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看过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的朋友,都一定会对年羹尧留下深刻印象。这位显赫一时的年大将军曾经屡立战功、威镇西陲,满朝文武无不服其神勇,同时也得到雍正帝的特殊宠遇,可谓春风得意。但是不久,风云骤变,弹劾奏章连篇累牍,各种打击接踵而至,直至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92条,赐自尽。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最终落此下场,实在令人扼腕叹息。那么,历史上的年大将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是什么原因导致雍正要下决心除掉这个自己曾经倚为心腹的宠臣?
两朝重臣,一家荣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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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生年不详(一说生于康熙十八年,即1679年)。其父年遐龄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其兄年希尧亦曾任工部侍郎。他的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封为贵妃。年羹尧的妻子是宗室辅国公苏燕之女。所以,年家可谓是地位显贵的皇亲国戚、官宦之家。
虽然年羹尧后来建功沙场,以武功著称,但他却是自幼读书,颇有才识。他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不久授职翰林院检讨。翰林院号称“玉堂清望之地”,庶吉士和院中各官一向绝大多数由汉族士子中的佼佼者充任,年羹尧能够跻身其中,也算是非同凡响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羹尧迁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据清人萧奭(shì)所著的《永宪录》记载,这时的年羹尧还不到30岁。对于康熙的格外赏识和破格提拔,年羹尧感激涕零,在奏折中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要“竭力图报”。到任之后,年羹尧很快就熟悉了四川通省的大概情形,提出了很多兴利除弊的措施。
而他自己也带头做出表率,拒收节礼,“甘心淡泊,以绝徇庇”。康熙对他在四川的作为非常赞赏,并寄以厚望,希望他“始终固守,做一好官”。
后来,年羹尧也没有辜负康熙帝的厚望,在击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战争中,为保障清军的后勤供给,再次显示出卓越才干。康熙五十七年(1718),授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康熙六十年(1721),年羹尧进京入觐,康熙御赐弓矢,并升为川陕总督,成为西陲的重臣要员。这年九月,青海郭罗克地方叛乱,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年羹尧又利用当地部落土司之间的矛盾,辅之以“以番攻番”之策,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抚远大将军、贝子胤被召回京,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
到了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倍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年羹尧是胤禛的亲郎舅,在胤禛继位前已为他效力多年,二人的亲密程度自不必多言。雍正元年(1723)五月,雍正发出上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这样,年羹尧遂总揽西部一切事务,实际上成为雍正在西陲前线的亲信代理人,权势地位实际上在抚远大将军延信和其他总督之上。雍正还告诫云、贵、川的地方官员要秉命于年羹尧。同年十月,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青海局势顿时大乱,西陲再起战火。雍正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叛。
到了雍正二年初,战争的最后阶段到来,年羹尧下令诸将“分道深入,捣其巢穴”。各路兵马遂顶风冒雪、昼夜兼进,迅猛地横扫敌军残部。在这突如其来的猛攻面前,叛军魂飞胆丧,毫无抵抗之力,立时土崩瓦解。罗卜藏丹津仅率200余人仓惶出逃,清军追击至乌兰伯克地方,擒获罗卜藏丹津之母和另一叛军头目吹拉克诺木齐,尽获其人畜部众。罗卜藏丹津本人因为化装成妇人而得逃脱,投奔策妄阿拉布坦。这次战役历时短短15天(从二月八日至二十二日),大军纵横千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敌营,犁庭扫穴,大获全胜。年羹尧“年大将军”的威名也从此震慑西陲,享誉朝野。
平定青海战事的成功,实在令雍正喜出望外,遂予以年羹尧破格恩赏:在此之前,年羹尧因为平定西藏和平定郭罗克之乱的军功,已经先后受封三等公和二等公。此次又以筹划周详、出奇制胜,晋升为一等公。此外,再赏给一子爵,由其子年斌承袭;其父年遐龄则被封为一等公,外加太傅衔。此时的年羹尧威镇西北,又可参与云南政务,成为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
君臣知遇,千载一时
