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毛主席语录》因“流毒甚广”停止发行
核心提示:197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中说:“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裂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
文章摘自《书屋》2005年第4期 作者:胡庄子 原题为:《话说〈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是“文革”时期中国最流行的书,也是“文革”期间在国外最流行的中国书。资料显示,“文革”中,主要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毛主席语录》在国内外出版了五十多种文字,有五百多种版本,总印数五十多亿册,被销往亚非拉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连六十年代的美国的许多黑人都人手一册。当时,全世界三十多亿人口,人均拥有《毛主席语录》一点五册有余。它创造了中国图书出版发行史上不可逾越的纪录,被称为“文革的《圣经》”、“东方的《圣经》”,被国际上公认为“二十世纪世界最流行的书”,“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
《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的言论摘录,它虽不是作者本人选编的,但得到了作者本人的认可。它属于语录、格言体著作。语录、格言体著作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像影响深远的《论语》、《老子》等。
1961 年4月,林彪授意《解放军报》经常刊登毛主席语录。为落实林彪指示,《解放军报》从1961年5月1日开始,每天在报眼位置刊登出“毛主席语录”(据说编辑“毛主席语录”的是《解放军报》的编辑田晓光)。这一格式很快被其他报纸所仿效,成为“文革”时期中国内地所有报纸的固定格式——每天雷打不动地在报眼位置刊登一条或几条“毛主席语录”——而不能有任何变化。
1964年1月,解放军报编辑《毛主席语录一百条》(征求意见本)送总政审批。经全军政工会议讨论、增补,正式命名为《毛主席语录》,署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总政治部”的“前言”说:
林彪元帅曾经指示,为了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甚至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并且指示在《解放军报》上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语录,供干部战士学习……为了帮助基层干部和战士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根据《解放军报》刊载过的语录,加以补充,选遍了这本《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共分三十个专题,摘编语录三百六十六条,选自1964年之前毛泽东各个时期的著作。卷首是毛泽东标准像和林彪手写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本书1964年5月1日正式出版,在部队内部发行。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本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书。
第一版《毛主席语录》有两种版本,一是五十二开本,纸面平装,二百五十页。二是六十四开本,红色塑料套装。这个“红皮本”之后,毛泽东的各类著作大多被印制成红色封面,人称“红宝书”。此后,六十四开乃至更小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开始在社会上流行。
1965 年8月1日,《毛主席语录》再版本出版,发行范围仍限于部队。这个版本与一版的区别有四处:一是署名“总政治部”的“前言”做了较大修改,特别是“前言” 第一段增加了歌颂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话。二是林彪题词,一版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中的“听”字右旁有一点,二版时,那一点没有了。三是在内容上,如前言所说,“再版做了少量增减和部分调整”,分三十三个专题,选语录四百二十七条,共八千八百字。四是开本的变化,分别出版了三十二开本(一百八十六页,有白面平装和红面平装两种)、六十四开本(二百七十页,红塑料皮套装)和五十二开本(白面压膜)。
1966年 12月17日,全国报纸都以显著位置发表了署名“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最新一版《毛主席语录》出版。这个版本可以算作《毛主席语录》第三版。原版本中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后面又增加了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在二版基础上也做了较大修改,“前言”一开始就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林彪特有的语言风格。林彪撰写“前言”的这个版本出版,标志着总政编印的《毛主席语录》由部队内部发行到面向全国公开发行(同时,人民出版社、《红旗》杂志分别选编的两种《毛主席语录》,人民出版社编印的《毛主席语录一百条》,都偃旗息鼓,没有能够公开发行)。
