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古月照今尘

作者：民主战士　　乌有之乡

论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文的当代意义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写于八十五前的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当时，主要是为了阐述中国革命的对象、主力军、同盟军而写成此文。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一九二七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在文章的开头就开门见山的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这就是毛泽东写作这篇文章的出发点。　　

毛泽东通过对当时中国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等各阶级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即革命的对象）。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正是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弄清了谁是革命对象，谁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谁是革命的主力军，谁是革命的同盟军，并按照这个原则去组织革命的力量和队伍。是他领导中国人民通过二十多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建立了属于人民大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在全国实行了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归国家所有、没收封建地主土地归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所有的政策，使广大的人民群众享受到了革命胜利的成果，同时也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紧接着，毛泽东又领导全国人民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在城市，通过征收民族资本家的企业归国家所有，加上没收的官僚资本，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对其它私营企业通过公私合营等方式，建立了大批的集体企业，使广大工人成为企业的主人；在农村，通过建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使广大农村和农民走向了集体化道路。从而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基本上消灭了以占有生产和生活资料为标志的阶级差别，从前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它剥削阶级都被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呢？对此，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有时阶级斗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因此，他警告全党和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决不可掉以轻心。据此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张，并提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英明论断。他晚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的重点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但是，毛泽东逝世之后，由于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逐步背离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随后，又被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所利用，并逐步取代，他们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借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消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并为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平反，从而全面背离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然而，经过近30年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当初的预见与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一刻也不会熄灭：旧的剥削阶级被打倒了，但是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时刻都在梦想着恢他们的天堂；同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如果不坚持阶级斗争，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又会继续产生，特别是当权者鼓吹“少数人先富”理论之后，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产生与繁殖得非常之快。