年羹尧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他有权向雍正打小报告,把诸如内外官员的优劣、有关国家吏治民生的利弊兴革等事,随时上奏。他还经常参与朝中大事的磋商定夺。比如耗羡归公政策的推行,最早在康熙末年就有官员上疏建议,年羹尧也曾提出,但为康熙所斥责而未果。到了雍正上台后,山西巡抚诺岷等人又奏请实行,朝野上下一时议论纷纭。在此情况下,雍正特地征询年羹尧的意见:“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律例馆修订律例,雍正阅后发给年羹尧看,要他提出修改意见。
雍正二年(1724)冬,年羹尧入京觐见之前,雍正因其要来,就命各省地方大员赴京集会,四川巡抚蔡珽以没有可以会商的事务提出不同看法,雍正又就此向年征询意见。以年的行止来定其他地方督抚的行动,可见雍正把年羹尧的地位置于其他督抚之上,以使其政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有关重要官员的任免和人事安排上,雍正则更是频频与年羹尧交换意见,并给予他很大的权力。在年羹尧管辖的区域内,大小文武官员一律听从年的意见来任用。元年四月,雍正命范时捷署理陕西巡抚,不久想要改为实授,把原任巡抚调为兵部侍郎,雍正特和年商讨这项任命。另一次雍正在安排武职官员时“二意不决 ”,就征询年羹尧的意见,问他如果将陕西官员调往他省升用“你舍得舍不得”,要他“据实情奏来,朕依尔所请敕行”。四川陕西以外官员的使用,雍正也经常征求年的意见。一次河南开归道一职缺出,雍正一时“再想不起个人来”可以任用,就与年羹尧商量其人选。还有一次,雍正听到对京口将军何天培的为人有不同意见,就问年羹尧是否也有所耳闻,并希望他据实上奏,以决定其去留。年羹尧密参署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不能担当巡抚重任,雍正遂将赵革职。江西南赣总兵缺出,朝廷拟用宋可进,年羹尧奏称他不能胜任,请以黄起宪补授,雍正便依从了年羹尧的意见。
青海平定之后,雍正在给年羹尧奏折的朱批中写道:“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年羹尧进京期间,即与总理事务大臣马齐、隆科多一同处理军国大政。雍正还因为他“能宣朕言”,令其“传达旨意,书写上谕”。年羹尧俨然成了总理事务大臣。
雍正跟年羹尧的私交也非常好,并且给予特殊的荣宠。雍正认为有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是自己的幸运,如果有十来个像他这样的人的话,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了。平定青海的叛乱后,雍正极为兴奋,把年视为自己的“恩人”,他也知道这样说有失至尊的体统,但还是情不自禁地说了。
为了把年羹尧的评价传之久远,雍正还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否则便不是他的子孙臣民了:
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这简直就是以对年羹尧的态度来判断人们的正确与否。
至此,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年羹尧所受的恩遇之隆,也是古来人臣罕能相匹的。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入京觐见,获赐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及金币等非常之物。年羹尧本人及其父年遐龄和一子年斌均已封爵,十一月,又以平定卓子山叛乱之功,赏加一等男世职,由年羹尧次子年富承袭。
在生活上,雍正对年羹尧及其家人也是关怀备至。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对年父亲遐龄在京情况,年羹尧之妹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至于奇宝珍玩、珍馐美味的赏赐更是时时而至。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保证鲜美,雍正令驿站6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这种赏赐可与唐明皇向杨贵妃送荔枝相比了。
雍正对年羹尧宠信优渥,并希望他们彼此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他对年说:
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
此时的年羹尧,志得意满,完全处于一种被奉承被恩宠的自我陶醉中,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以致家破人亡。
盛极而衰,身败名裂
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是以雍正二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 无人臣礼”。年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的话。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分析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小说《儿女英雄传》所写纪县唐实指年羹尧,说他是经略七省的大将军,“他那里雄兵十万,甲士千员,猛将如云,谋臣似雨”。这些都是艺术上的夸张,与实际情形有很大的出入,但也说明年羹尧的势力之大。
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第三,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逐渐进行的。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陛见离京前后,此时雍正已作出决定,要打击年羹尧。年羹尧离京后接到的那份朱谕就是对他的暗示。
