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杜

现代著名学者胡适之子。曾留学美国，1949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在唐山铁道学院马列教研室任教，1953年任马列资料室主任。1957年9月21日“整风反右”斗争中不堪屈辱，自杀身亡，被错划为右派。1980年平反。

编者按：

本文作者沈虎雏先生为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儿子，新近完成的本篇文章记述了五、六十年前在北京中老胡同32号大院的一段往事，从有限的时光片断中，可以看到当年几代知识分子精神困惑而力求上进的日常生活状态。编者编发了有关胡思杜的材料，供读者朋友阅读沈虎雏先生近作后做参考之用。

在中老胡同32号大院里，我家住西北角，北平解放那年，爸爸陷入精神迷乱，三月，曾一度轻生，幸而遇救，他没成功。突如其来的举动，震惊了左邻右舍和大院众多街坊。他们中间有些人，日后也寻求解脱，却成功了。那场灾变让沈从文成了对新时代疑惧的不祥名字，来客渐少，大院西北角变得格外清静。

开春了，大地解冻，虽然家有病人，我和龙朱哥儿俩仍像往年一样，刨松小院泥土，捡出碎砖烂瓦，盘算今年种点什么。

镐头常松动，小二看在眼里，拿来家伙打进一个楔子。我欢喜小二，他很和善，手底下麻利，什么活都会干，也肯教我。我家石妈，陈友松伯伯家李妈都欢喜他，碰到玩不转的重活有求，小二从不惜力。

小二是胡三爷的中年男保姆。解放军围城时候，南京政府把北京大学出身的陈雪屏派来，抢运学者教授。爸爸也在名单上，但他和大多数被抢运对象都选择了留下。在北大50周年校庆前夕，胡适校长仓促登上去南京的飞机。他小儿子思杜没走，带着在胡家多年做杂工的小二，带着一只长毛波斯猫，搬来中老胡同，成了我家的隔壁邻居。

那只波斯猫保养得很好，干净硕大，乌黑长毛四射，矜持自重，从不乱叫。它趴在门口晒太阳时，用两只美丽大眼睛望着你，望着这陌生院落，怎么逗引都不肯挪窝。

新邻居家悄无声息，没什么来客。胡三爷难得露面，从不在我们两家共有的小院里溜达或停留，只偶尔站在门口活动胳膊腿，远远地看我们兄弟修自行车、侍弄小菜园。听石妈说，胡三爷是对面江泽涵伯伯什么亲戚，也看不出他跟江家经常往来。

新邻居和爸爸妈妈好像素不相识，其实他们之间的缘分可追溯到1930年，妈妈暑假去胡适家的情形，保留在她日记里：

“我走到极司非而路的一个僻静小巷中，胡家的矮门虚掩着……我看见罗尔纲在院上教着一个男孩念书，他见我来，站起来同我点头”。

罗尔纲从中国公学毕业后，到胡适身边工作，却是由爸爸牵的线。1930年5月初他致信胡适：

“罗尔纲同学，同我说想做点事，把一点希望同我说过了，特意写给先生……”

1932年初，爸爸寒假期间到北平，住在胡适家，想必有更多机会接触罗尔纲和他的这位学生。解放前这两三年，爸爸妈妈去胡适家作客也不止一次，胡三爷早已是成年人了。现在他们做了隔壁邻居，相互竟如陌生人。

这天我跟小二闲聊，三爷过来嘱咐点什么，见我转身要走，便笑笑说：“小弟你别走，到我家来玩。”

“胡三爷”是保姆们背地里对他的尊称，我当面这样叫他好像不合适，但没有一张机灵的甜嘴，想不出该怎么称呼才对，只能尴尬笑笑，跟着进了这位新邻居家。

屋里被小二收拾得干干净净，三爷穿件中式上衣，身板厚墩墩的，人白白胖胖可并不拖沓。他不讲礼数，好像两人早已相熟，解除了我的拘束感。

“好香啊！”一进屋我就闻到一股甜甜的酒香。

胡三爷告诉我那是他泡的枣子酒气味，刚才打开过一次。一面说着，把个圆肚青花瓷坛抱上方桌，掀开盖子让我看。嗨！更浓的甜酒香气迎面而来。

“想不想尝一尝？”

我没有食欲，摇头，断定这东西闻着香，不会喝酒的人欣赏不了。

他于是说些枣子酒怎么做，有什么好处之类。

“其实这个还不算香，茅台要香得多。小弟你尝过茅台吗？”