当今的掌权者由于受“少数人先富”理论的诱惑，缺乏思想改造，已基本上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层出不穷、步步攀高的腐败案件就是明证；而那些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实际上就是新的资本家，即新的资产阶级，据统计，目前国内百分之二十的富人掌控了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财富，其中百分之零点四的富人掌控了全国百分之七十的财富，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状况基本相同；毛泽东时代创建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职工，改革开放之后被下岗的达六千万人之多，每个下岗职工以上下三代人计算，牵涉到五至六人的直接利益，六千万职工下岗，使全国三亿多人口利益受损；那些离开土地的所谓农民工，据统计全国近二亿人之多，他们牵涉到到全国约八亿人口的利益，而这些人大多数实际上已沦为受剥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离开了农业集体化之后，虽然分得了一些土地，但个体小农生产方式的单纯耕种土地，已无法维持基本的生计，只好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出卖劳动力）；还有约二千万青年妇女被迫走向卖淫之路，她们又牵涉到全国近亿人口的形像受损。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原本已基消灭了的阶级差别又重新形成，阶级斗争又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重温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试按照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方式，对中国当代社会各阶级的有关情况作个分析，使人们对中国当代的社会状况有个清醒的认识。　　

官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人员由国家公务员（包括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司法等部门）、军队营级以上军官、国家事业单位科级以上干部、国有企业部门经理以上人员组成，是一个阵容庞大的既得利益阶级，他们掌握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大权，操纵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脉，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其实是利用自己的职权，享受多种特殊侍遇。在这个阶级中，产生了大批的腐败分子，他们在政治上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无所不为；经济上大肆挥霍国家钱财，大肆贪污腐化，据有关部门统计，每年的公款消费达数千亿元，近30年以来，被纪检监察、检察机关等部门查处的省部级高官达100人以上，他们贪污受贿的金额都是几千万元至几亿、几十亿上百亿元以上；在人事安排上，任人唯亲，形成了官二代群体，据知情人士披露，现任的中央和省部级高官，其上一代基本上都是高官，或其下一代已进入高官行列。而县团级以上的腐败分子则不计其数，每年被查处者达数万人之多。因此，这个阶级，是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是 “改革开放”最大受益者群体。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改革开放后，利用国家的开放政策和有利的职位条件，再与国家机关的贪官相勾结，采用化贵为贱、化公为私的手段，倒买倒卖国家物资，贱买国家企业，或以企业改制的名义，把原来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变为私营的企业，从而大发横财。上述的只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零点四却占有全国总财富百分之七十的富人，就是这个阶级。他们靠与官僚阶级相勾结而发财，所以称为官僚买办阶级。他们在国内完全依附于官僚资产阶级，在国外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这个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存在与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是完全不相容的。他们始终以本阶级的私利为重，他们打着改革开放的招牌，其实质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钻进共产党内的右派分子，也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中产阶级。包括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大学教授、高级医务人员、高级科技人员、著名学者、著名演员和歌星、国营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属于毛泽东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高级知识分子范畴，他们主要依靠国家的政策和个人的努力奋斗而取得事业的成功，属于勤劳致富类型。前面所说的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二十，但占有全国总财富约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群中，就包括了这个阶级在内。他们一方面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实现了个人富裕目标，所以拥护改革开放；另一方面，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又受到来自官僚资产阶级（即各级党政官僚）欺骗、压迫和盘剥，及黑社会控制，对当今社会各种制度和现象持不满态度，但也不想改变现有社会结构。　　

小资产阶级。基本上如毛泽东所说，包括了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主要依靠自己的知识谋求生活资料，经济上仅能够维持日常开支，但是在住房、就医、就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需要仰仗他人的支持，办理各种社会事务，都需要别人帮忙，否则寸步难行，他们约点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含家庭人口）。他们对当今社会持不满情绪，经常发牢骚，同时非常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生活秩序与公共福利。但是，他们处于社会底层，又常常为生活出路奔波，虽然希望改变社会现状，但又没有实际行动。　　