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一是雍正的亲信,要求他们要与年羹尧划清界限,揭发年的劣迹,以争取保全自身;一是年羹尧不喜欢的人,使他们知道皇帝要整治年了,让他们站稳立场;一是与年关系一般的人,让他们提高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不要站错了队。这就为公开处治年羹尧做好了准备。
第三步把矛头直接指向年羹尧,将其调离西安老巢。
到了三年正月,雍正对年羹尧的不满开始公开化。年指使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奏陕西驿道金南瑛一事,雍正说这是年任用私人、乱结朋党的做法,不予准奏。
年羹尧曾经参劾四川巡抚蔡珽威逼所属知府蒋兴仁致死,蔡珽因此被罢官,经审讯后定为斩监候;而年羹尧的私人王景灏得以出任四川巡抚。这时雍正已经暗下决心要打击年羹尧,蔡珽被押到北京后,雍正不同意刑部把他监禁起来,反而特地召见他。蔡珽陈述了自己在任时因对抗年羹尧而遭诬陷的情况,又上奏了年羹尧“ 贪暴”的种种情形。雍正于是传谕说:“蔡珽是年羹尧参奏的,若把他绳之以法,人们一定会认为是朕听了年羹尧的话才杀他的。这样就让年羹尧操持了朝廷威福之柄。”因此,雍正不仅没有给蔡珽治罪,而且升任他作了左都御史,成为对付年羹尧的得力工具。
雍正三年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表中字迹潦草,又一时疏忽把“ 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本来不是一个办事粗心的人,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耳”。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接着雍正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
最后一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 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
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年羹尧失势后,估计到雍正不会放过自己,可能最终难逃一死,所以给其贴身家人巨额银票,让他带着两个怀孕的蒙古小妾远走高飞、隐藏民间,以延续年家的香火。这个情节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这时的年羹尧不仅不是没有子嗣,而且还不止一个儿子。《雍正王朝》还有一段剧情说,年羹尧是在雍正的另一宠臣李卫的监视之下于杭州的城门洞里自尽的,也不准确,实际上他是死于北京。
关于雍正为何杀年羹尧,史学界向来有争论。有人说是因为年想造反,又有人说年羹尧当年参与了雍正与诸兄弟的皇位之争,雍正这样做是杀人灭口。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些说法:
犯上谋反,难成定谳
有一种观点认为年羹尧的死是因为他自立为皇帝。乾隆时学者萧奭在《永宪录》中提到:年羹尧与静一道人、占象人邹鲁都曾商谈过图谋不轨的事。有的学者也持此说,认为“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君忍受,所以难逃一死”。而《清代轶闻》一书则记载了年羹尧失宠被夺兵权后,“当时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说明年确有称帝之心,只因“事不谐”,方作罢“就臣节”。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充分依据的。
在封建时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义是不可违背的,做臣子的就要恪守为臣之道,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情。
年羹尧的所做所为的确引起了雍正的极度不满和某种猜疑。年羹尧本来就职高权重,又妄自尊大、违法乱纪、不守臣道,招来群臣的侧目和皇帝的不满与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雍正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又喜欢表现自己,年羹尧的居功擅权将使皇帝落个受人支配的恶名,这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也是雍正最痛恨的。雍正并没有惧怕年羹尧之意,他一步一步地整治年羹尧,而年也只能俯首就范,一点也没有反抗甚至防卫的能力,只有幻想雍正能看着旧日的情分而法外施恩。所以,他是反叛不了的。雍正曾说:“朕之不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至于年羹尧图谋不轨之事,明显是给年罗织的罪名,既不能表示年要造反,也不能说明雍正真相信他要谋反。
从年羹尧来看,他一直也是忠于雍正的,甚至到了最后关头也一直对雍正抱有很大幻想。
在被革川陕总督赴杭州将军任的途中,年羹尧幻想雍正会改变决定,因而逗留在江苏仪征,观望不前。结果这反使雍正非常恼怒,他在年羹尧调任杭州将军所上的谢恩折上这样批道:“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你这光景,是顾你臣节、不管朕之君道行事,总是讥讽文章、口是心非口气,加朕以听谗言、怪功臣之名。朕亦只得顾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节也。只得天下后世,朕先占一个是字了。”雍正的这段朱批实际上已经十分清楚地发出了一个信号:他决心已定,必将最终除掉年羹尧。
