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自由路            老 潘

 

 

   1966年那场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过去了四十年。这场运动发生两年后，即1968年，又开展了持续几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几十年来，数不清的文学作品、书籍、文章讲述了大量的“知识青年”们当年的状况。著名的知青作家邓贤的《中国知青梦》描述了云南知青1974年和1978年的两次由强烈要求返城而引起的暴动。说的是云南军垦农场的各地知青终于忍受不住环境的恶劣以及军队基层干部的折磨，集体反抗，卧轨，乃至惊动中共中央。读来令人唏嘘不已，荡气回肠。然而，对比云南知青，广东知青的觉悟和反叛要早得多。从白山黑水到东海之滨，正当全中国一千多万知青中的绝大多数，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贫困加上繁重乏味的体力劳动的农村生活，绝望地梦想奇迹出现的时候，以广州人为核心的广东知青，看清了上山下乡运动本身的反动性和混账本质。在不可能扭转乾坤的情况下，利用地利之便，发扬了一种“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大丈夫趋吉避凶”的英雄气概，杀一条血路，为自己寻找光明。自发地发动了一场延续了超过十年，蔚然成风的“偷渡到香港去”的群众运动。

   作为当年下乡，偷渡的参与者之一，我赞美当年这场自救运动，正是因为参与这场运动，我能够成功地投奔自由，并最终在北美安身立命！本文要记录的，就是我自己由觉悟乃至最后参加到“偷渡到香港去”的行列的心路历程和几次失败，最后获得成功的小故事，汇集其他千千万万同道中人的奋斗史，把我们当年的辉煌记入我们自己的史册。

   虽然我父母都是广州出生的地道广州人，因为我自己从未在广州读过书，我并不配“广州知青”这个光荣的称号。我是在广州以南某市第一中学67届初中生，1968年下乡到广东新会。

    1972年，那是我下乡的第四个年头。四年的插队生涯，该吃的苦都吃得差不多，我的劳动力已经达到一级男劳动力的水平。我能挑起两百来斤，那些百来斤的担子，左肩换右肩可以一口气走五、六公里的路。其余一应农民做的田间功夫，件件都拿得起，放得下。然而，四年来，只是迫不得已，身不由己，麻木地做着这些苦工。就凭这四毛钱一天的一级劳动力报酬，难道真的就这样在农村呆一辈子？自从下乡的那一刻开起，我就知道那是死路一条。人望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天经地义的自然法则，哪有十几二十岁尚在读书长学问的年轻人愿意到落后、蛮荒之地从事原始体力耕作的道理？农民子弟做梦都想往城里挤，何况我们这些城市里长大的青少年？和其他千千万万当年的知青兄弟姐妹们一样，我当然不可能甘心打那以后就当一辈子农民，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离开而已。那时，公社、大队零零星星偶尔有个把知青被抽调回城或上工农兵大学，可惜这些好运气都遥远得好像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地处沿海的广东，人人都知道不远处有个地方叫香港。我们早就知道所谓的“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只是一种说法，说的人不相信，听的人也认真不得。我们也知道香港人不但过着高我们好几级的物质生活，还能享受和西方国家一样的政治上的自由。早在1968，69年，有先见之明的人就有目的地把自己的下乡地点安排到东莞、宝安一带。为的就是方便到香港去。一位广州执信女中的好朋友告诉我，68年动员下乡时，她根本不必工宣队费唇舌就欣然答应到东莞去。一个17、8岁的花季少女，透过文革看透了披着漂亮外衣的专制独裁的本质，老谋深算地计划冒死偷越国境，投奔自由。这件事本身就充分暴露了政权的本质。既然无力改变它，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能够下乡到靠近香港的边防地区还有比这更合心意的安排吗？这位朋友到香港后，不但经济上独立了，还能继续学业。到进入七十年代，从广州下乡到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知青基本上没有人不知道有偷渡香港这回事。不少人在想着去，不少人也到了香港，也有不少被抓了回来，有些甚至从此失去了音信。

   1969年，我的一位从广州下放到农村当支农青年的表哥到了香港。

   1971年，每年春节都和我玩在一起的表弟在下乡很短的时间后就到了香港。

   当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1972年。同时，我的表姐也在积极安排自己的行程。

   我受到了震撼。这些广州知青走的，才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正确路线！

   他们的行动给我的教训是：真正能为你谋出路的，只有你自己。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前途寄托在他人手上。去香港的想法悄悄地在我心中萌芽。虽然我也有亲戚在香港，但他们并不富有，而且从未与我谈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人明确地承诺届时接济我，这个问题实在让我伤透了脑筋。

   我开始拒绝装模作样地参加那些浪费青春的农业劳动了，经常跑到广州，寻找偷渡的路子，接受偷渡文化的熏陶。我们生产队的三个男知青，心照不宣，各怀鬼胎地做着同一样的事情。四、五月间，我们三人其中一位告诉我，他有路了。 我怀着羡慕的心情在广州的广九车站送走了他。三个星期以后，收到了他寄来的报捷信，信封上有英女皇头象的邮票。

   另一位也蠢蠢欲动起来。他后来经历了几次挫折，七四年到了香港。

   东风吹，战鼓擂，朋友们到达香港的消息不断传来，这种消息无情地敲打着我的神经。到这个时候，和我来自同一城市工厂宿舍区的王强，虽然混到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在回城时除了打听中央、周总理对知青工作有关新指示之外，也开始和我交换真心话。他也意识到，指望这个中央把自己从农村调回城市，看来越来越没有希望了。而我自己则越来越不把抽调回城看作一回事。在偷渡问题上，听说周恩来将偷渡香港原先“叛国投敌”的定性，改为“非法探亲”。这个性质上的改动无疑消除了不少人的顾虑，即使失败了，惩罚也会相对地轻。有些晚上，我们在河堤边散步，望着滔滔的江水，感慨着眼下的无奈，逐渐坚定了去香港的共识。至于接济方面的忧虑，我们想：走一步算一步吧，到时候兴许会水到渠成。

   去香港除了有决心之外，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在边境地区的接应。这种关系可以是知青，也可以是当地的农民。关系当然是越靠近香港越好。那时，宝安的皇岗，蛇口是香港线的理想落脚点，离下水点很近。但要抵达这些地方差不多跟登天一样难。多数人都只能从东莞的樟木头、石龙，或是惠阳的惠州、淡水等地出发。这种走法，昼伏夜行，攀山越岭，还要躲避民兵的搜捕，一般要走个十天半个月才能到达下水点。直接去香港的人下水前很多都要经过由配备军犬的正式边防军防守的国防公路。不少人都是被几头军犬咬着被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些有办法的人于是从动物园搞到些老虎屎，随身带着，不但一路上令狗只退避三舍，到了关键的扑网时刻，就是凶猛的德国狼犬闻到了山大王的粪便也一声不响，夹着尾巴逃跑。除了军犬，游香港东线的人还要担心鲨鱼，战胜了十几天的山路以及国防公路的军犬以后，最终落在鲨鱼口的例子也不少。

   除了直接往香港外，当年约有30%的人取道澳门往香港。唯一的问题是，澳门当局和大陆有协定，反解偷渡人员。所以澳门不能久留，必须多加一层叫“屈蛇”的手续去香港。去澳门的理想落脚点是珠海的前山、湾仔，坦洲等地。但这些都是非常难进入的地方。一般人都只能从中山或珠海的北部开始昼伏夜行五到七天，进入到可以下水，再游泳过澳门的地方。没听说过有人在中山珠海被军犬咬过（这个说法不确，珠海这边也有不少军犬咬伤偷渡人的例子--- 编者）另外，由于珠江河水大量经过澳门流出，澳门靠近大陆一边的水域盐份比较低，鲨鱼也不会在澳门附近海面上出现。无论是香港也好，澳门也好，这种落脚点的关系很不好找，可遇不可求。纵使你有再强的主观能动性，也未必有用武之地。然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七三年中，我开始涉足的一个小偷渡圈子里的两位女性朋友安排了一个“局”，是珠海的关系，去澳门。两位女知青看上了我的体魄和水性，邀请我加入。我可是求之不得，于是决定同行。

   她们选定了一个夏天的日子，我则由弟弟用自行车送我进入中山县的石岐镇，凭伪造的假证明买好了当天中午往珠海大金顶的汽车票。中午前，果然见到了如约前来乘车的两个女孩子，我们装着互不认识，分别上了车。一个多小时后，到了大金顶，二前一后地下了车。一看，车站附近三三两两有些背着枪的民兵在巡逻，气氛有些紧张。她们二人在前面走，我在后面默默地跟着。进了一个竹林子以后，只看见她们俩走进了女厕所，由于不能盲目地一个人继续往前走，我只好也走进另一边的男厕所。一分钟左右出来，却不见了她们俩的人影。我知道林子外边满是民兵，也不敢叫喊。在林子四处看看，左看不见，右看不见之后，我放弃了在竹林里寻找他俩的想法。由于我是临时加入的，珠海的关系我还没有机会认识，也不知道联络关系、接取干粮的方式。然而，走到这一步，除了往前走我还能如何呢？我想：如果我加快脚步，或许能追上她们。于是我放开脚步，一直走到天黑。碰上她们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我已方寸大乱，意志也开始动摇起来。看见路旁有个甘蔗林，我一头就扎了进去，暂时逃避一下现实。我蹲在蔗林里苦苦思索当时的形势以及应采取的措施。其实，处境也非常简单：没有干粮，也没有了去澳门的接应，继续走下去恐怕也没有生路。最后决定当晚就躲在甘蔗林里过一宿，天明以后再由原路撤退。第二天，我沿着公路往北行，走了两个小时后，离孙中山先生的故乡翠亨村不远处，看见有几个民兵设了一道关卡，盘问着过往的路人。他们也看见我了，要走已来不及，只好硬着头皮过去。不用说，三言两语他们就把我的底细盘问出来。

   我的处女航就这样以牢狱告终，那两个女孩也没去成。我后来知道，他们当初只是躲避过往行人而藏身到厕所后面的竹林子里。没有像我臆测的那样进入厕所。当我一直朝前走妄图追上她们的同时，他们也花了将近两个小时在竹林周围找我。好一个阴差阳错！两个柔弱女子经过三天三夜的翻山越岭，坚持到了水边。最后，的确由于体力不支，加上对风浪的恐惧而过早使用浮水设备，被巡逻的民兵船发现，抓了。要是我们没有失散的话，他们肯定可以比较有效地保持自己的体力；另外，要是我当时在场，她们也不会过早启用浮水设备，就有可能躲过巡逻的民兵。这个错误造成了很大的遗憾，两位女子其实有些未来姑嫂的关系，较年长的那位最终未能与有情人成眷属，这次失败是很大的因素。他们两人终于在八零年才有机会循正途申请赴澳。

   两个多月之后，我被押回生产队。经过一次的战斗洗礼，我的革命斗志明显地旺盛了。

   转眼到了七四年的夏天，王强见我去了一次，心红了。另一位早期支农青年程瑜也表示了兴趣。多了这两名好汉加入，我们干脆自立门户，因为没有直接走香港线的关系，我们只有取道澳门。我们决定：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再依赖外援，我们可以用假证明乘车船南下到斗门县的中部。然后发挥自身体力上的优势，下水出磨刀门，左转游向澳门。那时我们不管去哪里，但凡要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就要大队写证明。空白证明都是用油墨印好的，大队的文书用钢笔填写其中空白就是。我们储存了用过的旧证明，用双氧水泡着，放在锅里一蒸，钢笔字的墨迹走了，剩下只有红头的油墨，爱怎么填就是我们的自由了。出磨刀门去澳门这种办法，需要分开两夜来游，一共四十多公里的水路，听起来蛮吓人的。其实夏天的雨水多，江河流向大海的水流自然很急，水中甚至有“胜似闲庭信步”的安逸，而且，时速轻易高达五公里。否则哪来“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千古绝唱呢！

   六月，我们从公社所在地睦洲镇乘坐开往斗门县白蕉的客船南下，在白蕉前一个站我们用驳艇埋街，避过有民兵检查的白蕉总站。离船后我们藏身在附近山上的坑洼里，等天黑以后再向东，一直进发到可以出磨刀门海口的河段。我们顺利地在凌晨12点刚过后，按时下水并进入主航道。游了大半小时后，这时，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约莫在凌晨一时左右，我看到江面上停着一艘乌灯黑火的船。居然没能意识到斗争的残酷性，频频扭过头去大声鼓励着落后了的二位同伴快游，以至完全暴露了自己的目标。原来那是一艘民兵巡逻船，正是：装下窝弓收猛虎，安排香饵钓鳌鱼。我们三个人没有一个跑得掉。

   这次被关了两个月，不到八月就出来了。王强和我想来想去，觉得澳门其实并非那么可望不可及。从难友嘴里，我们了解到抓我们的是臭名昭著的“五围哨所”。然而，就凭他那条停在江心的船，在那么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只要悄悄地行进，摸过它们的防卫水域，难度应该还是不大的。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再斗它一斗。程瑜觉得不踏实，退出了。

   同年八月中的一天，也就是我们出狱后两周左右，王强和我又杀他一个回马枪。我们依照上一次的办法，依然从睦州镇乘白蕉船南下，离船后仍然藏身在同一地点，天黑后循旧路向通往磨刀门的那河段摸去。从我们离船后躲藏的地方到河边，要经过几条村子，很多田野河岔，需要二、三个小时的路程。人算不如天算，那天晚上我们遇到了特别紧密的陆上巡逻。狗吠声此起彼落，手电筒的光柱忽闪忽现。老王和我，穿田淌河，躲躲闪闪，比前次格外小心。这么一来，却延误了下水的时候。到我们终于到水边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一点了。理论上讲，这个钟点的退潮水流也已经减缓，一旦失去了强大水流速度的帮助，第一晚须要游四、五个小时的水路，完成这二十多公里的水程，在天亮前到达大横琴岛，就算下水也无法做得到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只好退到一个甘蔗林里等候第二晚再下水。第二天，八月的骄阳把整个甘蔗林晒得比蒸笼还热。我们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甘蔗林里忍受着酷热的煎熬，也不敢出林子找水喝。谁知又一次人算不如天算，就在我们成功地忍受过最痛苦的三点钟的酷热之后，下午四点多，民兵们竟然来了个大搜索，把我们从林子里挖了出来。