半无产阶级。主要包括绝大部分农民、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几种。这里所说的绝大部分农民，指的是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他们都按人口分得了田地，但由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他们没有了发展前途，所以，具有一定知识或体力特长的农村青、壮年甚至中年人都离开了土地，到大中城市去务工挣钱，以维持家计，留守农村的只有少年儿童或老年父母等，现在所谓“三农民问题”中的“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一年到头辛苦劳累，一家人离多聚少，其收入还是难以维持基本的家计，遇上自然灾害，或生、老、病、死，儿女上学、婚娶、建房等情况，就得向亲友乞哀告怜，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当今社会中极艰苦者，也极为留恋、怀念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与生活。小手工业者。他们的情况与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所说的情况基本相同，他们之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虽然具有简单的生产手段，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他们也常常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经济地位略与农民相当。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店员是商店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增长，薪给往往须数年一增，与他们交谈，常见叫苦不迭。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他们主要由城市下岗职工、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郊失地农民等人员组成，他们属于社会低层人员，生活极为艰苦，其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比一般农民还差。他们极不满意当今的社会制度，特别希望社会变革，强烈呼吁回复到毛泽东时代。半无产阶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　　

无产阶级。中国现代真正无产阶级人数不多。这主要是毛泽东时代已经消灭了以占有生产资料为标志的阶级，实现了全民有产的社会制度，因此，中国早已不存在以经济地位为标志的无产阶级。现代无产阶级，是指那些既不占有生产资料，又没有固定工资收入的人员，主要是城市下岗职工（未达退休年龄而被买断工龄，自某职业的人）、城郊失地农民等。这部分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他们的情况较之于半无产阶级更为艰苦，也更加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幸福生活。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是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或下岗职工。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包括乞丐、小偷、扒手、抢劫犯、黑社会等人员。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是他们开展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这些人因为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除乞丐之外，多采取犯法的方式谋取生活来源，他们对现实很不满。　　　　

中国当今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与国民党统治时期基本上相似，所不同的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阶级状况是由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制度的影响而形成的，而当今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已经消灭了以占有生产与生活资料为基础的阶级差别的条件下，由于受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错误路线的影响而形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不承认中国当今社会存在着阶级，而用所谓的“阶层”来掩盖阶级的存在；又试图用构建“和谐社会”来掩盖阶级矛盾，用“维护社会稳定”的方式（即动用一切专政手段）来阻止阶级斗争。但是，当今中国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决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会按照某些人的意图而自然熄灭。中国革命的历史可以证明，执政党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当今社会的阶级只能进一步分化，阶级矛盾只能进一步激化，阶级斗争只能进一步激烈，必将在中国再次导致暴力革命。

温相：没有肃反运动，刘志丹就不会死 2011/02/18

来源：《同舟共进》2009年第二期 　　导读：周恩来说：“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他)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 　　就在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万里长征，还没有完全确定最终的落脚点时，毛泽东向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后改为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了解陕北的革命情况。毛泽东同意贾拓夫的“红军在陕北立足扎根”的建议，指出：“我们要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前进阵地。”(周维仁《贾拓夫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这一决定让红军找到了得以休养生息的根据地，也就是毛泽东经常提及的“也是陕北救了中央”。与此同时，西北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却异口同声地承认“中央救了陕北”。