直至年羹尧接到自裁的谕令,他也一直迟迟不肯动手,还在幻想雍正会下旨赦免他。但雍正已经下定决心,认为使其免遭凌迟酷刑、自裁以全名节已属格外开恩,所以他应该“虽死亦当感涕”,因此年羹尧生路已绝。一个想要谋反的大臣怎么会对皇帝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呢?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最后谕令上说:“尔自尽后,稍有含冤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不能消汝罪孽也。”在永诀之时,雍正还用佛家说教,让年心悦诚服,死而不敢怨皇帝。
杀人灭口,事出有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年羹尧参与了雍正夺位的活动,雍正帝即位后反遭猜忌以至被杀。不只是稗官野史,一些学者也持这种看法。据说,康熙帝原已指定皇十四子胤继位,雍正帝矫诏夺位,年羹尧也曾参与其中。他受雍正帝指使,拥兵威慑在四川的皇十四子允,使其无法兴兵争位。雍正帝登基之初,对年羹尧大加恩赏,实际上是欲擒故纵,待时机成熟,即罗织罪名,卸磨杀驴,处死年羹尧这个知情之人。有人不同意此说,主要理由是雍正帝继位时,年羹尧远在西北,并未参与矫诏夺位,亦未必知晓其中内情。但客观上讲,当时年羹尧在其任内确有阻断胤禵起兵东进的作用。
关于雍正帝篡改遗诏夺取皇位的情况,许多著述都进行了阐释,阎崇年先生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也有系统归纳,此不赘言。各家说法,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雍正即位一事,确实疑点很多。而他即位后,又先后处置了原来最为得力的助手年羹尧和隆科多,让人更不禁要怀疑这是作贼心虚、杀人灭口。当然,这只能算是合理推定,尚无铁的资料作为支撑,所以,这种怀疑套句俗语说就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我们暂且抛开雍正决心除掉年羹尧的真正动因不说,从年羹尧自身而言,他的死确实有点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丝毫不知谦逊自保,不守为臣之道,做出超越臣子本分的事情,已为舆论所不容;而且他植党营私,贪赃受贿,“公行不法,全无忌惮”,为国法所不容,也为雍正所忌恨。这就犯了功臣之大忌,势必难得善终。所以《清史稿》上说,隆、年二人凭借权势,无复顾忌,罔作威福,即于覆灭,古圣所诫。
周恩来的一次“国骂” 表情震撼面色阴沉(组图)
来源:雕塑佛 于 2010-10-31
有关周恩来的回忆录《难忘的八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作为周总理身边最后一批秘书之一,武警指挥学院原副院长纪东,在书中披露了周恩来在“文革”中同“四人帮”斗争时唯一的一次“国骂”。
1973年前后,周恩来3次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四人帮”也借着这个机会,对周恩来进行了很密集的围攻。
我唯一一次听到周恩来用了“国骂”。事情是关于到底林彪他们是“极左”还是“极右”?因为当时周恩来支持一个看法,就是:认为林彪他们是“极左”,所以要清除“极左”势力。但是“四人帮”反过头来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反过来批评周恩来清除“极左”的做法。
会见尼克松时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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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心忡忡的周恩来
当时周恩来在拿一个文件,拿出来特别看了以后,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我听到一句话:“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锁,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
还有一次,也是一个会议上,当时借着毛泽东的批评,“四人帮”对周恩来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帮助”,实际上是一个围攻。在这个会上,周恩来问人家要了一支烟,我们知道他从不抽烟。
但是他当时要了一支烟,拿在手里,最后把它揉得粉碎。
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周恩来有多种道路可以选择。一是唯命是从;二是公开与毛泽东抗争;三是随波逐流,与林彪、江青同流合污;四是消极怠工,少做工作,减少精神和身体的压力;五是退避三舍,养病治病,安度晚年;六是舍身忘我,把国家带出浩劫。
实际上前五种选择,在当时中国的政坛上都有典型人物。但是周恩来却选择的是第六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因为周恩来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网文)
宗教使一切变得简单
来源: TibetanYak 于 2011-02-15
首先说明一下文章中将要提到的词汇:
去教会的人 =/= 教徒; 是前者不一定是后者
受洗者=/= 得救者; 是前者不一定是后者
教会=/= 纯正的信仰;前者不一定是后者
有了上述的分别, 可以开始正文
一个真正的教徒, 有一种特殊的从宏观角度看事情的能力. 就好比驾驶着航天飞
机穿云破雾看地球的感觉. 人在高处都会有一种心情舒畅的感觉. 占的高看得远
: 看到的不是眼前一颗大树遮挡住视线; 感到的不是纽约那种被摩天大楼环绕的
压抑; 而是可以看到山峦, 山谷,河流....一张非常全面的图景.
