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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组织化埃及革命所有,六四运动所无 /《炎黄春秋》再次吹响政改号角
發佈時間: 2/14/2011 3:04:24 AM 被閲覽數: 153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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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组织化埃及革命所有,六四运动所无

 

 

分享家 阿波罗新闻网2011-02-14讯】   

最近有好几篇文章将埃及革命与中国1989年的“六四”运动相比,这些比较当然很有意义,但我觉得这些文章遗漏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两场运动的组织化程度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六四运动纯粹出于自发,而埃及革命则是经过长期精心组织准备的。如果不比较这一点,也许就会遗漏了总结埃及革命的最重要经验。当然我也知道,人们回避总结这点,可能是出于一种潜意识,因为在中国执政当局的宣传用语中,任何组织活动都被严重污名化,运动背后的组织者被诬称为“黑手”,组织化行动则被称之为“阴谋”。

我觉得国内学者应该考虑引进研究社会运动理论与集体行动理论,这是中国急需之学。

一、埃及革命的推手浮出水面

对埃及革命是否有组织以及组织者是谁,最开始莫衷一是。埃及革命运动伊始,西方一些媒体对于这场运动的报道都将重点放在规模、口号及广场狂欢上,对于组织者是谁并不清楚——最开始,西方媒体报道说是20余个主要成员为80后青年的组织;继而是BBC记者所作的猜测,认为可能是穆斯林兄弟会;再后来,一些中东专家根据他们对埃及的长期观察经验认为,在埃及只有穆斯林兄弟会才有能力组织这么一场规模浩大的集体抗议。由于穆斯林兄弟会刻意隐身,最初在政府表态愿意与反对派代表晤谈时,竟有一段时间找不到谈判对手,直到推举前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IAEA)署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代表反抗者谈判时,穆斯林兄弟会才现了真身。在声势浩大的2月4日大游行后,副总统苏莱曼邀约各种反对力量谈判时,我注意到最开始穆斯林兄弟会曾拒绝参加。最后到2月7日埃及政府与反对派开始协商谈判,邀约的组织除了穆斯林兄弟会、自由派的宪政党(Wafd)和左倾的全国进步工会党(Tagammu)之外,还有民主派青年团体委员会的成员,以及无党派政治人物与商人。一度被视为可能的总统候选人的巴拉迪却未获邀约。

这一情节很值得琢磨。因为苏莱曼曾做过18年情报局长,以他所掌握的资讯,当然非常清楚在反对派当中谁才是这场革命的真正推手,这是他选择谈判对手的前提条件。如同美英等国的中东专家所言,巴拉迪虽有声望,却对埃及社会并无实际的影响力。成立于1928年的穆斯林兄弟会组织严密,经营有方,拥有许多产业,经济实力雄厚,因长期从事慈善事业,在埃及底层社会及阿拉伯世界拥有很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活动是反映埃及世俗与宗教,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矛盾斗争的晴雨表。虽然长期以来被查禁,但却是埃及组织最严密、也拥有实际影响力的最大反对团体。这一组织从成立以来与埃及历届政权经历多次分分合合。这次同意参与和穆巴拉克政权的会谈,是国家与这个违禁团体之间关系的转折点。

二、埃及社会为何会有民间组织活动的空间

这些组织成为埃及政府的谈判对手,当然不是依靠广场政治一战而起。埃及穆巴拉克虽然独裁,但由于近代以来埃及社会的持续开放,及其奉行的亲美路线,其政治体制属于开明专制。所谓开明专制与中国这种黑暗专制主要的不同点,就是埃及有允许民众自组织化的空间与可能,中国则几乎完全没有。

自1979年《戴维营协议》签订后,埃及成为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重要盟国,美国每年都向埃及提供近2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在美国政府的外援榜上,埃及仅次于以色列排名第二,也因此,美国可以在政治上直接对埃及施加影响。在小布什任内,政治学者赖斯成为国务卿。这位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比较喜欢用理论来规范美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模式”一度走红。这一政治分析模式有两大主要特点:一是将国内结构分为“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主导型和“弱国家-强社会”的社会主导型。在前一种结构中,西方势力会遇到抵抗,而在后一种结构中,公民社会比较容易发育。二是努力构建沟通行为体,意即:西方观念若要想在第三世界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就需要有作为中介的沟通行为体。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将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甚至移民都划入了可能的沟通行为体范畴,认为只要它们可以自由进入一国的内部政治经济体系,就可以使国内决策权威出现分散及被分享,从而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个理论构想下,美国希望通过各种NGO的活动,使埃及逐渐改变为弱国家-强社会模式。因此,民间组织有一定发展空间。 目前埃及共有各类非政府组织2万个左右,包括全国性非政府组织(NGOs registered at the Central Department)、地方性非政府组织(NGOs registered at the Governorates)、基金会(Foundations)、联合会(Federations),涉及经济、卫生、教育、文化、家庭、妇女、人道主义援助等多个领域。此外,一些重要组织,如全国人权委员会、全国妇女委员会等,虽然为半官方组织,但其活动范围广,影响大,与国际社会的对接比中国要好。各类行业工会较中国的官方色彩淡一些。尽管政府对外国NGO的注册管理非常严格,但并不像中国那样将外国NGO视之为西方势力的颠覆工具,其活动空间比在中国要大得多。