   到这时候，我已有三次的案底，要是再走不成功被抓的话，我的案子就会遭到向“刑事”升级的压力，那就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基于这种考虑，我报了“流躲”。意思就是，我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全是假的。当时的中国没有一套系统去查核偷渡者的真伪，但你必须在有人戳穿你的真面目之前逃走或越狱。只有这样，这一次的案子才可以消灭得一干二净。不过，要是你找不到逃走的机会，或是逃不掉被抓回来，那就肯定会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罚。

   从押送的路上开始，我就一直寻找逃走的机会。可是，五花大绑加上带枪的民兵，我实在一点办法也没有。走了两、三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又被押到斗门收容站。如前所述，我这次报的是假身份。我们被投放到一个二十多人的仓房。人们每天早上都被放出仓房到井边洗漱，午、晚两顿饭也走出仓，排队蹲在仓门前的空地上等分饭和吃饭。晚上有一次到井边洗澡的机会。早晚两次的洗漱时间，是仓员们显得最自由的时候。我曾经留意过一堵只有六尺来高的矮墙，虽然上面插着稀稀拉拉的玻璃片，我要是往玻璃片上铺上一件衣服，找一个管教不留意的空隙，十来尺的助跑，我就有把握翻身过去。问题是，我无法知道矮墙的另一边是什么状况。如果刚好是悬崖，尽管只有十二、三公尺，也可以弄出人命的。我只有打消了翻墙的念头。

   就在我动脑筋寻找偷走机会的时候，我留意到同仓有三个家伙老是围在一起神神秘秘地在商量着什么。有一天下午，他们其中一个高个子走到仓角的“厕所”处，站在矮墙上，伸手推顶头上的瓦片。“原来他们想的和我一样”！可是这个后来我才知道叫“阿正”的高个子，无论怎么努力，那些瓦片就是纹丝不动。看着他失望的样子，我走上前去，建议让我来试试看。他打量了一下我比他还要矮的个头，阿正迟疑了一下，慢慢从墙上退下来，嘴角挂着一丝轻蔑的冷笑。我走上去，踮起双脚伸出左手勾住橼子，两脚凌空，成金猴挂树之势。然后展开右臂，发一道阴力，顶上的瓦片应力而松动起来。全仓人一直鸦雀无声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看见松动后的屋顶透进来的光线，不约而同地一起轻轻地“呵”了一声。大家都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更顾及到由它带来的严重后果。我把松动的瓦全归位后，蹑手蹑脚地下了矮墙。

   天黑以后，我再次走到矮墙上，非常小心地把松动的瓦片移开，弄成一个两尺见方的小洞，然后再下来。作为打洞功臣，我可以选择第几个出去，但我不会选第一个。有一个仓友自告奋勇打头阵，先钻了出去。他伸头进来，说了声“平安无事”后，就消失在黑暗中。我跟着也出去了。除了拍档王强之外，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跟在我后面钻了出去。王强和我，还有四位仓友决定结伴而行。半小时之内我们就摸上了北行的公路，一心想着回原单位闹革命。六人急行军，我走在最后面，匆匆忙忙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忽然间，后面上来了好几辆自行车，黑暗中看得出那些人身上还背着长枪。我脑子里马上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说时迟那时快，未及多想，“嘎”的一声，这批人突然在我们跟前来了个急刹车。“糟糕！”还没等他们有机会发话，我本能地将身子一缩就向路旁的葵树丛滚下去。下面是一条水深只有几寸的小河涌。我迅速把身体浸进泥浆里，只露出脸部。上面的人挥舞着手电筒，叫骂、喧哗、搜索，扰攘了十多分钟后，才吆喝着押着他们五个人离去。我担心有埋伏，一直躺在泥浆里起码过了半小时才敢出来。这一吓，真把我三魂吓掉了七魄，变成名符其实的惊弓鸟、失魂鱼。慌乱中又丢了一只鞋子。紧接着又来的一场滂沱大雨，虽然冲掉了我身上的泥浆，但精神上的迷茫、惊恐却令我迷失了方向。在倾盆大雨之中，我陷入了迷迷茫茫状态，顿时方寸大乱。只好又躲进了南方的青纱帐---甘蔗林，在林子里过了那恐惧的一夜。

   第二天天晴，天空难得见到一丝云彩。八月的甘蔗，小得还不能入口，可那些甘蔗的高度，又刚好挡住了本来就弥足珍贵的丝丝凉风，甘蔗叶子又矮得让骄阳毫不留情地蒸晒着每一寸土地。中午时分，一个身上背了喷雾器，边走边喷洒农药的农民们就在我身边走过，农药喷得我一头一脸，难受极了。他居然没有发现我。虽然热，倒也喘了口气，也搞清楚了方向。入夜以后，我摸着走出甘蔗林。走田基，淌小河，我向公路摸去。有一次，我走近一丛芭蕉树，突然听到树丛后很明显有人碰撞芭蕉树叶的声音。我迅速后撤，伏在田基后二、三分钟，见没有动静，我又再往前行。走到同一地点，那声音又出来了，我赶忙又跳到田基后面。这时我脑子中闪过一个“鬼”字的念头。我定了定神，走上前去。“好吧”，我说，“如果你是来捉我的人，那就请出来捉我好了；如果你是鬼，那请你告诉我你要我替你办什么事，不要玩了。”说完以后，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等了大约一段时间，让“它”想清楚，却没听到什么动静。于是我就继续我的行程，那声音也没再出现过。

   到了公路边后，我伏在路边观察，偶尔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轰鸣着开过，那架势就好像要冲着我，来搜捕我似的。我不敢再沿公路走。找了一个空隙跑过公路，顺着公路的方向走山路。那夜，没穿鞋子的那只脚被石头和荆棘割伤了好几处。我坐在地上想舒缓一下脚上的痛楚，却睁着眼睛似睡非睡地，周围全是坐满了的同仓难友，迷迷糊糊中，还真的开口和他们说了话。那时候我已经逃出来二十四小时，一点东西都没有下过肚，没睡过。我真的是太累了。而且，习惯群体生活的人类，在惊慌中长时间没有人相处的处境非常不好受。当“醒”过来以后，我看着微弱的光线在山上走了一程又一程。走着走着，突然两脚一空，下巴狠狠的撞到自己的膝盖上，胸口痛得昏过去。打开像铅灌一样重的眼皮，原来朦胧中，我从是从一丈多高的山坡上掉了下来。我拖着一拐一拐的脚继续往前走，却又祸不单行，掉进了一个及膝深的泥潭里，想走出来，一下子泥潭就变成齐腰深了。吓得我顾不得脏兮兮的泥浆，连忙尽力平躺着身体，半爬半滚把下半身子拖出那泥潭。在痛、饿、累的折磨下，不觉又走了一个小时左右。看到不远处黑压压的一片，绿油油的叶子，好像是番薯地。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饿鬼似的走过去，用手摸摸，果然是番薯藤，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双手往泥地里挖进去，却只摸到几根小指头一样大小的番薯。也好吧，摸几根稍微粗一点的，往身上揩一揩上面的沙泥，就坐在番薯地里享用我三十小时来的第一顿晚餐。在杯弓蛇影的心态下，我还要躲避任何有人迹、有亮光的地方。黑暗中，我再度迷失了方向。刚走到一个山顶上，天上又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坐在山顶上，我以迷失方向为借口，赏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瓢泼似的雨落下来就有如在我身上罩上一条水制的被子。醒来时，已是七、八点的光景，看来又是一个艳阳天。在山顶上，手搭凉棚一望，据我的判断，我已经走到和新会县交界的斗门大队附近，那其实也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由于我掉了一只鞋子，只穿一只鞋的样子更让人觉得可疑，干脆我把剩下的一只也扔掉，穿着的确凉的“上水裤”，（登陆澳门以后必须穿上时髦的衣裤，以乔装本地人躲过澳门警方。我大约花过三十元钱从回乡探亲的香港客处买过两套衣裤）光着脚下山。下山以后，在公路上走着，偶尔有知青骑着自行车从身边走过，也有人回过头来投以奇异的目光。那时候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身穿军装成为一种“耻辱”的代名词，路上已经很难见到穿旧军装，戴军帽的知青。每个人内心逐渐造就了反叛意识，知青们慢慢形成了一种用衣着、外表来宣泄他们内心的不满情绪。思想前卫的知青们，不论男女，都喜欢穿上通过港澳亲友带进口的衣裤，头上也会抹上当时流行的发乳。所以，单凭外表我就也能判断哪一辆自行车有可能帮助我。我想他们会很容易就相信我，把我载回他（甚至她）的住处，让我好好的洗个澡，吃一顿饭，睡一个好觉，然后借给我一些钱，让我堂而皇之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回原单位闹革命。我产生了一种向他们求助的冲动，话到嘴边却又收了回来。想着：我已经脱离险境，宁愿把成功逃脱的光荣全部留给自己来享用吧。

   可能真不该如此自信，又可能是劫数未尽。我正悠然自得地走着，忽然一只大手重重地搭在我的肩头。回头一望，见到的竟然是斗门收容站站长狰狞的面孔。“郭站长”，无可奈何之下我皮笑肉不笑地叫了他一声。我当时的本能反应是：不要激怒他老人家而招致一身毒打。原来那天刚好他要押解犯人，解放牌卡车刚好停在我走过的一个三岔路口，郭站长就坐在驾驶室司机旁边看着我走过。就有那么巧的事，我逃出来一天两夜之后又被抓了回来。你说，不是命是什么？也可能是他忙着接犯人的任务在身，我采用的合作态度果然免了一身毒打。他把我狠狠地捆好，找来一辆运输的自行车把我运回收容站。

   二仓的难友们从那做门的几根圆木的空隙中伸出他们的脸，呲牙咧嘴又是叫又是笑，惊讶我逃出去那么多天以后还是被绑了回来。当天晚上我被命令以双手环抱一棵大树，管教们用手铐把我铐在树上，不让吃也不让喝，算是给我的教训。仓友们后来告诉我，那天总共有二十人逃了出去，当晚就抓回十五个，管教和仓友都以为我逃出生天了，不料却成了第十六名。阿正及他的朋友阿基也没跑掉。倒是他们的小朋友宣仔和另外三人分别逃掉了。后来我也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出去不久，留下来不逃的人没有按照他们原先许诺的那样，延宕报告越狱的情况。他们提早叫了，收容站方面才有时间通知县武装部派出人手参加搜捕。留下没有逃的仓友们采取的行动也是可以理解的。站方可以原谅他们无力阻止我们逃走，仓友也不可能在我们出走的过程中就叫。但如果在我们逃出后，过了太长的一段时间才通知管教，这样，他们也会吃不了兜着走的。能抓回百分之八十，收容站方面还算给了上级一个满意的交待。最后，把他们迁移到另一个仓，算是和我们隔离开来。

   第二天，全体越狱人员集合，每个人都剃光了头。仪式完毕以后，管教们取来十六副手铐，让我们每人把双手垂在胸前，各自锁了起来。有个别人恳求管教将手铐锁得松一点的，管教开锁后，反而多扣了一个眼，弄得恳求者哭丧着脸后悔莫及。我看了，虽然自己扣得也很紧，哪还敢多说？往后的几个月，我们的起居饮食，包括刷牙洗澡上厕所，一分钟也没有跟手上那“8”字分开过。有一次邻仓发生打架事件，有人被群殴至重伤。事关重大，站方决定搞一次批判大会，好好教育教育这批打架和逃狱人员。我们被提出仓外，为了提高教育质量，管教们不嫌麻烦，把我们每人双手反锁到身后。这样在他们一边问问题，一边把那条棍子在我们面前晃动的时候，威吓力度明显有所增加。为了起到杀鸡儆猴的效应，姓梁的管教首先拿人开刀，跪在我身旁的大哥伟无缘无故被选上了。梁管教那条棍子往地面上戳了一下，痛得他倒在地上打滚，一脸都是鼻血和眼泪，狼狈异常，还不准他表示不高兴。其余的几个管教，把一条条齐眉棍弄得呼呼作响，冷不丁在我们的光头上敲打几下。我蹲监狱从来很听话，坚决贯彻“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原则，管教们对我印象还算不坏，无论是打头或者以拳脚棍棒威吓，我都一一逃过了。

  打那以后，日子过得非常平静。想起来，那带着手铐的三个多月让我享受到人生难得的宁静。在其它的任何时候，人都被俗务繁忙得叫救命。我那时非常清楚他们不会在短时期内放我，也没有明天、后天要做的任何事情。逃狱事件以后，站方在所有的房顶上加了一层用大竹子编的网，在那种情况下，加上手上的那副手铐，就是插翅也别想逃跑了。这倒让我有理由心安理得，可谓心如止水，万念皆空。那种平静的心境是我以前、以后都没有享受过的。如果当时里面有书，我相信没有比那更好的学习环境了。为了打发时间，我们白天在仓里还是想尽了法子娱乐我们自己。我们用纸片做了象棋，虽然带着手铐，我们还玩角力游戏。累了以后，我们吹嘘自己吃过的、听过的美食、美酒。斗门收容站有一条奇怪的规定：收容人员可以接受家人邮寄的包裹。这条规矩让我们在那几个月里没断过香烟，那是最人道的了。中秋节那天，我们不但在晚饭里见到了肉，很多人还收到了家里寄来的月饼。通过那些圆柱子，我们居然没有辜负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最绝的是那位叫阿基的同仓，即使是“太阳从东方升起”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从他嘴巴里吐出来都可以变得非常动听。他表示可以讲整套《基督山恩仇记》，还真的向大家讲了两个晚上。他挥舞着上了手铐的双手，打拍子般更增加了抑扬顿挫的感染力，听得全仓人如痴如醉。这家伙跟着卖了个关子，第三个晚上推说费神费力，支支吾吾就不肯讲下去，把一仓人恨得牙痒痒的。大家都知道他怀的是什么鬼主意，但他的讲的故事又的确好听，于是我建议每个人每餐向他奉献一口饭，请他继续讲下去。他假装羞羞答答地推搪了一下后就答应了。我的建议得到仓里大部分人的同意。有几个不赞成，借口以前已经听过，拒绝牺牲一口饭。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每餐增加十几口饭的鼓舞下，阿基精神为之大振，那拷着的双手挥舞得更加出神入化。那故事就讲了两个多月。仓友们大都能自觉奉献，也有吃饭时故意躲在一旁，希望能蒙混过关省了那一口饭的。我只好每次吃饭时领着阿基到那些人跟前，收租似的，晓以大义，务求达到公平以及让节目能继续下去。日子久了，管教们就发现了我们仓里的乾坤，往后的日子，几个“立场站得不很稳”的管教，一到时间就上来靠着门口那几根圆木，笑眯眯的和我们共度好时光。阿基很会运用听众们的状况，灵活地加油添醋。他特别在食物、饮宴等情节里大加渲染。譬如说到邓蒂斯逃离依夫堡，被海盗船救起后，他刻意地形容了一番海盗们给他提供的食物。由于我们都曾逃狱，一定程度上有些代入感，讲到那些食物的时候，不少人觉得好象自己就是当时的邓蒂斯，美得不断地咽着口水。我后来看过中英文版的译著，阿基在狱中讲的，准确度约在98%左右。

