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杏坛／饶兆斌专栏】 突尼斯和埃及的“人民革命”成功，并且有跨展到其他阿拉伯和中东国家的趋势。这一轮革命浪潮，有媒体和评论者称之为“中东波”，以显示与二十年前“苏东波”（意指前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的垮台）民主化浪潮的相似之处。更有些评论认为这是“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起点，将会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甚至会向外扩延到其他地区。可以说，这些都是美好的愿景，但态势是否如此，目前还言之过早。

“中东波”发展到目前为此，是两个强人政权的倒台，但强人政权倒台后就会是民主政府遍地开花吗？未必如此。能否顺利过渡到民主政府，还有很多因素需要考量。不过，就搞垮威权体制而言，可以就目前发生的这两起“人民革命”（主要是埃及）作初步的观察和分析。

专制政权害怕工人示威

第一，工人的作用。很多人把年轻人用面子书等社交网站动员民众的作用视为这次人民革命成功的关键点。

这里不否认这些社交网站的作用，但也不可过于夸张。由知识分子、学生、年轻人号召的示威活动很激情、有活力、有创意、而且涵盖各阶层人士，看起来十分强大。但一般上，一个专制政权是不会这么容易给弄垮的。

要威胁到这类政权，必须威胁到它的生命线，尤其是经济。所以为什么威权政府一般上不怕学生示威，但是怕工人示威罢工，因为它们知道一旦工人全面罢工，它们的生命也差不多到期了。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史华兹（Michael Schwartz）的《为何穆巴拉克倒台：有时非暴力示威也有非凡力量》（Why Mubarak Fell: The (Sometimes) Incredible Power of Nonviolent Protest）这篇文章，埃及示威罢工涉及到旅游业、通讯业、苏瑞士运河航运业等几个埃及最主要的产业。由于埃及不产石油，经济结构不均衡，一旦这几个主要产业停产，威胁到了几乎所有埃及精英（包括资本家、官僚、军队、甚至执政党内部）的利益。到这个时候，穆巴拉克不得不退下去了。

埃及军队不听话

第二，军人的作用。两起“人民革命”浩浩荡荡把独裁者赶走，似乎大规模示威活动真的可以促成民主革命。但别忘了，“人民革命”也有失败的例子，而且很多。前不久，缅甸的“僧侣革命”，伊朗的“绿色革命”，埃及几年前的“够了（Kefaya）运动”，也都是万众齐心的大规模抗议行为，但都被无情的镇压下去了。

所谓现代国家，就是对暴力的合法垄断。面临着被人民直接推翻的危机，专制政府最后一条保命线就是国家的暴力机器，尤其是军队。所以说，军人听不听话，愿不愿意开枪，以及有否镇压大规模抗议活动的经验和能力，是必需考量的关键因素。

埃及军队的动向在这次“中东波”里备受关注，就是这个原因。我认为原因很复杂，包括国外有美国的压力（因为埃及军备培训等都是美国一手包办的，而美国不会被套上装备一支屠杀人民的军队的罪名），而国内，军队也对穆巴拉克失去了耐心，加上示威民众颇有策略，采取“反警友军”来分化国家的暴力机器。

不能高估网络作用

第三，社交网站的作用。服务于Google的网络活跃分子戈宁（Wael Ghonim，左下图），被人们视为是埃及革命成功的英雄。他的一句名言是“革命是由面子书开始的”（The revolution started on Facebook）。

无可否认，社交网站起了很大的动员和信息传递及保存的作用。但必须警惕的是，专制政府也可以利用社交网站和Youtube上载的影视资料来对付异议分子。

伊朗“绿色革命”失败后，大批示威人士被秋后算账。由于他们的行为活动都张贴在网络上，这些网站反而成为查办异议分子的重要线索和证据。

另外一点，社交网站也并不是唯一的动员工具。埃及当局在局势开始失控后，曾经断绝网络几天。但那几天里，埃及民众没有Facebook，没有Twitter，但人数却不断增加，局势更加猛烈，工人罢工一发不可收。

与宗教无多大关系

第四，回教的作用。美国有些保守派人士担心埃及会是第二个伊朗，所以并不支持这次的人民运动。恰巧，伊朗领袖在这刻是后站出来说话，说这是伟大的回教运动等等。不过，埃及本土的最大回教势力穆斯林兄弟会，却表现的相当成熟和克制，值得一赞。