细心人还会发现,1967年3月之前与之后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内容又有一些差别。《毛主席语录》第二十四节的题目原为“思想意识修养”,其中有一段语录摘自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在这段语录中,毛泽东引用了刘少奇的几句话。1967年3月之后出版的语录本中,第二十四节的题目改为“纠正错误思想”,刘少奇的那段话也被删除了。原来,1967年3月16日,陈伯达、康生、王力向毛主席请示要求修改《毛选》某些人名和注释问题,毛泽东指示:
(一)现在不要修改,这些人名都不要删改,这些都是历史。没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何以成为晋史?注释要修改,要费很多时间,现在没有时间。(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不好,可以不收。(三)《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没有必要,可以删掉。(四)新印《毛选》仍用原来的出版年月日期。(五)第五卷、第六卷《毛选》,一年后再说。现在你们没有时间,我也没有时间。(六)语录本中引用《整顿党的作风》中刘少奇的那段话,删去。第二十四节题目“思想意识修养”改为 “纠正错误思想”。〔1〕
毛泽东指示后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可以算作《毛主席语录》第四版。至此,《毛主席语录》在内容上完全定型。
“文革”期间,各地出版社还出版了不同开本的《毛主席语录》,但在内容上谁也没有权力增减,都是严格按照总政版印刷的。尽管各地红卫兵组织自行编印了大量《毛主席语录》,但都声明它是总政编印的《毛主席语录》的补充。特别是各地还选编了一些诸如《毛主席论党的建设》、《毛主席论历史科学》(首都《史学革命》编辑部)、《毛主席文艺语录》(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等语录体著作,不胜枚举。
1968年之前,《毛主席语录》都是单独成书、出版的。1968年下半年开始,有些红卫兵组织、出版社开始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老五篇”等几种毛泽东的著作编成合订本出版,当时称为 “三合一”本。后来加入《毛主席最新指示》,成为“四合一”本。再后来又把中共九大文献、林彪语录也加进来,印成了所谓的“五合一”本、“六合一”本。
1971年9月,林彪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林彪及其死党“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面目得到揭露和批判。这以后,尽管人们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但是很少有人高举《毛主席语录》了。尽管此时《毛主席语录》在书店里还敞开供应。
林彪之后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上,删去了林彪题词和“前言”。
我收藏的《毛主席语录》的最后版本——可以称作《毛主席语录》的“关门本”,是1976年4月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一九六六年五月——一九七六年四月)》。这本语录没有编辑出版单位,十六开本,封面白纸红字简装,注明“初编,供内部学习用”。“语录”以年为单位按时间顺序编排,“语录”之后还有“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一九七六年四月发表的部分谈话、电文及会见外宾时的谈话”,全书计一百三十六页。“编后说明”曰:“为了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选编了一九六六年五月——一九七六年四月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部分语录,供内部学习用。选编工作中如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这本《毛主席语录》之后,就再没有新版本问世了。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出版后,人民出版社于1964年9月用总政版的纸型出版了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并向各地方出版社供应总政版的纸型,《毛主席语录》迅速在国内流传。当时,文化部规定,出版《毛主席语录》,不在报上发消息,不登广告,不公开陈列,不卖给外国人。
1967 年2月,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发出通知说:“对外赠送《毛主席语录》(中、外版)就是向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各涉外单位,应将此作为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同年5月,《毛主席语录》十四种外文本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不久另外七种外文本也陆续出版,后来又有多种外文版“语录”本出版。《毛主席语录》逐渐走向世界。
《毛主席语录》到底印了多少册、有多少版本,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了。《新华书店总店史》统计说,从1964年5月到1979年2月,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毛主席语录》的总印数为四十七种文字共十亿九千一百万册。至于红卫兵组织和各地自行印刷的,那就无法计算了。