   这一关就关了四个多月，是和王强一道被遣回大队的。自从我第一次回去之后，说得好是撕破了革命的外衣，说白了就是抓破了脸皮，不必继续闹革命了。奇怪的是，我和干部社员们的关系反而更好了。队长有几次笑眯眯地问我是否有兴趣挑点什么活干，我都非常礼貌地谢绝了他的好意。大队新任的团支部书记不知是想挽救我，还是想利用我一手俊秀的粉笔字，说服我好几次在大队的宣传栏上抄写了几篇批林批孔的文章。这种优差事，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我一边陶醉在自己的粉笔书法上，一边却为眼前的现象呕心：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批林彪，批孔子，批周公，不但两报一刊批，连这饭都吃不饱的农民也在批，孔子究竟跟我们有什么深仇大恨？见到这一切，更加坚定我逃离这个地方的决心。

   每次看着我自己双手被反绑在身后，光着头的样子，我虽不为自己的狼狈样觉得羞耻，却也为屡次失败而懊恼。每次走进收容所，我一想到父亲心里就特别难受。从我下乡那日开始，六年来父亲一直从他那一百多一点点养家的工资里每月接济我十元钱，不够时，再加几元，从未说过一句重话。养儿养到我这么大，还是长子，不但不能令他宽慰，享点福，反令他担忧，令他蒙羞，真是一种剜心的痛楚。我只是希望能好好的自立，能在经济上让父母宽怀。只希望能早日逃出这地方，还能找一个份有工钱的工作，舒舒服服地养活我自己，甚至养一个家。偶尔也能请父母上上茶楼、饭馆......

   到了这个时候，我所追求的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生存物质。私底下，我甚至担心大队对我太好，让我抽调回城当工人。我对社会上的各种扭曲的现象以及对压抑的承受力已经接近极限。虽然被抓了三次，加上一次逃狱失败的记录，我为自己选择的道路感到欣慰。我不屑那些相互竞争，可怜兮兮地表现自己，希望被抽调的行为。就算争赢了，当上个党员干部又如何？在那样的地方当官，必须戴上那面具，一个人一生居然不能以真情实性生存，而且还要扭曲灵魂，睁着眼睛说瞎话，纵有官禄富贵又如何？我梦想一阵狂风把我吹起，把我吹到国外。我脑海里经常出现看过的画报里的插图：英格兰或苏格兰那些乡村，一望无际起伏连绵的翠绿丘陵，远远地有座尖顶的教堂，三两村屋。我闭着眼睛想，如果有一阵大风，能让我控制风向，风速，我一定会选那么一个地方落下，让我在那样一个地方自由自在地自生自灭，我就很满足了。

  我是铁了心要逃了。我已经沉沦到了“偷渡挂帅”的境地，而且奉行一套两个“凡是”的政策：凡是不搞偷渡的朋友不交；凡是与偷渡无关的事情不闻、不问、不做。不过，七五年年初发生了一件看似与偷渡无关的事，却令我难以忘怀。

那时我已和狱中认识的阿基交上了朋友。有天晚上，我去他的朋友陈锦荣家找他，不巧陈家在办丧事，锦荣的八姨婆去世了，他老人家临行前吩咐不要火葬。不过当时的广州不是老人家说了就可以不火葬的，土葬可是犯法的事。那夜我和阿基，锦荣以及其它几个朋友用三轮车将棺材偷运到珠江河边，抬下小艇再运出广州市区。深夜时分将棺木运到广州糖厂附近，再几人合力抬到一个他们预先找好的坟地。虽然是黑夜而且下着雨，也不能扔下八姨婆的棺材不顾。大家都一致推荐我和阿基留下守灵。寒风雪雨，坟地上到处都是惨白色的招魂幡和纸钱，偶尔有一张半张迎风而起，漂过三两个坟头又落在地上，像是阴间的魂魄，趁着夜色串门一样。盖着棺材的塑胶布整个晚上都被风雨打得“啪啪”作响，我和阿基不负众望，每人撑一把伞，铺一快塑胶雨布，就那样坐在坟地上，守着八姨婆的棺材过了一夜。第二天下葬的时候我祈求八姨婆在天之灵保佑我“顺风顺水去到尖沙嘴”，其实我记忆中似乎并不认识八姨婆，可能因为我仗义为他守灵而感动了她，真的在冥冥中帮助了我。

   我果然在几个月后遇到了贵人。七五年王强在和我失败了多次后受到相当大的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决定退出。无可奈何之下我开始考虑做一个神龙猛虎闯金关的独行侠！七月底，我正为不能顺利开展工作而一筹莫展，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路上见到高三的梁君。十几岁的读书年代，一个年级差别都可以成为高班生歧视低班生的理由，我一个初二生能交上个高三的朋友，是因为我当年在学校是个足球明星，梁君也是体育运动的活跃分子，所以我们能成为好朋友。他知道我的经历，当话题转向我当下的无所作为时，他告诉我他弟弟梁文彪在斗门五围哨所以南的公社有知青朋友可做内应，而他弟弟正在物色搭档，并建议我找他弟弟谈谈。事不宜迟当晚我就登门造访。听文彪介绍了情况以后，我也讲述了我自己过往的经历。识英雄重英雄，我们一拍即合。他后来又再介绍一位叫洪一昌的朋友。洪的好条件是他爸爸在香港有生意，而且澳门有朋友。当时我建议一反我以往的做法：这次走月光水。月光水的好处是水流急而令到浮游速度快，民兵巡逻松懈，可以凭天上月亮的位置判断时间。当然，他的坏处是自身目标容易被发现。解决的办法是：每人在头上罩上一顶透明的塑胶帽子，这样，月光照到塑胶帽子会反光，不至于在鳞光闪闪的水面显出一蕞蕞的黑头发。我的经验加上有力的分析，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

   七五年八月二十号，农历十五，王强用单车一大早就把我送到去斗门的车站。中午时分，我们到了斗门县城井岸，用伪造的假证明通过车站的关卡。当地接应的知青张建华等在井岸的一家饭馆和我们汇合。饭后我们坐渡船过白蕉。以往我和王强他们都是在白蕉以北10公里左右的地方离船，然后往东走。这回我们南下了10公里，走路的方向是正东偏南，可想而知我们的下水点比前两次往前推进了一大段。不过，到这种地方需要当地关系接应。张建华等人带着我们走了几个小时的险象环生的路，进入预先为我们准备好的茅寮。说它是险象环生，因为中途曾遇上带枪的民兵，要是他们警惕性高一点，或者多事一点，稍为一盘问我们很容易就露马脚。当夜十一点多，我们饱餐后迅速向水边摸去。十二点多，明月当头，刚开始退潮。月色下只见江水滔滔向外流。我还是第一次在这么近的地方下水，真是太高档次了。为了避免制造声响引起注意，我们仨用一根绳子互相牵着，当我们需要谈话的时候，牵动绳子把其余二人找到身边，压低嗓门说话。水流湍急，岸边的景物向后移动得很快。下水不一会就到了磨刀门，稍微一个左转向东，就进入了游向澳门的主航道。那时我们离岸大概有一、二千米，海浪差不多有一尺多高。洪一昌拉动牵着我们三人的绳子，他有点害怕，压着嗓子说，风浪这么大不如靠岸看看再说吧。我用一句非常不客气地粗话否定了，把这种右倾投降主义倾向彻底地打压在萌芽状态。乘风破浪，很快，我们就远远地看见了澳门葡京酒店前澳（乙水）大桥的灯光，越往前游，我们就看到越多的桥和灯光越来越亮。资本主义世界就在眼前，自由就在眼前，随着一蹬腿，一划手，越来越近。那是一种非常振奋人心的鼓舞。心情兴奋，令偷渡变成了水上的享受，一点疲乏都没有。而且，游离出海口后，风浪就小了。远处辉煌的葡京、大桥和泛着银光的海水相辉映，那景色煞是好看。凌晨四点左右，我脚下触到了硬物。我意识到，已经到了大横琴岛西端。澳门是由澳门、路环和（乙水 ）仔三岛组成，大横琴有多大我们不知道，但他的东端与三岛之一的（乙水 ）仔只有一水之隔。我们都没有到过那里，只是通过看地图知道了这些。大横琴虽然是大陆地界，但也正是我们第一晚的目的地。我们继续向东游，于是又东进了一个多小时。

   突然间，一阵雷鸣似的吆喝声撕裂了宁静的夜空，拉枪栓的声音更叫人心胆俱裂。他妈的！到这时候才遇上这帮丧门星！我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说时迟，那时快，我立即把头一沉，在水里把小绳拉断，把身上带着装备的书包一推，放掉。然后脚蹬浅滩，逆水潜逃。也不知道潜了多久，到水浅得不能再掩护我的时候，一翻身站了起来，见到天色已经大白，远处有一条公安船，而洪一昌就在离我不到十公尺的地方。天助我也！我俩不约而同，没命地往岛上跑，跑到半山往树丛里一钻才坐下来喘一口气。由于我们向东游，那公安船躲在岛的黑影里，我们已经看不见它，渐渐发亮的东边却将我们的行踪暴露在他们的眼底下。他们以逸待劳，本以为等我们游近后再来个瓮中捉鳖。不想我们得道多助，神明保佑，几下功夫就把他们抛了个离天隔九洲！危急中，洪一昌不约而同地和我做了同样的事，文彪则不知所踪。（我们后来在香港找到他。）我后来想，唯一的可能是那些公安以为浮在水面上的装备包是我们的人头，追它们去了。说真的，依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很难相信就凭我们那几下三脚猫的功夫就可以把那些边防公安甩掉，若非超自然力量的介入，我那次肯定又被他们毁了。

   我和洪一昌不约而同往山上跑，一头钻进灌木林里。当然，我们的磨劫还没完，我们又要挨饿了。除了身上一条球裤之外，我只有用安全别针固定在短裤后袋，用几层塑胶纸包得严严实实的烟丝和十来张烟纸、火柴。洪不抽烟，这些烟丝就是那天唯一和我嘴巴有过接触的东西。当年买不起烟卷，抽的都是自卷的生切烟。我把烟卷好，有十几根。算计着，大约每小时只能享受一根。在那种关头，那可是我的精神食粮。那十来根烟虽然不能饱我的肚子，几下浓烈的吞云吐雾，对稳定情绪，恢复智慧和冷静起到非常关键性的作用。

   那是八月二十一号。我们就那样躲在山上一条隐蔽的小沟里，连水都找不到一滴。枉他肥胖，老洪有几次冷得上下牙咯咯作响，可能因为我有烟抽，感觉还好，我只好紧紧地抱着他，才令他回过气来。那天真难熬，也终于捱到金乌西堕，玉兔东升。晚上九点左右，我们下山继续水程。游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实在太饿了，洪一昌冷得直打哆嗦。我们于是上岸沿着岸边走。刚走到水边的树丛，我的天呀，就在我们半分钟前离开的航道上，一条小船无声地滑过，船上有五、六个带枪的黑影。怎不叫我相信那是神明在暗中保佑？！在路上我们见到一片稻田，一摸，八月的禾苗还没抽穗、灌浆，要不然我们起码还可以弄几把卡路里往嘴里送。两点半左右，我们来到了大横琴的东端。水边有个碉堡，月色下见到里面有人影在晃动，还是背抢的。我们非常小心地滑入水里，避过了山嘴上的碉堡以后，向着（乙水 ）仔游去。整个澳门就出现在我们跟前。好家伙，这时候我才看见，海面上起码有三、四条炮艇，乌灯黑火，偃旗息鼓，那些机关炮却都卸下了炮衣。正为眼前的景象惊骇，却猛然发觉不见了身边的洪一昌。抬眼望去，见他飞快地向对岸游去，抛下我足足有二十米。我想追上他，却突然发现我的手脚居然不听使唤起来。我的泳技本在洪之上数级，一路来只有我在体力上帮他，谁知到了关键时刻我却弱了起来，肥胖的洪一昌身体储存的热量却在这关键时刻帮了他。可怜我这时疲惫得连水都划不动，只能控制住、轻微地摆动我的前臂和手掌，人生第一次在体力上觉得这么无助。看着水面的炮艇，我也不敢叫他帮我。只要我们任何一个发出任何声响，我们就会被“一锅端”。我只好用余力半死不活地稍微摆动手脚掌握方向，顺着水流斜斜地向对岸冲去。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游了三十多公里，泡了八、九小时的水，二十八小时没有东西下过肚。凌晨三点半（我一直都是凭月亮的位置看时间。也测验过，误差不到十分钟），我终于被冲到对岸。这時，我的确是筋疲力尽了，倒在碎石摊上就睡了过去。一刻钟之后我醒了过来，发觉体力恢复了不少。于是正式登陆。那里刚好有个隧道，隧道口的砖墙上贴着竞选宣传的广告，上面印着“请投神圣一票”。而且是用“繁体字”印的。我这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终于逃出来了！那是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清晨。

