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哈蒂尔：美国是举债过日的破产国家专访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


一个人的一生往往因某一件事而大放异彩。对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来说，那就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韩国被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实施高利率、汇率贬值政策，但他实行了外汇管制，顶住了国际社会的压力。2003年他交出执掌22年之久的权力，退出了政坛，但他在马来西亚被尊称为“国父”，在财政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不过，他因追求国粹主义和为了经济发展镇压人权而受到批评。此次他为了参加“Global Korea 2011”活动而访韩，记者在首尔小公洞乐天酒店对其进行了采访。以下为采访摘要：

问：一生中做得最正确的三次决定是什么？

“第一，亚洲金融风暴时没有遵循IMF的处方（高利率和汇率贬值）。第二，实行‘看东方’政策（Look East，效仿韩国和日本等东亚经济模式）。第三，追求民主主义，但不是像美国一样的‘自由民主主义’。”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认为，实行“看东方”政策是一生中做得最正确的三大决定之一。

问：何为美国式自由民主主义？

“假如说围绕在一个小镇是否上映成人电影发生争议。如果是美国，即使大多数村民反对，但为了保护成人电影放映方的权利，也会允许上映。但如果是马来西亚，因为不利于对儿童的教育和会破坏道德价值观，则不会允许上映。虽然要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但不能违背多数人的利益。”

问：马来西亚是世界最大的伊斯兰债券发行国。最近在韩国也为发行伊斯兰债券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

“这与恐怖主义没有丝毫关系。无论是否购买伊斯兰债券，伊斯兰国家政府都拥有很多钱。即使恐怖分子要把这笔钱用在实施恐怖袭击上，也无法阻止。因为他们会千方百计使用这笔钱。发行伊斯兰债券‘苏库克’是为了获得商业利润，而不是偏爱伊斯兰宗教。伊斯兰信徒把一部分通过收益活动赚的钱当作税金捐赠。无论这是不是通过银行获得的收益。美国大型银行也发行伊斯兰债券，是因为这是一次通过伊斯兰资本赚钱的机会。”

问：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讨论了解决全球失衡的问题。有什么好的方案？
“问题之一是美国。美国是举债过日的破产国家。但美元依然保持价值，这是因为人们用美元结算。美元本身不具备任何价值。美国为了解决赤字问题，不断发行美元。这太不像话了。应回归‘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

问：在东亚中国的力量似乎过于强大。

“马来西亚与中国交流了1800年以上，但中国从未征服过我们。而葡萄牙在1509年与马六甲王国（15世纪马来西亚王国）开始交流仅2年就征服了马六甲。中国面积广阔且富裕，但无法独自存在，依然需要世界。而且中国也没有统治周边国家的想法。”

问：美国与中国的G2体制是否比美国独占鳌头的G1体制更稳定？

“（笑）两个都不是理想的体制。世界需要伙伴。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统治世界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如今东亚迎来了与西方保持均衡的机遇。中国强盛不代表东亚能取代和统治西方强国。”

问：美国金融危机时韩国经济保持坚挺，但随着美元流出，遭受了巨大困难，如何才能阻止这种现象？

“亚洲金融危机时马来西亚政府对汇率实施了干预，当时其他国家纷纷说‘出大事了，不会有好结果，会吃苦头’。但现在包括韩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对一定程度上干预汇率表示认同。”

问：亚洲金融风暴时韩国接受IMF的劝告实施了结构调整，使经济快速复苏。如果马来西亚也这么做，可能会更快复苏。

“我不这么认为。韩国是经济势力较强的国家。韩国可以利用韩元贬值的机会重新恢复工业。但马来西亚的情况不一样。在各个方面都比韩国脆弱。所以我们的应对方式只能与韩国不同。”

问：尽管您年事已高，但看起来非常健康，有何秘诀？

“我不打高尔夫，但喜欢骑马。每年去阿根廷骑很长时间的马。在马来西亚也每周骑一次马。我大约有40匹马。我最喜欢的马是阿根廷出产的马球马（在马球比赛中使用的矮种马）。”