最重要的是,在2005年的总统大选之前,穆巴拉克在美国的压力下,提出对埃及宪法中有关总统选举方式的条款进行修改,允许通过公民直接投票的方式在多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这次修宪被认为是埃及政治改革迈出的重要—步,从此,总统选举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游戏”,允许有挑战者出现。议会选举也同样遵循一定形式,虽然绝大多数议席由穆氏所在的民族民主党控制,但也还有十余个反对党能够获得少数议席。埃及反对党派在选举进行中能够不断投诉存在舞弊行为,以及在监督投票时进行干预。这些政治平台的搭建,为反对派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空间,而facebook的出现则为80后的青年在虚拟空间提供了组织平台。所有这些,都使得埃及能够从“广场政治”向“圆桌政治”出发,开始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弱国家-强社会”的转型。

余论

观诸中外历史,任何的集体行动要想获得成功,都需要经过组织化过程的前期准备。运动规模越大,运动目标越高,对组织的几个要素,如组织结构、组织成员素质、领袖的整合能力,以及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的要求越高。1989年中国的六四事件发生之前,中国只有过80年代启蒙的思想准备,根本就没有任何组织化过程的准备。所谓学生运动其实也只是因为学生集中居住在校园、凭着一腔热情而展开的集体行动。这种集体行动既无任何初级的组织准备,也无明确的政治目标,所谓学生领袖基本上产生于广场运动之中。参与是次运动的知识分子凭的也是良知,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临时聚合能够达到当时那种规模与水平,已经非常难能可贵。

埃及要向弱国家-强社会转型,还得经过若干轮广场政治与圆桌政治的淘洗。与埃及的民间政治相比,中国还未真正开始。不管埃及反对力量与政府之间的博弈结果是否理想,中国人应该从中学习的重要经验就是开始社会自组织化过程。这个过程会因为中国当局对颜色革命的过度防范而变得特别艰难,但却是社会和平转型和国家政治进步所必须的。

 

 

 

《炎黄春秋》再次吹响政改号角


2011/02/13 


多维新闻/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中国现有政治模式成功话音未落,但知名政论杂志《炎黄春秋》仍在以新年献词敦促中共推进政改之后,刊发著名宪政学者蔡定剑遗稿说,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已经不可拖延,再次吹响推动政改的号角。

2011年全国两会3月3日起召开,这篇遗稿题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状”,全文约12,600字,《炎黄春秋》以2011年第二期头条刊发。而在2010年11月辞世的蔡定剑,生前任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其临终遗言为“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余年,经济改革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但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样,则需要回顾、总结,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作为经历者和参与者,蔡定剑说,“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已经不可拖延。持续30年的经济改革创造的社会繁荣,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良好时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广大的劳动群众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被抛弃的感觉。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对立加剧,特别在基层。从现在起进行认真的、脚踏实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可能是好的选择。”

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

蔡定剑认为,30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1989年至今,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其背景是反思我们国家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要民主,要法制,要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个人集权和个人专断的问题,要解决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改革的动机就是要防止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不应该再有文化大革命那种乱批人、乱斗人、乱抓人的现象,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这一阶段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在发动、推动,改革成功体现在1982年宪法里面。改革的普遍共识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

在第二阶段,每一次十几大(党代会)的报告文件里面也谈政治体制改革,但实质上没有制度上的安排。整个社会埋头搞经济建设,带来了财富的增加,但价值体系基本上是崩溃的,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瓦解。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停滞、转向。知识分子与政府的联盟出现裂痕,传统人文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一部分强调经济效率的经济学家登上舞台。在意识形态淡化的同时,传统的、新中国建立的道德体系和信念也在消失。随着经济改革取得成果,部分政治精英、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政治上日趋保守。在这期间一些与政治改革有关的行政、司法改革都无果而终,如基层民主自治、机构改革、公务员制度、司法改革、公车改革、反腐败等,来自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日渐式微。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了,要不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却成了一个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

蔡定剑认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是处于一个停滞萎缩的状态。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搞改革,结果苏联解体了。现在高层最担心的是这个,所以话语也变化了。改革会不会带来不稳定问题,会不会带来国家解体等等,稳定问题是最重要的顾虑。针对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多个场合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蔡定剑表示,他说的更多是政府改革,而不是在政治的层面上、党的层面上改革。