   我跑过公路，攀上小山。看看天時尚早，倒在一块大青石上意欲休息一会，但始终难以心安。因为我必须在天亮前找到人家收留，要不然，被澳门员警抓到，还是会被反解回大陆。我决定向山下的村庄摸去。一阵疯狂的狗吠声铺天盖地，令我不敢再接近，只好又退回山上。四点半钟左右，我摸到了桥头一个看起来像是空置的工棚里。正在琢磨该怎么办，突然门外来了脚步声，还没反应过来，手电筒的光柱已照到我的脸上。我心一沉，心想：坏事了！没想到那人竟将电筒光柱移开，一边忙不迭地向我赔不是，一边转身就要离去。我那里能让他走！于是反客为主，一个箭步冲前，拉住他的手。一边用最温柔的语言抚慰他，一边把他往屋里拉。他是中山人，也是从大陆来澳门的，四十来岁，在石场守夜。没有费太多的唇舌，那个守夜人收留了我。

   八天以后，我表弟用九百块港币把我从石场守夜人那里赎了出来。在1975年，那是一个普通制衣厂工人大约两个月的收入。我在洪一昌父亲朋友的鱼档里见到了洪，并和他一起在澳门住了两个礼拜，然后由颇有社会关系的洪父安排以七百块港币的价码一起“屈蛇”去了香港。

   在香港，我依靠在农村练就的本领，凭一副肩膀，一身腰板扬威港九苦力界。一九七九年，为了满足心底下“远走高飞”的夙愿，我移民到了美国。

   三十多年前，毛泽东大手一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就把千千万万，十多二十岁正在长身体、长学问的青少年送到农村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恶劣的环境确实锻炼、造就了一些英雄好汉，也令千千万万的人埋葬了一生难得的青春，甚至毁了一生。以我自己而言，下乡，锻炼，觉醒，寻路，挫折，逃出生天，从东半球的农村迁徙到西半球，走的是一条“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路。成功地到达了香港，是我人生至关重要的转捩点，可以说自从成功到达香港后虽然不乏挫折，我的个人发展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向上的轨道。自从离开以后，多年来我一直都为当年的选择感到欣慰，为眼下感到满足。记得在香港的那几年，半夜醒来，会自问：这里真是香港吗？不是在做梦吧？当我能够触摸到实物，确确实实知道自己不是在梦里，就会感觉到一种来自心底的满足。虽然在美国的二十多年来，自己没有做出什么骄人的成就，但我满足于可以凭工资养一个小康之家，满足于可以不断地读书、学习，可以有机会长期和不同民族的人民交往，从而进步。最有意义的是，我在这里体会着华盛顿创立的这个伟大的国家。有刚从大陆回来的朋友说在美国享受的是“从灵魂里感受到的自由”。的确如此，我刻下感受的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满足，这种满足，不是区区百万、千万的财富可以比拟的。

   都说中国的文革、下乡是浩劫。但聪明、乐观、智慧的广东知青们却能扭转颓局，变被动为主动，反倒拣了个大便宜，变成了文革、下乡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当年拒绝被愚弄的英勇行为展示了人性的辉煌。岁月，一定会把我们的挣扎记录在功劳簿上。

  谨以此文献给当年为争取自由奋力挣扎的知青们以及各界人士。也为当年在争取过程中不幸献出宝贵生命自由斗士们致以沉痛的哀悼。

  原载：田园书屋出版社《五十个人的五十年》

 

 

 

逃亡恩仇记            南 枝

 

 

   一， 不速之客的夜访

   三年前，盛暑季节，一位不速之客夜间来到我在北京的寓所。由于我在大陆的报告文学领地发表过若干篇的作品，他希望我听听它独一无二的经历。

   一副刚毅而饱经风霜及被摧残过，因而过早苍老的面庞，头发灰杂花白，但他宏亮的嗓音、矫健的动作以及清晰的记忆力，使人马上感到他并不老，正是盛年。

   一幕幕地讲述他如何在文革中期从云南省丽江专区监狱的越狱成功，并只身越过中国北部边境，进入外蒙古、云南丽江惊险的故事，不仅可以与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媲美，而且印证了一种所法：在大陆发生的真人真事，往往比小说更精彩。

   我们谈了七天七夜，录音灌满了五十盒磁带。可是，我越听越自问---这种惊世骇俗的个人遭遇能够畅通无助地发表吗？

   我没有，也不忍心告诉他这一点。

   他心中的希望就是要把个人的亲身经历如实地告诉国内外的同胞。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于两年前移居纽约。糊口谋生之余，夜阑人静，那位“不速之客”---长达五十多个小时的衷肠之诉，无论如何挥之不去！

   挥不去的还有他的面庞、黧黑的浓眉下，一口洁白的牙齿。激动时，浓眉抖眺；欢悦時，白齿绽露。

   我终于拾起有点生疏的笔，写下了夺取他半生光阴的坎坷，并征得了他回复发表的许诺。

   他的姓名：于川。

   二，六月飞雪，陈规突破

   这是一个百年难遇的日子。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上午，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西部策策尔勒格市呈现了奋豆子，赔暑季节，雪花飞舞明莹透亮的雪片覆盖了林荫大道两边郁郁葱葱的白桦树，也飞进那一幢幢公寓住宅敞开的窗户里。

   于川，这位以“无国籍难民”身份在这个城市居住了八年的中国男子汉，惊慌地注视着窗外的银白色世界。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仲夏的浓绿色顿时转换成冬至的银白色。生平第一次，他体验到自然界的常规失灵了。一种预感在他心里蓦然地升起，禁锢着自己二十五年的无形枷锁会不会突然散架、崩裂呢？

   这天中午，邮差冒雪送来了邮件。不是斯拉夫字母的蒙文，而是中国信封、中国邮票中国的方块字。于川竭力控制着感情之潮的起落，用抖动的手撕开了来自上海的两封家书。

   高堂老母的江南乡音，有整整十年没有听见了。于川看着信上的字迹，仿佛面对年迈古稀的母亲王亚梅苍老的面容和嘶哑的嗓音。母亲在信中告诉儿子：“你一九五七年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被划为极右分子，属于错划，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以把错案改正。”

   母亲还告诉他：上海公安局作出了撤销一九五八年三月对你收容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因为右派问题已作了改正......同时，云南省丽江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公检法军管会刑字第零六号判处反革命犯于川有期徒刑二十年的判决。

   细飞的雪花扑向站在窗口的于川，他那双耸立的浓眉抖动了一下。

   二十五年来，这副浓眉下的大眼，未曾掉下一颗泪珠。过于严酷，近乎残酷的遭遇，使这位生于江南水乡、仪表堂堂的八尺男子汉，鄙视眼泪的懦弱。眼泪，纵使千百万人的辛酸泪，也打动不了铁铸成的教条。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后期，大陆的土地尽管泪痕斑斑，反而催化出一批铁石心肠的人。

   泪花，还是雪花？于川擦拭一下浓眉下的双眼，依稀难辨。六月飞雪，是寒流同热潮急剧相接的产物。按照中国的传说，更是人间冤屈冲向苍穹的反射。邹衍、窦娥，都招来了飞雪六月的哀婉动人的故事：一个战国时期的忠臣，因燕王听信谗言而被囚禁，入狱时仰天大笑，虽伏天而上苍降霜；另一个元代的美貌弱女子，因抵抗恶棍欺凌而被诬陷，终成死罪被斩首后天降瑞雪，遮掩了被错杀的尸首。 

   于川凝望着六月飞雪的奇景。然后振笔疾书：“母亲，六月十九日这里大雪，那是第一次见到六月下雪的奇景。就在这天收到你的两封信，想不到连云南方面的反革命案也解决得很快。我立即把这一喜讯告诉奥永，她也非常高兴，希望不久她能和我一起到上海和你见面。”

   奥永，是爱称，全名是苏赫.奥永贝勒格，这位蒙古女郎，正睜大她那双大眼睛，睁动着双眼皮，凝视着她丈夫写下他无法辨认的方块字。

   恐怕不少人有个模糊的印象：蒙古人，游牧民族的后裔、畜牧业的主人、风餐露宿、日晒雨淋、驰骋草原，身躯是强悍的，性格是暴烈的，皮肤是黝黑、粗糙的。这种特征，在当今外蒙古的城市，已变成历史的陈迹。在乌兰巴托街头或策策尔勒格市的舞厅，夏秋之际，少女少妇们，身披时装，衬托出她们白晰、娇嫩、丰满的脖颈、双肩、乳房和大腿。人们由此懂得，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可以给一个民族的外貌带来多么巨大的变化！奥永身材苗条，皮肤洁白，挺直的鼻子和一双多姿的眼睛，平时又酷爱跳舞（包括迪士科），豪放夹着温婉。今天，靠在丈夫身边，继续注视着他写中国字的奇怪动作。

   “我的要求不高，只是希望中国有关方面向蒙古证实我的身份，欢迎我回国，并且邀请奥永带着孩子到中国定居。”于川写道，“母亲，注意保重身体。向八十高龄的韻芬娘娘问候。”

   于川的脸上，没有笑容。他已经习惯于控制自己的喜怒哀乐，因为它越过的痛苦之路太多、太漫长，他不敢希冀幸福之路会突然突然展现。

   窗外的大雪停止了。夏日的雪景，多么妖娆。自然界的突变和人生的突变一样多，有时人世间的阴霾和雷电，比自然界更可怕，更致命。

   于川的浓眉又剧烈抖动了一下。奥永懂得，在这种时候。不去打扰他丈夫，让高度宁静来抚慰这个男子汉受尽创伤的心。

   三，恋人的揭发，一把利刃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中国，中心的政治任务就是“反右派斗争”。上海滩的夏天，多雨又闷热，而知识分子的心底更是郁闷的。多数人，按照上头规定的百分比，狠斗“右派”。少数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低头认罪，因为按照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人们不得不被生存和安全这个基本需要所制约，“谁都得活命啊！”

   凡事都有例外。当时已被上海第一医学院定位“右派”的医疗系三年级学生于川，就不是通常人和通常心理的复制品。

   一天，学院派人到于川家传达通知：“明天全医学院开斗争右派大会，你一定要到场，不能不到。”

   于川的父亲于子云，当过海关职员，一听到儿子明天要登台被斗，对儿子说：“你现在马上去做一件事，理发去。”母亲王亚梅，拿起熨斗帮儿子烫平衬衣、长裤，还把一双黑皮鞋擦亮。

   于川就这样仪容端正地来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大礼堂，等候斗争会的开场。

   大陆人之所以掌握开斗争会的全部技巧，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全民大演习是分不开的。“一医”的大礼堂，座无虚席，斗争大会的程式，也经确定。从人数对比上讲，于川是绝对孤立的，他首先被叫上台，作“检查发言”。

   这位大学生没有迎合的脾性，这是它的优点，可能也是它的缺点。他在讲台上当众宣告：“我所有的一切言行，没有不正当的企图。党发动整风，要求大家鸣放。我是党员，我带了头。我的意见不可能全部正确，即使有出格的，也是出于好心，没有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意图.....。”

   会场上响起了此起彼落的口号：“于川不老实！”，“老实交待，低头认罪，”，“滚下来！”于川稳步走下了讲台。预先布置的揭发者相继登台。

  突然，会场里一阵骚动，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一个正在步上讲台的姑娘。她身材修长，一米七的高度，更凸显他形体、外貌的出众。微微低着头，修整的眉毛下隐现着困惑的眼神。被公认为“校花”的她，呆立在讲台前。看来高度政治化的严峻气流，也不能抑制人们对女性美的欣赏。

   “M，于川的女朋友”，耳语的传播，通告了这位美女子的特殊身份。

   坐在台下的于川，他的浓眉抖动了一下。

   往事历历在目，他惊愕了。

   M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还带着少女的纯情。在生活的湖面上，她只偶见涟漪，不知湖面下的鬼怪又掀起翻天巨浪的法力。他习惯于不问政治，但是解放后的上海城，已经不是她过小姐生活的天地。被潮流所驱使，她也要求加入青年团。这一要求，在党团支部引发了争论。一派说，她的资产阶级家庭，以至她头发上的水波纹，绽露笑容的姿态，都是不能入团的理由。另一派以于川为首，认为出身是不能选择，只要表现好，就不应排斥。M终于入了团，她和于川的来往也日见增多。政治是爱情的媒介，当时确实如此：正如政治扼杀爱情，后来也的确如此。一次班级郊游，于川突然腹痛难忍，M让他伏在自己的玉腿上休息。在回去的路上，于川抿不拢嘴，一口雪白的牙齿闪耀着光彩。风云难测，毛泽东一声号令掀起的反右运动，把于川等人提出的“五十一条意见”打成右派反党的纲领。于川陷入了人人喊打的天罗地网。

   深度的苦闷和遭到侮辱性的批判，更被言而无信的表演所震惊，于川在一个仲夏之夜，紧紧捏着M的那双纤嫩的小手，诉说自己二十四岁年华的激愤：

   “M ，究竟谁对谁错，历史会出来评定。”信赖恋人的她，没有预见到压力的巨网正向她张开，仍然仰着头听，“既然不许我革命，我想离开中国，到别的革命尚未成功的国家去打游击。”

   这段话，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除了自己的女朋友。那些对掌握政治斗争的技巧十分娴熟的人，为了挖掘宝藏的私房话，对M采用了讹诈的心战：要嘛同于川一样反动到底，那就没有资格留在人民的大学；要嘛同右派划清界限，揭发你男朋友的言论，就会有前途。M询问父母的意见，识时务的双亲当然叫女儿走后一个选择。

   M小姐，年方二十，即不可能懂得对吃人的政治不需要回报以忠诚，也不会理解揭发恋人可能造成的悲剧。

   此时此刻，M站在斗争会的讲台上鼓足勇气，当众揭出了于川对她私底下倾诉的那段话，包括时间、地点、场景，一应俱全。

  批斗会的烈火，等于被浇了一桶油。人们起哄、骚动。反党再加叛逃出国，罪名双重。更多的“勇士”上台，要于川交待如何处心积虑的整垮共产党然后逃往国外的阴谋......