《毛主席语录》的典型格式是:红色、塑料套装,小开本。红颜色,是国旗的颜色,红色江山的颜色,更是“文革”流行色;塑料皮,可以保证反复学习而不损坏;小开本,方便随身携带、随处学习。
“文革”中,毛主席语录被挂在嘴上,贴在墙上,引用在文章中,印在图书上,发行在邮票上,刷在汽车火车飞机上,张贴在田间地头厂矿企业军营学校街道礼堂。前不久,我在北京潭柘寺、山西五台山参观,看到寺庙的墙上还残留着的数则“文革”期间书写的毛主席语录。
那时数亿中国人,每人至少有一本《毛主席语录》,人们学习它、背诵它,并且以背诵得多为荣耀,许多人能够从头背到尾,连不懂事的孩子和不识字的乡村老人都要背诵。我在一朋友那里看到人民公社时期的一本生产队“记分簿”,在一个社员的名字下写着“背《毛主席语录》漏两字,扣两分”。我依稀记得我童年当众背诵《毛主席语录》的情景。经过数年、数亿人的不断背诵和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的语言表达方式(有人称之为“毛文体”)为人们所接受、所消化、所使用,成为全社会通用的交流及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既表现在官方文件、媒体中,也流行在民间语文上,在中国文化上打下深深烙印。
1979 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中说:“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裂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从此,《毛主席语录》在新华书店门市部消失,在官方活动中消失,渐渐成为民间收藏品。
2003年5月16日,《中国时报》刊登《毛语录奇货可居》。文中说,1964年版本的毛语录,去年十二月由著名的苏士比古董拍卖行拍卖,居然卖了一万五千五百三十五美元,创下“文革”文物售价的纪录。
我收藏了《毛主席语录》的诸多版本。最珍贵的版本是总政1964年5月版《毛主席语录》,纸面平装版本,每页十九到二十行,每行十八至十九字,计二百五十页。它崭新如初,页面没有一点损坏、没有一点笔痕,只是岁月的风尘使得纸页有些泛黄。
四十年后的今天,一本完好无损的初版《毛主席语录》很难寻找了。《毛主席语录》初版本本来印数就少,当时人们学习很认真,常在上面写写画画,加上大家没有 “初版”意识,后来又有了印刷更精致的语录本,便随手将旧本丢弃了。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许多人又把语录本上的“前言”和林彪题词撕掉,以示对林贼的愤怒并与之划清界限。因此,1964年5月版《毛主席语录》完整版本十分珍贵,如今在市场上难得一见。报国寺旧货市场一位专营“文革”文物的老人告诉我说,有一些人专门在国内收购《毛主席语录》初版本,带到美、英、法等西方国家高价出售。
据说,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和国外友人曾请毛主席在《毛主席语录》上签名,毛欣然应允。此说如果属实,那么,毛泽东签名的《毛主席语录》,则可称为“文革”版图书的至尊珍本,价值无量。可惜,缘分未到,我的眼睛只能寂寞地等待。
注释:
〔1〕引自方厚枢:《当代中国出版史上特殊的一页》,见《新华文摘》1996年第1期,第205页。
来源:书屋 作者:胡庄子 美财长盖特纳洩露中国通胀天机 2011/03/01 | 亚洲週刊
盖特纳透露美国通过「量化宽鬆」声东击西诱导中国通胀,而中国经济正陷入两难之中。
卢麒元﹕华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又名卢欣。祖籍四川,生于山西,就读于东北,工作于北京,现居香港。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六日,美国财长盖特纳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给出人民币匯率问题的震撼结论:如果计入通货膨胀因素,今年人民币对美元实际升值幅度将达到百分之十,甚至更高。他表示,由于中国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很多企业将会重新考虑对华投资,这会加强美国的竞争力。
不经意间,盖特纳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中国的实际通货膨胀水平远远高于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消费物价指数CPI可能趋近于百分之十);第二,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生产率水平(资产回报率ROA可能趋近于零),而且对美国非常有利。年轻的盖特纳洩露了天机,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
显然,盖特纳很清楚货币估值的逻辑。他并不特别在乎名义匯率的变动幅度,不必跟中国玩「广场协议」,但他知道用输出通胀一样可达到当年逼迫日圆升值的相同效果。而且,此种做法代价更为低廉。至此,盖特纳已经道出了美国实施量化宽鬆货币政策的真实目的。好一个巧实力(smart power)!
通货膨胀,本质上是资源价格和劳动力价格的重置。资源价格和劳动力价格的重置,将迅速改变生产率水平。而人民币的高估值,正是贱卖资源和压榨劳动力的结果。这也是盖特纳将通货膨胀计入人民币匯率变动的塬因。换言之,中国一旦终止贱卖和压榨,名义生产率水平将大幅下跌,人民币的估值必然迅速回落。那意味着人民币骤然贬值。贱卖资源和压榨劳动力的哲学含义,是蔑视天理和人伦。蔑视天理和人伦,当然不可持续。好一个恶实力(evil power)!