把这种高处观望的感觉形容到生活里, 就变成了宏观考虑问题和看待人和事的方
式. 宏观地看人, 就不会拘泥一件小事, 一点具体的不快, 对一个人的看法也容
易变得全面. 对财物, 名利, 人世的浮华, 一时的失败或者低潮, 都会看得比较
轻. 因为对这些身外之物的坦然待之, 人也就不容易嫉妒愤恨, 计较得失成败。
当心地单纯到某种程度, 甚至可以达到一种状态: 世间 本没有美丑; 世间本没
有阶级; 世间本没有爱恨情愁......
人为什么会有杀人放火抢劫等等犯罪? 因为嫉妒, 贪财, 贪色, 仇恨, 等等等等
. 这些本是人的自然感觉. 谁没有这些东西呢? 程度不同而已. 罪是相互联系相
互作用的. 人类的很多犯罪都来自人的本性的不义. 如果人能够因为宗教的作用看
清楚自己, 也看清楚世人身上这些罪性, 就能够依靠宗教的力量克服这种不好的欲
念. 时间长了,就会进入一种无欲无怨的境界, 把人间繁杂看的很清很淡. 所谓美
丑爱恨不过是表象. 看透了本质,对美丑都不会太敏感了. 看透了本质, 对于被人的冒
犯竟然也能够坦然对待. 因为别人冒犯了自己, 症结不一定因为自己, 很大可能
是因为对方沉浸在罪中不能自拔. 她为什么无缘无故说我坏话? 她为什么恩将仇
报?...这些问题还成为问题吗? 因为他是人,这就是答案。
还有什么事情令人惊讶吗? 任何发生在人身上的事情, 再恶毒, 再无情, 再猥琐
, 都不会是不可思议的了.... 饶恕他们吧, 只因为他们是人. 饶恕的想法使得我
们可以从宏观的角度看待很多东西.
一个宏观 看待别人的人, 也更能够宏观看待自己, 结果是更能够既接纳别人的
弱, 也容忍别人的强; 结果是无论自己成功与否, 都会觉得 自己还不错, 更爱
自己. 而一个善待 自己的人往往也能够善待他人. 凡对自己刻薄的人, 必然把这种
刻薄发泄给别人。
世间很多事具体分析起来可以没完没了没头. 但只要有了宗教, 这一起可以变得
如此简单. 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 往往不容易沦陷在细小的纠纷和感情里. 有爱无
恨. 这种爱, 也不是小爱小情怀, 是一种平静的博爱和大爱. 进入到这种境界人能
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和满足. 这种平安和满足也不是外界条件带来的, 是一种来自内
心深处的. 并且很不为外界的环境所动所影响, 所谓荣辱不惊. 大爱的状态, 是一
种理性状态下的深刻的情感. 不会波涛起伏, 而是四平八稳的局面. 这种理性不是
那种冷酷无情, 而是因为内心深刻的满足和大爱带来的坦荡和谐的状态.
上面之所以提到某些词汇的区别是提醒大家, 不要把周围的church goer 自动套上去.
church goer 是否都进入了这种状态? 太太不一定了.如果说投毒的那位去教会我也
深信不疑. 如果说那两口子在以前在教会求助过, 却没有得到应得的帮助和安慰,
我也还是深信不疑.
去除了这层干扰, 再来考虑宗教就容易得多. 宗教本是良善, 正义, 不过被某些人
滥用或者某些人的使用不善, 被大家误解,造成了名誉上的损失.
文章的结尾, 补充说明, 对于任何犯罪, 无论是法律意义的, 还是道德层面的, 都
不要 随意论断 . 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只有当事人知道这其中的真相和感受, 只
有神有论断的权利. 当然, 犯罪者在地球上还可以去法庭有法官来决定何去何从.