我摇头。他从橱柜拿出一瓶没喝完的茅台酒，打开盖让我闻。

嚯！果然好闻，还没凑到鼻子边，浓浓酒香已经扑过来把我包围了！

三爷解释说，他就是喜欢喝两口。像是在承认一个弱点。

从那以后，远远见我他就点头致意，迎面碰到，他会用轻声“小弟”打招呼，我照例还是笑笑作答。

一天，三爷招手示意，邀我再去玩。

随便聊着，他问起解放前夕有没有同学离开北平。我告诉他同班有个姓吴的，爸爸是兴安省主席，全家走了。

“哈！一直呆在北平的兴安省主席吧？”

我说还有个姓王的，常跟我们讲八路军好话，说家里人亲眼见。爸爸是励志社职员，他家并不富裕，甭说金条，就袁大头也不会有几块，也走了。

胡三爷解释，励志社是国民党的，又问我“小弟你见过金条吗？”

“见过。有个叫虞和允的同学跟我挺好，临走时我去看他，人来人往乱哄哄的，他匆匆忙忙捧来叫我看了一眼。”

“那，见过金元宝吗？”

“没有。”

三爷走进里屋，回来时掌上托着个金灿灿东西。

“哎呀，这么小！”我只从演戏的道具和年画上见过元宝，个个都是大家伙，没想到他的真东西比饺子还小一号。

不知怎么又聊起学习，听说我们六年级同学自己成立了时事学习小组，搞不清的问题，老师要是回答不出来，就上街拦住戴“军管会”臂章的解放军询问。三爷充满兴趣，想知道问点什么。

“左派、右派说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共产党算左派？”

“有答案吗？”

我告诉他三个同学一块儿上街的经历，先拽住一个年轻人，那人推脱说有任务，匆匆忙忙走了。又拦个中年人，他说外国也把共产党归在左派，但这说法来源他本人不清楚。

三爷说这个中年人，老实。

我讲起每次游行、上街扭秧歌，学习小组的人都参加，其他同学不一定去。最近游行特别多，解放南京、解放武汉、五一、五四……我们都上了街。

胡三爷笑着说：“小弟，你知道吗，毛泽东领导了五四运动。”

“知道，知道！”我告诉他学校集合排着队去听政治报告，北京的五四运动，是在少数学生、知识分子中间进行，后来毛泽东发动湖南工人，五四运动有了无产阶级领导，才影响全国。一边说着也笑了起来。

在我这小学生脑瓜里，原先对五四的零碎常识，大半来自阅读，分明记得胡三爷的父亲曾倡导新文学，算得上五四时代领袖人物之一。解放后第一次受到新的历史教育，便彻底颠覆了旧常识。

胡三爷悄无声息地搬来，没住上一年，又不肆声张地走了，从此再没见过他和小二的身影。大院西北角，比原来更加冷清。

听石妈说三爷入了革命大学。1949年进革命大学的熟人，像汪曾祺、金隄叔叔，他们和进华北大学的妈妈一样，都穿着全套军装。想到胡三爷白胖身躯套上解放军制服的模样，我觉得一定比其他熟人滑稽。他那些含着浓香的酒坛子，酒瓶子，看来全都舍弃了。

威严神气的长毛波斯猫，跟在黄花、大白后面四处流窜，成了无家可归的野猫，漂亮长毛很快就纷乱纠结。第二年开春时候，蹲在原来主人家房顶怪叫，石妈说它两眼都瞎了，想喂点吃的，唤它，已经没有反应。

这个春天，爸爸由历史博物馆组织上安排，也进了革命大学。两位隔壁邻居同样为了融入新社会，在思想改造的漫漫长路上，作各自不同的跋涉。

我们家人没听到胡三爷的学习情况，只是常为爸爸着急。他倒有自知之明，在信中告诉萧离叔叔：

“由于政治水平低，和老少同学比，事事都显得十分落后，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也就是毫无进步表现。在此半年唯一感到爱和友谊，相契于无言，倒是大厨房中八位炊事员……那种实事求是素朴工作态度，使人爱敬。”

那只脏兮兮的大白，开始肆无忌惮地朝我家钻。刚打出去不一会，又幽灵似地悄悄溜回来，隐藏在暗处。我加重惩罚，它并不夺路逃走，只是把整个身子俯贴地面，默默地忍受着。

妈妈看出原因：“小弟别打了，我估计是怀了小猫，要找暖和地方休息。”