盖特纳、鲍尔森等人来中国,与中国的金融精英具体谈了些什么,外界讳莫如深,但是现在,盖特纳已经兴奋地透露事情的全部真相——他在参议院的证词说,在中国通货膨胀大幅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决策者可能已经意识到除了让人民币逐渐升值外别无选择。他更进一步放言,如果人民币不升值,中国将面临更高的通胀率,甚至可能发生金融危机!
盖特纳敢于洩露天机,那是因为他已经成竹在胸了。请想像一段电影画面:骄傲的我们兴高采烈地进入了鬼子的伏击圈。我们通常会将进入伏击圈后的困境称之为「两难」。人民币不升值,输入型通货膨胀会将我们逼入经济衰煺;人民币升值,严峻的就业问题会将我们逼入政治动乱。我们只能听从盖特纳的建议:缓慢升值。我们就像跳进温水中的青蛙,傻傻地等待着热水沸腾。
具有战略思维的美国人制定了声东击西的策略。他们表面上在通过「量化宽鬆」遏止经济衰煺,他们暗中在等待「量化宽鬆」产生的政治奇效。「量化宽鬆」的经济功效就是通货膨胀;「量化宽鬆」的政治功效就是颜色革命。或者说,恶性通货膨胀的一定会导致政治动乱。美国人非常清楚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他们已经完成了对弱小国家的政治试验。老实说,没有几个国家有能力应对恶性通货膨胀。恶性通货膨胀必然意味着内乱和外侵。无论是内乱或外侵,都足以摧毁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前苏联的解体,为美国带来二十年的意外繁荣。美国正在期待着另一个同样的结果。
中国经济智囊的立场
笔者怀疑中国经济「智囊」的政治立场。中国的经济「智囊」真的不懂通胀与就业的关係吗?全世界的政府都将管理通货膨胀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难道,全世界的政府都不明白就业的重要性吗?经济管理的最高境界在于把握经济政策的尺度。温和通胀可能有利于就业,那不等于通胀一定可以增加就业,也不等于必须搞通胀才能增加就业,更不等于製造恶性通胀来增加就业。请中国的经济「智囊」们塬谅,我不屑批评你们,谁也不想掀起一堆狗屎,可是我暂时只能批评你们。
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我国的经济「智囊」热情洋溢地鼓吹「保八」,疯狂地推进四万亿刺激经济方案,义无反顾地製造恶性通货膨胀,他们真的是为了增加国民就业吗?我们倒是见证了这两年利益集团集体暴富的壮丽景观。这其实就是特殊利益集团通过制度和政策安排,对全体国民进行合法地抢劫。本币的通货膨胀是内部抢劫;美元的通货膨胀是外部抢劫。总之,不动声色地抢劫。抢劫是经济行为吗?那是经典的政治行为!这就是通货膨胀的政治学含义。
因此,我们必须感谢盖特纳。他不经意间透露了真相,也启发中国人重新认识人民币的估值问题,更让中国人深刻地认识通货膨胀的本质。
如何应对通货膨胀,笔者曾经撰文指出,中国已经错过了治理通货膨胀的最佳时机,已经浪费了治理通货膨胀的宝贵资源。中国人民必须準备接受残酷的现实,并在危机中寻求一线生机。就中国国情而言,坚决开徵针对资产和资本的系列税项,进行制度化财政转移支付,均衡社会分配,实现全社会和谐共赢,将是最现实的政治策略。政府推出房产税,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笔者在《万法皆税》中曾指出:「税政是最大的政治」。治国先制税。税政才是真正的反腐利器。高明的税政策略,就是最好的政治策略。一个利国利民的好政策,胜过千言万语。
| 中国媒体观察:美国对外转嫁危机 2011/03/01 | 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文章指出:近期北非和中东地区有关国家的持续动荡,有其深刻的世界经济和社会根源,既是全球金融危机最后一波后遗症的产物,也是美国主导世界能力下降的结果,但说到底是美国金融危机和两轮扩张性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向海外转嫁危机造成的恶果。只要全球金融危机的内在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此种动荡就会持续。