   批斗会胜利收场。

   一个星期之后，在他和她以往款款漫步的校园林荫大道旁，于川和M迎面巧遇。一场政治狂飙把他们从热恋的情人变成陌生的路人。两人的目光相接，已无往日的渴望和柔情，只剩下冷漠和戒备。

   于川的浓眉又抖动了一下。

   四，一张大字报惹下的祸

   大字报的兴盛，始于一九五七年。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要给大字报留下适当的篇章。谁说我们现代没有新发明？亿万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连同那成百吨的浆糊、墨汁。以及大字报上的揭发、辩论、辱骂、恐吓、隐私，及其背后的悲欢、恩怨以及清浊难分的是非，真可以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一大发明！

   那年初春，毛泽东号召整风、鸣放，“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北京大专学校的大字报，得到“伟大领袖”的支持而占领了满墙满院。

   上海第一医学院内，冷冷清清。六月的一天，学院党支部发出号召：上次的整风搞得不好，不像北京那样轰轰烈烈。林希翎组织了演讲团到上海大学来推动鸣放。我们应该自己动起来。

   于川听完“党的号召”，回到宿舍，对同室同学说：“我们一起凑几条意见，写成大字报，怎么样？”

   推定一位同学做记录，你一言，我一语，提批评，提异议，气氛活跃起来。

   大学生首先为美国的生物学教授、着名的“基因论”的创造者摩尔根在大陆的不客观评价鸣冤。这很自然，医疗系统的学生们攻读的重点就是生物学。基因或者“基因工程”，是人类认识或改造物质的自我的钥匙或入口。你身上的每个细胞，有五十个到十万个不等的基因。不同的基因，如同不同的遗传密码，决定着一个人的外形和内涵。科学不分国界、制度，生物学也无阶级属性。

   可是五十年代大陆“一边倒”的年月，连科学技术也“一边倒”了。不同流派的科学学说被贴上政治的标签：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是生物学上的马克思主义，而美国的摩尔根学说则成为生物学上的唯心主义。敏感的大学生们提出了看法，记录下来形成如下五条：

   “反对谩骂摩尔根、魏斯曼，对他们应作正确估价”；

   “反对巴甫洛夫学说教条化、庸俗化”；

   “反对机械学习苏联，应学习一切先进世界的知识”；

   “不要只请苏联专家，还应聘请一切文化科学先进的国家的教授和学者来中国讲学”；

   “不仅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也应向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

   历史的讽刺是，当年被视为反党毒草的这些意见，不是在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之中一一付诸实现了吗？！

   当时，于川一类的大学生，又把目光从生物学一项政治学；

   “反对等额选举（候选人和入选者的提名人数相等，投票人没有选择余地）。候选人应由下而上产生，和选民见面，发表竞选演说”；

   “胡风集团究竟如何处理？”

   诸如此类，不需一一列举。  

   这张全院贴出的第一张“五十一条意见”的大字报，不全是于川一个人的想法，但其中的三分之一是他的思考。大字报最后，有十四人署名，为首的是于川。

   毛泽东一生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容不得不同意见，并把它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剿灭之。虽然在公开文字中，毛氏曾表现出豁达大度，并引用“兼听则明”的古训。一九五七年夏季所采用的“引蛇出洞”策略，使一百万知识分子上当，并把其中将近一半戴上“右派”帽子。

   于川也是其中之一，而且是胸怀坦荡而不屈服的一个。医学院召开党支部会议，通过开除“右派”于川的决议。举手表决时，一票反对，就是于川自己。

   执拗的于川觉得这完全是冤屈，热情的于川又上书上级，进行自我辩护。于是，又被戴上“顽固不化的右派”的帽子。杀一儆百，动员了舆论。《上海青年报》以“一个党的叛徒于川”为题撰文批判，上海中共党报《解放日报》以“向党进攻的马前卒”为题批判于川。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以“声讨叛徒于川”为题，揭露他的“个人野心”、“和党对立”，用词凶猛，无以复加。

   一人定罪，株连甚广，于川的同伴好友莊某因不肯参与“揭发”，被发配到宁夏农村；于川的妹妹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学生，因为有“右派哥哥”而被逐出艺术之门。连“揭发”了右派男友的 M，也被开除出青年团，毕业后下放郊区。

   于川作为“极右分子”，开除学籍，遣送安徽白茅岭农场劳动教养（未规定年限）。

   “哎！也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关汉卿写的唱词，何等贴切！

   五，改造人，还是折磨人？

   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拎着铺盖，于川被押到白茅岭农场的一个分场强迫劳改。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浪潮席卷神州大地。劳改分队更是左得出奇，凌晨三时集合出工，到了地里，天黑不能干活，就叫大伙躺在地里等天亮，然后一直拖到深夜才收工，还得长距离步行回宿舍。可吃的是稀水汤饭，饿得睡不着，饥不择食，地里的红薯成了填充胃部的主食。吃多了就泻肚子，全身水肿，大腿上下一样粗，病倒的不计其数。

   于川是学医的。也很明白，如果听任发展下去，将会把这批劳动力彻底葬送。

   他堂堂正正地向劳教分队建议：“为了让大家多休息，免得来回奔波，把宿舍挪到劳动场所。”他不是为了个人才提建议的。这里有许多知识分子“右派”，年纪比他大，瘦得皮包骨头，只是下肢水肿才显得腿粗。命都难保啊！

   不料，这一条非政治性的建议也招来横祸。分场召开大会，一是宣布两个“劳教分子”偷东西，不好好接受改造，被判处十年徒刑，马上被五花大绑带走。二是批判于川提出田头扎营，进行“煽动”......分队头目整人的三部曲令人难以容忍：扣饭，加班劳动，马拉松训话。他看谁不顺眼，就宣布尅扣口粮几天，本来就吃不饱，再来扣饭，谁吃得消！集中训话，又臭又长。从晚上训到凌晨，只准站着听，不准坐下。从自由的天地走进这黑暗的王国，于川感到绝望。即使年轻，也吃不消长期的消耗。他看看自己水肿的双腿，和另一位“右派”朋友陈某悄悄说：“小陈，我们要死在这里了！”小陈是从飞行员跌入“右派”深渊的，也一肚子委屈。

   两个年轻人，可能苦头还没有吃够，密谋着铤而走险---逃亡。

   六，逃亡第一章：失败的记录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晨，于川逃亡生涯的第一章开始了。清晨，他躺在挤满一百多位“劳教对象”的大房间的统铺上，盘算着行动的步骤。昨晚，他已经把装着逃亡必需品的网袋放在屋后的阴沟里。早饭后，于川对小陈耳边说：“溜到屋后，开路。”

   他们就这样不告而别地离开了白茅岭。步行四十里，到达安徽四大名镇之一---誓节渡。又步行了一天一夜，到泗安镇，坐公共汽车到嘉兴，换乘火车直奔上海。

   一到上海，于川便给母亲王亚梅打传呼电话，约好在宝山路一家面店碰面。母亲和妹妹于敏一起来了。先到老正兴饭馆吃饭，于川狼吞虎咽，一副穷酸相。他要求母亲给他五百元，于是约好次日见面地点。

   上海的公安人员已经在行动中，他们接到白茅岭农场的通知，对王亚梅的家进行了监视。次日下午六时，当母子刚走近大光明电影院，便衣已经包围了他们。母亲求饶说：“让我们母子一起吃顿饭吧！你们可以在一旁监视。”公安人员已抓到对象，倒应允了。王亚梅在吃饭时偷偷地把七十元钱塞进儿子的皮鞋里。

   于川被押到提篮桥看守所。关押二十天，他生平第一次学会了如何捉衣服上的虱子。他妹妹来探望，这个女中学生对哥哥说：“你真糊涂，国家形势发展多快，我们已经到了共产主义，快吃饭不要钱啦！”

   安徽饥荒严重，饿死人的现象到处发生，妹妹却在高谈“共产主义”。做医生的哥哥不能不在内心感叹：有病不要紧，最怕的是讳疾忌医！

   于川、小陈被带回白茅岭，迎接他们的是流行的程式：斗争会交待罪行，跪下请罪。

   七，逃亡第二章：功亏一篑的纪录

   两个年轻逃亡者，被关进一间仓库，四个看守，轮班监护。

   十天后，凌晨四时，天还未亮，趁两个看守聚精会神地下象棋。于川和小陈，先后以上厕所为名溜了出来，写下了逃亡生涯的第二章。

   又来到誓节渡，只见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旗招展，有一个醒目标语上写着：“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可是经济是一片萧条。两个逃亡饥汉只买到四両黄酒，半斤白糖，统统灌进肚子里。于是：肚子发热脑袋发烧。

   从芜湖乘船又到了上海。不敢找母亲，但又需要逃亡的必需品：钱。于川突然想起舅舅有一个“姘头”（现代用语是“同居女友”）奚韻芳。登门吐露真情。韻芳娘娘不愧是女中豪杰，不怕牵连，答应去串连。半天后，她带回五百元钱和母亲的一颗心。母亲希望无论如何明天同儿子见一面，“也许是最后一面”。儿子没有忘记前车之鉴，把心一横，写下几个字：“不见面了，后会有期！”托韻芳娘娘转交。

   一九五九年农历除夕，利用中国人全身心投入过年的机会。两个年轻人登上火车。向四川成都进发。

   为了预防不测，于川很讲义气，把母亲提供的五百元平均分配，说：“一旦出事，各走各的路。”

   到了成都，住进“山东旅馆”，在这块川西平原的中心，两个年轻人的心态发生了差异。于川出逃，当时是抱着“中国不让我革命，我到国外去打游击”的信念。小陈在成都上了几次餐馆，喝过太多的苦茶稀汤，美味的川菜就把他征服了。看来，物质的诱惑与精神的诱惑同样迷人。小陈动摇了，说：“走，完旦，不走也完旦。”还说要自杀。

   于川一听就明白，两人的分手已不可避免。犹豫只会给犹豫者带来难以弥补的麻烦。他决定一个人立即上路，给小陈留下一张字条：“不等你了，我继续向西行。祝你一路顺风。”

   两天的汽车路程，他到达四川西部的甘孜。在甘孜的前一站，叫做马尼干戈，汽车耽搁了一段时间。一位当地干部上车通报：“这里形势极为紧张，昨天同叛匪打了一仗，我们的两个干部牺牲了，尸首要搭你们的车走。”说罢，两具用布包裹着的尸体被抬到汽车顶上。

   这就是震惊中外、导致达赖逃亡的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乱事件”。

   于川在甘孜住了一夜，再往西，到达川藏分界的金沙江畔的德格县。金沙江大桥已封锁不让通行。等了一个星期。每天，这位迟来的“逃亡者”都到了江边眺望。金沙江水，湍急奔腾，如同他的心境。

   当机立断，他决定返回成都，经泸州---贵阳---昆明，从云南出境到缅甸。到了康定，“在那跑马溜溜的山上”，没有见到那一位“好姑娘”，却邂逅了一位成都青年小潘。小潘无钱买票回成都，于川解囊相助。作为回报，于川也在小潘家休息了五天。钱快用光了，于川急电上海的韻芳娘娘，要她立即电汇一百元急救。韻芳当即照数电汇，办事俐落，只用了二十四小时。

   到了昆明住了一夜，准备了西藏式干粮---酥油、糍粑，然后坐车向西到了怒江畔的下关。一座吊桥横跨怒江，有卫兵把守。于川身背书包，大模大样走上桥头，卫兵没有查问。过桥再往西，进入泸水县城。看地图，标明前面还有两条江河，才是缅甸边境。其实，地图有误，这里就是中缅国境线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于川犯了一个错误。他到这一边境县城的理发店里去理发，大概是想容光焕发地越境吧！刚坐下，理发师就问：“从哪里来？怎么没有见过你。”小小县城，千把人口，理发师可能比公安局还熟悉这里的人头。于川搪塞说是来旅行的。警惕性极高的理发师，一面拖延时间，一面暗中报告公安局。

   他被带到中央县委会。县委书记亲自盘问。于川拿出上海医学院的学生证，谎称是来调查地方病的。书记回答得很有分寸：“委屈你几天，我们要调查一下。”看守所是幢两层楼的木结构土坯房。他被拘留在楼下一间房内，从视窗望出去，就是高黎贡山，越过山巅就是缅甸。于川心里明白，一调查，他就完蛋了。“右派再加逃亡国外，起码十年徒刑。”

   拘留所的伙食不错，每天两顿正餐，两碗肉。他拿起羹匙，是不锈钢的，而且是美军留下的。灵机一动，饭后就用钢匙挖土墙，挖一点就用大衣盖上。洞口显露，他伸出一只手到洞外，就在他以为触摸到自由空气的一瞬间，一把明亮的刺刀插在他的手背上，穿透了虎口。抬头一望，一名卫兵用严峻的目光盯着他，抢尖的刺刀被虎口涌出的鲜血染红了。

   “大特务暴露了！”公安人员嚷起来。剥光于川的衣服，赤条条地用粗绳子捆起来。连夜审讯，于川把企图越境找革命的想法和盘托出。

   暂时收监。于川生平第一遭被戴上脚镣手铐。同室犯人教他，晚上临睡前用一个钉子把手铐打开。早上起来再自己铐上。脚镣则要用一块布裹住脚，否则日子一久，脚踝要皮开肉绽。这是五斤重的脚镣，使人寸步难移。为了防他逃跑，每天只给三两米，一顿一両。关了整整一年，才正式审判，最后判决企图逃往国外的右派分子于川有期徒刑六年。

   八，一个念头，一副脚镣

   一九六零年九月，于川作为已决犯转移到云南丽江劳改队服刑。劳改队长对新来的犯人，一律给下马威。八个新来的犯人，包括于川，被钉上脚镣。戴了三个铁环扣住的脚镣，还要劳动。半个月后，下了脚镣，被派到建筑工程队第三中队劳改，每天上山打石头。大陆有一批残暴的劳改干部，真不知是监狱的冷酷铸造了他们的无情，还是他们的无情缔造了监狱的肃杀。

