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埃及副总统苏莱曼（Omar Suleiman）用了30秒通过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总统穆巴拉克辞职，将大权交给埃及军方。就在一天前，穆巴拉克还拒绝辞职。有舆论认为，在埃及街头革命爆发之始，美国高官包括总统奥巴马在内，就接二连三表态，听到了埃及人民的心声，甚至发出硬话：埃及政权必须迅速、立即、现在有秩序的转移。面对国内矛盾的不断激化，穆巴拉克又得不到亲密战友的支持，无可奈何下才选择了辞职之路。

美国无疑是影响埃及未来政治走向的最大外部因素，但就美国在此次埃及变革中摇摆不定的态度来看，美国并无成熟的对埃战略。基于自身地位的衰落，以及伊拉克、阿富汗等问题的牵制，既想坐收“民主”红利，彰显美国价值观的普世性，但又不想卷入过深，避免由此再背上更多的包袱，是美国面临的两难选择。在中东地区具有重要利益的美国来说，如何调整中东战略至关重要。美国虽然在促成穆巴拉克下台一事上施加了影响，但从对动荡的预警和事发后的应对来看，美国在对埃政策以及整个中东战略上都缺乏清晰思维。

美态度来回摇摆

埃及陷入动荡伊始，因预估不足，中央情报局就受到了奥巴马和国会的批评。而后，由于准备不足，美国政府及高官的言论更是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表现出来。1月25日在埃及刚开始陷入动荡时，国务卿希拉里还表示相信埃及政府处于稳定状态，且在示威活动升级过程中一直态度暧昧，始终未与穆巴拉克划清界限。直到本月2日，奥巴马通过电话与穆巴拉克进行交谈后才发表讲话称，埃及需要有切实与和平有序的过渡，且必须“从现在开始”。此言被视作对穆巴拉克做出的最强硬表态。

但在2月5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的一个电话会议上，结束埃及之行的美国埃及问题特使威斯纳（Frank Wisner）表示，为避免穆斯林兄弟会趁机填补权力真空，穆巴拉克在短期内继续保持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威斯纳的言论无异于表示美国对穆巴拉克的态度又有所软化。但美国政府立即澄清威斯纳的言论，希拉里6日表示“他的言论不代表官方意见”，但她也同时表示，埃及的有序过渡尚需时间。第二天，白宫发言人吉布斯（Robert Gibbs）也称，威斯纳并非以政府官员身份前往埃及，国务院只是因其具有丰富埃及经验才请其赴埃及与穆巴拉克交流。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更是否认威斯纳的特使身份。

而后，在穆巴拉克拒绝辞职时，美国态度再度转硬。奥巴马在一份声明中说，埃及政府有责任向埃及人民以及世界表明自己的清晰立场，埃及政府必须要拿出一份真实可信的、具体的、清晰的民主过渡办法。

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对埃及革命的态度来回摇摆。埃及反政府派代表人物之一、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抨击美国向埃及释放混乱信号，引发诸多困惑。曾在小布什时期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费什（Douglas Feith）也认为，奥巴马政府缺乏清晰的中东战略，造成此次应对埃及动荡的失策。他指出，奥巴马政府内部，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现实主义盛行，但更多只是在逃离布什政府时期为中东设置的民主自由议程。但是决策者却没有拿出自己的策略，因此对埃及的态度才会在各方的压力下来回变化。

美中东政策显尴尬

事实上，正如费什所说，美国外交理念一致呈现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此消彼长的交锋，而美国对中东外交则是这组悖论的集中体现。

中国社科院中东问题专家向多维新闻表示，无论是统治伊朗达37年之久的巴列维还是埃及的穆巴拉克，按照美国标准即使不被定义为独裁政权也至少是非民主的强人统治的国家，但是美国从未公开、正面地用美国的自由民主标准要求过他们。但另一方面，美国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目的之一就是推翻独裁者萨达姆。可见，只要亲美，同意接受美国派驻军队、提供美军基地的中东国家就可以免受美国在其他地区宣扬普世价值的束缚。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刘中民也指出，在美国看来，维持中东各国的专制统治是防止伊斯兰极端势力控制该地区的必要手段，虽在全球其他地区推行民主自由的普适价值，但对在中东地区实行民主的结果与风险判断不明，因而选择了寻求短期利益。而且，美国的霸权逻辑在中东有军事与经济双支柱。在军事上，中东盟国提供军事基地和接受美军驻扎，在经济上，中东盟国稳定供给石油和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国债。所以，纵然中东盟国在价值观上与美国大相径庭，但美国还是选择了利益交换。但在这种利益交换的背后，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却在意识形态上对中东穆斯林充满着怀疑和敌意，当然这也同时买下了隐患。将区域稳定寄希望于专制政权，而非在民主选择基础上建立长期和平机制的策略十分脆弱。一旦中东民主浪潮袭来，美国的中东政策就陷入了左右矛盾之中。