朝鲜日报中文网

新加坡如此说：中国这一代领导人稳重有余缺霸气 2011/02/28

东方军事 目前这一代中国领导人走得很稳。他们大部分是工科出身，也都在基层干过。他们不是抱着革命家打天下的心态，而是本着工程师的出发点，想办法解决实际问题，让国家稳稳当当地发展。 1963年时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助理教授的唐德刚，到英国伦敦出席一个由海外汉学界主办的“当代中国史学”研讨会。在与会的众多汉学者、欧美名家当中，唐教授留意到一名来自马来亚的青年学者，名叫王赓武。32岁，已是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和系主任，在史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 　　当唐教授得知王赓武曾于1947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是自己母校的“南洋侨生”时，对这名“学弟”的友情和好奇心，就特别加重了。后来唐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记下了对这名青年学者的最初印象。 　　近半个世纪后的2010年。欣得王赓武教授应允，邀下一场聊天之约。所谓聊天，相对学术性较强的专访而言，旨在以适意闲聊的方式，请王教授谈谈人们关注的身边话题。 　　唐德刚教授的“印象记” 　　于是，雨季3月的一个下午，在王教授位于东亚研究所的办公室里，我们的聊天从唐德刚教授的“印象记”开始。 　　唐德刚教授在《我知道的王赓武》一文中写道： 　　赓武在伦敦给予我的印象，是一个兼具中国国立大学学生潇洒的儒生气质，和端庄的英国绅士型的青年学者。他说的一口纯正的英国英语，和不带地方口音的中国普通话。他的马来语文也十分流畅；其他欧洲大陆的语文亦颇可使用。 　　“唐教授过奖了。”王赓武教授微笑着说。“我自小生活在马来亚，那是一个文化大杂烩的环境，不同的族群有自己的母语，华人之间也因籍贯之分，方言各异。那时的孩子，每天听的是南腔北调，会说上几句马来话和各种方言，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王教授的“不带地方口音的中国普通话”，得益于原籍江苏的父母亲，他那口“纯正的英国英语”，则来自英校的教育。他说：“在战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来自传统华人家庭的孩子，虽然有很多上华校，但被送入英校的也不在少数。当时父母的想法是，孩子的中文可以在家里学，但洋文就得上英校才学得到。” 　　说到这里，王教授加插了一句，嘱咐：“所以可别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我的中文很好。父亲在我小时候的确教了我很多东西，给我打下了中文，尤其是古文的底子。可是我读的是英校，大多时候用的是英文，中文基本上没有机会用，只能说是够应付吧。” 本地社会的“两个世界” 　　英校、华校，每涉及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历史，这两个词总会结伴亮相，闯入人们的视野之中。英校和华校，代表着两套大相径庭的教育系统，前者的“产品”是“端庄的英国绅士型”，后者的“产品”则具“中国儒生的潇洒气质”，各自精彩。集两种气质于一身者实不多见，多见的是碍于理念相左、语言隔阂，两群人有“老死不相往来”之态。 　　“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话题。”王教授沈吟了一会说：“上英校，还是上华校？在英国人统治下的马来亚，做父母的常要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不过，战前和战后的父母一辈，面对的大环境却有霄壤之别。” 　　读英校学华人语言 　　在战前的马来亚，即便父母选择把孩子送到英校读书，大前提仍是要学华人的语言，循华人的生活规矩，行华人的传统礼数。 　　王教授说：“当时的父母总是告诉孩子，你要记住我们是华侨，最终要回返故里，落叶归根。