说到论断, 在人身所有的器官里, 嘴巴是无时无刻不在犯罪. 论断甚至充斥了本当
圣洁的教会. 甚至牧师都在论断. 这是很令人悲哀的事情. 如果没有论断, 世界可
以平静很多.
正好说到论断, 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和大家分享
http://www.edzx.com/Article/Class9/Class15/200904/18876.html
在人间的罪恶不止争论不休的时候, 宗教是我们的最终和唯一的归宿. 阿门!
它和铊,她和他
来源: wumiao 于 2011-02-16
它和铊,她和他
好容易才知道这个“铊”念“它”,不是吃苦耐劳骆驼的驼,也不是阿弥陀佛的陀。
这个铊有了金字旁,就好像有了一定的杀气。
现在李天乐已经不让天乐了,她有最大的嫌疑毒死前夫也惹了众怒。也只有她有那个条件,证据是她在自己工作的实验室申请领了铊,她家里也发现了铊的残留。如果真是她下毒,那么恨是她唯一理由。不知道那个前夫给她留下多少可杀的前提,但相信她站在法庭接受质疑立案调查的时候,她穿着皱巴巴绿色绒衣,冷静的刀削一样的脸上没有悲伤的表情,想起过去,面对现在,她心中一定是泪如泉涌。
那个可怜的男人,刚报道的消息说他在清醒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自己被下了毒,而且断定是他前妻所行。他一定是声嘶力竭地说给他的医生了,可惜那个见识太少的医生竟然以为他患了精神病,荒唐地找来精神病医生来看他。加上那个中国护士要观察他的病情写成报告,等待上级医生最后的指示,加上没有化验铊的设备,加上到外州取那个最便宜的救命药普鲁士蓝被大雪封路,这么一耽误,就是近两个星期的时间,他终于踏上黄泉路,一路不归。
看见过北大朱令铊毒案的一段录像,朱令毒发时那痛苦乱撞不成人形的模样令人揪心。王晓业死亡之前一定是痛苦异常的。不知李天乐到医院看过前夫没有,估计没有,如果有,她前夫一定会揪住她不放。如果她看到前夫的模样,也许她也会心酸不已赶快救治他吧。
现在主要的现实问题应该是王的父母到美国来之后,希望有好律师可以帮助他们向医院索取耽误治疗他们儿子的赔偿。这些钱如果能大部分用在他二岁儿子的培养上,也会安慰王的在天之灵吧。
忘记在哪里看到小道消息说王认为这个孩子是李和别人生的,并以此为由减少对孩子的抚养费?实在不可思议。李也许是为这个儿而愤怒吧,为什么不验他们的DNA以求公正呢?即便现在也来得及。现在又看到说王是为了陪孩子过一月份的生日回家住了几天,就是在这几天被李天乐下了毒,说明他是爱这个孩子的,也许只是说了些气话,气话让他断了气。
无论如何,谴责一切扼杀他人生命和健康的行为。人谴无力时,希望天谴。
每个人都有承受痛苦的底线,最低就到了死亡。面对死亡,或者生不如死的病痛折磨,活着的健康的人们就会感受到同情心和良心的冲击。
一直在想那些有杀人动机,并付诸行动的杀人者的痛苦承受底线的平均值。那一刻是解恨了,但他她一生余下的时光,无疑才像毒发于心,时刻不能安宁吧。
人之间相互难能谦让,在家庭生活中也总想一争高低。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或者争夺孩子之爱中丧失理智。男人有事业心很好,但不可过强,超过爱妻子和家庭都会直接产生后果。名利都是虚无的东西,只有家庭和亲情才是生命最基础的元素。
有些男人如果比妻子事业好很多,姿态脸孔也变很多,经常给对方语言行动上的不尊重,必将换来对方对自己最终的不尊重。有外界因素的第三者理由之前,要先问自己内因中的变化,要考虑最终的结果会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也就是一种普通人可能接受程度,如果感到对方承受不起,就不要挑战对方的底线。这个问题反之女性亦然。
