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非如烟逝   2011-02-13 作者：汪伦  来源：世界华人周刊      人大会议期间，某省省长在被问到去年发生在该省境内轰动全国的弱女自卫杀死官员一案时，当场怒从心中生，一气之下抢走女记者的录音笔；上海市负责人对上海市警方利用“钓鱼”方式诱捕私家车非法载人事件发言时，对上海警方采取这样肮脏手法，认为没有人需要出来负责，因为这是“决策”上的错误......这一连串令人莫名其妙的说法,令我想起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读到的一篇文章，现在看起来，这篇文章还没有过时，值得拿出来给大家玩味一下：    这一年，在土耳其举行了一次“世界外科医生手术比赛”大会。报名参加比赛的各国代表，都是当时在世界外科手术上享有盛誉的教授或学者。大家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聚在一起，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从而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由于参加学术报告和现场大发言的代表实在太多，大会只有把每天最精彩的案例记录下来，供代表们带回各国继续深入探讨研究。    第一天，最受人瞩目的是一位日本的外科医生猪木，他把一个满头白发，但眼露凶光的老军人带到台上来和大家见面。接着，猪木医生介绍说：“各位，这是一位当年大日本帝国最勇敢又最忠心的皇军吉川先生。吉川在侵华战争期间，每战必冲锋在前，无论枪法、刀法、柔道样样精通，可以说是杀人如麻。他最拿手就是专门杀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和已经放下武器的国军官兵。在一次战斗中， 被中国军队的炮弹把半个脑袋齐齐地削了下来。我当时刚好就在它不远的地方替一个被枪弹贯穿腹部的士兵包扎。看到这个情景，不忍心一个英勇的皇军就这样结束他的生命，于是，我连忙跑过去捡起了地上的半边脑袋，涂上我特制的外伤专用的粘合膏药，放回头部的位置上，紧紧地包札好。两个月以后，他又生龙活虎似的在中国战场上，举起手上的武士刀，再次为天皇效忠。而且还可以在军中特设的‘慰安所’里，为所欲为......”猪木讲得滔滔不绝，越说越激动，脑子里又回到了当年战火纷飞的年代中。    这时，站在猪木身边的吉川，一双绿豆似的小眼珠不停地东张西望，生怕在座的人会把他抓起来重投巢鸭监狱，再尝一次暗无天日的日子。直到猪木发言完毕，场内不胜唏嘘時，吉川才回过神来。赶忙拉着猪木的衣袖，狼狈地逃到后台。满嘴“八嘎，八嘎”责怪猪木把自己的丑闻公诸于世。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这是第一天最精彩的外科手术例子。    第二天，一位德国医生科隆领着一个头戴鸭舌帽，贼眉贼眼的中年男子上台。科隆医生轻拍着这个中年男子的肩膀，说：“各位，这位就是德国国家警察局在全国范围内通缉了十多年的‘惯盗’。十多年来，警方对他可以说是束手无策，眼瞪瞪地看着他大刺刺地一次又一次盗窃人家的财产，警方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逮捕归案，但在法庭上又苦于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把它绳之于法，直到今天他还在逍遥法外。”    科隆医生看见台下的听众一脸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就故意卖了个关子，干脆停下来慢条斯理地拿起杯子，喝了两口水。说：“关键就是，他每次作案后，都立即到我的诊所来，让我把他手上十个指头的指纹一一改过来。唯一的条件就是：他偷回来的赃物一定要和我对半分。十多年来，我们之间一直合作无间。”    这时候，台下响起了一着热烈的掌声，公认科隆医生的手术高明。直到半世纪后的今天，还没有人能解开科隆医生改变指纹之谜。科隆医生自然被选为第二天的最佳外科手术医生，这项荣誉在只有他才有资格领取。    第三天，大会还没有开始，大家都不约而同提早来到会场，对两天以来的比赛内容不断地交流意见，发表见解。大家都认为看到了两个最出色的外科手术报告，实在太了不起。今天大概不会出现更精彩的例子吧。谈论正在兴高采烈之际，开会的铃声响起，大家鱼贯而入，静静地坐在位置上，等待着奇迹再次出现。    