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阻力,二是既得利益阻力。思想的阻力,首先是要不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中国经济改革30年的成就,被有些人用来证明中国可以不搞政治改革。”蔡定剑说,“经济发展的成就,竟成为不要搞民主的一个理由,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

蔡定剑随后批驳了这种论调。他说,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靠的是自然资源,不惜成本、代价地使用自然资源,把河流污染了,很多土地污染了。靠劳动力资源发展,丰富的劳动力、便宜的劳动力,创造很便宜的价值,中国的产品走遍了世界。原来的西方国家搞低端的产业,现在不搞了,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发展了几十年搞不下去,就转移到中国来,中国二三十年还想维持这种生产模式是不可能的,必须要制度转型。蔡定剑说,没有民主的经济繁荣是不可持续的,没有民主制度的大国是不可以成为强国的。那些民主制度没有过关的国家,崛起了又趴下了。只有建立起民主的制度并保障人权的国家,经济的繁荣才能持续下来。

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不少繁荣和盛世,汉代唐代、清代都有盛世,但都在历史的硝烟中灰飞烟灭。蔡定剑说,晚清洋务运动中的改革开放创造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化。但是,由于政治民主化制度没有过关,经济改革的成就毁于一旦。在威权国家,经过一个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后,如果不及时进行民主化转型,经济发展势头将很难长期保持下去。

思想的阻力,还体现在“稳定压倒一切”和“国情特殊论”。蔡定剑说,但是稳定是不可能压倒一切的,特别是人的基本权利,稳定压倒一切就能牺牲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要求、个人合法的权利,而牺牲个人权利的后果是积压更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个道理是那么的简单,老是用控制的办法就能保持稳定吗?这是一个不需要详细论证就能明白的道理。

对于“国情特殊论”。蔡定剑说:“我们的国情那么特殊吗?我看也没有那么特殊。首先人都是一样的,基本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不要把我们跟整个人类社会分开了,都是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凡是人类都有基本共同的理念,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人类有一些共同的,包括最根本的哲学价值层面的理念:民主、自由、平等。这怎么不是共同的呢?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太特殊的。”

至于既得利益阻力,蔡定剑更多认为这来自政府官员。他说,“很多学者开会时候都谈到这个问题: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现在的政府官员跟1989年那时候的政府官员完全不一样。”“我跟很多当了官的同学在很多问题上都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包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原因就在于官员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有了基于自身利益的立场,因此以前没有什么分歧,现在差距就太大了。” 蔡定剑说。

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到底在哪里?蔡定剑认为,首先,社会还在发展,特别是在2002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革,这个变革以公民社会的出现为迹象。

基层公民的维权推动着中国的政治改革。人民富裕了,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有人格的人,一个有经济利益的人,必定要有一定的保障。

而互联网的发展,使公民有了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表达的空间,成为对公共政策和政府官员形成广泛的舆论监督的力量。这场改革围绕的是法律和权利的实现,而不是观念和理论的讨论。对法律和权利的解释,使政府权力不断受到来自公民社会的挑战和约束。

上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就是一些非政府组织在进行维权运动。比如环保运动、农民维权运动。农民权益没有得到保障的时候,把拖拉机开到华盛顿去,就形成了农民协会,松散的维权斗争组织起来,就形成了对话、谈判。维权就是在合法的制度下来维护你的法律权利,如果不搞维权的话那就麻烦了。不搞维权,就会有人拿起武器。

中国央视2010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候选人:
蔡定剑 奔走在宪政民主进程路上志士
  
蔡定剑,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等。作为2009年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候选人的他,曾经获得评选方的高度评价:法治思想和理论的重要贡献者;法律制度的建设和推动者;法律实践行动的先行者。

蔡定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的宪政理论和实践,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问题等。他的主要著述包括已经重印5次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黑白圆方──法治、民主、权利、正义论集》、《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等,以及报刊发表的大量文章。他的论著权威,发人深省。

从依据中国现实研究人大制度,到深入招聘会现场宣传反就业歧视,蔡定剑的一生,始终用实践推动"把宪政从文本变成一种现实生活"。

在得知自己的病情后,蔡定剑教授全面加快了自己的工作。尽管他的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但各种学术场合、报刊上,能更加频繁地见到他的身影和名字。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是在燃烧。

2010年11月19日,蔡定剑教授对前往探望他的人说:"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也成为他的临终遗言。

22日凌晨,蔡定剑教授病逝,终年54岁。蔡定剑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上千人前往送别,一个多年前的官员,一个行事低调的学者,却用他的行动赢得了全社会的推崇与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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