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中国，“茉莉花”只能是一首歌
作者：异域堂 于 2011-2-25 贝壳村
在外国，“茉莉花运动”是老百姓针对独裁统治的革命；在中国它却只能是一首好听的歌。因为凡是“群众运动”都要有政治背景，政党组织，有核心主力军参与和有一定的安全保障，才可能使运动顺利发生，发展到逐渐成气候。所以中国目前没可能发生什么茉莉花革命，尽管好多外国的或中国地下的组织希望发生；但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是“让子弹飞”里面的“成熟”群众，除非确信黄四郎已死，否则是绝不会跟张麻子跑的。
当然，也可能出现“意外”，那就是“擦枪走火”时把看热闹的给打死了，甚至是打死了很多人；不过尽管猪是笨死的，我确信当局花五千多亿组装的维稳机器肯定比猪聪明。
有关政权的更迭或政府的轮替是中国权贵阶层的专利是由我党的太子和庶子们说了算的，别人无从置喙。即使先进得如刘晓波，吾尔开希之流也都是将门之后。究竟老百姓的孩子充其量也只能熬到重要随从的角色，还得是乖巧得很的机灵鬼。
回国遇到的或是来美国看到的朋友，最多问我的一句话是：你在中国美国两头都呆，到底它们有什么不同？我说：在美国是做人，在中国是做民。“人”有两条腿支撑是立着的，“民”在口底下游弋着是听喝的。
趙啟正先生在向外國和港澳台駐京記者介紹全國政協十一屆四次會議有關情況並回答記者提問時的表示，“茉莉花革命”在中國不會發生，認為中國可能發生“茉莉花革命”的想法是“极其荒唐和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对此我能理解。但是，他说“中國目前存在的許多問題，如地區發展不平衡、分配不均等，是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却绕开了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官僚资本主义集团在独裁统治的庇护下对广大群众和国家资源肆无忌惮地压迫和掠夺，而这才是可能爆发“茉莉花革命”的根本原因。
因为实力悬赏，所以中国的茉莉花还只能是一首歌，一首好听的歌；不是好多当红的人物都在唱吗？或许都在等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吧。
我不希望中国发生茉莉花革命，更希望共产党把中外勾结的权贵官僚资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矛盾解决好，只是这愿望能实现吗？
資料圖︰上將陳伯鈞
原載《文匯讀書周報》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顛倒黑白，點名誣陷陳伯鈞為“反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壞人”，被造反派從外地養病處揪回北京批斗，還被抄家封門，搶走保密櫃。對一位從井岡山時期就跟隨毛澤東南征北戰的開國上將進行“誣陷”，林彪及造反派主要依據的是所謂陳伯鈞的三件“歷史罪行”。
一是子虛烏有的“少將旅長名片事件”。這一訛傳流傳甚廣，多年來不少報刊引用過一個“故事”︰紅軍剛剛改編為八路軍不久，一位旅長到延安見毛澤東，遞上了“少將旅長”的名片。毛澤東先有三分不快。隨後，毛澤東問了幾個有關部隊的問題，該旅長的回答令毛澤東不是很滿意，于是毛澤東斥之︰“什麼少將芝麻醬！”這件事情的真實情況是︰
1937年秋，陳伯鈞任三五九旅旅長，帶領七一八團駐防洛川。當地是統戰環境，該地國民黨駐軍最高軍階為上校，為了雙方聯絡及與當地政府聯絡時我方人員處于有利地位，七一八團供給處主任劉華春主動給旅團首長各印了一盒名片，陳伯鈞的名片為“少將旅長”，文年生的名片為“上校團長”。印名片純粹是從工作考慮，當時陳伯鈞並未听到過毛澤東對此有什麼批評。況且陳伯鈞從井岡山時期就是毛澤東非常熟悉的老部屬，見毛澤東何需遞什麼“名片”？！毛澤東也從未因名片之事當面批評過他。很久以後，陳伯鈞才得知，他的警衛員與毛澤東的警衛員一起玩耍時，曾把其保管的“少將旅長”名片給過毛澤東的警衛員一張。至于毛澤東有什麼反應，越到後來這一訛傳越發演繹得面目全非了。
二是所謂“剽竊毛澤東著作的罪行”。那是陳伯鈞1937年12月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期間，依據毛澤東軍事思想，撰寫了《論抗日游擊戰爭的基本戰術——襲擊》一文，後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發表于《解放》雜志。當時毛澤東還親自加了“編者志”，稱︰“這篇文章，是陳伯鈞同志節錄1934年毛澤東同志所著〈游擊戰爭〉小冊子上面論游擊戰術之一部分，為了適合抗日戰爭情況，陳同志在文字上與條文上有所增減，復經毛同志校正，今在本刊發表，以供全國各地抗日游擊戰爭領導干部參考。”由此可知，陳伯鈞明明是在學習宣傳毛澤東游擊戰爭的思想，連毛澤東本人也對陳伯鈞節錄自己的小冊子並有所增減持肯定支持態度，還親自校正後推薦給全國各地領導干部參考，談何“剽竊”罪行？！事實上，陳伯鈞是我黨我軍正確評價毛澤東軍事著作的先驅者之一。早在1959年5月他擔任高等軍事學院副院長，主持高院教學工作期間，就給毛澤東寫信，匯報學院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的情況，同時附上自己作的小結，請毛澤東審查，“並望多多提出批評指正，以便今後修改”。陳伯鈞還不顧身體多病，結合自己30多年參與革命戰爭的實踐，多次給入學的高級干部作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的輔導及革命戰爭歷史情況的報告，並組織教員和學員開展研討。1960年，中國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陳伯鈞的《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一書。
三是被扣“不尊重黨的領袖毛澤東”的“大帽子”。1944年1月陳伯鈞在隴東三八五旅任副旅長時，突然接到一位老總的來信，嚴肅地批評他不尊重毛主席。原來是有人在那位老總面前告了陳伯鈞的狀，反映他稱毛主席為“毛先生”、“老毛”。事實是︰陳伯鈞在隴東給干部作時事報告時，曾引用過別人稱毛主席為“毛先生”的話；在與旅領導閑談軍史時偶爾順口稱毛主席為“老毛”，因為井岡山時期大家都習慣于這樣稱呼。盡管陳伯鈞在日記中對“個別人以余談笑語來作為一個同志的基本觀點和立場，同時又斷章取義，抓住個別詞語，不管前後內容，片面發揮，以致惹起老總的嚴正批評”的做法，甚為不滿。但他也十分誠懇地檢討說，在“樹毛之領袖形象時，這種稱呼顯然是不合適的”。他曾多次想向那位老總當面解釋清楚，但終因工作繁忙，加之戰爭年代見面不易而未能及時挽回影響。
就是這樣三件事，不僅與“反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毫無干系，反可看出陳伯鈞對黨的領袖的忠誠和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看出他秉性剛直、胸懷坦蕩，嚴于律己、寬厚待人，忍辱負重、顧全大局，還看到我黨我軍井岡山時期培養光大起來的優良作風︰同志間、上下級間包括領袖與部屬間的平等、民主、坦誠、富于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