这种“互救”背后的历史，就是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西北“肃反”。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北，民贫地瘠、灾荒不断。以1928年为例，陕西、甘肃两省遭遇空前严重的干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1929年春，旱情持续，百姓苦不堪言。但是，执政当局对民生的疾苦毫不以为意，为富不仁的绅粮大户囤积居奇，每斗小麦、小米的售价居然高达15块银元。天灾人祸导致陕甘的群众奋起反抗。这也为中共在西北开辟新的战场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土壤。 　　1927年，轰动西北的清涧暴动和渭华起义因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而失败，却让刘志丹这样的优秀人物脱颖而出。 　　刘志丹在渭华起义失败后认为：“南梁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有山、有梢林，又是两省边界，只要在这建立起了根据地，再步步向外扩展，就能把红旗插遍西北。”刘志丹确立南梁为根据地，成为西北红色武装割据的开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轫。 　　军事上的不断胜利让酝酿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瓜熟蒂落。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与会代表一致推举刘志丹出任苏维埃主席。刘志丹谦虚地说：“搞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我比不上仲勋同志。”(高文《南梁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在刘志丹的力荐下，习仲勋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随后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当选主席。刘志丹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始人，却从不以此自居。习仲勋回忆说：“有一次，我们经过军政学校操场时，他正领导学员作演习，见我来了，他喊了一声‘立正’口令，向我敬礼报告，要我检阅学员队伍。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我手足无措。我一向把他当作领导者，论年龄他也比我长10岁。但他却以身作则，尊重政委和政府的领导。他也特别重视军民关系，处处关心群众利益，要求红军战士做到秋毫无犯。因此军民亲如一家，如鱼得水。”刘志丹所部的秋毫无犯还体现在严格的立法、执法上。“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他(指刘志丹——引者注)曾提出制定一条法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10元以上者枪毙。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更严格，犯了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都要受处分。”(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正是由于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率先垂范，才让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得到了普通民众的拥护。 　　“肃反”先声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又开拓了一大片新天地。1935年2月，蒋介石纠合国民党军5万多人进攻陕甘边苏区。刘志丹指挥红26军、27军主力经过5个多月的奋战，歼敌4000余人，将红色游击区扩充到30多个县，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陕甘边、陕北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 　　此时，后方却传来不谐之音。1935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特使”“空降”陕北，并交给特使一封长达3.5万字的指示信，其中强调“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所以，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整肃”。 　　1935年7月15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永坪镇召开。会议首先传达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的5封指示信。其中1935年5月10日的信提出“积极争取苏区的领土不使一寸为敌人所蹂躏”，正是博古(秦邦宪)等人在中央苏区所推行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翻版。这封指示信完全是外行指挥内行，不但对西北苏区的实际没有切实的帮助，反而让“假、大、空”弥漫于西北根据地上空。此时，一批与会者根本没有想到，几个月后，真的会用比对敌斗争还要残酷无情的手段，来对待眼前这些曾经的战友和同志。 　　陕甘党组织、部队被扣上乱七八糟的帽子时，刘志丹并不知晓详情。 7月17日，刘志丹率部取得绥德老君殿战役的胜利，而矛头直指他的扩大会议却开得正欢。8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发布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议案》，其中第3条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肃反”的要求，并且指名道姓要反“AB团”。 　　1935年，蒋介石又动了“围剿”西北苏区的念头。8月27日召开的文安驿会议上，刘志丹与后来主持“肃反”的一些领导人产生了分歧。后者主张首先攻取瓦窑堡。瓦窑堡是军事重镇，也是国民党军重点防御的地区，易守难攻。刘志丹凭借丰富的战争经验认定进攻瓦窑堡实际是军事冒险。双方争论不休，最后会议通过了攻取瓦窑堡的决议。1935年9月1日，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的另外一位“空降特使”聂洪钧也到了陕北，马上坐上了西北军委副主席的位置，也要求红军主力直攻瓦窑堡。 　　