   也有例外，这个三中队的王队长，人性尚未泯灭。

   这正是大陆因荒唐的“大跃进”而陷入全国性的经济困境。全民束紧裤带，劳改场地更甚。犯人在劳动时倒地不起，是常见的事。

   于川也躺到了。他似乎感觉到一个人生命终结前的万种煎熬。毕竟才二十七岁，他没有马上归天。王中队长下令把他抬到医务室，一位留用的原国民党军医曹百诚献出了土方：用本是毒药的草乌，加肉炖了吃。果然灵验，于川活了过来。

   和于川作伴抬石头的周姓犯人，一天突然说：“小于，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于川的生命之弦，又一次被拨动了。周犯看准了它的心态，亮出了底牌：“不跑，就死在这里了。”

   “偷越边境，到印度去。”于川还念念不忘到国外干革命的幼稚梦幻。

   刚开始谋划，人性的弱点吞噬了周犯的心，他怀疑于川是否告发了逃跑企图。他马上向王队长自首。王队长立即盘问于川，于川只好老实相告。就这样，他生平第三次被戴上脚镣，作为惩罚。

   于川上了脚镣，艰难地行走，艰难地劳动，身体日益虚弱。王队长看在眼里，下令给于川吃双份伙食。两个月的惩罚过去了。王队长又下令卸去脚镣，并分配于川到医务室当医生。这一决定，实际上免除了沉重万分的强迫苦役。王队长对于川说：“让你当医生，是由我作担保的。你目前万万不能逃。而且，也逃不出去！”

   一九六二年二月，上山打石方的劳改工程队撤销，全部在押犯转往永胜县（云南省）的片角劳改农场。不久，片角劳改农场也撤销，他们又移往丽江专区的拉马古铜矿，继续当医生。不久，王队长调走，保护他的人没有了。

   大陆上空的政治空气，转向了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毛泽东以“正统的马列主义”传人自居，狠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全国批修，拉马古铜矿也在寻找反修的靶子。新上任的梁队长突然宣布，于川离开医务室，下矿劳动，说法是：“我看，你就是修正主义分子。”

   下矿进洞，十分危险。最深的洞五百米，于川下洞打炮眼，然后放炸药进行爆破。爆破后，用背斗（当地叫马尾子）把矿石背出洞口，每人背七十公斤到一百公斤，每天来回跑十次。干三个月能顶下来的，就算天命了。因而矿区的死亡率很高。

   终于，感谢上帝，六年的刑期满了。这是两千一百九十个难熬的日日夜夜啊！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晚上，中队长找于川谈话，说：“今天你的刑期满了，我们批准你留队就业。”（留队就业，是大陆的不成文法律。犯人在劳改队服刑期满，以“留队就业”的方式，使刑满犯人仍留在劳改队，变相限制其自由）于川一听，仿佛晴天霹雳。他忍不住了：“刑满了，让我回去。我母亲在等我养她。”不知谁在一旁不加掩饰地说：“哼，放你回去，就是放虎归山。”

  于川的浓眉，一直剧烈地抖动着。

   九，逃亡第三章“夜”行者的成功记录

   铁窗之内，电网之下；哨兵值岗，日夜监视。绝大多数犯人都不敢萌生越狱的念头。极少数铤而走险者，亦难逃虽冲破牢笼却被抓捕归案的可悲结局。

   于川恐怕是大陆历史上唯一越狱成功地在押“思想犯”。

   他当然明白越狱的最大风险是拿生命作赌注，一旦失算，就是人生的悲苦休止。

   文革每一阶段的斗争高潮，虽然花样翻新，于川总是监狱里的头好批斗对象。

   一次斗争会，于川的双手被铐锁着带进批斗会场。口号是“斗争卖国贼于川”，历数的罪状从“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帝亲苏”一直到“走白专道路”、“破坏思想改造”。劳改队长咆哮着，指着于川的鼻子说：“老实告诉你，你必须进行长期的改造。你不要幻想回到大城市去，男男女女手挽手逛公园的生活，那不会再有了。”

   斗争完了，被关进禁闭室。金沙江畔，天气炎热，苍蝇飞舞。小小的禁闭室内，几百只苍蝇轮番袭击，连夜晚都不得安宁。

   中国的和外国的赫鲁晓夫，被遗弃批判，这又是文革的特色。可是在监狱内的批判说法则是：“你们要看修正主义，不必去苏联，只要看于川就够了，它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标本。”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清晨，大批员警来到，丽江专区公安处劳改科长，腰配手枪，向大家宣布：“今天召开逮捕、公审大会，逮捕那些屡教不改的反革命分子。于川，站出来！”

   几名身强力壮的员警冲上前来，把于川五花大绑起来，使他的双手紧紧地反吊在脑后，腰不得不弯下来，就这样在员警押解下，沿着丽江城的大街，向“民主广场”前进。沿途围观者人山人海，无数的高音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简直震耳欲聋。

   于川弯着腰，在左右两名员警挟持下低着头，艰难地走着。绳索捆得很紧，两臂的血液循环受到阻碍，从手指、手腕直到肩膀感到尖锐的刺痛。另一条绳子勒紧于川的脖子，使他呼吸困难，头脑胀痛，两眼发黑。他简直要倒下了，但背后遭枪托的猛击，使他咬牙举步，唯恐倒下后会受到更残酷的肉体惩罚。

   “民主广场”几乎集中全城的人口、全城的红旗和全城的狂暴。几张八仙桌摆在司令台前面，于川被员警拎上第一张八仙桌。在《毛语录》和口号声狂叫了十几分钟后，主席宣布公判大会开始，由丽江地区公检法（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的统称）军管会代表宣判。

   党代表宣读了于川的罪状，什么一九五七年堕落为右派、不接受改造、妄想叛国投敌被判处六年徒刑、刑满留队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一贯反对毛主席、歌颂美帝苏修、散布核恐怖等，罪行严重，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在没有人证物证，没有嫌犯申辩的情况下，一个已经宣布刑满释放的留队人员，又被剥夺二十年的自由。

   押回丽江监狱，于川的双手已经肿得像拳击手套，背部、臀部紫成一片，倒在床上无法动弹，幸亏同室难友用汤匙喂饭，一个星期后稍有好转。

   于川性格中固有不屈因素，又在血管中翻滚起来。他没有罪，为什么先后被判二十六年的徒刑，而且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长痛不如短痛”，他又萌生了逃狱求生的念头。他不再鲁莽了，他必须像攻克一个科学研究课题一样，“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先生的这句名言，也给了他深邃的启迪。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于川作为一判决二十年徒刑的犯人被发配到云南丽江“五零七”农机厂服刑和劳动改造。“五零七”农机厂是块招牌，实际是一个典型的重刑犯监狱，强迫犯人在车间劳动。一个加强排的武装军警，加上凶猛的警犬；监狱的围墙高三米，上面再加八十厘米高的电网，墙顶犹如一条小路，哨兵可以携带警犬来回巡逻。近牢房门口往西五米处竖立一盏高十米的高压水银灯，把夜间照射得如同白昼，真可以说是固若金汤，插翅难飞。

   监狱的头目已向新来的犯人训话：“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人逃跑过，如果有人想试一试，决不留活口。只要发现，立即枪毙。”

   缜密的头脑和数理化的知识，织成了他藏在心底深处的蓝图。他计算过：如果逃出去一小时就被发觉，监狱当局只要划一个以五公里为半径的圆，向三十二平方公里内的人民公社打电话，就会被抓获；如果逃出去八个小时才被发现，当局将画一个以四十公里为半径的圆，向二千四百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公社发出通知，就有可能抓不住，因为鞭长莫及了。数学的知识使他懂得被发现的迟早对于越狱成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于川又认定，根据大陆的国情，不准备好钞票、粮票和证明身份的公函这三要素，就决不能贸然行动。他写信给上海的母亲，要求他每月寄五元人民币零用钱给他，还要求不時寄一些全国通用的粮票（大陆居民的口粮：米、面粉、玉米粉等，实行每人每月定量供应，凭当地粮票购买，如需要到外地出差、旅行、凭全国通用粮票购粮或使用）来。这样，他积存了七十八元人民币和几十斤粮票备用。

   假证明信从哪里弄到呢？于川用刮胡刀片绑在小木棍上做刀把，乘午睡时间关在蚊帐内刻字，当时他选定的公章是“四川省万县革命委员会”。如果要刻出这个公章也还不难，但信笺上方必须还要有这个机构红色抬头全名。要刻出和保存这么多字，不好收藏，容易被人发现。这位聪明的“犯人”终于想出将每个字的笔画分开来，一个笔画刻成一个小章，一个笔画盖一个印，凑起来十分清晰。小功告成，于川把三份假证明捲入一个玻璃瓶内，在床脚的泥地上挖一个小洞密藏起来。

   监狱的用电，依靠附近的一个水力发电厂。这真是天赐良机，雨季水量充足，水电站供电充足；旱季水位下跌，常常停电。于川暗自仔细观察监狱的每一个角落以及每一个时间间隙中的动态。整个监狱的分布和地形，已经印刻在他的脑海里。

   经过整整三年的观察和思索，于川越狱的腹案已经完成。关键的一着是如何避开众人耳目成断电的黑夜越过墙头，他决定利用时差，定下的行动方案，足以与爱因斯坦的思考能力媲美。这是力量极为悬殊的一次较量，“以卵击石”而能保证鸡蛋完整无损，没有足够的勇气是不行的，只用钟表匠的精确和艺术的奇遇，这种冒险的行动是难以奏效的。

   越狱后的逃亡路线和终极目标，属于司令官级别的战略决策。这既要综合国际情势，还要对公安当局的心理分析以及气候诸因素来判断。云南丽江专区靠近缅甸，监狱当局一定会分析逃亡者走捷径---南下缅甸。于川决定反其道而行---北上，到苏联，或入外蒙古。经过再三思考，由于中苏经过珍宝岛之役，双方保持高度警戒，较难越境。而从内蒙古的二连进入外蒙，横恒的是无垠的沙漠，较易成功。

   还准备了越狱后在人迹罕见的地方“急行军”时所需的干粮---沙糕。沙糕是丽江的特产，用黄豆粉和玉米粉加白糖紧压成的，价廉，一毛钱一个。如果和水一起食用，吃一个就饱了。

   犯人的衣服，监狱当局都用白漆漆上醒目的号码，于川的号码是13022。于川做了实验，用黑皮鞋油涂抹，可以遮盖。

   于川偷偷利用车间的钢条，磨了一把三菱匕首，血槽磨得很深，以防万一决斗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还在裤脚管的内侧缝了一只小口袋，将钱和粮票密藏在里面。准备了一旦被抓用以自杀的土毒药：用劣质烟丝熬成的氯丙嗪。定下一个自我勉励的八字方针：勇敢、坚定、沉着、机智。每天心中默念几遍。

   一九七二年八月六日是星期日，显然在监狱当局的布置下，监狱内一下子贴满了批判、假发于川大字报，足足有一百多张，用尽了诸如反革命、叛徒、卖国贼、阴谋家、败类、毒蛇、死硬派这类政治帽子，并要求严惩。于川一时摸不清形势，是他们对自己密谋越狱有的察觉呢？还是本来就想找借口整他？他考验自己的冷静，决不能慌乱。马上做出判断：监狱当局还被蒙在鼓里，如果不是，何必贴大字报造声势？现在的决定，就是先下手为强了。

   决定性的时刻终于来到，就在第二天（八月七日）上午十点，断电了。监狱当局还向大家宣布，明晨六时以前不会来电。

   于川一听，真是喜出望外，但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他走到木工车间，取来两根两米长和五根三十公分的细木条及一些细麻绳，丢在靠墙的垃圾堆里。

   这天中午，于川利用大家午睡，把越狱需要随身携带的东西转移到钳工车间的个人工具箱内。

   晚饭过后，于川躲进自己床上的蚊帐内，用毛笔在空白假证明信上写下：“凌云同志到丽江、宾川探亲，特此证明。”然后把毛笔扔进垃圾堆。

   万事俱备。于川躺在床上养神休息。照例，晚饭是集体学习，于川假装肚子痛，请假获准，继续卧床养神。

   晚上九时，只听到哨声吹响，员警按规章点名。于川闻声跃起，快速将旧衣服塞进被窝，从外面看起来，就像有人钻在里面蒙头大睡的样子。又把蚊帐下垂，加上没有电灯，大大加深了保护色。然后到院内预定位置站立，听候点名。点到于川的名時，他大声喊：“有！”

   员警放心离去，犯人们按例做各自的睡前准备，有些人到锅炉前取热水洗脚。有些人到厕所大小便，由于如厕人多，每次放行五人，其它人列队等候。因为有三十多人挤在一小块地方来来往往，因而秩序较乱，抽烟闲聊，声音嘈杂。为了照亮，有人在锅炉旁放了一盏小油灯，不多一会，小油灯又被风吹灭了。

   真是天助于川了！被高墙电网围住的监狱里面一片黑暗，加上天上又没有月色，千载难逢之良机岂可错失。于川蹲下身子藏进身旁的大理花花丛中，仔细窥伺方向。

   等了三十分钟，慢慢人群安定下来，宁静代替了嘈杂，绝大多数人已进入梦乡。于川一个箭步窜到墙边的一个死角位，这恰恰是岗哨视线看不到的一块圣地。他大胆站了起来，把白天丢下的木条和麻绳拣出来扎成一架梯子，把梯子靠在墙上往上爬，爬到最高一级才发现梯子太短，离墙还有一个人高。

   “糟糕！”他心里一惊！这时候已经没有了退路，如何是好？急中生智，于川环顾四周，突然发现墙角下放着两对粪桶，旁边两根扁担，于川马上下梯，把两根扁担加绑在梯子上。高度够了，他顺利地骑在墙头上，真的成为了“凌云同志”了。又弯腰把梯子提上来，放到墙外，再纵身从梯子上小心地爬下来。不料，在跨越时刻，脚跟碰掉了墙头上的一块瓦片，“啪”的一声落到地上。这一声似乎惊天动地一样，吓得于川出了一身冷汗。其实这只是极度紧张的心理作祟。于川举目四望，大地在黑暗中沉睡，只有不远处的玉龙雪山的倩影依稀可见。这座妖娆的雪山是历史的见证，证明一个无罪的人，在饱经如此不公的“政治戴帽”、劳改、判刑、人身折磨之后，终于在有惊无险中逃出他不应该停留的地方。