占美医生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美国籍外科手术高手，和他一起步上讲台的是一位金头发的妙龄女郎。她一出现在台上，与会者都为之一振，全场立即鸦雀无声，目不转睛贪婪地望着这位皮肤白哲，胸前饱满，风情万种的女郎。毫不例外都露出了惊叹的表情，难道这就叫做惊为天人？    三十秒过后，大家又开始低声谈论起来。占美医生让大家眼睛先来吃饱了一顿冰淇淋，然后开口说：“请大家猜猜这位女士今年贵庚？”    台下立即骚动起来，有人说十八、也有人说二十、有人说还未到成人的年龄......在座的两个日本人露出了色迷迷，眼眸里放射出淫秽的绿光，张大着嘴巴垂涎三尺，连胸口挂满了唾液都浑然不觉。    “你们都错了！他都已经年过半百的半老除娘一个。只是经过我施展了外科整容绝技，令她让她摇身一变成一朵出水芙蓉一样。连眼科医学上骗不到人的老花眼，我都把它矫正过来。”占美医生说到这里，身旁的美人还在不停地向大家一个劲地猛抛媚眼，还把双眼长长的眼睫毛眨动了两下，搔首弄姿一番，引得台下的狂蜂浪蝶情不自禁地吹起了几声响亮的口哨声，又是一阵骚动的杂音回响在会场上空。    “安静，安静，请大家安静。”占美医生继续说，“有人问我，收费多少？我的答案是，分文不取！”    “什么？分文不取？世界上竟有这样便宜的事？”     “不错，我没有拿过她一分一毫。”身旁的美人，微微地点了一下头，露出满意的笑容。占美医生接着说：“原因很简单，我原本有一个既漂亮又得体的老婆，我非常爱她。每次我和他上街，都赚来了一双又一双羡慕的眼光，街上的的行人都情不自禁地向她行起注目礼。因为回头率实在太高了，我骄傲地感觉到：我的事业成功，因而抱得美人归，我是唯一一个有资格傲视世界上所有男人的人。很可惜，正因为她实在太漂亮了，最后竟然给我戴上了一顶深绿色的大帽子！一气之下，我就想出了这条妙计：替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丈母娘作了一次全身的整容手术，让她变得像一个再世的维纳斯。自然她就成了我的情人，也就是大家眼前这位貌若天仙的女子。”    场上一下子爆发起热烈的掌声，都被这位神通广大的整容医生折服，更令大家连声叫绝的，还对他这一绝妙的报复手法佩服得五体投地。    三天的比赛过去，参赛的医生一个比一个出色，病例一个比一个精彩,令大会高潮迭起。第四天一早，会场外面早就聚集了一大批与会者，大家私底下谈论着心目中谁将夺得今年的最高奖项。与会者在会场外畅所欲言，真正做到了言者无罪的境界。虽然说言者无罪，但总难免有不同的意见。由于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关系，就由谈论而到了争论,再从争论升级到争吵，个个争得面红耳赤，有几个冲动派掌门人几乎动起手来......最后还是主席的铃声把大家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无休止的争吵声才渐渐平息下来。主席看见局面已经平静下来了，就宣布：“各位，今天是大会的最后一天，也是东道主--土耳其外科医生来为大家展示他的压轴好戏，我们一起来鼓掌欢迎阿卜杜拉医生！”    阿卜杜拉医生踏着稳健的步伐，一手拉着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男士走到台中央。因为主席宣布这是这次大会的“压轴戏”，所以大家都觉得有点奇怪，因为阿卜杜拉这个名不经传的名字，怎么能够代表土耳其国家里一大批名声显赫的大国手呢？究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大家按耐着性子，静静地等待着，看看这位阿卜杜拉医生究竟是龙还是虫！    阿卜杜拉医生把眼光从右到左把会场上的每一个人扫了一遍，然后郑重地宣布：“各位来宾、各位同业先进：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参加今年由我国主办的外科医生手术比赛。作为东道主的代表，我向各位介绍的外科手术就是，替这位资深的记者先生做‘割除扁桃腺的手术’”。    与会代表听到阿卜杜拉医生介绍的竟然是“割除扁桃腺手术”,都怀疑自己的听觉是否出了问题。接着就引来了一轮小声的咬耳朵声，咬耳朵的声音在会场里蔓延开来，当大家都确定的确是“割除扁桃腺手术”没有听错时，都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有几位竟然笑得前仰后翻，还有人连忙拿出手帕来猛擦自己眼中的泪水......