所以那时上英校的孩子，在学校学西洋的那一套，回到家就是一个纯粹的华人环境，根本不会想到跟父母辈说英语，很自然地就跟大家一块儿说华人自己的语言。” 　　50年代让孩子受英文或华文教育成了父母的抉择。 　　反共下的“两个世界” 　　可是到了战后，尤其是“紧急法令”实施以后，做父母的面对的却一个完全不同的大环境。 　　50年代初，东西阵营的冷战开始。本地的各方面政策都以“反共”为基调。“共产党”、“中国”、“华语和中华文化”之间，被简单地划上等号，凡是跟中国有关的，就是共产党；华语和中华文化跟中国有关，也是共产党的。 　　“那时整个社会的反共气氛相当浓烈，当然现在的人一点也感觉不到。”王教授说：“单说书籍杂志，就有很严格的控制。50年代中国出版的书，都被视为是宣传共产党的，本地不许买卖，也不许看。” 　　那么，当时从中国来的哪些书可以看呢？“古书可以看，比如四书五经、二十四史之类的。至于1949年以前出版的书，也要看是谁写的。比如茅盾的书，是不能看的，虽然他是中国有名的作家，但他后来成了共产党高官，那他以前所有的作品就都不许看了。” 　“当时社会有一个衡量标准，愈是讲中国的事情，就愈证明你是共产党，或是亲共人士。”　王教授说：“那些不想被贴上‘亲共’标签的人，就自然要避得远远的。” 　　结果当时的社会就大致分成两边：一边有一大群人为了避免惹上麻烦，结果不碰、不谈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东西，连带着也疏远中华文化；另一边，也有一大群人的想法和感受完全相反，他们不愿放弃华语和中华文化，就跟政府对着干，偏偏要谈论跟中国有关的事情。 　　就在那种大环境下，不少华人父母开始静悄悄地把孩子送到英校去，尽量不让孩子接触跟中国有关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华校的孩子少了，上英校的孩子慢慢多了起来，对中华文化没什么印象的年轻人也愈来愈多。 　　说到这里，王教授感慨地说，久而久之，本地社会形成了“两个世界”的情况。时至今日，两边之间不但没有接触和来往的机会，而且还相互指责，甚至有时还显出些少敌意。 　　“其实，当时很多人跟共产党完全没有关系，只是热爱中华文化，想保住中华文化。他们很气愤，认为政府的某些政策，实际上是把中华文化这条脉线完全切断了。”王教授强调：“他们是因为这个而心起反感，跟‘亲共’没有关系。” 　　中国统治者从士大夫到技术专才 　　东亚研究所里，长廊的一隅，静静地立着一列玻璃书柜，里面摆满研究所近年出版的研究成果。摆在玻璃书柜的显着位置的，是王教授近年来撰着和主编的中英文专着，还有历年的研究论文集。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王教授潜心于中国史、亚洲史和海外华人史的研究，论着颇丰。今天，王教授依然在学术的领域里孜孜以求，伏案着述。自2000年以来，王教授撰着和主编的中英研究专着，不下12部，包括《离乡别土：境外看中华》、《海外华人：从乡土情怀到寻求自主》、《移民及兴起的中国》、《中华文明和中国的未来之途》等。 　　“在那种环境下出来的孩子，有中西两方面的认同，也很自然。”王教授继续说：“一方面，他们有华人生活背景，喜欢中华文化，跟受华文教育的父母、叔伯、兄长在一起用母语谈天时，完全能够心领神会。另一方面，当他们跟英校中华巫印族的同窗相切相磋时，也很谈得来，因为大家同师受业，都是在同一个教育体系下教出来的。” 　　工作之余，王教授仍以读书为乐，闲时常逛书店。每淘到好书，都如获至宝：“这几天正在读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前不久逛书店，看到美籍华人史学家金安平两年前出版的《孔子真貌》，就买下来了。书中说的是孔子当年的生活，是这位史学家从很多中国经典古籍中考证出来的，史料严谨，而且文笔洒脱，读起来趣意盎然！” 　　于是，聊天的话题穿越了数千年的时空大域，从冷战时期竹幕深锁的中国，回到孔子时代的中原故土，转瞬又进入21世纪的中国：“从孔子那时起，儒家士大夫就有一套治国施政的理念。以前中国都是士大夫掌权，他们都是些很聪明、很有思想的人，但大多不是办事人才。讲道理讲得好的人，办起事来不一定能办得好。” 　　那么，王教授如何看今天中国的掌门人？“目前这一代中国领导人走得很稳。