果如刘志丹所料，国民党军在瓦窑堡布置了大量的防御工事，碉堡林立、山寨相连，火力网密布，还设有直径达3~5米的梅花坑，坑内布满竹签子、金属利刃等。刘志丹见后不免愤怒地说：“敌人这样的据点，依我军现有的装备和兵力，硬打强攻，全部伤亡也无济于事，咱们都要作历史的罪人。”其他一线指挥员也都愤慨地表示相同的意见，对某些领导人的瞎指挥表示不满。最后大家商量决定避实就虚，奔袭横山县城。(高朗亭《西北红军的组建和战斗》，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9月11日，刘志丹部攻横山县城不克，激战多时，主动撤出战场。这给“肃反”领导人提供了口实。刘志丹被认为战斗没有打好，里面有“鬼”。但这时尚无足够的力量组织“肃反”，因红26军对刘志丹十分敬仰、信赖，如果没有一支相仿的武装制衡红26军，“肃反”的目标是达不到的。 　　那么，这支辅佐“肃反”的军事力量从哪里来呢?这就要从1935年自鄂豫皖苏区出发经过“小长征”到达西北苏区的红25军身上说起了。1935年9月15日，红25军抵达永坪镇。9月16日，红25军与26军、27军举行了盛大会师。此后不久，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众多领导人就受到排挤和限制，原来在西北工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崔田夫、高岗、张秀山、惠子俊、习仲勋都被排除在外。西北军委也被改组，由聂洪钧取代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这些安排实质上是对刘志丹等人整肃的先声。刘志丹本人并无任何不平静的举动，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大局观。 　　然而，清洗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人和领导者，包括他们麾下数千名忠勇善战的干部、战士的“肃反”运动还是开始了。 　　“肃反”几乎断送西北苏区 　　开展“肃反”往往需要一个非常得力的政治工具即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局是效法苏共建立的红色专政机关，有临机处置之权，可以不通过法庭审讯，不必事前向上级苏维埃政府汇报。表面上虽然规定政治保卫局接受同级苏维埃政府指导，但实际上它只服从少数最高领导人。“肃反专家”、曾任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审讯科科长的戴季英兼任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 　　陕北“肃反”的帷幕是1935年9月下旬拉开的。10月1日这一天，首先秘密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5人，大多数人都蒙在鼓里。戴季英不但动用了酷刑，而且亲自动手。同时，大批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先后被诱捕。 　　1935年10月5日是陕北“肃反”悲壮的一天。是日清晨，刘志丹接到：“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的指示。刘志丹马不停蹄地返回瓦窑堡，傍晚时分突然遇见送信的通讯兵，亲眼目睹了“已确定刘、高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回来”的字眼。刘志丹看毕非常平静地把信交给通讯兵，告诉他一定要保证安全送抵前方，然后继续赶路，自投罗网。此前一天，刘志丹刚刚过完他32岁的生日(刘志丹生于1903年10月4日)。 　　10月6日凌晨，刘志丹抵达瓦窑堡，很快被“请”到了政治保卫局。刘志丹对戴季英说：“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来。”戴季英作为老牌的“肃反专家”，也对刘志丹竟然主动“归案”感到奇怪。 　　随着刘志丹、高岗的先后被捕，“肃反”大网向习仲勋、杨森、黄罗斌、刘景范、马文瑞等人扑来。他们毕竟在西北根据地民望较高，所以对他们也采取了诱捕的方式。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和年仅5岁的儿子刘力贞也被株连入狱。 　　在狱中，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咬死不承认刘志丹以及陕甘边的战友们有什么“右倾取消主义错误”，戴季英说他是“粪坑里的石头”。再度提审张秀山，张几度昏死后仍旧激愤地说：“我死，没有问题!二十六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颅换来的呀。”“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张秀山的哭声远达内外，连看押他的西北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震动不已。(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从1935年10月1日到10月8日，原红26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60多人几乎悉数遭到清洗。甚至连张秀山、王兆相等人的父亲也被株连杀害，其中王兆相的兄长王兆卿是著名的“无定河畔六烈士”之一，这种革命到底的红色家庭也没有躲过“肃反”的屠刀。(朱元石《马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凡被捕人员一律遭致政治上的污蔑和肉体上的酷刑，刘志丹等也不例外。关押在王家坪的习仲勋、刘景范等人备受煎熬，红26军领导人杨森、黄罗斌遭到诱捕后也被押到王家坪保卫局驻地，习仲勋仅仅是冲着杨、黄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立刻遭到保卫局看管人员的毒打。(黄罗斌《创建陕甘边苏区的习仲勋》，载《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10月的西北已是秋冬之际，夜晚的寒冷不言而喻，可是被捕人员一律不准盖被子，手脚捆着睡觉，绑人的绳子上面长满了虱子。半夜翻身都要喊报告，动辄就要受到皮鞭、刀背的殴打。(习仲勋《红日照陕甘》，载《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至于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更是重点逼供的对象，昼夜不停地殴打。刘当时已患有重病，被打后接连吐血，情况非常危急。习仲勋等人要求救治刘景范，戴季英根本不予理睬。曾被刘志丹招抚成为红军猛将的郭宝珊在酷刑下不肯承认刘志丹是右派，反而说：“如果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肃反”领导人除了在前、后方大搞“肃反”外，还派人主持陕甘边、关中等根据地的“肃反”，大肆刑讯、杀戮，根据地内人人自危。 　　