会场一下子再次失控起来。    主席连忙按起台上的铃声，强忍着心中的笑声，叫到：“安静、安静、请大家保持安静。”    “各位，”阿卜杜拉医生看见大家都笑声随着主席的劝喻下慢慢降温后，才开口说，“我也知道，割除扁桃腺是外科手术中的一项微不足道、被称为‘小儿科’的手术，连医学院刚毕业的实习生都足可胜任。把这样的病例拿来在国际性的学术大会来宣读，未免会对大家产生了一种智慧上受到侮辱的感觉，但是......”这时，会场上又涌起了一阵骚动的声音，这次，大家都对阿卜杜拉医生的讲法点头称道。    阿卜杜拉医生耐着性子，喝了口水，继续说：“我用的是与众不同的方法来替他完成这项手术的。”场内又是一阵交头接耳的声音，大家都在猜测阿卜杜拉医生究竟用什么‘与众不同’的方法呢？“请听我把个案的来龙去脉向大家解释一下，”阿卜杜拉医生接着说，“在我们土耳其，有一条这样的规定：每逢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本国的记者不得随便开口发问！而我身边的这位大胡子先生，刚好就是我国著名敢讲真话、最受人尊敬的资深记者。因为每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他都会站在普罗大众的立场上提问题。他词锋辛辣，问题尖锐，思维逻辑清晰，往往令发言人绕进了他设下的问题圈套而不能自圆其说。新闻发言人对他简直恨之入骨，一见到他坐在记者席上，就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恐惧，沐沐地冒出一身冷汗。政府作出‘不许随便开口发问’的规定，目的就是冲着他而订立的。民不与官斗，‘大胡子记者’只有在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峰中，无奈地采取了三缄其口的策略。这对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的记者来说，内心实在痛苦非常。由于他长时间没有开口讲话，久而久之，由最初的思想迟钝，舌头不灵活，慢慢到了声带萎缩的地步，最后严重到连张口吃饭的功能都基本丧失掉。偏偏就在这时候，他扁桃腺发炎到了不能用药物控制的程度，只有采取开刀摘除这一办法。可是，问题来了，他连张开嘴巴的动作都做不了，怎么替他摘除扁桃腺呢？”    台下的医生们面面相觐，脸上都流露出爱莫能助的表情，只有耐心地等待着阿卜杜拉医生的答案。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了站在身边的“大胡子记者”身上，投出无限同情的眼光。阿卜杜拉医生接着说： “最后，我终于想到的解决的方法：就是从病人的肛门把手术刀一直伸到他的喉咙部位，再把扁桃腺成功地摘除掉！”    话声刚一落地，会场上每一个人，连坐在主席台上的评判们不约而同全体起立。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欢呼声和掌声响遍了会场内外......大会裁判团一致通过：今年世界外科医生手术比赛的总冠军，由代表土耳其的外科手术医生阿卜杜拉获得！！   五十年后的今天，像阿卜杜拉这样出色的外科手术医生，在不少国家俯拾皆是。不相信？等着瞧吧。         听说过艰苦年代偷渡香港的往事吗？      Davea       每每回忆起三十八年前那段日子，总感到心里隐隐作痛。当年为什么偷渡香港？那个年代确实是苦啊。在农村当知青，完全没有看见将来的前途，政策上都号召青年们扎根在农村一辈子。可是一天赚两三毛的困苦生活，真是非常难捱(熬）的啊！珠三角邻近香港，故此很多人偷渡到那边谋生。那个时代偷渡香港称为“较脚”或者叫“督卒”，这些都是当时广州青年口头惯说的“黑话”。    说的是公元1971年的深秋十月底，南粤大地还很热，秋虫长鸣。一个月黑星稀的夜晚，我和我的好朋友阿邦各带上一些炒米以及每人一个军用水壶，离开了灯火暗淡的广州城。一路急行军，整个晚上走了约八十公里路程。天刚微明，我们来到了东莞一个黑树林，在一间破旧的茅棚躲起来，等待第二天晚上再次赶路。我们在蕉林的水沟滔满军用水壶，匆匆吃过带在身上的炒米作为早饭，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好不容易挨到天黑，我们看了指南针，按照地图的方向，再次往保安方向一路急行军。有时候在路上看见前方有人或者民兵巡逻，就往路边的水沟或者灌木丛钻进去。