当今世界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生产要素和资源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重组,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所产生的“蝴蝶效应”日甚一日。在全球资源重组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地区的动荡都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刻影响。广大非洲阿拉伯国家地处全球经济链条的战略咽喉地带,长期扮演着世界经济发动机的“燃料库”角色,这些地区的风吹草动都将对世界石油供求、石油美元的流向以及世界经济心理的预期产生复杂难测的影响。想当年的“石油战争”,对西方世界造成了沉重打击,令不少国家此后长期陷入痛苦的“滞胀期”。
长期以来,过于依赖能源作为国家经济支柱,使得非洲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结构严重扭曲,源源不断的石油开采喂肥了一大批腰缠万贯的亿万富翁,难以消化的巨额财富以石油美元的形式回流世界资本市场,没有转化为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没有及时弥补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当全球金融危机和一些国家以邻为壑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推行后,广大社会中下阶层陷入了通货膨胀、收入锐减和生活拮据的泥潭。越是奉行亲美和附和路线的政权,所承受的来自民众的压力越大,政局也就越发动荡。因此,有关国家要想在短期内治愈危机的根源,几乎是不可能的。
此外,在有关各国自顾不暇的时刻,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救援和治理必然难有作为。迄今为止,不仅联合国的危机外交迟迟没有下文,就连一些传统上不甘寂寞的国家也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焦虑。
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大国可能会趁着非洲阿拉伯国家立足不稳之际,采取更加不负责任的政策,将局势搅得更加复杂难测,从而谋求不可告人的政治经济利益。一旦发生此种情况,不仅世界经济将在短期内复苏无望,甚至还将引爆一连串政治安全危机,令世界陷入局部战争的泥潭。
北非中东变局事关世界和平发展的未来。眼下最紧要的是有关国家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抓紧出台一系列密集的预防性外交行动,协同各方政治力量,回到谈判和对话的轨道上来,稳定地区和国家局势。惟有如此,全球经济复苏才会有乐观的未来。
| 政治人物的结局的好坏和他的胸襟有密切的关系 来源: 大宗师 于 2011-02-27 以前有个老师,他上中学时,正赶上文革,学校也没课上了,他就回家务农。他祖母讲,“娃儿,你洋学也学得差不多了,该学学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玩意儿了,我推荐你一个老师傅教教你中国的东西”,于是他就跟随这位老师学习中国文化,儒、道、医、山、命、卜、相,都学了个遍,直到他被保送为工农兵大学生,他后来成为文化界、医学界很有名的一个奇人。他跟我讲,他的这个老师很有来历,年轻时曾和毛泽东等人相识,少年得志,很早就位居省长,还曾经帮助过共党。49年时,他将他的原配、孩子、家产都移去香港,一个人和年轻的小太太隐姓埋名留在大陆过隐居的生活。文革时期放露天电影,经常插放文革的纪录片,当时的风云人物自是少不了常露面,当林彪在这些纪录片里出现的时候,这位老师傅就对我这个老师讲:林彪虽说是个聪明人,但是个小人,终不得善终。他当时听了吓出一身冷汗!林彪是何许人物,那是红太阳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国当时的第二号人物,如日中天,何人敢说他将不得善终?!当后来林彪温都尔汗折戟沉沙灰飞烟灭,他不得不佩服这老师傅的眼力。