而这场阿拉伯世界的动乱，也引发了华盛顿的“革命”。《华盛顿邮报》右翼大牌专栏乔治•威尔援引“谁丢了中国”的旧例，预示华盛顿即将面临“谁丢了中东”的口水战。华盛顿越来越多的论客，将埃及动乱比拟为1979年的伊朗革命。伊朗革命曾是前总统卡特输掉连任的一个主因，未免奥巴马步其后尘，白宫全力以赴，通过各种明暗手段来影响埃及的“民主进程”。在冲突期间，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与埃及国防部长坦塔维（Field Marshal Tantawi）至少进行了4通话，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盖茨对埃及军方表现出的克制给予高度评价，并称“我们希望的所有行为他们都做到了”。

上述专家表示，在经历了伊朗和巴勒斯坦的政权更迭之后，美国担心此次穆斯林兄弟也会利用选举挤入埃及政治真空，民主选举产生反民主的结果，最终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埃及事件发展至今，相较于穆斯林兄弟会，美国自然更愿选择与埃及军方接触，以在权力过渡期间在埃及政治圈内扶持亲美力量。虽然埃及军队中的资深成员多由苏联训练，但随着埃美结盟，美国来每年向埃及提供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埃及年轻军人主要由西方训练。

但美国前驻埃及大使沃克（Edward Walker）指出，由于过去美国更多是通过穆巴拉克为桥梁与军方进行沟通，对军方的影响实在有限。美方在过渡期内如何与埃及各势力团体接触并施加影响将成为其近期中东政策的主题之一。

缺少通盘战略思考

上世纪70末，伊朗推翻亲美强人政权后，建立起来新政权成为了美国的敌人。亚洲金融风暴中，统治了印尼长达32年的亲美的苏哈多政权崩溃，但新政府却没有走上反美道路。因此，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会不会是第二个伊朗，或是第二个印尼，现在都为时过早。但需要看到的是，在中东国家，被强人政府压制的反美情绪可能超过一般的想象，这些都将会在今后几年内得到验证。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已经失去了伊朗，叙利亚仍然仇美，眼下埃及易主，如若在中东地区，形成了一条“伊朗-埃及-沙特-叙利亚”轴心，这将是美国不敢想象的梦魇。

回想小布什任总统的美国政府战略重点在中东，核心是反恐，经济利益在于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在奥巴马任总统后，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调整，战略重点从中东转向了亚洲，2009年7月希拉里在东盟地区论坛上高调表示：“We are back”吹响了美国重返亚洲的号角， 2010年美国重返亚洲的步伐更是紧锣密鼓。新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反介入”概念，强调“慑止其他主要潜在敌人”，矛头指向中国，大有防范、牵制、平衡中国的用意。

观察人士认为，不难看出，美国并没有长期的国际战略。美国总统任期四年，新的总统上来，总是以新政纠正前任，作为重新执政能力的体现。唯一不变的是，自二战后，美国更多地介入全球事务，并把其国家利益的重心推延至全球，尤其是苏联解体后，美国更是依仗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全球攫取更多的利益，这是其国家战略的一个延续。当二者一时难于统一与一致时，则会出现选择上的反复与波动。

就在不久前，希拉里出访东亚前在夏威夷的演讲中明确表明，美中关系不是零和的，美国并未把中国作为敌人，并未执意要遏制中国。可见，美国也很清楚，如果美国执意要阻止中国的崛起，至多只能使中国的崛起进程延迟，但与中国为敌肯定会使美国霸权衰落得更快，这不符合美国全球战略的大目标，因为美国的大目标是要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护霸权地位，而不是简单、机械地阻止某个大国崛起。再者，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已经密切到难分难断的程度，在将中国制造成“敌人”的同时，也会伤及美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