有一次躲避民兵的时候，我们伏在路边的一小灌木林里，阿邦竟然打死了一条很长的毒蛇。他将打死的蛇包好，他说，找个地方将蛇烧了吃。当然我们是很喜欢吃蛇的，特别是“饭铲头”一类的的毒蛇，用来红烧或者炖汤味道非常鲜美。可惜，在荒郊野岭是找不到什么佐料的。后来，这条蛇在一个荒废的破屋子里被我们剥皮烧了吃掉，今天想起来还觉得烧毒蛇的味道是不错的。    急行军三天后，我们到了保安边界的一个边防哨所旁边，很不幸被一只大狼狗发现，我还给那只凶猛的畜牲咬了一口，第一次的“较脚”偷渡竟然这样失败了。边防军将我们抓了回去，坐了十多天的牢房，给押了回去了。当然，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们还打算再次偷渡的，日后再说吧。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怀念着我的好朋友阿邦，真的替他不值啊。阿邦是一个多聪明的人！父母都曾经是华南工学院的教授；而他是广州华南师范学院附中毕业的高材生，他的英文很了得，物理、数学、化学等学科无不精通。可惜那个时候上不了大学，要不，阿邦将来肯定是一名出色的科学家。较脚失败之后不久，我们又实行第二次行动，这次我们选择东面偷渡的战略。据说东面边防军人数不多，都是以山路为主，山上有不少的毒蛇猛兽。但是这些算得了什么呢，那个时代，年轻人胆子大，经历丰富。而且我们都曾经在文革时代进行过长征串联，还有什么苦不能吃呢！据说到了大鹏湾之后还要游泳一段不短的海路，这条路线特点是比较安全，成功率高。    在出发前一个月，我们在东江进行了高强度的游泳锻炼，以增强我们的体质。当然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大家都看出我们又要实行再次较脚了，要不天天下水游泳干嘛呀！可是我们也怕不了这么多了，“不自由，毋宁死嘛”！有一个农民子弟也跟着我们天天游泳，我知道他也有较脚的念头。我对他说：“阿宝，你是不是也想较脚啊？”他说：“是的，生活太苦了，游过去香港全家也有一条活路啊。”我说：“这次我们走大鹏湾，这条路是很艰苦的。”他说：“没问题，你们能走我也能走。”我们各自准备好了所有的必需品再次出发。    我们这次从广汕路走，果然这条路没有碰见民兵。走了几天崎岖不平的山路，爬山涉水，历经了整整一个星期的千辛万苦。我们终于抵达了大鹏湾的海边，这是一片荒无人烟之地，只见大海茫茫波涛汹涌啊！但只要看见对面香港一片灯火通明，我们三个人兴奋极了。就在海边吃了最后一顿“饭”，扔掉所有的东西，一起跳进海里，奋力向灯火通明的方向游去。远方的香港方向，渐渐地树木、房屋已经历历在目！    不远处，一阵巨大的水声，接着听见阿邦大叫一声。我顺着水声和喊叫声望过去，黑沉沉的大海中只听到阿邦大叫：“这里有鲨鱼，我被他咬了一口，你们赶快游，别管我了！”一阵恐怖的搏斗声音过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阿邦的叫喊声音了。我感到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我大声地呼喊着阿邦的名字，心里充满了恐惧与悲伤，不由自主地尽力往回游，回到大陆那边的海岸。看着阿宝的身影随着水流的方向，慢慢向香港的方向溜过去。我大声地哭着：阿邦死了！阿邦被沙鱼吃掉了！阿邦的母亲将来怎么办啊？！去年她的爸爸才刚去世，剩下母亲一人，很凄凉啊。我怎么能面对好朋友的的母亲呢？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总有几个小时吧！一直到我疲倦得昏昏睡去；天亮了，巡逻的民兵在沙滩上看见了我，他们没有抓我，还劝说道：“回去吧，这个地方很多鲨鱼，香港也不一定是好地方。这片海啊，鲨鱼可多呢，海里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呢！”    带着阿邦丢在海边的遗物，我往回家的路上走去。我一边走一边心里想：以后再也不去香港了，我要回去孝顺阿邦的母亲，以后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要照顾她一辈子。过了很久，阿宝终于来信了，说那天他的脚也被鲨鱼碰了一下，他立刻停在海上，一动不动，等鲨鱼游开了，才幸运地逃过一劫。日后，他在香港的一个工地找到一份工作，经常寄点钱回家。八十年代以后，阿宝才敢回来，并且回到家乡娶了个老婆。他一直做地盆工作，文化不高，也只能在地盆做工，收入还算不错。