长达3个月的“肃反”，给中共西北根据地造成深重灾难。王华回忆道：“……大家处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中。党委、政府、军委机关都瘫痪了，各项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王华《陕北错误肃反回忆》，《延安文史资料》第10辑，延安市政协2006年编)因为红军忙于内讧、“肃反”，大片根据地沦丧，人心、军心空前动荡，几个县先后“反水”。习仲勋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习仲勋《红日照陕甘》)红15军团第81师师长贺晋年后来就对杨尚昆说：“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二十五军他们打起来了。”(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因陕北肃反引发的仇怨进而导致党内斗争激化的事例不知凡几，“肃反后遗症”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还纠缠不清。 　　当年，长征中的毛泽东已经对北上作了最坏的估计。假如西北根据地丧失了，就不存在中共后来的革命形势，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也是陕北救了中央”、周恩来所说的“互救”的本源所在。然而，这个当时唯一能给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提供落脚点的地区，却因为“肃反”的滥捕滥杀差点被断送。 　　“中央救了陕北” 　　陕甘边根据地忙于“肃反”之际，以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已悄然抵达陕北。不久，中央即明确表态：“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5人党务委员会负责调查陕北“肃反”，董必武兼主任。 　　11月5日，王首道等抵达瓦窑堡。王首道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局长由常委亲自兼任)，又带有中央的特殊使命，戴季英当然不敢对抗，乖乖交出了“肃反”案卷。他还专门叮嘱王首道，这些人包括刘志丹在内都是“右派反革命”。对于戴季英的恶劣态度，连平素以风度儒雅、宽以待人著称的周恩来都不禁恨恨说道：“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没有才好。”王首道先去找到了还在羁押的刘志丹等人，刘志丹对王首道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25军来到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王首道《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刘志丹饱经牢狱之苦，却丝毫没有个人怨言。 11月7日，中央党务委员会宣布释放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18人。张庆孚受苦最深，除了戴上脚镣，还外加一副手铐，因为血肉凝结在一起，砸开镣铐居然用了三四个小时。(张庆孚《在陕甘的一段回忆》，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 　　后来，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异口同声地说：“中央救了陕北。” 　　这时还在前线指挥军事斗争的毛泽东仍惦记着陕北肃反问题的解决。他在11月18日会同周恩来、彭德怀专门致电张闻天、博古，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1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严厉批判了“肃反”过程中的粗暴及其带来的恶果，并承认这种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11月30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刘志丹当众讲话：“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罗迈《初到陕北》，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4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同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对聂洪钧、戴季英的处分决定。但是，对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人依然抱着歧视的态度，例如张秀山被下放到红军大学当政治教员。李维汉曾经比较客观地回忆说：“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不过，刘志丹并不计较这些，他说：“工作要紧，个人的事是小事。情况复杂，意见不一，自己再去追究，又增多了事情，引起不和，一切都要靠事实来作结论。”(刘力贞、张光《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情谊》，载《习仲勋革命生涯》) 　　复出后的刘志丹先后担任中央军委驻西北办事处副主任(主任为周恩来)、瓦窑堡警备司令、红28军军长，习仲勋担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 　　刘志丹之死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强调渡过黄河东征的意义。在组建东征的队伍时，中央再次想起了刘志丹。张闻天、李维汉找刘志丹谈话，让刘志丹出任新组建的红28军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宋任穷直到晚年还对刘志丹的军事才能和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感叹不已。他说：“附近敌人闻风丧胆，听说志丹同志领导的二十八军来了，没等我们打，就连夜逃走。”1936年3月下旬，红28军进入神木、府谷，当地百姓听说刘志丹来了，都专门跑来看望。宋任穷看到，“当地群众不称呼志丹同志为军长，都亲昵的叫他‘老刘’，有位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十分激动地从人群中挤到志丹同志面前，拉着志丹同志，从头上摸到脚下，又从脚下摸到头上”。(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刘志丹还在这里见到了老战友张秀山，并与他彻夜长谈。