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國務院的高級官員，又已到了退休年齡，但原本可以安度晚年的朱幼棣，卻根據自己十多年來的觀察和思考，寫出了一本“為中國醫改刮骨療毒”的《大國醫改》——

本報記者 趙涵漠

與有些家喻戶曉的官員相比，朱幼棣的名字听起來相當陌生。眼前這個略有些謝頂的退休官員，身穿一件舊黑色羽絨服，戴著深度近視眼鏡。最近的一個雪天，因為自顧自地低頭走路，他甚至在家門口附近迷路了。

也就在最近，這位剛剛退休的國務院研究室前司長，因為出版了一本名為《大國醫改》的書，而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這本接近400頁、40萬字的著作，處處直擊中國醫療亂象之後的利益鏈條，有媒體評論道，這本書“是在為中國醫改刮骨療毒”。

其實，在兩年前的夏天，朋友們就開始“慫恿”這位高級官員為醫療體制改革寫點什麼，他想都沒想就拒絕了。

“醫改簡直亂成了一鍋粥，很多專家就靠這個吃飯，哪個部門給他們課題經費，他們就幫這個部門說話，忽悠老百姓也忽悠領導。”他篤定地說，“我可不想卷到里面去。”

這並不說明他對這個話題沒有興趣，事實上，他與這個國家十多年來進行的醫療改革，早已密不可分。

他至今記得1996年的一個冬天，那時，朱幼棣還是一名新華社記者，他騎著自行車穿過大半個北京城，到北京腫瘤醫院附近的地下旅館采訪，那兒住滿了前去求醫的病人。

他遇見一個窮困潦倒的癌癥病人，工廠改制，醫藥費無處報銷，四處借來的錢也很快在醫院用盡。這個絕望的老工人將全部希望放在一塊170元、青白發亮的石頭上，“疼時按一按，痛苦似乎就減輕了”。

直到今天，想起這塊石頭的故事，朱幼棣仍然歷歷在目。從那時候起，無論是專門跟在中央領導後面寫行蹤和指示的新華社記者，還是後來進入官場，成為參加過不少中央政策的調研和內參工作的高級官員，他始終關注著這個國家從未停止過的醫療體制改革，一直持續了十多年。

2009年，他終于決定把多年的觀察和思考都寫進書里，他只想讓老百姓看懂，那些發生在醫療領域的種種亂象，“本質究竟是怎麼回事”。

這個曾經參與起草《政府工作報告》的官員，一字一句地分析著那些連央視節目主持人白岩松也稱“看不懂”的“醫改征求意見稿”，解剖那些晦澀拗口的文字中隱藏著的含義。

最明顯的就是，“基本藥物由國家實行招標定點生產或集中采購”這句話看似平淡，但這個“在中南海里天天寫報告”的官員卻指出，這句話的潛台詞，可能是“衛生部門指定配送商，壟斷經營招標的藥品”。

世紀之交的中國，醫療改革結束了“大爭論”的時期。黨的十七大報告中確立了“政事分開、管辦公開、醫藥分開、營利和非營利分開”等四項原則。但朱幼棣直言，至今中國依然是“以藥養醫”，“這是醫改前進的主要阻力，也是醫德淪喪的核心根源”。

對此，朱幼棣本人就有著深切的體會。2002年，他的父親因病住進了一家三甲醫院。78歲的老人，每天還要經受十多個小時的輸液，耗費巨資，卻最終因用藥過度，誘發心力衰竭去世。

與此同時，這個“愛較真”的官員在調研中還發現，大量醫療資源正在被肆意浪費。比如，吉林省一座規模不大的鄉鎮醫院，卻有100多名職工。原來，在鄉鎮體制改革後，原有的事業編制都被壓縮，曾經享受事業編制待遇的“七大姑八大姨”就都被安排進入醫院捧起“鐵飯碗”。

但一些專家卻將病人擠到省城、首都看病的現狀，定義為“盲目、超前醫療消費”。他氣得在書里寫道︰“真是豈有此理！”

“那里連個大學畢業的醫生都沒有，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副業，一些醫療設備甚至連合格的操作人員都沒有，農民怎麼能在這樣的醫院看病？”說到氣處，他敲著桌子大聲地說。

當然，不僅僅是批評，他也在為這個國家的醫改尋找著出路。

他發現已經有一些國家在某種程度上為民眾提供免費藥品。因此，在國內的一次醫改會議上，朱幼棣提出政府應該為公眾提供一部分“免費藥”。可一位社保部的專家當場表示反對，理由是，“邊境上的農民會排隊領取免費藥，然後向國外倒賣”。

他沉默了一會，告訴這位花白頭發的專家，與中國接壤的越南、泰國早已推行免費藥。就連同樣人口眾多的印度，都能為低收入群眾提供免費藥。

這個在官場上“總說真話”的人並不是第一次踫到反對的聲音。就在這本書出版後，一個衛生系統的朋友便前來拜訪，這位朋友提醒他︰“你講的東西看著很正確，我們都明白，不過也真為你捏把汗。”