后来，他老婆也申请到香港和他团聚，并住进了香港的“公屋”（香港政府专门为低收入人士建造的公共房屋，好让广大的低收入者有个遮风蔽雨的地方）日子过得还好。    阿邦被鲨鱼咬死了，成为了鲨鱼腹中的食物，是我心里永远难以接受的伤痛。回来以后，没有人知道我又一次失败的偷渡，其实我这次完全可以成功较脚到香港的，只要我跟上阿宝，再游二、三十分钟就能登陆香港了。可是我选择了回游，我不能抛下阿邦自己却登上了香港地。回到广州的家，我没有对父母说起这次惊险的经历，也不敢立刻到阿邦家里看望他的母亲，我想等到心里再平静些，我一定要看望他的母亲。我想好了，带上我们读书时候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看望他老人家。我要做他的儿子！    就在出事的那年稍后一点时间。一位下乡到东莞插队的高中同学来找我，说过几天会有一条小船可以带几个人去香港，问我去不去。我说，我永远也不会去香港了，并且告诉了他，我和阿邦在大鹏湾较脚渡海時的恐怖经历。我说，林彪这样的大官都已经死了，中国不会继续乱下去的，将来我们国家会强大起来的，我要继续等下去，一直等到祖国真正拨乱反正那一天！    后来沙步大队群众传出谣言，说我又一次较脚去香港，失败了又被抓了回来，在大队的批斗会上，我和一大群地主富农、牛鬼蛇神被拉上舞台批斗。我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写着“偷渡分子XXX”。从此，我被人改了一个花名（绰号）：“较脚佬”；治保主任叫“沙尘广”（在广东，喜欢显摆的人都被人叫做“沙尘X”），一个瘦小猥琐的老头。据说他是从一个小村庄提拔上来的，前几任的治保主任都是我们这个大村子鹿步人出任的，但是，都莫名其妙地死去：有投井的死的，有生癌症死的，也有翻船被江水淹死的......从此再没有人愿意做这个职务。换而言之，这是一个伤天害理的职位！批斗会上我被沙尘广猛踢了好几脚，还给他用尖棒子戳了我的屁股几下。这个家伙这够黑心的！从此，我每天下工就找过去读过的书来看，看中外小说，还有以前学的数理化课本，所有读过的课本，都被我重新仔细地一看再看。我深信，知识肯定是有用的，说不定哪一天能够用得上。日后我也许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我也许能够飞黄腾达，这样我就能够赚很多的金钱，我要供养我的好朋友阿邦的母亲，让她老人家安度晚年。    几年以后，我有幸回城了，而且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当然，我经常看望阿邦的母亲，并且委托在香港的朋友冒充阿邦寄钱回来给她，一直孝敬他老人家直到天年。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的国家也日渐强大起来了。而我们渐渐都老了，也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了！                                  原载《华声论坛》      一段不应该忘记的历史             佚名       光阴似箭，香港回归一转眼就过去了十年，在十年里这颗东方明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为重要的是内地人往来自由化。看到内地游客在紫荆广场留影，尖沙嘴购物，海洋公园观光。不禁回忆起三十年前与我同龄人都耳闻目睹的逃港狂潮，尽管岁月催人是时间对他淡忘不少，确实至今仍无法统计有多少年轻人用鲜血和生命撰写的真实。谨此记录下来献给那些不幸倒毙在深山，溺死在大海里的孤魂野鬼们。 从自由来往到严格控制    1949年十月底，最后一批国民党军残兵败将逃到新界地区，被港英当局强制缴械后安置在渺无人烟的调景岭不久，五星红旗插上了罗湖桥头，人民解放军接管了中英边防。    当时内地与香港的生活水平相差无几，不少香港和华侨青年响应祖国号召，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跨过罗湖桥，参军，入学，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热潮中。这是中港边界最平静时期，内地人士只要到派出所申请一张往港通行证，就可以直接到香港探访亲友，完全不存在在偷渡这一概念。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大陆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经济建设停滞不前；而同一时期香港的经济飞速发展，两地生活水平差距逐渐拉大。