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终于魂归故国。

    2005年，他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垂危之际，曾几度上书，请求中国的公仆们，允许他回到自己当主人的祖国，离别了十八年（比苏武牧羊只差一年）之后，踏一踏那里的土地，闻一闻泥土的芳香。公仆们置之不理。无奈，只得钻进骨灰盒潜入中国海关。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刘宾雁能不能入土？有关方面“研究”了两年。入土后，能不能在墓碑上刻写一句话？又“研究”了两年，最终是不准。

    2010年12月22日，这是寒夜最长的冬至日。刘宾雁落葬于北京西郊门头沟的天山陵园。有关方面限定送葬者不得超过三十人。停在松墙后面的三辆无照面包车和远距离观察者，恐怕不止三十人。光洁的紫晶石墓碑上，只有刘宾雁生前的签名“刘宾雁”和生卒年代“ 1925-2005”，其余空无一字。有字的碑文，其含义是有限的；而无字的碑文，其含义可以是无限的。

    墓碑上要刻写什么话？那是刘宾雁自题的墓志铭：“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这是一句很平常的话，但也不是对刘宾雁同时代的平常人都适用的。他还说过：“那些被认为或自认为比我幸运得多的人，他们的墓志铭上是不能刻下这一行字的。”那些人不是因为做了应该做的事、说了应该说的话，才成为幸运儿。而刘宾雁为了这句话是以付出不幸人生为代价的。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将来，我们想起今天这样的日子，会非常有意思。”说完，他睡着了，一直没有醒来。我们这个时代，“有意思”的是：“幸与不幸”和“应该与不应该”成反比。做了应该做的事、说了应该说的话是不幸，没做应该做的事、没说应该说的话倒是幸运。

    我在为《刘宾雁纪念文集》作序时说：“对刘宾雁的意义，也许敌对的人比友好的人了解得更清楚。”这又是一个最新的例证。我们认为一句平常的话，有关方面从中嗅出了不平常的意义。是啊，什么是刘宾雁应该做的事、应该说的话？这一问，就大有来头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刘宾雁最早树起反腐败的杏黄旗。当时中国流行“伤痕文学”、“大墙文学”。当了二十二年右派分子的刘宾雁，不写自己的“伤痕”和“大墙”，专注于别人的苦难。他以报告文学为武器，揭露黑暗，伸张正义，人称“刘青天”。那时，共产党讳言腐败，只说“不正之风”。我第一次听到指斥“共产党的腐败”，是出自一九八一年上台的总书记胡耀邦之口。我还有点担心。当时“老同志”嘲笑胡耀邦是“儿童团”，批评他“到处乱跑，随便乱讲”。会不会又被“老同志”抓住把柄？事实是掩盖不了的。老百姓都在跟着胡耀邦“乱讲”，“反腐败”成为强烈的呼声。在反腐败的呼声中，刘宾雁第二次被开除党籍。三十年沧桑只是换了一顶帽子，1957年的右派分子成了1987年的自由化分子。胡耀邦的逝世触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邓小平发兵开枪，就是武装保卫腐败。从此，腐败不可收拾，共产党不可救药。

    “六四”时，刘宾雁身在美国。他到处演讲，参加抗议活动，声援中国的反腐败运动，谴责中国政府对人民的镇压。全世界都听到了他的声音。

    九十年代，刘宾雁研究了拉丁美洲问题，作为“他山之石”，来攻中国之玉”。某些拉丁美洲国家，不走民主化之路，文官政府腐败，结果被军人专政所代替，社会动荡，人民遭殃。他大声疾呼：警惕中国的拉美化！

    因为政府腐败，反腐败就被认为反政府。如果人们跟着刘宾雁去做应该做的事、说应该说的话，不就是中国法院常常判处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吗？即使是反政府也不等于“颠覆国家政权”。民主政府是可以反对、可以更迭的。不许反对的政府恰恰是极权政府。

    好啊，刘宾雁人死了还能起煽动作用，这才叫做“可持续发展”，成为“再生能源”。

    “有关部门”实在是昏庸得可以了。现在是什么时代？那句话，不许刻在石头上，通过电磁波却刻在千千万万人的心上。本来并不引人注意，因为犯禁而格外传颂，成为警句。

    多少人为此伤感，我却独自欢笑。

    我为刘宾雁的可持续发展而欢笑，也为反对刘宾雁的可持续发展的人们的发怵、发呆、发疯而欢笑，更为追随刘宾雁的可持续发展，“做应该做的事，说应该说的话”的人群汹涌而欢笑。

    想不到一块冰冷的石碑可以成为热烈的生命的延长。

    我也改变主意了。

    我在美国的久居之地纽约和波士顿，常常沿着哈德逊河和查尔斯河散步。这两条河畔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是我工作和生活之所在。我对这两所大学的挚爱，胜过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我陶醉于河上的景色，曾对散步的同伴说过：“将来我死了，把我的骨灰扔到河里，让河水在我身边流淌，静听大学的钟声和读书声。”现在忽发异想，不愿尸骨沉江了，我也要立一块碑。我将交待我的儿女和亲友，将来葬我于北京西郊的高山之巅，让我朝向东方，一只眼睛俯瞰中南海，一只眼睛注视上访村。在我的墓碑上刻写十二个字：“自由化冒尖人物郭罗基在此”。“自由化冒尖人物”是中国官方为我加冕的。我没有别的头衔了。曾经是共产党员，被清除出党了；曾经是大学教授，被取消资格了。虽然在美国拥有院士、教授、研究员的头衔，“中国可以说不”，全都不算数了。我乐意戴着“中国制造”的“自由化冒尖人物”这顶帽子，带进棺材，铭刻于石，昭示天下，众所周知。按照官方的口径自裁，难道还不行吗？

   2011年1月2日

   于哈佛大学

   《争鸣》2011年2月号

（2011/02/13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