老百姓之间磕磕碰碰的,一般没能力也没机会断别人财路、色路、食路什么的,不会太遭人恨;就算别人得罪你了,你一般也没什么能力、手段、机会去怎么报复别人。但政治人物就不同了,一举一动都可能断别人财路、色路、食路,遭别人嫉恨,而同僚报复起来可有的是机会和办法,没准儿就要了你的命。政治人物不和别人打交道,谁也不得罪是不可能的,总要和别人磕磕碰碰的,但怎么打交道,怎么磕磕碰碰,确实有大讲究、大学问,最高境界是出于完全的公心,运用高超的手段,恩威并施,整了你还整得你服服帖帖的,让你觉得他整的对,整得有道理,心服口服,别人也没话说,所谓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次一级的,则如曾国藩所身体力行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尽量不给别人以口实,授人于柄。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个胸襟、德行高低的问题,胸襟和德行,自然在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体现出来,胸襟宽阔、德行深厚,则待人宽容,给人留有余地,使人如沐春风,矛盾、冲突不易激化,人心都是肉长的,都有杆秤,别人就会记住你的好处。小人之心,胸襟狭隘、德行浅薄,为人苛刻,不留余地,总使人感到压抑不舒服,矛盾、冲突很容易激化,别人不会念你的好处,只会记住你的坏处。政治人物的开局及中局或许主要靠能力和机遇,但其结局却主要看他的胸襟和德行。得势的时候,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别人恭维你、巴解你还来不及,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路攻城陷地,不计后果,别人吃了亏也拿你没办法。但你不可能总走大运,你不可能总那么强,你总有走背字的时候,你总有老弱的时候,这时候被你得罪过的人要不要报复你,怎样报复你,就要看你是怎样得罪这些人的,你给他们留下个怎样的印象。你若胸襟宽阔、德行深厚,出于公心,别人也感受得到,记得到你的好处,落井下石的时候就要考虑考虑,就会有相当难度,也总会有人出头搭把手帮个忙,你的结局就不会太惨,能得一善终。你若胸襟狭隘、德行浅薄,别人更感觉得到,不会记得你的好处,只会记住你的坏处,下手只会重,不会轻,也不会有人出头帮个忙,结局就好不了,甚至不得善终。
有人拿林彪和韩信有一比,我个人认为高层政治,当代和汉朝确实有些类似,国事则有点类似宋朝,而官场、民风则有点像明朝。汉高祖用吕后,随后便是文景无为之治;毛泽东用江青,随后便是邓小平、江泽民(还有胡锦涛?)的不争论和韬光养晦闷声发财专搞经济;刘邦原想废太子而立戚夫人之子为太子,当觉其势已成,便叹道:鸿雁高飞,一举千里。羽毛已丰,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弓箭,何处去施。毛泽东和“四人帮”谈到邓小平时,也曾引用刘邦这几句话,有点意思。但林彪和韩信还是不同,韩信和刘邦的关系一直不太融洽,刘邦开始看不起有胯下之辱的韩信,这才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刘邦重用韩信后,曾问他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有个几百人就不错了,刘邦马上就反问那你能带多少兵,韩信答:多多益善,刘邦一听就火了,韩信马上往回说:大王善将将,不善将兵,但这肯定刺激刘邦的自尊心了。后来韩信自封齐王,刘邦虽在张良的劝说下同意其为齐王,但心里肯定下了将来要收拾韩信的决心。当重大战争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狡兔死,走狗烹,刘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韩信的兵权,随后就不断的羞辱韩信,迫他反水。当刘邦亲征平定陈豨时,密令吕后一见韩信有异动就立马拿下。结果韩信见刘邦走后,果然借放风筝测量皇宫与他官邸的距离,打算挖地道入宫政变。吕后一听到风声,立即与萧何合谋将韩信拿下,用竹签处死。据说只有韩信的一个儿子幸免于难,被带往广西,当时的蛮荒之地,将“韩”字拆开,改姓“韦”,如今广西众多韦姓,便是韩信的后代。林彪自井冈山起,以一个小连长的身份,给当时的毛委员写信“红旗能打多久”,便与毛泽东结缘,其后虽有些摇摆,但支持毛泽东的在多数,毛泽东也很看得上这个学生,林彪自己也很争气,林彪一直就是毛泽东的嫡系。所以韩信与林彪在和领导关系这方面,是不太一样的,相似的地方是两个人虽均善战且战功卓著,但心胸、德性都很有问题,最终结局也类似。
