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斯：爲埃及民主化努力過的人

Posted by heqinglian on 二月 11, 2011

2月7日，美國前國務卿康多莉莎.赖斯（Condoleezza Rice）在舊金山的Moscone中心發表演讲。針對埃及目前的局势，她指出，埃及社會目前的動荡正是專制造成的，“如果没有民主，民衆無法以和平的方式来替換政府。這對極權專制者也是不幸的。民衆的恐懼是支撐極權專制者掌權的因素；但当民衆突然不再恐懼时，對極權專制者就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时刻”。她还强調，美國必須對外輸出民主。

由赖斯女士来讲這個題目，真是再合適不過。這不僅是由于她曾具有的政治身份（美國前國務卿）與專业身份（斯坦福大學政治學教授），还在于她在美國國務卿任上时，曾爲推進發展中國家的民主事业做過不懈的努力。

赖斯成長之时，經曆了美國的民權运動；曾長期研究蘇聯政治，深知極權政治的黑暗與弊端。她一直認爲，在促進人權進步方面，各類政權的性质比權力的國際間分配更爲重要。2005年赖斯任美國國務卿之後，就表示要利用對话方式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民主。

2005年1月18日，作爲候任國務卿赖斯在參議院外委會聽證會上的讲话，爲她未来四年的外交政策勾畫了一幅清晰的蓝图。這次讲话中出現的一個新詞彙——暴政前哨國（或譯“專制前沿國”）激怒了全世界大大小小的獨裁者。被赖斯列入暴政前哨國的共有六個國家：古巴、緬甸、朝鲜、伊朗、白俄羅斯和津巴布韋。盡管這次讲话並未將中國列入其中，北京却有如芒刺在背，中國媒體曾以“赖斯外交標新立異的新詞彙：‘暴政前哨國’”爲題，大加嘲諷。

赖斯在任期內將促進民主化的重點放在非洲與中東地區。埃及是美國政府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盟友，無論是軍事技術还是經濟上都獲得美國大量援助。赖斯很有远見地敦促埃及做過一些重要的制度變革。当时，美國認爲埃及政府有三方面亟需改善：一，薩達特總统于1981年被穆斯林兄弟會刺杀身亡，穆巴拉克繼任總统後宣布实行緊急状態法，美國希望穆巴拉克廢除這條法令。第二，穆巴拉克前四次当選總统都是“一個人的游戏”，先由埃及議會先提名和通過候選人，再由全體公民投票選舉總统，每次都是穆巴拉克作爲唯一候選人高票当選。美國認爲這種選舉是有名無实的不公平竞爭。第三，埃及反對派明天党（以青年知识分子爲主體）的領導人艾曼尼·努爾因在政党登記過程中被穆氏以欺詐罪投入監獄，时論認爲這是77歲的穆巴拉克總统爲了排斥40歲的努爾而對後者实施的栽贓陷害。爲了施加压力，2005年春，美國國務卿赖斯在對中東進行穿梭訪问时，以努爾被拘爲由，臨时取消了原定對埃及的訪问。

面對美國的压力，埃及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回應。總统穆巴拉克被迫提出修改埃及憲法中有關總统選舉方式的條款，允許通過公民直接投票的方式在多名候選人中選出總统。結束了總统選舉淪爲一個人的游戏這一局面。這次修憲被認爲是埃及政治改革邁出的重要—步。埃及警方被迫釋放努爾，当年埃及曆史上有了第一次共有十位候選人竞選的總统選舉。

在國務卿任期內，赖斯还將“跨國關系－國內政治”分析模式用之于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民主進程。這一模式認爲，西方的民主理念要滲透到第三世界國家，首先要促使這些國家由“强國家-弱社會”向“弱國家-强社會”的模式過渡。其次是建構並發揮沟通行爲體的作用，所谓“行爲沟通體”是指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移民等。這一理論認爲，只要這這些沟通體可以自由進入一國的內部政治經濟體系，就有可能使國內決策權威分散化直至被分享，從而産生重大影響。第三就是國際力量被內部化的過程，即外部規范的合法性在國內政界得到理解和支持，並逐步上升到立法層次的議程中。出于這點考慮，美國不僅支持埃及發展各類NGO，还將曾參加過埃及立法機構工作的努爾和他所領導的明天党視爲很好的沟通行爲體，希望通過上述措施改善埃及的國家主導型國內結構。

赖斯还發揮她作爲學者兼政治家的优势，試图通過演讲等方式影響埃及的青年人。2005年6月19日，赖斯在開羅的一所大學演讲。她並不諱言美國外交政策的缺點，“民主是每個民族的理想之路，……我的國家——美國，60年来以犧牲民主的代價在這個地區追求稳定，但結果是，我們既失去了民主，也没有贏得稳定。……現在，我們下決心支持這個地區所有向往民主的人們。現在已經到了放棄任何借口的时候了，所有的借口都只是爲了逃避建設民主的艱苦工作。”這場演讲让非洲的獨裁者們很不高兴，曾被中國新華社譏諷爲“没有掌聲”的演讲。

現在，埃及人民反對穆巴拉克獨裁的革命，让赖斯看到美國與她多年爲促進埃及民主化所付出的努力终于開花結果。我也堅信，發展中國家人民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前途，正象2月7日赖斯演讲的主題一樣，Bright Future Ahead.