   十，两位女性，亮节高风

  时间是一九七二年八月七日深夜的一个月黑风高之夜。

   “近乡情更怯”，还因为于川不知道是否监狱当局已经通知了上海的公安局，派人埋伏在上海等他上钩。

   作为“逃犯”，他本来是不应该在逃亡过程中回上海的。多大的风险！十三年前，他从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逃出，就是在上海被抓获的。

   八月二十四日凌晨，经过半个月的跋涉，包括在云岭山脉腹地宿营，越过滔滔的金沙江，辗转到达成都，然后坐火车直奔上海。现在，阔别十三年的故乡已经踏在自己的脚下。

  于川到上海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见一见同样阔别十三年的母亲。逃往国外，也许今生今世，将成永诀。

   走出上海北站，他直奔位于虹桥的家。走到桥上，理智提醒了他。他不敢进家，唯恐有失。他在远距离外耐心地等候，妈妈或许要出门上班，或许要上街买菜。焦急地等候，焦急的期盼，但始终不见母亲的踪影。

   他又想起了奚韻芳，一九五九年他第二次逃回上海，是这位非亲非故的女人伸出援助之手。临近天黑，又赶到住在北京西路的奚韻芳家。一见面，她就单刀直入地问：

   “请假回来的？”

   “不是，我是逃出来的。”

   奚韻芳当时已经六十七岁，年龄的增长却也增长了难得的勇气。

   于川请求她去找他的母亲。请母亲带点钱给他，以便继续上路。

   韻芳当机立断，叫于川到附近的平安电影院等候，她马上去虹口通知于妈妈。

   晚十时许，韻芳陪于妈妈来到，母子见面，大家都十分激动。母亲问：

   “你打算到哪里去？”

   “到苏联或蒙古。”

   母亲略加思索，说：“你的计划都是失败的。这次要是再失败，你的性命就不保了。”

   儿子的答复是：“争取成功。不这样，也是死路一条。”

   母亲拿出一百元人民币递给儿子：“家里就这么多钱，你都拿去吧！”又加上一句：“韻芳娘娘是你的救命恩人。永远不要忘记！”

   已过了午夜，彼此分手。母亲临别时说：“明天早晨六点钟，你到四川北路邮局等我，我们再见一面。”

   次日清晨五点多钟，于川就到邮局附近的电车站等候。一会儿，韻芳娘娘却先来了，他不为别的，只为当面说一句话：“祝你成功！”于川历尽劫难和煎熬，从来有泪不轻洒，看到这么一个侠义女人的言语，禁不住掉下泪来。

   母亲见了儿子，又拿出四十元钱和一些粮票，说：“你从云南回来，照理我应该留你住几天，请你到馆子吃一顿饭，但现在都办不到了，请你原谅我。现在你要马上离开上海，多待一分钟都是危险的。”

   儿子顺从地点点头。两人又送了一程。

   母亲看着自己的儿子，轻轻地说：“就去吧！路上保重！”

   于川扭转头就走了，它不能回头再看一眼。他清醒地知道，巨大的危险和严重的斗争正在等候着他。

               *               *               *

   蒙古十年，遥望南天，只有回忆起他的母亲和韻芳娘娘，于川才显露出动情的微笑。他和奥永生下的两个中蒙混血儿子，都有蒙古名字，也有中国名字：梅恩和芳恩。梅就是母亲王亚梅，芳就是与他无亲无故的韻芳娘娘。

   十一，偷越边境，如入无人之境

   他和黑暗为伍太久了，黑暗作为一个无声的朋友护佑着他。逃出云南丽江的牢狱，是月黑风高的夜色帮助了他，如今逃到了中国北部内蒙古接近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的边境，伸手不见五指的初秋又起到掩护他的作用。

   这是一九七二年九月一日深夜，于川经过近两个月的逃亡，终于来到离开蒙古国境线不远的二连浩特市。大陆的火车过了二连，再延伸一段就终止了，再往北就是另一个国家---成吉思汗的故乡了。

   铁路路轨铺设在浩瀚的戈壁滩上。于川乘浓重的夜色急行，月光、星光都隐退了。最后的逃亡之路，伴随着最后的恐怖。

   提着红灯的巡道员过来了，于川在最后一刻蹲在铁路旁的一块低洼处躲避，手里捏着锋利的匕首。如果被发现，只有和这个无冤无仇的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

   幸而没有被发现，因为突然狂风大作，蒙古特有的冻雨倾盆而下，巡道员提早打道回府。随着秋天翩然而至的西伯利亚寒流也对他寄予同情的援助。

   次日，不远处出现了羊群，他想起了苏武牧羊的故事，正沉浸在诗意的品味之中，一位骑马的牧羊人向他狂奔而来。不用逃，蒙古骑手的绝技，你根本就不是对手的。出人意料的是，这位牧羊人只有兴趣驱赶羊群，对驱赶政治的逃亡者没有丝毫的兴趣。

   又是一个黑夜。他听见了凄厉的狼嗥，响彻戈壁滩的上空。凶猛异常的狼嗥没有赶来对他围剿。

   和衣睡在戈壁上，一觉醒来，不禁大吃一惊，一群骆驼包围了他。这是不伤害人的动物，十分安详。于川赶紧离开，他惟恐骆驼群的主人出现。

   行行复行行，黑夜再次光临，于川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一盏高压水银灯高高在上，洒下银白色的耀眼光辉。于川停住了，他不敢在强光之下向国境线靠近。正在彷徨，突然水银灯熄灭了，周围的一切又归于黑暗。一看表，正是午夜，可能是到时间熄灯把！于川觉得，这的确神奇极了，如同鬼使差神一般。

   中蒙国境线已经在望，于川不断地自我鼓励：“冲过去，冲过去！”他已经看见了外蒙境内的灯光。

   这是最后一个漆黑的夜晚。于川向国境线狂奔，突然脚下一空，掉进一片洼地。实际上，大陆边防军的哨楼离他只有二十多米。哨楼备有雷达，谁也逃不过它的扫描电波。也许正因为自己刚好就在哨楼的眼皮底下，于川无意中进入了雷达的盲区。

   一切都抛在脑后，他的祖国、他的遭遇。于川已经进入外蒙的国土，他们的边防哨楼已经清晰可见。

   他躺下来，休息一下疲惫不堪的身躯，安抚一下紧绷的神经。

   越狱逃亡终于成功了。他不是逃脱应有的罪责，他坚信自己没有罪！他是为了逃脱荒谬绝伦的迫害而作出的勇敢自救。

   他回顾从八月七日深夜逃离丽江监狱到九月十日深夜偷越国境，这三十四个日日夜夜的颠沛流离和九死一生，谁能置信！

   他绽露白色的牙齿，笑了。想起了《红楼梦》中的唱词：“一番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抛闪。告爹娘，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

   十二，外蒙刑期有两年

   他偷越外蒙国境的时候，正好四十岁。没有想到的是，被剥夺自由长达十四年的他，在外蒙的第一段经历，不是解脱的欢歌，而是“偷越国境罪”的判决。

   这一罪名倒是货真价实，并非莫须有。他尝够了多少强加的莫须有的罪责，他不能否认真实的东西。

   午夜的不速之客，连外蒙哨所的执勤士兵都和抢进入了梦乡。于川的出现，招来了四个外蒙士兵冷峻的枪口。语言不通，他拿出一张地图，指指中国，又移向外蒙，然后点点自己。肢体的语言帮助了他。士兵们明白了，紧急拨电话，向上级报告。

   指示下来了。于川被一快布蒙着眼睛，坐上吉普车，一程送一程，最后又坐火车，到达外蒙首都乌兰巴托。又马上送到中央监狱，关进五零号牢房，第一顿晚饭是马肉汤面条。

   一星期后，审讯开始，由巴依玛少校主审，翻译是一位打扮时髦的美貌女人，中国话说得极好，她叫迪登策策格。巴依玛少校开宗明义地指出，审讯时要弄清“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正是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后的翌年，外蒙倾向苏联，对于这么一个能够在大陆自称跨越五千公里从云南越狱出来的“逃亡者”，当然令人生疑。

   不厌其详地了解本人历史、家庭背景、逃亡过程之后，巴依玛少校直截了当地问：“你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强有力地证明你的身份？”很好理解，口说无凭嘛！

   于川突然想起，问：“你们有《人民日报》吗？”

   巴依玛回答：“有。”

   “请你们去查一下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的《人民日报》，那上面有我的名字，还有批判我这个大学生和拒不认罪的右派分子的报道。”身份从此明朗，审讯结束。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日是判决的日子。于川到乌兰巴托高等法院军事法庭，由检察官宣读起诉书，确认于川非法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触犯刑法第六十一条A款，构成犯罪，要求判处三年徒刑。一位女律师起立辩护，说明被告因受到政治迫害不得不逃亡蒙古，应予从轻处理。休庭片刻后，宣读判决书，科以有期徒刑两年。法官讯问被告有何意见，于川站起来说：“我在自己的祖国无法生存下去，感谢蒙古没有驱逐我出境，虽然判我两年徒刑，但中国判了我二十年徒刑。我用两年勾销了二十年，还赚了。”翻译完，法官、检察官、律师、陪审员都笑了。于川也绽齿笑了。

   法官又说：“你刑期满了以后，可以享受蒙古公民一样的权利。”

   为了这个即将到来的权力，于川又付出了意想不到的代价。

   十三，伐木者，差一点倒下

   如果你想得到一片光明的牢房，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是并不存在的。黑暗处处都存在着。外蒙的监狱生活，又是另一种灾难，但同大陆是完全不同的。

   乌兰巴托以北一百八十公里，经过六个小时汽车的颠颇，于川被送到宗哈林劳改林场服刑。犯人们的劳动是到森林中伐木。

   零下四十度（摄氏）的严寒，大部分犯人是偷窃、杀人和酗酒肇事者，这里没有政治，不用“政治观帅”，同大陆高度政治化的监狱，是另一种格调。

   第一次上山伐木，于川身穿两件犯人大衣，手戴两副手套，脚蹬毡靴，皮帽拉下来护住耳朵，还感到寒冷的侵袭。犯人每天伐木的定额是两人十立方。严寒加上重体力的工作，非吃饱不可。本来狱中规定伙食标准并不低：每人每日面包五百克，，面粉二百克，肉二百克，油五克，菜一百克，糖十五克，茶五克，葱二克，盐五克。可是，天下的猫儿都爱腥，炊事长勾结总务长、宿舍长、管理员、大组长、小组长以及他们的“哥儿们”，盗窃、倒卖、白吃白拿，老实的犯人们就常常挨饿。

   夏天，清晨四时天亮，员警催犯人上工，晚上十时天黑，才让收工，一天劳动时间长达十六小时，回来还得自己弄饭吃，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虫类的进攻也凶猛无比。第一批进攻者叫做小瑶，日出之前，围绕人头旋转，一有机会就盯人，其体形微小如一粒粒尘埃，被咬之后，奇痒难熬。日出之后，牛虻上阵，即使身穿夹衣，它的嘴都能穿透，引起肿块。下午，蚊子开始进袭。这种“三班制”的作业，非常人所能忍受。

   一次，蒙古管理员巧林喝令十个犯人把伐下的木头滚到大路边。犯人晨起只吃了几片面包，劳动多时仍滴水未进，搬木进度有所减慢。巧林暴躁成性，折下一根树枝，抽打每个人。于川被他抽打后，停下工作同他评理。蒙古人的冲动是有名的，暴怒的巧林给于川当面一拳，更乘势把倒在地上的于川用双手掐住，用膝盖跪压他的胸部，几乎使他窒息。“咯噔”一声，两根肋骨被折断了。后经X光拍照检查，右胸第四、五两根骨折。从此于川被派到伙房当炊事员，接着又做烧火工。

  这类事层出不穷。于川懂得了“先下手为强”的牢狱法则。有一次他用铁锅当武器，还有一次用滚烫的开水来防身。

   庆幸的是，蒙古人只知道拳头的滋味，并没有学会大陆监狱的政治迫害和告密制度。虽然肉体的折磨不断，但精神的压迫并不严酷。这里，只要体格壮实便吃得开，管你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于川刑期届满。负责刑满释放的女警官妮娜发给他一百二十图格里克（蒙币）作为给于川的生活费，并介绍他去后杭盖省省会策策尔勒格去工作。这点也与大陆不同，用刑满“留队就业”的手段仍然剥夺一个人的自由。

   他终于同牢狱最终告别了。一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中国和外蒙的地狱，一共十六个年头。人生如果是一杯苦酒，他吞下的是无数杯毒液而侥幸偷生。

   十四，蒙古异性，情有独钟

   男人评论女人，大概是永恒的话题。于川评论说：“在蒙古这么多年，我深感蒙古女性有一种特殊的气质：乐天助人，而且渗透出一种真诚、同情的温柔的潜在力量。”

   冬迦玛是他邂逅的第一个蒙古族姑娘，当时她只有十九岁，是一位技术员，面貌姣好，很讨人喜欢。在人口和性别比例上，蒙古的两大特点是：一，地广人稀（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才一百多万）。二，男少女多（四六对比）。因而不乏女性主动表示感情的例子。于川在策策尔勒格市工作后，有了自己的单身宿舍，冬迦玛就住在斜对面的第三十六户。这位蒙古小姐看见来了一位仪表堂堂，个子魁梧的中国男子汉，就主动答訕认识，还常来串门。

   客居异国，正值中年，谁都需要异性的陪伴。于川一见冬迦玛小姐来，也殷勤招待。他的中国菜炒羊肉片，深得小姐的赞美。中国人对爱情的态度，大概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专注、执着。而蒙古女人，相当数量对性观念比较开放。她可以跟你手挽手逛公园，也可以同时与另外的男人眉来眼去。有几次，一位蒙古飞行员开车来接冬迦玛，这位小姐的表情和动作，着实伤了于川的心。但是，两人的来往并没有中断。