韩信的所谓胯下之辱,自称自己带兵“多多益善”,和自封齐王等一系列言行,反映出来他确有小人之心,心胸狭隘,德行有限,和同僚、下级易起冲突就先不谈了,但和上级的冲突问题就严重了,韩信常常弄得刘邦很不愉快,甚至有很大压力和危机感。林彪自上井冈山起,心胸狭隘的小毛病就没断过,但还没伤大雅,可文革时期,林彪风头极盛,小人之心暴露无遗,伤害了太多的人。当然这些人以前可能也多少的得罪过他,当年元帅授勋时,十大元帅里有两个托病未出席,一个是刘伯承,另一个就是林彪,这授勋的元帅里很多原先都是他的上级,陈毅文革里自我申诉时就讲:“你们那个了不起的林副统帅,原先只是我手下的一个连长”,林彪和这些人之间难免有些龌龊,如今他得势了就疯狂报复,就太不厚道了,太过分了,弄到最后他自己也翻了船,这时还能指望别人再说他好话吗?!不仅被他伤害的人不会说他一句好话,和被他伤害的人或他们的亲属有密切关系的后来的官僚也不会待见他。文革过去这么多年了,上面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其他所有的人的案子都翻过来了,可他的案子只可能是铁案,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有变化。所以他的亲属、死党们只有通过在民间搞些故事、编些传说的方式,希望对官方会有些影响,但估计相当长时间内,效果不大。
有人讲,韩信早反了就不会死得这么惨,我说没准儿死的更惨,为什么?韩信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战功,就因为他为刘邦做事。历史最终选择刘邦,而不是项羽或其他任何人,就是因为刘邦政治高明,所谓天下唯有有德者居之,刘邦的政治水平超出项羽等任何人,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军事等只是雕虫小技,只有服务于政治才能发挥出威力。韩信和刘邦比,政治上是一个白痴,离开了刘邦,他什么也不是,反了刘邦,失去了政治,他的军事优势不一定能发挥出来,反而可能成为劣势,最终为刘邦所剿灭。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斗争,胜就胜在政治上高明,什么是政治上高明?说简单一点,就是得人心,代表了最广大人群的最根本、长远的利益;团结了最广泛的人群;最大的调动了最广大的参与者的积极性。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即使开始时就这么几个人,没有一点军事、经济资源,完全劣势,被强势的蒋介石剿杀的到处躲,但却硬是日益壮大,最后把蒋介石赶到小岛上去了,若不是美国介入,估计小岛也保不住。如果蒋介石当年能够让步,认同毛泽东的一些政治主张,就能提高自己的政治得分,那没准儿中国现在就是国共两党共治了,但蒋介石是没有这个器量、胸襟、德行来操作的,更主要的是他的执政基础也不允许他这么做,所以历史就是这么无情,没的商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最终只能选择毛泽东。
老子道德经五千字,反反复复从各个层面、角度讲的就是两个字:道和德,最主要的是德,有了德,道才有意义,才是正道、大道。选择干部,说是德才兼备,其实德第一,才第二。无德,才越高可能造成的损害越大;有了德,才为德服务才有意义。但实际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德和才的高低只能是相比较、相对而言,很多时候为了功利,为了短期的效果,此人有用、可用就可以了,以后出了问题再使手段,德就很少考虑了,这就是现实。小人政治人物,对别人是个不幸,对他自己更是个不幸,但世事就是如此,小人往往得志,只是其悲剧的结局,一开始就由其胸襟、德行注定了,虽然他总是觉得他会和别人不一样,能侥幸逃脱因果律,可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 中国人错误的历史观-观文景汉武有感 来源:懒风
文景之治,作为汉朝走向盛世的一个承前继后的一个亮点,在人们的心目中却总是被汉武盛世的光辉所掩盖。我想,为何汉武大帝会更受人们的青睐呢?以人类内心中潜藏的自我膨胀欲望。文景之治的安定繁荣,远不如汉武帝通过征战去驱逐匈奴,开疆拓土能带来更多的快感。更能满足自我价值提升的欲望。这是人性如此,呵呵。
《孙子兵法》红了遍了整条历史长河。孙子兵法的各种明谋暗略不仅被人们运用在军事上,还在于工作上,人事上。。。各种军事上非军事上的角逐、竞争,都无不在各种层面上给人们提供着这种从斗争中获得快感的发泄途径。(武侠、军事以及暴力影视,运动竞赛-尤其是球类竞赛、电子游戏等等也是体现这种人类心理特质的发泄途径。)老毛说过:“与人斗,其乐无穷!”就是这个道理。
孙子的著作虽然吃香。但孙子著作中所提及的兵法之最高境界,却长期的受人忽视。那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动一兵一卒,仅仅用己方的威德去降伏对手。这其实是最能容易被理解和运用,同时也是效果最显著,最能够达到双赢的方法,为何却长期受人们所忽视呢?无他,这个方法与每个人心目中排除异己的欲望格格不入,更完全不能给自己满足斗争欲望提供理论依据。