但朱幼棣並不在意這一切，他總是反復強調，“盡管大家的工作性質不同，但只要我說的是真話，會得到他們的認同。”

因為趕在退休的時間點推出這樣一本頗具“噱頭”的書，此前有媒體推測式地將朱幼棣描述為一個“謹小慎微的官員形象”。但他本人卻不同意這樣的描述，“我從不謹小慎微！”說這話的時候，他的語氣很重。

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可以佐證。2000年，朱幼棣調任某省委辦公廳副主任。一次，當時的省委書記就高速公路亂收費現象發表講話後，這位新上任的官員卻當面告訴自己的上司︰“高速公路亂收費是省長管的，不該書記你來講。”

而朱的一個仍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任職的朋友告訴記者，像他一樣敢說真話的人在官場上並不多見，“更多人可能只是在心里說”。

不過，這個在《大國醫改》中言語犀利的人，在真實生活中卻語速很慢，聲音很小。有時，要想上大半天才能擠出一句話。但如果說到開心的事，他眼楮眯起來，頭偏向一側，咧嘴笑著，帶著股孩子般的天真。

朱幼棣曾經在新華社的同事吳曉波，如今已經是著名的財經作家。他還記得，每當朋友們圍在一起縱論天下時，“老朱總是笑眯眯地躲在一旁”，直到高潮將盡，有人提議，“听听老朱的”，他才開口。在吳曉波看來，“老朱”可是個士大夫式的傳統知識分子，是“公認的全才”。

即便是“全才”，這也是段相當艱苦的寫作歷程。“涉及的領域太多，要研究的東西也太多。”以他“每說話前總要認真地想清楚”的性格，他一度覺得寫得“神魂顛倒”，“夜里寫作，白天總是迷迷糊糊的”。本以為15萬字就能打住，但最終卻寫出了近40萬字，以至于出版時間也向後推遲了一年。

不過，正如同可以預料的那樣，僅僅出版後一個月，這本首印5萬冊的書就銷售一空，加印了三次還不夠。據說，就連衛生行業的某出版社向職工推薦書時，也推薦了《大國醫改》。

如今，這個幾乎親眼見證了30年改革開放的觀察者依然相信，牽涉到絕大多數人切身利益的醫療體制改革，和這個國家過去所經歷過的變革一樣，“是一次艱難的利益格局的調整”。他甚至擔心，“沒有超越部門、超越行業的東西，只讓幾個部門自己進行，恐怕做不成。”

他曾經見證過計劃經濟的尾巴。至今，這個前記者仍保留著一本泛黃的采訪本，上面記錄著80年代中期中央領導人的講話。那時還很年輕的朱幼棣發現，當時“連一年要生產布鞋多少雙，鐵釘多少噸，都要由中央開會討論，計劃經濟已經到了什麼樣的地步啊！”

改革很快就發生了，在那些即將被壓縮的部委里，朱幼棣不止一次听到部長們的嘆息︰“我成了最後一任部長，該怎麼向這個行業的幾百萬職工交代啊？”

“改革不可能風平浪靜，不觸犯任何人的利益。醫改也是一樣。”朱幼棣說。在他看來，改革必須“管辦分離”，只有管辦分開，原有的部屬企業和民營企業一起進行公平的市場競爭，它們才可能發展起來。”

但讓他感到悲哀的是，回到醫改問題，這個看來並不復雜的思路，卻總是無法推行。因為在這個行業里，總有人以醫療的“公益性”為由，反對放開市場。

“公立醫院壟斷了85%的醫療資源，管辦不分，現代醫院管理制度就沒法推行，原有的問題還會一直存在。”他皺著眉頭說。

事實上，朱幼棣打心眼兒里並不喜歡這個讓他陷入輿論漩渦的醫改話題，“特別累”。如果話題轉到他喜歡的地理、歷史、珠寶鑒定，甚至佛教流派，那藏在厚厚鏡片後面的眼楮就會放出光彩，話也立刻多起來。

可眼下，他從這場正在進行的醫改上，並沒有看到太多希望。想要達到他心目中“窮人看得起病，富人看得好病”的目標，“還離得很遠”。他甚至悲觀地覺得，如果不按照“四個分開”的思路走下去，“沒戲！”

其實，這些醫療亂象和朱幼棣本人似乎沒什麼關系，他如今“拿著醫保藍本兒”，享受國家給予的醫藥費全額報銷福利。但他從沒有忘記，在他上個世紀70年代考入大學以前，他曾經只是一個普通的礦工，品嘗過社會最底層的艱辛，“有什麼說什麼，這是我們礦工的秉性。”

更何況，在朱幼棣看來，許多問題都“被一層厚厚的繭”包裹著，只有“繭被撕破了，那只難看的生物才會鑽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