向往香港物质生活的人，乘边境管理不严，就想方设法逃到香港。加上历次政治运动受迫害的人和一些回国参加建设的人，因为有海外关系，在学习与工作等各方面都受到歧视。满腔热血化成一盆冰水泼到头上，于是再次申请出境，借此机会滞留在香港不归。这在国际形象上给中国大陆造成恶劣的影响，也成为敌对势力攻击其社会制度的口实。有鉴于此，大陆当局在50年代后半，开始严格控制住来香港。边防区域也从边界扩展到宝安县（现深圳市）全境，及东莞樟木头，惠州市的东江南岸一带。凡进入上述地区者都必须先要向公安机关申请边防通行证，同时在各交通要道设卡严查。    当时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官方视为“叛国投敌罪”。抓到后会处以重刑，成功者的家属则会受到牵连。即使用离婚来与当事人划清界线，其本人和子女的政治前途仍是一片漆黑。然而，逃港者在安定之后，给大陆亲戚寄来花花绿绿的港钞和回乡探亲带回的小礼品，都让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大陆民众羡慕不已，更加勾起了他们铤而走险的欲望。其時，正逢中英对立的“冷战”时期，香港经济起飞又缺乏大量劳力。因此港英当局对逃港难民一律低调处理。采取了宽容政策，给与偷渡者合法身份。这一措施，促使逃港风潮像滚雪球一样影响越来越大，令广东当局大为头痛。 大赦三天，香港净增十万人    60年代初的施政和自然灾害，引发了波及全国的大饥馑。广东地区饥民听信谣言，数十万人涌向边防地区，当局动用边防军与一切警力，尽力驱赶不散。逃港者许多滞留在深山野岭之中等待机会，大批难民饥寒交迫，不断有人病倒、摔伤以致饿毙......当时的省委负责人陶铸听到汇报，赶往现场，看到这幅哀鸿遍野，惨不忍睹之景象，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叹了口气说：“放他们一条生路吧。”结果边境大开三天，饥民们争先恐后涌过罗湖。三天之内香港人口净增十万。事后据当事者回忆：人们听到开关的消息，精神为之一振,拖着饥饿的躯体但信心却增添了百倍，不知体力从何而来,一家大小拖男带女,扶老携幼,受尽折磨的饥馑人流将罗湖桥剂得水泄不通；性急的人纷纷跳入深圳河，淌过对岸......宝安县的一些村庄，除了老弱病残，连村干部也跑得一个不剩。    边关打开三天之后，又恢复原样，后到者只能望关兴叹。这就是广东民众有口皆碑的“大赦三天”，陶铸也因此而得到广东的民心。    文革期间，一些饱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也加入到偷渡的行列，著名的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铤而走险乘船逃离大陆，到达香港。67年一月十九日全港报纸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几天以后，马思聪秘密转赴美国。不久一场以广州知青为主，长达十年的逃港浪潮渐渐拉开了序幕。    “日光高照的广阔原野，田里的蚂蟥吸尽了知青的血汗......在他乡无法见到亲人面，就会想起较脚（偷渡的俗称）的前途路，‘较脚’靠知青，做知青要尽努力学游泳。”这是70年代流行于广州青年中的一首时代曲。文革浩劫带来的人民物质，精神贫困到了极点。而饱受愚弄又被发配到穷乡僻壤的知识青年更是雪上加霜，不堪忍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对将来的绝望，更坚定了他们到香港去开辟新天地的决心。    当时国内外形势已发生显著变化，由于偷渡人太多，当局所定之“叛国投敌罪”结论已经站不住脚，悄悄地改变了叫法，称为“非法探亲”，处罚也减轻了不少；而港英当局经过67年的“香港暴动”，也对大陆逃港人士产生了恐惧心理。与此同时，香港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经已呈饱和状态，与日俱增的难民给社会和治安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故一改初衷，加强了边境巡逻，积极协助中方堵截入境分子。一经抓获立即遣返，而对进入市区的漏网之鱼，仍按以前之待遇不变。这就是港英当局采取的所谓“抵垒政策”。    