他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可是后方的“肃反领导人”还在继续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让刘志丹、张秀山非常愤怒。刘志丹动情地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战场上让他们看看。”(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刘志丹、张秀山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在东渡黄河后的三交镇战役中，刘志丹不幸被敌军冷枪击中，身负重伤，不久即与世长辞，年仅33岁。 　　1943年5月2日，刘志丹灵柩在志丹县公开安葬，军民群众悲痛欲绝，还有不少百姓行跪拜大礼。毛泽东亲自为之题字：“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周恩来说：“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事实上，牺牲时刘志丹头上还顶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据张秀山回忆，马文瑞亲眼目睹了刘志丹牺牲后，干部登记表上仍旧写着“曾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他用自己的生命，向党和人民作了最后的表白。 　　刘志丹率部东征前，习仲勋去看他，刘志丹对老战友说了一番肺腑之言：“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多，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狂热病的表现，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的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刘力贞、张光《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情谊》，载《习仲勋革命生涯》)刘志丹的这段话讲在1936年，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对照刘志丹身后屡屡出现的类似陕北“肃反”的往事，可知他的担忧与预见是颇有历史眼光的。       中国未来五年 将由世界工厂变为世界市场 2011/02/25  据中新社报导，中国经济学家胡鞍钢表示，中国十二五（2011-2015年）将由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胡鞍钢昨天表示，十二五时期，中国将完成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转变，进口额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国，为世界各国创造至少1亿就业岗位。 　　他说，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1.39万亿美元（1.915万亿新元），美国为1.9万亿美元，而近年来中国进口额增幅一直高居世界之首，远远超过美国，在此基础上，未来5年中国进口额超过美国当然“是完全有可能的”。 　　过去20年，中国经济发展以吸引外资为主，是世界投资中国，而现在已开始中国投资世界，包括非金融投资和海外承包工程合同，目前，中国海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2009年即达到1300亿美元。“中国过去更多是‘请进来’，现在更多是‘走出去’，而且是全方位‘走出去’。” 中国将成为对外投资第一大国 　　胡鞍钢预期，未来5年，中国对外投资额将在十一五基础上翻一番，有望成为对外投资第一大国。 　　这位经济学家表示，十二五时期，中国还将进行新一轮自主降低关税、不断扩大进口，加快由世界工厂进入世界市场步伐，同时全方位投资世界，这都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进一步融入全球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对世界而言，这无疑可称之为‘中国贡献论’，创造就业的贡献”。 　　5年前，胡鞍钢接受中新社采访时曾预测十一五中国进口额至少4万亿美元、为世界创造5000万就业岗位，实际上，2006-201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累计达5.28万亿美元，“这说明，中国的发展，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远远超出了预想”。 　　“十一五规划是由13.4亿中国人共同参加的一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考试，中国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史海：民国首任总理为何76岁时惨遭斧劈身亡 2011/02/25

网易 作者：金满楼 唐绍仪是辛亥革命否的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其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一度风光显赫，但其在76岁之高龄而被斧劈身亡，其中缘由，颇值一叹。 唐绍仪，字少川，出生于1862年（比袁世凯小三岁），广东香山人，与孙中山是地道的老乡。唐的父亲系上海经营茶叶的买办，其族叔唐廷枢曾在李鸿章门下帮办洋务，后来做过上海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总办。唐绍仪在12岁时成为清廷第三批留美幼童，并在美国学习生活过7年之久（当时已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因为国内顽固派们的阻扰和责难，这些留美学生在未完成学业的情况下便被全部召回，唐绍仪回国的时候只有19岁。 回国后，唐绍仪被派往朝鲜协办税务，由此成为驻朝鲜商务代表袁世凯的书记官，也可以说是袁最早的部下，凭借这层关系，唐绍仪也随同袁世凯的升迁而水涨船高，他先后做过天津海关道员、外务部侍郎、奉天巡抚和邮传部尚书等职，直到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踢下台，唐绍仪才因此而赋闲。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再度出山，唐绍仪应召入幕并被派往南方与革命党谈判。在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则被提名为首任内阁总理，成为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 唐绍仪虽然追随袁世凯近三十年，但在辛亥革命期间与南方的革命党相处甚欢，这引起了袁世凯的怀疑与猜忌。