他们大部分是工科出身，也都在基层干过。在治国施政的过程中，他们不是抱着革命家打天下的心态，而是本着工程师的出发点，想办法解决实际问题，让国家稳稳当当地发展。” 　崛起的中国面对“傲慢说” 　　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王赓武教授提出，中国目前正经历着自汉、唐、明清后的“第四次崛起”。文中的最后一段说：“西方希望中国继续前进，符合他们认为的全球未来理想。但中国的自我意识促使它质疑西方这些要求的合理性。中国领导人更愿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速度行事。” 　　这段话突显出崛起的中国正面对的一个问题，国际上，中国“傲慢说”弥漫于整个西方世界；具体到本地人的生活层面，由于今天接触中国人的机会大增，似乎也有人开始提及“霸气”一词。 　　王教授看法是：“中国一直说自己不称霸，可总是没人信。国家一大，别人就心生畏惧；何况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今一天天强大起来，在国际间有更大的话语权。只有在你国力不济、一穷二白的时候，人们才相信你。可是，难道要中国回到几十年前的贫困的境况吗？这显然不可能。” 　　在民众交往的层面上，以前的中国相当落后，很多事情都不大懂，初来到东南亚的时候处处听取这里华人的经验。这也让本地人产生一种心态，我们比你们进步、科技水平比你们高。 　　“现在中国人学会了，不用问你，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而且也坚持自己的想法。这看在一些本地人的眼里，就不太是滋味。换句话说，我们是习惯他听我们的；有一天他不听了，我们就觉得他们霸气。”王教授说：“所以霸气与否，是相对的。当然，真正有霸气的人肯定也有；愈是不懂事的人，就愈是显出霸气。对那样的人，我们大可一笑置之。” 　　王教授认为，中国是否有霸气，主要还是要看中国这一代领导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我的印象是，至少在中国领导层里并没有霸气，在很多场合都非常小心地处理中国与他国的关系。就算是一般高中层官员，也都相当客气，很熟悉外面的情况，在很多方面能照顾到人们的感受。” 　　延伸阅读：中国人必看，新加坡为什么痛恨中国 　　本来国际关系的基本常识就纯粹利益关系，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但许多中国人虽然通过各种代价学到这个基本常识，却有往往意无意在脑子里留了个后门，对新加坡另眼相看，多少带点感情，几乎把它当成一个远亲。 　　很多中国人有种模模糊糊的感觉，觉得全世界犹太人都向着犹太人，那全世界华人也该都向着华人。新加坡是华人为主的国家，跟中国又不接壤，没什么利益冲突。过去中国闹“极左”，“输出革命”，影响了两国关系不难理解。 　　现在中国不搞“阶级斗争为纲”了，全力以赴搞经济，改革开放欢迎外资，而新加坡跟中国同文同种还采用简体汉字，应该是既熟悉西方又熟悉中国，自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受益者，所以一直不知不觉把新加坡当朋友，对新加坡一直容忍再容忍，优惠再优惠。 　　中新建交以来两国贸易额、投资额大幅度增长且不论，中国还通过聘请新加坡头面人物当中国国策顾问，把海峡两岸的“汪──辜”会谈地点选在新加坡等方式给足了新加坡面子；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不惜自己吃亏，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帮助东南亚各国稳定货币，从而在关键时刻直接帮助了新加坡。 　　要知道，金融业是新加坡的支柱产业之一。中国牺牲自己稳定金融，新加坡的收益最大。中国为新加坡所做的已经超越了国际关系常识中的“绝不为别人牺牲自己利益” 的基本原则，把新加坡当朋友对待了。那新加坡又是如何对待中国的呢？ 　──新加坡早就声称，自己要当东南亚最后一个跟中国建交的国家，建交后仍然跟台湾保持军事合作关系。而且说到做到。 　　