笔者二十多年前曾经到边境线看过，三米多高的带刺铁丝网沿着起伏的丘陵绵延不断，一到晚上的水银白炽灯全部点亮，照得四周如同白昼，靠近警戒线侧的山坡树木全被砍掉，人一接近就无法藏身。比起冷战时期分割东西方的“柏林围墙”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扑网”到“钻火笼”    正规渠道被堵死，人们只好通过非法手段来达到目的。有钱的用金钱收买渔民，让渔船夹带到港；对没钱的大多数偷渡者只好先来到不需要边防证就可以抵达的地域，备好几天的干粮和食水后，趁黑夜混入边防禁区，用指南针确定方向。（当时指南针和珠三角地图属于违禁品，在商店是买不到的），为了避人耳目，只能在山野之间夜行晓宿，有的半路体力不支生病倒下；有的不慎失足跌落深渊；大部分被搜索队发现逮捕返戒。军警在发现偷渡者后，先喊话叫停，然后向天开枪，还不停脚则放出“大猫”（军犬）......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闯到网前的幸运儿，或剪开铁丝网钻过去，或干脆冒着被扎得浑身血淋淋而攀爬过去。只要到达香港地界，就已经成功在望了。这种方式俗称“扑网”。    面对日益戒备森严的陆地边界，偷渡者只有改变了逃港方式，来个东（大鹏湾），西（蛇口）两线水路齐头并进。水路不如陆路那么严，而且也容易到达香港市区。但更加充满危险和变数，偷渡者按前述方法混到下水地点后，将随身带来的救生圈（多数为汽车或单车内胎、足球胆......这些也列入市面上禁售的物品）打足气。朝着灯火辉煌的方向跃进茫茫大海。很多人既不懂潮汐规律，来时体力消耗已经很大，不少在半路上体力不支溺毙，有的被潮水推向外海喂了鲨鱼。还有的奋斗了整个晚上好不容易靠上岸，正在欢喜若狂之际，突然一支黑洞洞的枪口指着脑袋，原来叫海潮开了个玩笑，被冲回了中方海岸。    当时港报常有“某某海面发现肢体残缺尸体，疑为大陆逃港人士......”等消息。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悲壮的故事：知青阿强不甘心在农村埋没自己的青春，倒流回城。偷渡数次又都不成功，迷茫之际，与中学生阿玲一见倾心，堕入爱河，遭阿玲父母反对，两人决定一起出逃。历尽千辛到了海边，由于只有一个轮胎，阿强就把轮胎套在阿玲身上，自己用绳子牵住轮胎一起游。不料途中突然刮起大风，海浪排山倒海时地打将过来，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抵抗着，一面看着巨浪。然而轮胎承受不起两人的重量，即将往下沉。阿玲吻了一下阿强，平静地说：“强哥，让我们死就一起死吧。”体力已经不支的阿强突然像疯了一样，说：“不！要死就让我死好了。”说完，毅然扯断了系在轮胎上的绳子，就在此时，一个巨浪猛扑过来，将两人冲散。黑沉沉的大海响彻着“阿强，阿强......”的呼喊声，但再也听不到阿强的回应了。阿玲强忍着悲痛继续与风浪搏斗，终于被香港渔民救起，捡回了一条命。在港期间阿强的身影无时无刻不浮现在阿玲的脑海里。阿玲终于熬到取得香港的身份证后，偷偷返回大陆，等四下无人之时赶到下水地点，烧香磕头，躲起来大哭了三天三夜，立誓终身不嫁......偷渡者如果没有视死如归的勇气和吉人天相的运气，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到了70年代中期，偷渡者又开辟了一条更直接了当的渠道---扒上运送物资到香港的火车，名曰“钻火笼”。深夜藏身于是郊外流化湖货运站附近，看到南下火车飞身跳上去，撬开车顶的通风口钻入厢内。等火车到了港方车站后，下车向香港警方投降。不久这招也被发觉，近郊车站严加戒备，只见到一片如临大敌之势，扒车者只能逐渐北上，甚至进入湖南境内。这种方式有很大的盲目性，有时扒车扒反了方向，被带到更遥远的地方。而抓不住车厢掉下来摔伤致残甚至被碾毙的也时有所闻。    成功者毕竟是少数，多数被逮住或虽已到港方，但在新界的郊外逗留徘徊时就被香港警方发现而遭遣返，被押送至各地的收容所，劳教几个月通知单位或家属来领人。后来人实在太多了，收容所无时不刻成了人满之患。想当年人们熟知的“沙家浜”（广州市沙河收容所的戏称）每天出入上百人，全是20岁上下不要命的知青，其中不少还是七、八“板”（次）的惯犯。当局也拿他没有办法，关上几天，剃个光头就放人了事。    广东省当局也曾竭尽全力来阻止这一偷渡潮，每次政治运动来到，都比别的地方多一项“严厉打击偷渡外逃”的环节。