年四月二十九日，妈实在难以忍受这种非人待遇和折磨，撒手尘寰。临终前，千订万嘱未来的媳妇－－－我现在的妻子：无论如何都不能把她病危的消息告诉我。生怕我放心不下，贸贸然跑回去照顾她，那就中计了。因为这些人目的就是要抓我！ 

　　到港的第二年，在报章上看到这样一条新闻：一对恋人，(女的叫潘婉庄,男的已经忘记了姓名)从上海千辛万苦到了深圳的后海湾，企图游泳到香港。没想到男的在中途体力不支,潘婉庄一个人拉着男朋友一路游到香港水域。当水警轮把他们救上船时，才发觉男朋友在半路上已经气绝身亡。他的男朋友没能活着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死后总算能够安葬在自由的土地上。他俩演出了一幕活生生的现代“梁山伯与祝英台＂。此事经过媒体的大肆报导，一下子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据说这件事连毛泽东都知道了,云云......

　　在香港生活的几年里，陆陆续续都会见到后来的逃港友人。有人成功了，但失败的也大有人在。他们的经历也是可以大书特书的材料：

　　阿正、阿汉、阿贵、阿均，几个都是我认识的朋友，还在一起练过游泳，打过球，他们已经安全抵达澳门。阿均离开时没有告诉老婆，等安定下来后就写了封信给老婆，大意是说：很对不起，走时没有告诉你，现在已经找到工作，等月底发了工资，就会把生活费寄回去，请放心。如果要联系可以写ＸＸＸ地址......阿均的老婆不知道是天真呢，还是聪明。抱着不满两岁的女儿，拿着这封信,跑到派出所去叫嚷，要嘛就把老公找回来；要嘛就批准两母女去澳门与丈夫团聚。结果，他们几个在澳门生活了两个多月，还是让澳葡当局挨家挨户搜捕，全数戴上手扣，送回石岐。成了现成的反面活教材，吃尽了苦头。一年后，阿汉循原路再次偷渡成功。再过了一年，阿正申请出境获得批准，我们又在香港聚在一块了。阿正是我们一批玩伴中才能最高的一位，无论学习成绩、体育活动、音乐、图画，以致做木匠，都是样样精通。当他到达罗湖边界，需要在档上签名时，竟然不相信这就是事实，犹疑之间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了。心想：“我已经偷渡了四次，每一次都是签名后就返解回大陆，这次会不会又是签完名就送回去呢？＂直到公安警察提醒他，才回过神来。可见，中共对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折磨，比肉体上的酷刑还要毒辣得多。

　　当年，阿汉知道追捕的风声，就躲到教堂里请神父帮忙。神父以为自己是葡国人，是神职人员，跟警察局长又份属好朋友，应该可以得到通融的。局长听到后，一口答应立刻发给阿汉身分证，叫他亲自来领取吧。谁知道阿汉一进入警察局，就变成了请君入瓮。神父本来就有心脏病，弹钢琴时双手不停地颤抖，早就把酒戒掉了。阿汉被诱捕，是因为自己太相信老朋友，结果连自己都被自己的同胞出卖了。越想越气，当天晚上就把整瓶白兰地喝个精光...... 

　　三年后，我考进“香港无线电视台”（HK-TVB),得以重操我的演艺生涯。一经在荧光屏上露面，以沈某为首所制造的谣言自然不攻自破。可惜，精神上因为经历了长年累月的打击，我的记忆力过早出现了衰退的现象，往往在演出的中途脑子里一片空白，把所有台词忘得一乾二净。用行家的话来说，就叫“发台瘟”。这给我日后的演艺生涯留下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1974年，香港政府属下的机构“香港电台”，找我谈一谈有关我本人能够在香港从头开始的心路历程。我对香港六百多万市民表达了深深的谢意，他们以开阔的胸襟，接待了我们这批不速之客；而像我们这样的逃港难民，也替香港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也勉励像我一样，自己批准自己（广州海关用语）的非法赴港探亲者（周恩来语），要尊重香港的法治精神。毕竟，每一个人对自己所生活中的社会现实，都会有不同程度不满的地方。问题是你我用怎样的态度去对待它。这是一个多劳多得的社会，机会是平等的，看你如何去争取了。如果还是抱着“革命有理，造反无罪＂的处世态度，最终是会被社会革掉你的命的。

　　

 

 