因此我们很容易就能在网上找到各种各样让人扬眉吐气的著名战役,然而唐太宗凭威德被外族尊称“天可汗”,并不比安禄山之乱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而知道郭子仪单骑退回纥典故的更是寥寥无几了。至于汉文帝用恩德感化南越赵伉,以致其重新归附汉庭这样的绝佳例子,又有几人知道呢。
其实所谓的统一大业,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在某种层次上不过也只是前述的人类自我膨胀欲望的一种投射表现而已。于佛学来讲,那都是执着,都是自私。因为那都是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人民而已。那么为了自己国家的民族的利益,就可以去伤害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别的人民了吗? (细想想,为何我们提到成吉思汗时,总容易带着骄傲地把他当作我们的皇帝而聚焦于他蹄踏平亚欧的神武!却几乎忘记,在那时候,我们的国土也被他踏平了而且被作为第四等人奴役了百年。我们更不会去提亚欧大陆上40000,000人被他的军队屠城杀害,以当时的亚欧人口之稀,居然还多于我们八年抗战所损失的人口。)
其实,如果统一为大国对人民有利,那是统一的好。但假如分裂为小国对人民更有利,那就是分裂为好了。国际主义比爱国主义要崇高得多了。(如果小国一定不如大国,那么欧洲人们早就该重新联合组成大罗马帝国了不是吗?)
文、景尊崇老子的“无为而治”,不乱花老百姓的钱,也不去利用战争来发泄扩张的欲望。而让人民随着市场经济去放任发展,从而促进了商贸,极大地刺激了发展力。所以虽然文、景一次次地去减少赋税,国库中的铜钱堆积仍是多得连穿铜钱的绳子都烂掉了。
而相反地,汉武帝则因为在个性上和文、景恰恰相反,好大喜功。因此虽然他也能干有才,却用他的才智和两代的积蓄去满足他的膨胀欲望。虽然,他的战争终于比较彻底地赶走了匈奴,让边境有了数十年的长久安定。但付出的代价却恐怕更大吧。两代人的财富积累被他花光了不够,到后期还要连连加税。这比较起文景时期仅仅用最小的代价来换取的和平安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到底是谁优谁劣呢?汉朝从汉武后走向衰落,与汉武帝的穷兵窦武不无关系。(而在学术上,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更是在学术上进一步泯灭了“百家争鸣”黄金岁月的复兴希望。)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出于政治上的目的,于历史事件的评价全部都统一口径的颂扬统一,颂扬扩张,批判求和。其实以各个时期国家人民的生活、文化水平来看,统一并不都是对的。求和也并不都是错的。而如成吉思汗那样的大扩张更是亚洲人民的一次巨大灾难。
比如宋朝重文轻武的作风,在军事上跛脚和懦弱的另一面,却是造就着一个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富裕朝代。石敬瑭这位“儿皇帝”带给人民的,是在乱世中一片安定和平的净土。而在“菩萨皇帝”梁武帝无为统治下的几十年学术国家,更写下了南朝乱史中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如今,主张过求和而被平反的就只有袁崇焕而已。那还是拜托金庸的名气吧?)
当然,我并不是说上述这些被中国历史教科书批判的对象就一定是正确的。(例如宋真宗答应年供30万两,虽然比战争军费的付出要少得多,以此换来和平十分划算,但以当时的宋辽形势,宋其实可以一分钱都不付的。发展对等贸易才是双赢。而宋高宗秦桧的和议则更是为了私人利益放弃国家利益的自私行为了)。要知道国家安定发展所得来的硕果,没有强有力的国防,是难以在乱世中长久保存的。我旨在说,在中国政治化历史教科书的教育下,中国人民以“国”为本的历史观是不正确的,真正的历史观和政治观一样,应该是以“民”为主。
期望着总有一天,中国人民喜欢的不再是“汉武大帝”,而是“文、景大帝”吧,呵呵。 此文的最深层用意,其实旨在让我们觉察自己的自我膨胀欲念。这个欲念你有,我有,每个人都有。却是这个世界征战的最深根源。 wenxuec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