从此大白得到个简单的窝，并得到一份吃食。

一次周末，爸爸从革大回家，半夜床尾有咕吱咕吱响动，原来是大白擅自选中妈妈脚边被窝当作产床，正在吃掉小猫的衣包。妈妈不让惊动它，两人保持固定姿势直到天亮。被褥虽然搞得一塌糊涂，四只小猫已经被大白舔得清清爽爽。

四个小猫四个样，其中一只黑里带点白花的，长毛四射，特别精神，活像它父亲，被大家称作狮子猫。爸爸在信中告诉梅溪表嫂：

“家中养了五个小猫猫，极有趣味，虎虎成天看着，如丈母看女婿一样。”

到秋天，爸爸用手绢把狮子猫包好，带去送给革大的老炊事员朋友。这时候胡三爷还没毕业，不知能不能从伙房里认出那只波斯猫的后代。

这个秋天，胡思杜在革大写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海内外几家报刊登载，对随后几年批判胡适运动，发挥过启示作用。罗尔纲在《胡适琐记·胡思杜》里，回忆起自己读后的感受：

“胡思杜与胡适还可以划清敌我界线，我做学生的，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线了！从此解决了心头的难题，豁然开朗了。二十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师，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师了！”

听爸爸讲过，统战方面的人，曾请他给胡适之写信，劝他从美国回来，共同为新中国文化事业出力。信写好了交上去，再没有下文。

他必定也学习过胡思杜的文章。对于爸爸来说，转变立场批判胡适肃清流毒，检查自己所受的影响，即便从革大毕业以后，仍是必修课之一。交出一份及格考卷，比交出一封对胡适作微笑态的信困难得多。

那一个秋天，爸爸在革命大学试用新的立场、观点、方法，私下里写了赞扬劳动模范炊事员的《老同志》，又历时两年，七易其稿，是毕生倾注热情耗费精力最多的一个短篇习作。他企望创作生命能够死灰复燃，找回重新用笔的信心，为新社会服务。怎奈力不从心，无法驾驭主题先行的写作路数，这篇失败的习作后来被两次退稿，生前没能发表。

爸爸从革大毕业前，组织上希望他能归队搞创作，征求本人意见时，因私下写《老同志》的体验，明白自己“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 ”，而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中”，选择了默默回到文物工作岗位，埋头于库房、陈列室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间，用“有情”的笔，谱写汪曾祺说的“抒情考古学”，度过了后半生。

那些年听传言，说胡思杜去唐山铁道学院，做了马列教员。我相信他是在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后，得到认可，已经过上改头换面的全新生活。那些年，我听到接踵而来颠覆常识的新理论，已逐渐学会正面接受，再也没有哑然失笑的落后表现。胡思杜肯定更胜一筹，有资格对新一代作正面教育了。

但那些年我并不知道，这位邻居背负着无法改变的可怕出身，三十好几也交不上女朋友。尽管他一直努力工作，争取进步，一直想入党，尽量乐观，却一直是二等公民，1957年中央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胡思杜积极响应，给学院领导提教学改革建议，随即被打成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同时把胡适抬出来，一起批判。经过多次大会小会，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文章首次发表整整7年后，9月21日他在绝望中上吊自杀，才换得永久解脱。 1980年，组织上对胡思杜重新审查，以错划右派平反昭雪。

胡适1962年病逝台北，在他生前，家人一直不敢把胡思杜的悲惨结局告诉胡适夫妇。

曾在中老胡同32号西北角做隔壁邻居的两位户主，先后成为古人已经很多年，爸爸笔下称为“乌云盖雪”的那只长毛狮子猫，一直还没长大，依然在炊事员老同志身边“床上地下跳来跑去，抓抓咬咬自得其乐”，活在那篇失败习作的字里行间。

2010年3月记于那次灾变61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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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杜：拼不上的人生碎片

胡思杜是胡适的小儿子，生于1921年12月17日，上有哥哥祖望(1919.3.16-2005.3.12)和姐姐素斐 (1920.8.16-1925.5)。按学者沈卫威先生的描述是：“思杜年少时患肺病，小学时读时辍。胡适曾让自己的学生罗尔纲做家庭教师，教思杜和祖望学习，同时帮他整理父亲胡传的遗作。后来思杜入校读书，但非聪颖之辈，善交朋友，贪玩乐。”