──李光耀、吴作栋在各种场合的讲话都喋喋不休提到中国的增长是世界最大的挑战，将来亚洲的稳定取决于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之类的话。李光耀更说过，作为中国人的后代，他知道中国人的忍耐力很强，但同时知道中国人的爆发力也很强，非常记仇。东亚、东南亚的国家在历史上都得罪过中国。一旦中国强大，这些国家必然遭到中国的猛烈报复，所以必须让中国永远成为二流国家。 　　──新加坡一直鼓吹美国是东南亚重要的平衡力量（平衡谁？）美军撤出菲律宾基地后，新加坡立刻提出美军可以在新加坡补给，现在新加坡已经成为美军在东南亚的唯一立足点。 　　──中国首先提出和东盟合作。新加坡为平衡中国的力量，大力提倡印度－东盟合作。本来印度在东南亚没有立足之地，都是新加坡硬拉进来的。新加坡是东南亚第一个和印度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国家。时间是2000年，当时印度还处在核试验后的短暂孤立时间。印度核试后，东盟对印度进行核试验不但不进行谴责，反而给予默许或支持。这其中新加坡起了很大作用。印度外长核试后首先访问的东 盟国家就是新加坡。 　　──在中国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联盟的过程中，新加坡总是在提醒东盟各国要团结一致，要注意到自己和中国是竞争对手等等。 　　──中国人在新加坡受歧视的现象屡见不鲜。中国女运动员到新加坡旅游时集体遭到商店店主无缘无故的侮辱后，新加坡报刊舆论一反“顾客是上帝”、“顾客永远正确”的商家原则，大肆贬低、嘲讽中国人，为那个流氓店主辩护。 　　…… 　　经历了这次“非典”（SARS）灾祸，中国其实应该感谢新加坡才对。因为第一，它帮助相当多的中国人搞清了一个基本问题：谁是中国的敌人，谁是中国的朋友；从而第二，补上了一堂国际关系基本常识课，从此明白跟人打交道时什么是必须留神的，什么是必须不当回事的，什么是应该从反面理解的；第叁，帮助中国甩掉了一个大包袱，从此可以一心一意只为中国自己谋利益而无需再婆婆妈妈地瞻前顾后。 　　通过“非典”（SARS）灾祸，中国人对新加坡至少可以得出叁条结论：一不是东西，二不怀好意，叁不能客气。 　　所有这些都是在这次“非典”（SARS）爆发之前发生的事，是许多中国人把新加坡当亲戚朋友、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帮人渡过难关时发生的事。当中国遭受“非典”（SARS）灾害之际，新加坡又做了些什么？ 　　──4月6日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响应美国华盛顿邮报“封杀中国”的号召，公然拒绝访问中国。《联合早报》论坛得意洋洋地说“吴作栋的举动得到东南亚国家的赞扬和欢迎”。 　　──5月2日吴作栋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公开质疑中国治理SARS的能力，宣称中国会花掉2到3年的时间来治理SARS，在此期间，外资应该撤离中国，而不应该“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东盟防SARS峰会开始是有中国的，新加坡建议这是东盟自己的会议，没必要请别人。会后吴作栋得意洋洋宣扬说其他东盟国家领导人都看他的态度，是他带头拒绝中国建议的，宛如自己是东南亚国家的英雄般。 　　新加坡的这些动作并不是简单的不友好，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姿态，而是非常恶毒的蓄意伤害，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企图一举置中国于死地的敌对行动。因为这些行动的目标后果是： 　　一，掀sdf起一场新的全球反华浪潮，重新封锁中国，彻底破坏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环境。 　　二，动员外资撤离中国，给中国经济造成尽可能大的困难，争取让中国经济崩溃。 　　三，破坏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抗灾治国的信心，让中国政府的指挥失灵，从而造成中国社会象前苏联那样的总崩溃。 　　