总的来说，“中东波”到目前为止，和宗教没有多大的关系，导因是柴米油盐之类的民生问题。革命的几个主要人物也是以世俗的自由派人士为主，这和当年伊朗革命时，霍梅尼 担任精神领袖很不一样。

最后要谈的是，“中东波”的革命浪潮有多强？在政治学家亨廷顿的名著《第三波》里，他提出的概念就是“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意指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可以给邻近或文化相似的非民主国家作示范榜样。

“示范效应”提供民主化过程的经验、斗争手段等等，让其他民主斗士学习，同时也突显民主的普适性：既然A可以（民主化），为何B不可以？

“中东波”里，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最重要的国家，变天的确有如此的“示范效应”的作用。但促成埃及人民革命成功的特殊条件，也不是其他阿拉伯国家所具有的，所以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认为，阿拉伯世界的普遍民主化已经到来。

注：照片取自路透社。

饶兆斌是美国东北大学政治学系博士

歷史再度走向“終結”？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1-02-17

中評社北京2月17日訊／自去年以來阿拉伯世界發生劇變，結果讓人瞠目。對比十年前9.11事件時，世界對阿拉伯國家的看法完全顛倒。這一傳統文明是否對現代文明是完全敵視、格格不入，還是早就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走著，僅僅一些歷史特殊原因導致了其與現代文明的衝突？這一問題再次擺到我們面前。 　　事實上這並非是世界第一次遭遇這樣的一個問題，自1952年埃及革命，隨即導致了伊拉克等國連鎖反應，到上世紀80年代初伊斯蘭世界中有重大影響力的伊朗再度發生了革命，都曾引發了激烈辯論。面對困惑，納賽爾的回答是要走阿拉伯文明自己的道路，但是具體是什麼，他並沒有給出清楚的答案。而霍梅尼的回答倒是清楚。其締造的伊朗被認為是海灣國家中最“民主”的國家；但是這個國家排斥拒絕大多數的現代民主國家所承認和保護的個人權利，嚴格按照傳統教法行事，實行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這顯然帶給世界憂慮和疑惑。  　　當1980年代末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進，人們再次發現，經濟發展，人均教育水平等推動第三波民主化的重要因素在阿拉伯國家中並不適用。這些國家在民主化浪潮中巋然不動，甚至還有逆轉情況，比如穆斯林人口占多數的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亞就多次發生軍事政變，軍方推翻了民選文官政府。所有這些複雜的問題都在一個麻煩的話題上繞來繞去，那就是文明的特殊性。 　　也正因為如此，政治學巨擘亨廷頓與其弟子福山發生了激烈的辯論。 福山認為民主政治是現代化對效率追求而自然而然的一個結果，但是亨廷頓則指出，全球化之下民主政治會自動導致身份站隊，我是誰，我屬於哪里？繼而加強文明認同導致文明衝突。 　　應該說21世紀第一個十年是亨廷頓的勝利，9.11事件之後文明衝突論甚囂塵上，布什政府以新十字軍東征命名反恐戰爭便是例證。但是恰恰是這十年，阿拉伯國家依舊再走納賽爾的“自己的路”，也就是現代化之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伊斯蘭教國家印度尼西亞終結了蘇哈托家族獨裁，成功度過了瓦希德—梅加瓦蒂的民主化危機，成功實現了民主轉型。北非馬格里布地區阿拉伯國家都實現了國內政治相對穩定，經濟快速發展，以最近狀況頻出的阿爾及利亞為例，該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位列非洲第二。經濟增長又推動了政治改革，這十多年以來，大部分阿拉伯國家，特別是馬格里布地區的阿拉伯國家都進行了議會選舉改革。 　　同時還必須指出，奧巴馬對阿拉伯世界的友善政策，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自小布什的反恐戰爭以來阿拉伯世界的外界壓力。這一變化在目前的變革中正在發揮作用。 　　隨著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深入，對阿拉伯-伊斯蘭國家的人而言，身份的問題更多地集中在國內，我是哪個階層的人，我在國家中處於何種地位？而這種關心和疑慮最終使得歷史的發展再次偏向了福山的歷史終結的範式。究竟會如何發展，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李靖雲　2011年02月17日03:41　來源：時代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