   娜拉托亚是当地餐厅的一名女侍者，于川常去吃饭而相识了。他的姓名，意思是“月亮的光辉”，但容貌没有名字那么美。他也常去拜访于川的家，但始终没有表露感情。过了好多年，娜拉托亚突然得了腮腺癌，一病不起，躺在医院時常叫唤于川的名字，直至临终。可惜太晚了！

   奥永的登场，带有偶然性。

   于川在后杭盖省的策策尔勒格，为了挣钱谋生，什么活都干过。镞工、泥水匠、烧锅炉、淘厕所等社会底层最脏最累的活都有他的份。

   有一次，他的右眼突然得了视网膜中心炎，视力急剧衰退。当地的眼科医生认为有失明的危险，于川立即动身到首都乌兰巴托第三综合医院住院治疗。这时，一个名叫苏赫.奥永贝勒格的年轻女护士出现在他的身旁。“十七八，没有丑女”。奥永认识了“中国流浪汉”，就注意起自己的打扮了，把一头乌发盘在头上，修整的细眉，染黑的眼圈，白哲的皮肤，丰满的胸脯，着实妩媚动人。外貌总是吸引男性瞩目的磁石。于川的蒙古语已经说得相当流畅了。奥永年龄不大，却十分同情于川的不幸遭遇和苦难，也为于川不畏强暴、勇敢豪侠的经历所折服。这和奥永自己的身世很有关联。她两岁丧父，母亲改嫁，两年后母亲因人工流产而去世。从此，这个孤儿备受后父的虐待和拷打，跑到舅舅家避难。后来有了工作，但无家可归。有时在医院值班室过夜，夏天常常到近郊森林中去休息，黑熊、松鼠都是她的朋友，也使她的性格，除了直率、坦诚之外，还带点野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虽然两人年龄相差一倍，距离却越拉越近。

   离开医院前，于川下决心做最后的冲刺，向奥永说：“你何必在这里受苦，跟我走吧！”爽朗的奥永一口答应，两人回到策策尔勒格，就同居了。外蒙流行同居而不结婚，社会和道德规范都予以接纳。

   于川有时会将奥永和自己的初恋情人M相比较，当然奥永没有M那种文雅，但她像清泉般透明纯净的脾性，使于川这个“无国籍难民”感到踏实、放心。奥永贝勒格在蒙文重是“聪明的礼物”，这可能这是蒙古赐给他的珍贵礼物。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奥永在医院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取名安吉尔。这时，他们决定正式办理结婚手续。这也是考虑到：蒙古法律规定独身者要上税，而有了婚姻关系的子女还可以得到政府的津贴。因为外蒙是鼓励人们生儿育女的一个国家。

   奥永性格开放，无拘无束，能歌善舞。于川经历长时间的压抑、禁锢和不自由，这种不拘一格、开放活泼的女人，深深地吸引住他，直到今天。

   十五，不是结尾

   还是三年前北京的盛暑之夜，于川的经历使我陷入了沉思。

   他却绽齿笑了。他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在戈壁滩上感受到大陆的变革，过去吓人的政治帽子摘掉了，“右派”改正了，他也领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并于一九八四年四月一日携同妻儿回到上海，被分配在郊区一家工厂担任职工学校的教师。

   他告别之前，向我提了一个问题：“您是作家，社会见闻比我广得多。我的问题是：使我遭受二十六年颠沛流离之苦、在死亡的边缘多次徘徊的那块畸形土壤，何时能加以改造和使之消失呢？”

   我答复了这个问题。看来，他忘不了新愁与旧恨。

   他的那双浓眉又抖动了一下。 

  原载《五十个人的五十年》 香港田园书屋 2006年出版

 

 

 

誰將玩散中國？

──大崩潰前的政治扭曲

二○一○年悄然過去，國內媒體熱衷於總結已過一年的幾大新聞、幾大網絡流行語之類。但是，有一個話題必將繼續成為二○一一年關注的熱點。它產生於二 ○一○年上半年，可稱得上是精英共識──少數人壟斷了社會優質資源，多數人失去了改變命運的機會，以極端方式重新洗牌即進行社會重構的思潮，必然在某個時點上演變為大規模社會行動。


社會行動改變現存秩序，按現代政治學術語講，叫參與爆炸。它直接導致古典型大崩潰，即如屢發的古代農民起義所造成的後果。有反對意見稱：中共握有強大的合法鎮製資源，“黨指揮槍”的原則為其核心能力。但是，也有專家指出：“軍隊也是社會的一部分，盡管它相對獨立、相對封閉。軍隊內部不僅存在嚴重的不公，也存在比社會其他部分更嚴重的腐敗。”


對此，一位知名曆史學家坦言：所謂黨指揮槍不過是個虛飾性原則，秦朝中央對軍隊的控製能力遠比現在強，而在重新洗牌發生之際，南越地區軍隊不僅拒不救援中央，反而借機割據。“趙佗問題”到西漢第四代才得以解決。


權貴資本主義的守夜人


體製內學者熱烈討論重新洗牌問題，是對習近平二○○八年十月發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講話的詮釋。彼時，習警告體製內高官：“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過去擁有不等於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


據北京一位資深媒體人士說：有些力主反腐的退休高幹讀了發表於中央黨校《學習時報》上的文章，老淚縱橫說“有這樣的思路，我們就不用擔心共產黨的命被別人革了。他們確實指望習近平大力刷新政治。”然而，習也是權力交易市場上的投機商，他不可能超脫於派係，也不可能不極力搞好平衡。


對於習使用團結手腕的近期做法，接近權力核心層的分析人士稱：習即便不明顯地重複江澤民“以腐敗換團結”的路子，至少也會以團結為名來降低反腐力度；他“不可能實行政治改革”，實質身份仍然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守夜人”。無論新興的“西北幫”還是曾慶紅要他保護的太子黨，都在等待習上台後給他們分配優惠的政治資源。


吳南生言論遭高層圍剿


體製內開明人士為給政治改革造輿論，打出了“反對權貴資本主義”的旗號。先是鄧時代改革宿將、原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吳南生（前曾擔任廣東省委書記）在小範圍內談話，指出“要警惕那些鑽入市場的權力”，“隻有民主政治是限製權力無限擴張的政治製度”。時隔半年，素有“吳市場”之名的大牌經濟學家吳敬璉與《新京報》記者對話，指出：“權貴資本主義就是官僚資本主義，這種情況越來越嚴重。”


二吳言論在理論界掀起兩波巨大風浪，中間又由新華社《半月談》推助，給出中國富豪的三大來源：一為草根崛起，如浙粵兩地商人；二為由官轉商，如青島雙星集團總裁汪海等人；三為紅色家族，“擁有深厚的政治資本，故起步較高，容易獲得資源”。由於第三項會涉及現任政治局委員及常委的家族人員，《半月談》沒敢舉例。即便是如此策略地表達，仍然招來高層的圍剿，先後有賈慶林、李長春、劉雲山、王樂泉等人批示該文有方向性問題。劉雲山本人則親自到新華社訓示該社高層，揚言要收回對新華社的委托。《半月談》本係中宣部創立的重要黨刊，其業務方麵的工作委托新華社來處理。因此，新華社在選題、組稿、編輯方麵有較大的自主權。


事件當中是否有習近平卷入的因素，外界尚無從得知。不過，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吳南生素為習仲勳所賞識，習仲勳曾與葉劍英一起到深圳聽取吳南生的彙報，因此，吳南生談話“諷諫”習近平之意圖十分明顯；第二，北京高層有小道消息說“習近平受政治局委托，以書記帶班人的名義，給吳南生寫信，希望得到吳的 ‘正常渠道建議’，頗含威脅之意”。後一項，傳說成份大一些，但也不難看出習“決不政改”的形象在官場與民間已經形成。


越醜越有份量的權力怪圈


中共本身已經是無數個利益集團的龐大組合體，就算習近平想實施政改，也會遭到中下層的強烈反抗。人們均知道濫用公權力是一種醜行，但是，在中共內部已經形成了越醜越有份量的潛規則。有所區別的是，高層對此表現還隱秘一些，而中下層則完全無所顧忌。比方說，發生在河北大學的“我爸是李剛”事件尚未有初步結果，浙江溫州又出了“我叔叔是金國友”事件。


在浙江溫州，一名金姓男子醉酒駕車與他人車輛刮蹭後，召集朋友毆打交警並對被蹭車輛進行打砸。施暴之時放言：“我叔叔是金國友，跟老子作對的話非弄死你們不可。”溫州警方起初對該人實施了行政拘留二十日的處罰，在網絡輿論壓力下才改為刑事拘留。至於其叔金國友，不過是溫州市下轄永嘉縣退居二線的公安局副局長而已。一個最高不過正科級的官員，其侄竟如此囂張，由此可見中共中下層深陷越醜越有份量權力怪圈之情狀了。


越醜越有份量的權力怪圈，導致了嚴肅的民間學者對國家性質即政治製度的疑問。有曆史學者在博客上回應讀者跟帖提出的話題時說：“有人說，中國目前的體製叫國家資本主義。這可以商榷。但決不是社會主義，也談不上初級階段。因此，中國急需政治改革，否則，就會出現社會自動重新洗牌的事情。”


自我麻醉能維持多久？


研究中國社會不公問題的學者當中有人稱：中國正處於上世紀九十年代蘇聯與東歐轉軌初期的狀況，即製度腐敗突出表現在“政府俘獲”方麵。政府被俘獲後，就得老老實實地為資本服務。但是，中國的“政府俘獲”自有其特色，最明顯的就是：政府本身作為一龐大的利益分配係統，它首先樂意為自己服務。


中國社會出現大崩潰之前，政治道德已經全麵崩潰。換言之，整個統治集團已經處於欺騙不了底層社會、但又不得不靠騙術來自我麻醉的狀態。


2011-01-16 11:20 　 作者： 謝效茅 文章來源：動向雜誌

 

 

埃及将走向纷乱！

[博讯论坛]

终于传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的消息了。二十多天的抗争、一波三折的过程、扑朔迷离的局面至此可以小结一下了。


    这次抗议活动的组织与操纵，目前好像只有《华尔街日报》报导的比较详细。看似一个叫做“革命青年运动”的后起之秀协调了穆斯林兄弟会等政府反对派、求同存异，周密策划、幕后指挥，最终得尝所愿。其中的细节应该不乏戏剧性，是小说、电影的好题材。回顾二十几天的动荡报导，领导层坚持秘密行动、不急于曝光，是运动免于夭折的关键之一。


    军方，所有支持倒穆的人员和组织可能都要感谢埃及军方。嫌武装力量态度暧昧、没有及早支持群众的人释怀吧：穆巴拉克经营了三十年的军队，本来属于穆氏统治的既得利益集团、高层充斥总统信徒，没有在民众游行第二天就对百姓下手实属万幸。或许，军中靠近百姓的中下层，对抗争的同情蒸腾发酵，阻遏了镇压令的形成、执行？经过这种局势的国家有不少，不言而喻的是，军队的观望就是对抗议的支持。


    穆巴拉克恋栈则是人之常情：执政多年，树敌无数，没有国家机器保护何以善终？老穆不是孤家寡人，家族利益最为切身，追随其后的特权阶层、利益集团不知凡几，荣辱与共。牵挂千丝万缕，当大哥的即便早已倦勤，下野也是一个耗日费时的大工程，能不踌躇良久。


    开罗倒穆启动迄今，以色列一直谨言慎行，按说他是关系国中心里最紧张的。但是，犹太人多聪明啊，局势胶着之际，说什么、怎么说都不妥，一动不如一静，密切关注，见机行事最主动。


    美国就没有那么大余地。既以国际社会领袖自诩，中东出了大事就不能装聋作哑。可惜重金豢养的情报部门这回再次丢人现眼，交不出可靠的决策参考资料。九一一这么年了，CIA对阿拉伯、伊斯兰、穆斯林的内部情形和行为方式的了解还是盲人摸象，遇事措手不及。面对模糊局势，美国只能含糊其辞：白宫用外交辞令表达原则立场，国务院和国防部再分别一套说辞：不怕外界说我步调不一，反正变幻就那么几种，跑不出总统、国务卿或国防部长三合一的范围。


    看来，需要追究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一次又一次错误地支持了独夫、庸才和叛徒，令人起疑，不是看走眼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良莠不分吧？事实上，这样的做法不但在当地埋下各种各样的定时炸弹，也不能长期保证美国的利益。远至伊朗的巴列维、南越吴庭艳，近如伊拉克的萨当•胡森；乃至现在的穆巴拉克。弄得美国一再疲于应付、拙于解释。就像这次，奥巴马对埃及局势的“小结”言不及意。


    至于中国，海外有报导说中共封锁埃及动态，似乎不确。国内平平静静，说明开一次枪至少能稳二十年。倒是其它中东国家此伏彼起地动了起来。北非、中东一带的下一波看点，除去埃及蕴酿大选，还有周围国家“五颜六色的革命”吧？


    关注的重心恐怕还要在开罗聚焦一阵：什么人、何种面貌的政府取代前政权？民间希望大改，换汤不换药肯定说不过去。但是，急则成全了前总统的亲信；九月之前，方方面面的反对派，还能找到什么共同点？如何携手扩大战绩、共享战果？弄得不好历史循环，出来一个第五任总统，继续贪腐独裁。


    突尼斯的茉莉花突然绽放、涟漪荡漾。牵动起来的周边各国，民主基础本来薄弱，国家、教派及与美国的恩恩怨怨，复杂地影响着动荡过程和尘埃落定后的局面。很难想象：红海两岸的石油产地、以色列与阿拉伯会出现一盘按美国旨意布置的棋局。


    没有完全的想法，是一个运动最可悲之处，达到了一时目的没有发现自我的主宰是谁，就更可悲了，整个运动看似无组织实有组织，看似无领导实有领导，可是最后也没有敢于站出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背后的推手是不会看到太美好的前景的！网络

晾亁的洋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