有些女人过于强势,总认为男方不谦让就等于进攻,但往往她强势之后的最终结果会变成弱势。尽管付出不少,操心也不少,但总想让丈夫伏地,反把丈夫激起一丈之高。相互埋怨,无论是谁先开口,最后都是男的错,几十年前的往事如数家珍,女人唠叨是惹起家庭纷争的主要原因之一。男人也有很唠叨的,苛求女人要达到厅堂厨房,事业孩子样样比人强的,大陆男人较多。所以反之男人亦然。
其实金钱成就和人生短短几十年的幸福关系不大。能持不苛求的个性和心底宽厚仁慈才是幸福的主要保证。李王二人金钱不会少,也是在聪明能干人之中的,但他们把曾经的幸福推向监狱和死亡。
平淡活着的时候不会认为自己多么幸福,当面临强大困苦之时,人们才会回味,才会醒悟。如果不争强好胜,粗心大意,反复纠缠,不去控制最后杀机一现,灾难不会如黑幕降临。平淡活着,吃些小亏,也许把工作婚姻的“它”变的路途宽广,风景怡然,反之也许就是看去无色无味被强加进去的“铊”,食不知味但苦果后发。也如人的世界只有他和她两种,如果相互谦让扶持,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这两种将变成千百种,滋味如酿。
说,总是容易的,做,总是太难。
比阴狠,别上北大清华
来源: kellyinternational 于 2011-02-15
N年前,我曾在国内读过一条新闻。在四合院住的兄弟两家,妯娌俩人因为家庭琐事有矛盾,一个女子把口服避孕药说成是糖豆哄侄子吃。这个小孩开始吃“糖豆”时好像才四五岁,后来上了小学大概四五年级时,开始长乳房。这个男孩后来不得不戴乳罩上学。为了这个怪病,这个男孩的父母几乎倾家荡产。后来怀疑孩子的婶子做了手脚。但是由于小孩的言词不能当证词,而且避孕药到处都是,这件事情只能不了了之。新闻没有介绍这个疑犯的背景。估计连大学都没上过。
三年前,我在多伦多读到另一条新闻。杭州某医科大学的学生,农村娃,上心脏内科专业。研究生导师很喜欢他,愿意栽培他,同时希望他和自己的女儿恋爱。此男对于导师才貌平庸,体质柔弱的女儿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他也知道,如果有导师帮助,自己的前途不可限量,于是就接受了导师的安排。等几年后他在杭州某医院心脏科立住脚,便开始谋算如何除去老婆。他利用工作之便,把某种可以致心脏衰竭的药物放在老婆的饮料和汤水里,让老婆一点点地饮下。为了让老婆不间断地饮用,此男经常中午带着毒煲汤,送到老婆单位,同时大秀恩爱。在两三年里,老婆因为心脏问题,送过两三次医院。大家都知道她身体不好,可老天垂怜,有个体贴的丈夫在她身边。后来此男觉得等不得了,一次下多了剂量,终于把老婆送上不归路。而老婆的死后症状,引起了老丈人的怀疑,坚持尸检,才使得罪行暴露。
现在网上的铊杀新闻正炙手可热,所以也无需在此赘述。假定所述为实,可以看出这三起事件中,阴狠程度和设计周密度方面,社会大学第一,北大最后。事实上,这种排名都是抬举了北大。看看社会大学的下手对象,后果的严重,药物的选取,取证的难度,和抽身的干净方面,北大就自惭形秽去吧。
没有人会对自己的孩子说,北大清华出了某事某事,你别上这些学校,上社会大学去吧;也没有人会因为某个“海不归”的悲剧,打包回国。所以让人费解的是,
本来最多说明某人一念之差,大错酿成的事,可是由于某人的背景,一些奇闻怪谈纷纷而上。什么“海不归”的悲剧,什么“最毒不过妇人心”,更多地揪住北大清华的牌子不放。好象这起事件和性别,学历,国籍有关似的。
说这话的人,还可以看看国内生产毒奶粉毒大米的人中,看看国内奴役童工的人中,看看拐卖,伤残儿童做乞丐的人中有多少是男人?有多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多少人有机会做“海不归”或者“海归”?
事实胜于雄辩。这点我们可以吸收西方严谨的科学态度,做个统计,来说明这件事情,到底是个普例,还是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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