在中国局势基本稳定下来今天，有人可以说上述判断是危言耸听，是小题大作，是无稽之谈，等等。但别忘了，正因为新加坡是华人为主的国家，正因为中国历来把新加坡当朋友，在许多人眼中，新加坡对中国的情况更了解，更客观，更不含偏见，更权威。因此新加坡对许多国家的对华态度影响更大。 　当灾难突如其来、人心惶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谣言便足以杀人，就象股市危机时一点风吹草动就足以让股市崩盘，搞得实力不足的人倾家荡产一样。同样，在SARS危机突然爆发、全世界诸多国家还没拿准对策、正在举棋不定之际新加坡一马当先高调反华，带头封锁中国，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平时，也远远超过其实力，大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架势。 　　如果不是中国政府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措施稳住了阵脚，如果不是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奋起抗灾取得成效，如果不是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控制住了局势，如果国际社会真的认为中国已经摇摇欲坠，则必定会有一大群投机家一哄而起附和新加坡的号召，那新加坡利用SARS危机一举搞垮中国目标就真可能实现。 　　新加坡在关键的时刻、在关键的地方向中国捅了关键的一刀，这个事实千真万确，不容置疑。中国之所以没有被杀死，并非因为新加坡手下留情，也并非因为新加坡刀艺不精，仅仅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实力、坚强和团结一致的努力超出了新加坡的预料，因而未能得逞。 　　现在新加坡见势不妙，拼命想把自己拉出的屎往回舔，于是动员各种舆论工具，硬要把关键时刻的满眼凶光解释成一脸柔情。无怪乎一时间为它擦屁股的文章铺天盖地，什么“新加坡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没有必要考虑中国的利益”，“没有恶意”，“国小不得不如此”，“法制国家，令出必行”，“向来对中国友好”，“都是华人国家，不要苛求”（怪了，当新加坡向中国下刀子时这帮人怎么连屁都不放一个，这会想起“同是华人”来了），更有甚者还借机倒打一耙，又拿“民主自由“之类指责中国，如《我为新加坡辩》、《为什么要惩罚新加坡》、《中国应该反省自己》之类。（杀人未遂还振振有词，真是脸皮比屁股还厚，子弹头都打不透。）与此同时也不忘了搞点糊弄人的小动作。 　　比如同样一条在东盟防SARS峰会上吴作栋会见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消息，在新加坡中文报纸上的报道是吴作栋为取消访华向中国解释并道歉，在英文报纸上则只字不提道歉一事。表面上让中国人看了感觉好一点，但实际上半点意义也没有，因为英文才是新加坡真正的官方语言。 　　新加坡这番精彩表演让中国人大饱眼福，从头至尾看了一套国际关系文明戏，从张牙舞爪到摇尾乞怜，从恩将仇报到死皮赖脸，从大言不惭到装傻充楞，真是人间百态样样俱全。这种教人如何看人的活教材平时花钱都买不到。就凭这个，中国人也该好好谢谢新加坡。 　　很多中国人始终搞不懂：为什么新加坡要反华？中国倒底什么地方得罪它了？ 　　（恐怕当年美洲的印地安人也曾有过类似的疑惑：为什么这些白人要杀印地安人，连投降了都不放过？印地安人到底什么地方得罪它了？这也难怪，印地安人大概不懂什么叫”杀人越货“。） 　　这正是充满东方哲学的人的脑子理解不了奉行西方哲学的人的行为的关键之处。你以为不得罪、不冒犯、表善意就该天下太平，现实世界偏偏不吃你这一套。 　　东南亚各国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唯独新加坡例外。它原本不是一个国家，只是马来亚的一部分，是马来亚因为反华人的关系一脚踹出来的。