袁世凯本希望老友徐世昌出任总理，但徐顾及名节，不愿担“贰臣”之名而退隐青岛，袁世凯这才退而求其次，举荐唐绍仪为内阁总理。按其最初的想法，是希望唐绍仪作为自己的副手帮助处理政务，而如今唐绍仪与革命党过往甚密，那就未免有借南边的势力与自己对抗之嫌了。 某次，唐总理因为某事与袁总统起了争执，老袁听得不耐烦了，他勃然作色道：“少川，我现在已经老朽了，你来做这个总统，可好么？”由于与唐绍仪之间的抵牾过多，袁世凯后来干脆就撇开他这个国务总理，直接指挥各部总长赵秉钧、段祺瑞等人。赵、段等人，原本就对袁言听计从，现在又有袁世凯撑腰，他们凡事绕开唐绍仪，弄到后来，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如此一来，唐绍仪这个总理就难过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之内阁，乃背包内阁，多任总理一日，即多负罪一日！” 由此，唐绍仪的第一任内阁未及三个月便草草收场，但他没想到的是，他这一辞职，后来就再没有获得与他之前的经历向匹配的职务。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组阁，原拟提名唐绍仪为外交总长，但因北洋军人认为唐已经叛出北洋系、投靠了革命党，因而对此坚决反对，唐绍仪也最终未能就任。直到1919年南北议和时，唐绍仪被任命为议和总代表，不过，在清末那次他是代表北方，而这一次则代表的是南方。 南北和谈开始后，由于各派系矛盾纷繁复杂，谈判毫无进展，而期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更是给和谈增加了不少的变数。在5月13日的第八次正式会议上，唐绍仪在未告知其他南方代表的情况下提出了类似于最后通牒的八项条件，最终导致和谈破裂。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唐绍仪淡出政坛，成为了民国的点缀和看客。蒋介石上台后，作为党国元老的唐绍仪也只是担任一些闲职，如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蒋聘他为高级顾问，他也并不到任。在平日里，唐绍仪或游山玩水，或闭门吟诗，似乎已经过上了远离政治的生活。 直到1931年，已近古稀之年的唐绍仪突然春心萌动，做上了家乡香山县（已改名为中山县）的县长。唐绍仪此举，的确令众人大跌眼镜，人家官是越做越大，唐绍仪却由清末的道台、巡抚、尚书，再到民国的内阁总理、护法政府七总裁，最后越做越小，做起七品芝麻官来了！话虽如此，唐县长倒也认真负责，芝麻官做得有板有眼，绝不糊弄的做了一段时间。 不过，好景不长，唐绍仪后来得罪了两广实力派人物陈济棠，最后被排挤出广东，连小小的县长也做不成了。尔后，毛泽东曾在文章中戏称，（做官）要能上能下，上能做内阁总理，下能当中山县长，所指非他，唐公绍仪也。 卸下公职的唐绍仪，后来迁到上海并在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的一座花园洋房里做起了寓公，过起了平津的生活。但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日军当局打起了唐绍仪的主意，即所谓“南唐北吴计划”，主要内容是“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和平政权”，以取代蒋介石为“谈判”对手。 当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政要员纷纷外逃香港时，唐绍仪此时却仍旧迟迟不动，这很快引起了军统特务的注意，特别是日本人及“下水”的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人拉拢唐绍仪的活动被戴笠的特务所侦悉后，唐绍仪可能出任伪职的传闻在一定程度上被散播了开来，这令蒋介石十分不悦，随后便派人对唐进行劝诫，如孔祥熙就对派人传话，“少老如有所需，拟请随时电告”；唐的女婿诸昌年也受命来沪，劝其早日脱离日伪包围，移居香港，如果肯去武汉的话，当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特务头子戴笠也请杜月笙从香港写信给唐绍仪，劝他离沪赴港，免遭不测之虞。 以唐绍仪多年的政治经验，他应当知道自己身处孤岛的险境，尽管他向各方来人表示自己不会当汉奸并一定要去香港，但他又借口要料理一些家务事而没有马上动身的意思。唐绍仪这种暧昧不明的态度，非但引起了各方的揣测，也为自己引来的杀身之祸。 由于唐绍仪迟迟未见动静，戴笠在综合各方面情报后，认为唐绍仪可能会出任日伪维持会之职，于是向蒋介石汇报后发出了刺杀令，以防今后出现被动。由于唐绍仪喜好收藏古董，刺杀行动小组也以此为切入口，由谢志磐假扮成古董掮客，在取得唐的信任后，谢与唐约定某日带一古董商人上门交易，殊不知，这正是军统特务的行动之机。 1936年9月30日，谢志磐带着一个古董商人、两名仆役来到唐宅，假扮商人的是老牌军统特务赵理君，两名仆役则是军统杀手王兴国、李阿大，他们提着一个装有古董的大皮箱，箱内藏有一只南宋御制大花瓶，另有古玩数件，而在大花瓶中，则提前预备了一把锋利的小钢斧。 唐绍仪对古董十分入迷，他在鉴定时十分专注，往往要屏退仆役，关紧房门，不让外人窥见，而这正是特务下手的好机会。谢志磐等人到后，寒暄一番便请唐绍仪鉴定古玩，而赵理君假装抽烟找火柴，正好客厅里没有，唐绍仪便让室内的佣人去找。等到佣人离开后，赵理君见时机已到，他先请唐绍仪鉴定花瓶，趁着唐低头细看的时候，赵向身边的“仆役”一使眼色，所谓“图穷匕现、瓶露斧出”，只见寒光一闪，军统杀手迅速从瓶中抽出小斧头，照着唐绍仪的头部猛然斫去，可怜唐绍仪这位“三朝元老”，尚未来得及哼一声便脑浆飞溅，当场身亡。 军统特务见行动完成，随后便迅速撤离，在退出房门时，赵理君与谢志磐还煞有介事的假装客套：“唐老太爷不必送了，请留步，请留步。等有好的，我们再送来”，说完，还替唐绍仪轻轻的带上房门，随后便不紧不慢的走出唐宅，钻进汽车，一溜烟的跑了。唐家的佣人见事态平和，开始不以为意，等到发现唐绍仪已倒在血泊中时，这几个人早跑没影了。 次日，唐绍仪被杀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一些人已经猜到是军统特务所为。为了遮盖自己的嫌疑，蒋介石故作大度，他一边致电唐绍仪家属表示慰问，另一边又由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拨发治丧费5000元，随后又令将唐绍仪的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让其身后哀荣体体面面，“汉奸”嫌疑一事，也就绝口不提。 曾经在清末民初政坛上风光无限的唐绍仪，其晚节究竟失与未失，就如同其被杀之谜一般，早因“斯人已去、死者为大”的种种纠葛而不便为人所知。而同遭此等命运的，并非唐绍仪一人，张敬尧、周凤歧等也是与日伪有所来往而遭杀身之祸，军统“锄奸”，大抵如此。（选自新书《民国原来是这样》-现代出版社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