埃及的革命

魏京生

埃及人民聚集在他們的天安門廣場半個多月了。形势發展很快，獨裁者穆巴拉克只好下台了。穆巴拉克是埃及獨立後执政时間最長的獨裁者。前邊几位都死于暗杀和軍事政變。他能夠堅持這么長时間，是因爲他很善于运用美國需要以色列這個重要因素，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之間玩平衡。一旦失去了美國這個平衡因素，他只能下台。

埃及的局势從此就天氣晴朗，風平浪静了嗎？还不能就這么樂觀。穆巴拉克安排了他的親信接班，美國在以色列的影響下不支持埃及人民起義，希望由穆巴拉克的接班人繼續一個没有穆巴拉克的獨裁政府。更重要的是在美國犹太人势力的影響下，以色列的安全被置于埃及人民的利益之上。而埃及的反政府势力中最强大的是穆斯林兄弟會等宗教团體。這就難免使人聯想到伊朗的伊斯兰革命。那場革命創造了一個让全世界头疼的宗教極端政權。

現在的局势有點騎虎難下的味道。按道理應該支持人民追求民主的革命，何況革命已經不是將来的事，而是正在進行中。但是如果革命帶来的是比軍事獨裁更坏的結果，是否还要支持這場革命呢？這是擺在西方大國，特別是美國面前的重大課題，而且还是必須立即作出選擇的難題。這就是奧巴馬政府半個多月来政策搖擺的主要原因。

反對埃及人民的革命是不可能的選擇。不要说埃及人民不會接受，就是美國人民也不會接受。這是美國政治家必須考慮的基本條件。不能明着反對，就找一個折衷的方案，這就是半個多月来奧巴馬政府政策搖擺試图寻找的方案。在他們和以色列看来，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政府，是最保險的選擇。实際情況真的是這樣嗎？我們可以試着推演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了强大的美國支持，就可以獲得一個以色列需要的安全的埃及政府。

從以色列人的角度看问題，他們會覺得一個脆弱的阿拉伯政府不得不依靠美國和西方的支持，就不得不保障以色列的安全。這是過去半個世紀以来的規律，是西方支持阿拉伯獨裁政權的根本原因，也是穆斯林專制政權的生存之道。但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打破了這個規律。不但美國保不住伊朗的國王，而且産生了一個極端反美的宗教政權，在很長时間裏成爲專門給美國和它的盟友找麻烦的敵人。

爲什么會這樣呢？因爲在一個專制政權被它的人民抛棄的时候，至少有两種選擇：走向民主或者走向新的專制。西方的民主有個基本的缺陷，就是短期行爲。一般不太關注長远的目標，所以也就没有培植那個國家的民主势力。而宗教既有社會文化心理方面的傳统优势，又有充足的资金，所以就成爲革命後有條件摘桃子的最可能的選擇。

這次埃及的革命又出現了同樣的问題。革命是一些非宗教的年輕人發動的，引起革命的原因也是民主而不是宗教革命。但是在革命中最有組織能力的，却是宗教色彩極其濃厚的穆斯林兄弟會。看上去又要走向伊朗的道路了。所以選擇了半個多月，只好選擇走回头路，繼續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政權。

埃及人民反對的是穆巴拉克個人嗎？是，也不是。他們反對的是穆巴拉克的獨裁政權。他們可以接受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政權嗎？当然不能。在美國的支持下拥有軍隊的新的獨裁者可能會稳定一段时間。待到人們重新集結起来之後，就像伊朗那樣，美國也保護不了遭到人們抛棄的獨裁政府。和平的革命不能成功，暴力的革命就很難避免了。人民的愿望是很難阻挡的。即使没有民主，人們也不愿意忍受獨裁專制的统治。欧洲人和美國人自己不就是這樣革命過来的嗎？

所以奧巴馬政府公開宣布的目標，不是一個長期稳定的穆巴拉克式的政府，而是一個向民主過渡的政府。遗憾的是，這很可能是一個没辦法实現的目標。问題就出在新的獨裁者不一定會按照美國人的愿望僅僅成爲一個過渡的桥。一旦掌權，他們就會舍不得放棄当獨裁者的機會。他們有充足的时間寻找新的支持者；這個世界上不是只有美國人和以色列可以支持獨裁者。而美國人民和犹太人民也不那么喜欢獨裁者。当一個政府違背它自己的價值目標的时候，就會出現這種力不從心的局面。

奧巴馬政府的這個錯誤的決策，給了中共一個極好的機會插手中東和阿拉伯事務。中共一旦插手中東事務，將給世界帶来什么後果是可以預料的。過去，中共没有足夠的实力，只能浅嘗辄止。但現在的中共有錢有枪，而且即將得到西方最先進的武器技術。它早已是今非昔比，鳥枪換炮了。可以預計世界將進入一個新的不稳定甚至倒退的时代。二次大战後的民主潮流，將因爲西方人短視的政策而進入最困難的时期。

從裏根时代的民主高潮期到現在，不過二十多年的时間，就已經滑坡滑到現在的局面。從經濟到政治，西方正在全面的倒退。這裏邊的教训值得我們中國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