　　胡耀邦等人本來期望1985年的新老交替能夠實實在在保證改革開放路線的實施，能夠推動中共決策圈的年輕化，但是他沒有料到，光是形式上的“退”與“進”還遠遠不夠，如果沒有制度上的保證，改革開放路線可以改變，已經“木已成舟”的年輕化也居然可以出現大倒退。

　　當胡錦濤再次回京參加中央委員會全會時，不會想到，1986年9月28日舉行的這次十二屆六中全會，竟會那麼驚心動魄。

　　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初看來是最不會有什麼分歧的︰。僅僅是討論通過一個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但是沖突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爆發了︰本來胡耀邦主持起草決議草稿，堅持避開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這兩個提法，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即”一個中心三個堅定不移“，還特別強調了精神文明建設的開放性，突出政治民主化，規定要遵守憲法的原則，實行學術自由，創作自由，討論自由，批評和反批評的自由。

　　吳稼祥回憶說︰文件草稿，修改稿送上去，鄧小平都批示︰。。很好陳雲很曖昧，根本不批示胡喬木和鄧力群提出了修正稿呈送鄧小平和陳雲，堅持1983年提出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到開會之前還有不到一個月，胡耀邦把鄧力群修改的文字刪掉以後，把決議送到鄧小平處，說這一稿可能是最後一稿，這件事情沒有結束，可能在六中全會上要攤牌鄧小平批示說︰。攤牌就攤牌。

　　據李銳披露，隨後在北戴河政治局會議討論時，引起激辯，胡耀邦作了妥協，在草案中加了這樣一段話︰“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是根本違反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而吳稼祥所說略有不同，是在六中全會最後一天開會時，決議經過各小組討論 - 。因為鄧力群當時幾乎控制著整個意識形態，在鄧力群幫派的堅決要求下 - 留下了一句話︰“要繼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沒想到，這段話遭到陸定一的堅決反對。“文革”前他長期擔任中宣部長，許多人都覺得他是很“左”的。“文革”一開始他就鋃鐺下獄，13年失去自由，受盡折磨，災難使他大徹大悟，他在這次中央全會上三次發言，從歷史角度論述“反自由化”這一提法的荒謬和危害，指出這是當年甦聯反對我們的“雙百“方針時提出的，籠統地提出”反自由化“，不但在原則上同憲法規定的各項人民的自由權利相沖突，而且對繁榮我國的學術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都極為不利。

　　這場爭論的最後一幕，出現在六中全會的閉幕會場上。胡錦濤作為中央委員親身經歷了這一場面。在“決議”表決前，陸定一又站起來發言，說他還有點意見，建議。。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從文件中刪去全場一時楞住了，大家面面相覷靜止了好一會兒，一個洪亮的聲音從前排響起來了，這個人是萬里他說︰。我贊成陸定一同志的意見。應當把這句話從這個決定里刪去。為什麼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呢？難道有無產階級的自由化嗎？當時擔任會議記錄的吳稼祥描寫說，話音未落， 。全場掌聲雷動哪兒呢中央委員席位上掌聲雷動李銳則回憶說︰。“我們中顧委這邊的掌聲最熱烈”彭真，楊尚昆等發言反對陸定一的意見主持會議的。。 。胡耀邦采取調和立場，主張暫時仍保留這一段落但是，鄧小平開口了，他發表了措辭十分嚴峻的講話根據後來發表出來的文字，他是這樣說的。︰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麼？第一，現在在群眾中，在年輕人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還有在那里敲邊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議論，台灣的議論，都是反對我們的四項基本原則，主張我們把資本主義一套制度都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真正搞現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種什麼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釋，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實行開放政策，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有益的東西，是作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一個補充。... ...

　　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實際情況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什麼這里用過，那里用過，無關重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在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

　　看來，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這個思潮不頂住，加上開放必然進來許多烏七八糟的東西，一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沖擊。... ...

　　這就是一槌定音。全場鴉雀無聲。這個決議就這麼通過了。

　　胡耀邦會後布置傳達時說，不要將這個爭論傳達下去，以便集中精力討論“決議”本身然而，王震卻在中央黨校帶頭發難，印發鄧小平講話，在全校大會上說︰。有人故意不傳達，想隱瞞。力群，喬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匯報，小平說，在全會講反自由化要反20年，現在再加50年，反到下世紀。

　　十二屆六中全會決議事件和這年年底的學潮，成為迫使胡耀邦辭職的導火索（“他領導中國︰胡錦濤新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