虽然华人占多数，但认同中国文化传统的华人从来是最底层，国家的”统治精英“则无不是接受过英国及西方名校全套精心教育的”高等华人“。 　　这些人也就是所谓的”黄香蕉“──黄皮白心，虽然长了个华人样，心眼里却最瞧不起中国文化中国人，最在行的莫过于向白人摇尾巴，向华人瞪眼睛。（这跟中国那帮”XXXX精英“算得同父异母──一个操性。）所以虽然华人居多，主流思想却是东西杂交，不伦不类，结果那地方不仅没有资源，而且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更没有文化特色，整个一个人造的杂种怪胎。 　　怪胎归怪胎，人家精神上可是继承了大英帝国的精神优越感，念念不忘自己当年曾经是大英帝国控制亚洲的最大的军事基地。那时虽然必须对白人毕恭毕敬，却可以傲视亚洲各国一切”土人“，那是何等风光。可惜好景不长，大英帝国衰败了，新加坡的风光也跟着跑了，不得不另谋生路。 　　当中国经济崛起之前，新加坡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金融业、出口加工业、旅游业、航运业都上得了台面，成了亚洲”一小龙“，日子还挺风光。但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新加坡的那点看家本领很快就不灵了。东南亚其他各国因为各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资源优势，所以跟中国的经济都各有互补性，面对中国的经济崛起都能够既看到挑战又看到机会，适应起来也没多大困难。而新加坡则不同。你能干的中国早晚也能干，而且迟早比你干得更好。 　　利用同文同种、中西相同的优势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船共同繁荣对新加坡本不是难事，但这样一来新加坡就得放下二总管的臭架子，真正从心理上平等对待原来最瞧不起的中国人。而对于习惯于蔑视中国人的这些”精英“们来说这可比要他们的命还难受。 　李光耀关于必须让中国永远成为二流国家的说法才真实表达了新加坡统治”精英“们心中的理想目标（中国是二流，新加坡自然属于一流，高人一等）。难怪东南亚那么多国家，唯独新加坡叫嚷”中国威胁“论最起劲。又难怪新加坡那么起劲希望把西方列强的海军请回来，以便自己重新靠提供军事基地混日子。（真是婊子从良，不忘本行。）但是只有美中对抗的形势之下美国才肯掏腰包在新加坡维持军事基地。所以新加坡实际是惟恐中国天下不乱，念念不忘加剧中国周围的紧张局势，所以才一会儿请美国军队来，一会儿又拉印度军队来，有事没事都叫唤一通中国威胁论，目的无非是为了提高自己军事基地的身价。 　　总之，新加坡过去的繁荣是建立在中国贫穷落后、软弱可欺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崛起打破了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他们又不肯适应形势，把自己变成中国繁荣昌盛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要想方设法制止、破坏，至少延缓中国的崛起。这才是新加坡如此恶毒反华的最根本的原因。这跟是不是华人、得不得罪毫不相干。 　　面对新加坡的破坏，中国应该也必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击，绝不能手软，更不能心软。理由很简单，因为这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不费多少气力，容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首先要认清，新加坡对中国的敌意是出于根本的利害冲突，除非中国自愿亡国破产，否则绝不能使新加坡满意。就是说，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想避免也避免不了。 　　其次要明白，对新加坡的破坏听之任之危害极大，因为其影响远远超过新加坡本身。新加坡一直得意洋洋宣扬说其他东盟国家领导人都看新加坡对中国的态度来确定自己对华政策。如果此说法是真的，那就证明新加坡至少是东南亚反华势力的根子，反击了新加坡就可以镇住这些反华逆流。 　　