抗战开始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哥哥祖望亦于1939年前往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而思杜则和母亲留在国内。思杜于1941年5月也到了美国，学习历史。 1948年夏，思杜随父亲的朋友一起回到了北平。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请思杜到大学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邓广铭语)。但胡适以 “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邓广铭语)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8 年12月，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等文化名流。来使告诉胡适，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胡思杜执意留下。胡适的妻子江冬秀为此感到很难过，不愿意扔下小儿子，却又没有办法，只给思杜留下许多细软和金银首饰，说是让思杜结婚时用。邓广铭先生回忆道：“当时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结果胡适夫妇就把他留下了。”

1949 年1月，胡思杜调到北大图书馆，为胡适留下的书籍编目。9月起，胡思杜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分在二班七组。 1950年9月11日，胡思杜致信在美国的母亲江冬秀，告诉了革大毕业之事，信中说：“我从下星期起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学教书，那里有不少熟人，学生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别挂念。”信中还盼父亲胡适少见客，多注重身体。

在 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胡思杜违心地批判自己的父亲，还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美国之音》。9月22日，思杜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斥责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此事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震动。耐人寻味的是，胡适一反常态，在他的日记里除了分别于9月26日、9月28日、10月4日剪贴相关报道之外，并未过多谈及此事。

“学习改造”结束后，胡思杜还到堂舅江泽涵家取走了那一皮箱细软东西，“说是要把这些东西上交给共产党的上级组织，他以后用不着这些东西了”，“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同时他还说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江泽涵语)。胡思杜在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当历史讲师，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父亲“赎罪”。

从蒋圭贞给胡适的信中，思杜此时“有一个女朋友，现在贵州，明春可能回来，希望他明年能结婚”(胡适1950年10月7日日记)。但这个女朋友后来也跟他分手了，此后再也没人愿和思杜谈恋爱。在1949年以后接触思杜最多的亲人恐怕就是亲戚胡思孟先生了，他回忆道：“思杜也没有对象(女朋友)，找不到对象。别人一介绍，女方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女方都不愿意了。”

1957年鸣放时，胡思杜想入党，就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了不少建议。后来把他定为右派分子，说他是向党进攻，并抬出他的父亲胡适一齐批判。8月29 日，《河北日报》以《我省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获得初步胜利》为题，发表“本报消息”：“如唐山铁道学院素称‘铁树不开花’的老教授史家宜，在斗争中都大胆揭发出右派分子胡思杜等挑拨离间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反动言论。”

1957年9月铁道学院给他当时往来最多的亲戚胡思孟打了个电报，让他去唐山。到唐山后，胡思孟“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适的”。组织上告诉他，胡思杜是21日“畏罪上吊自杀”，并给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遗书”。此时胡思杜已经被装到棺材里，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个坑，把他埋下，立个小木牌，“现在恐怕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了”。

料理完后事之后，胡思孟便把他的书和衣物装了一架子车托运回北京，“其中《新华月刊》就有一大箱子，还有许多外文书”。后来由于“ 家里没有多余的房子放他的书刊，我(指胡思孟)就把大部分当废品卖掉了，卖了几十块钱。”后来因为胡适的关系，胡思孟在“文革”期间被打成了“黑帮分子 ”，被迫离开所在的铁道部印刷厂，改到火车车辆段当工人，不久又被赶出北京，押送到宝鸡修铁路，直到“文革”后退休了才回到北京。“文革”开始后，红卫兵们闹抄家，胡思孟因为害怕，就把胡思杜的书大部分都烧了，甚至“只要有胡适和思杜写的字，签的名，都撕下来烧了，现在仅存10几本外文书了”。至于那份“ 遗书”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间被胡思孟撕掉了，只保存下纸的一角。

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台北，也不知道他的小儿子已经不幸去世。！

“文革”后期，胡祖望从美国给尚在大陆的江泽涵夫妇写信，了解他们的近况，并问及他弟弟思杜是否还活着。但当时的江泽涵夫妇一家“因为与胡适的关系，也是被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不敢给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惹出祸端来，就把这封信交给学校的领导，征求他们的意见”。学校没有明确回复江泽涵夫妇，他们也不敢回信，直至“文革”结束后，他们才又与胡祖望取得了联系。

胡祖望先生于2005年3月12日病逝于美国，享年八十六岁。有消息说，胡祖望生前曾表示，愿死后葬在台北的父母墓旁，并与弟弟相伴。在胡适夫妇墓地的东南侧，有一块胡祖望为其弟胡思杜而置的约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胞兄祖望泐石。”草成于丁亥年八月初四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