请一些去了香港，但生活不下去又返回大陆的所谓“典型”，到各知青点、学校作报告，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控诉香港只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可是在生活物资匮缺，连蔬菜都要凭证供应；一个月只能吃三五两猪肉的现实面前，其效果可想而知。更可笑的：一位知青（绰号'废柴'）到了香港，实在熬不住了，自动跑到罗湖边防站表名身份，表示“自动回归祖国”，不再偷渡了。边防军官竟然对他说：“你以为这里是旅店吖，说进就进，说出就出？我就是不让你进！”废柴回到香港已经身无分文，哭丧着脸对编者诉说这一痛苦的经过，“......能不能够给我十元八块，让我吃一顿饭吧？我实在饿得不行了。”    这股经久不息的偷渡潮，成为了中港两方都难以解开的死结。一直持续到79年，港英当局终于作出决定：终止“抵垒政策”。凡进入香港地区者，无论身在何处一经发现，立即遣返。除加强边境巡逻外，在市区警察也随时抽查身份证，没有身份证的，一律逮捕，彻底断绝了偷渡者对“大赦”的幻想。加上国内打倒了“四人帮”后，开始走上经济建设的正轨，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知青也可以返回城市，公民出国限制逐渐放宽，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偷渡潮终于平息下来。尽管有蛇头介入的偷渡一直延续至今，已与当年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了。 过后的反思    三十年过去了，在香港我见到过不少过去的知青朋友，其中一些人经过努力奋斗，在事业上已有所成就，谈到过去，他们都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当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同时又流露出对那块度过自己的青春，撒过自己血汗的土地真挚的怀念，总想为她做些什么。    钟志辉，我高中的同学，7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最贫困的粤西山区，76年逃港，现经营一家地产开发公司，一次聚会谈起往事，他说：“90年我到以前插队的地方考察环境，没想到接待我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正是当年的生产队长。当年回因为太想吃肉，偷了村里一只老母鸡，被他发现，骂得我狗血淋头，我年少气盛与他打了起来，他扬言说：你就死了这条心，一世蹲在这里好了，别指望我会放你回城！我一气之下跑回广州，不久就南下了......他也认出我来了。主任大人对我说：钟总，你不就是当年辉仔吗？到下边发达晒啦，可别忘了关照我们这些穷乡亲啊。一路上对我阿谀奉承，提出的条件也千依百顺。结果我在那里开发了几块地，他也老了不少油水，官也越做越大。这些人嘛，天生就是那么势利，说好听一点就是实际。”    他接着说道：“不应匆忙给偷渡下一个‘对还是错’的结论，更不要把它扯到政治方面上纲上线。什么”叛国投敌“”反共义士“等等都是扯淡，我们那时才20左右，头脑没有那么复杂，只知道在香港能凭自己的双手挣更多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已......”    是啊，从三十年前的逃港到如今的“密入国”无不见证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个自然法则。然而这个自然法则常会与现实社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因此追求“更高”必定要付出牺牲，付出代价。但我总觉得不知为什么我们的同胞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总要比其他民族付出更惨重的代价。但愿在本世纪中“偷渡”这一动词至少在汉语里变成过去式。     注：本文是由朋友从网上转送过来，既没有标题，也没有作者的姓名或者笔名。大标题是本人加上去的。在编撰时对原文略有增减，敬请原作者原谅。文章最后一段的“密入国”是什么意思，编者也弄不明白，希望知情者能够指教。谨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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