如果此说法是假的，那就说明新加坡是”扣着P眼上楼──自抬自“。对这种江湖骗子必须彻底剥去他行骗的资本，免得别人上当受骗。让人认为中国把新加坡当朋友，认为跟这新加坡可以反华而不受惩罚就是新加坡招摇撞骗最大的资本。你不反击，那新加坡的馊主意就会有人相信，这对中国的危害就更大。 　　这个世界上是小人当道，不仅从来恩将仇报，而且专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但对付小人也不难，因为其另一特点是欺软怕硬：饶过一个，冒出一堆；收拾一个，老实一群。所以对付小人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茶饭之德必赏，捱龇之怨必报。总之对付小人必须用小人之道。用 　　君子之道对付小人是把眼药往肚里吞，自己瞎了眼。中国要要收拾新加坡其实容易得很，既不必动枪动炮也不必大喊大叫，不动声色就可以叫它吃不了兜着走。其实这也没什么可保密的，简单讲就是从此不再把新加坡当什么朋友，公事公办就是了。别看简单一句话，过去中国不知为此背了多 　　大包袱，吃了多少暗亏。远的不说，当初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自己吃亏稳定亚洲金融，除了为香港主要就是为了新加坡，惟恐它经济垮了更拼命大叫中国威胁论。同样，好些对中国有利的事为了怕冲击新加坡中国也一拖再拖。 　　比如，与泰国合作修建完成克拉地峡运河工程，这再技术上、财政上并无多大困难，一旦实现必将摆脱对危险的马六甲海峡的依赖，也可减少受制于人的风险，经济上对中国泰国都有益无弊，但必将对新加坡的航运业大大不利。 　　中国始终对这个工程犹豫不决，不能不说主要顾虑之一新加坡的反应。又比如，发展通过缅甸输油管、陆路运输的建议也不是没人考虑过，这些工程能更进一步减少中国对外航运对东南亚诸国的依赖，但中国迟迟没动手的主要考虑之一显然是不愿意跟新加坡闹僵。 　现在新加坡自己主动跟中国翻脸，从此中国考虑这些经济建设项目时再也不必替新加坡着想了，完完全全干干脆脆只替中国自己的利益着想，谁也休想再对此说叁道四。这对中国实际是一大解脱，这难道不是好事？再有，中国跟东南亚诸国只需国与国直接打交道就是了，本来就没必通过“东盟”。“东盟”实际成了新加坡手舞足蹈、抬高身价的舞台，除了对新加坡有利外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没多少好处。中国从此不声不响把“东盟”晾在一边，直接跟有关国家打交道，实际就 　　拆了新加坡的台，减少这个江湖骗子行骗的机会。这对谁都没伤害，唯独给新加坡穿小鞋。另外，如果中国完成克拉地峡运河工程或缅甸陆路运输工程，美国利用新加坡为基地封锁中国的可行性就会大打折扣，美国使用新加坡基地的重要性也相应减少。 　　这样一来，新加坡想卖炕也卖不出好价钱了。如果卖出去了，那主要用途与其说是对付中国，不如说是对付周围的穆斯林国家。那些国家自然不会不明白这点。那样一来，想收拾新加坡的国家自有其人，用不着中国说什么做什么了。 　　正因为新加坡是华人为主的国家，又是反华急先锋，中国以新加坡为突破口反击国际反华势力副作用才比较小。它自以为高人一等，动不动对别人指手画脚，国际上真正肯为它淌浑水的人没几个，牺牲自己利益为它火中取粟的国家可以说几乎没有。 　　所以反击新加坡不会给“中国威胁论”提供多少炮弹，却很可以好好教训那些靠反华吃饭的华人“精英”：别看你整天反华有人喝彩有人付帐，真倒了霉没人理你！ 　　中国这样做对中国有利，对当事国有利，只对新加坡不利。如果有谁对此口出怨言，那正好用得着新加坡最喜欢的逻辑来回答：“新加坡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能因为中国牺牲新加坡的利益。” 　　同理，中国也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能因为新加坡牺牲中国的利益。这正是新加坡精英们最不屑的中国文化的精华之一：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此而已，岂有它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