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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狂儒辜鸿铭 / 一位有趣的海歸愛國賊/陈独秀失踪与他的秘密婚恋
發佈時間: 3/7/2011 12:15:52 PM 被閲覽數: 170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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瑙河上空的旋律 - 德奥作曲家作品选听

来源: 红珊瑚2011-03-05 wenxuecity

 

 

 

 

狂儒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附: 《中国人的精神》(节选)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适,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 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 ──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 生活中表现出的一般特徵,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个很明显的 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 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相反, 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 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

  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中国人具有惊人的 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用具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 ,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儿 童时代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因为儿童就象中国人一样,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 ─中国人的礼貌。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么其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体 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 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徵。中 国人的礼貌虽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礼貌则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折衷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 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 。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 、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名贵香水般奇异的芳香。

  我们举的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么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 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象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 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着那么悠久历史的伟大 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 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 ,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 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 科学方面的,诸如科学、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 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象儿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 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 那么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 肢解生体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一样,欧洲 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也同样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 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着心灵的生活,象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 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不如说她是一个永远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 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辜鸿铭 著 黄兴涛 宋小庆 译)

 

 

辜鴻銘-一位有趣的海歸“愛國賊”

2011-03-05

 

最近萬維博客里落基山人和蘭冠雲等都很理性地討論了所謂華人“愛國賊”的話題,其他網友也發表了一些有意義的見解。美中不足的是多數討論對政治的興趣較大,倒多少忽略了其中或許至少同樣深刻的文化內涵。

“愛國賊”到底是何形象?山哥腦海里不禁聯想到了清末和民國著名的辜鴻銘教授。

辜鴻銘(1857-1928)生于英國殖民地馬來亞的檳榔城。他的父親是一名祖籍福建的華僑,為英國橡膠園主布朗的總管,母親則來自葡萄牙,是一位能說英文和葡萄牙文的西方女子。辜鴻銘十歲時隨無子的布朗先生到英國,德國求學,16歲考入愛丁堡大學,20歲獲文學碩士學位,後又獲德國萊比錫大學土木工程文憑,並赴法國巴黎大學學習法律。辜鴻銘富有語言天賦,熟悉多種歐洲語言。

1880年辜鴻銘在旅歐求學14年後回到其故鄉馬來亞,供職于英國殖民政府。後來他遇到了晚清著名學者,洋務派官員,也是從歐洲海歸回國的馬建忠。據說兩人長談了三天,對辜鴻銘可謂石破天驚,如同後來的李約瑟遇見魯桂珍一樣,足以使人改變人生軌跡。辜鴻銘從此辭卻英殖民政府職務,赴香港上海潛心中國語言文化的學習研究,並于1885年任職洋務派重臣張之洞的外文秘書(洋文案)。1893年,辜鴻銘,張之洞等發起創建自強學堂,成為國立武漢大學的前身。此外,他在清政府里也仕途順暢,宣統(1908)年間官至外交部副部長(侍郎)。

辛亥革命後,由于辜鴻銘頑固的保皇派立場,他不可能再在民國政壇混跡,于是進入北京大學,成為專職學者,寫下了許多向西方宣傳中國文化優越的著作。由于辜的西文造詣頗深,他的著作和演講在西方學術界產生了一定影響,對于面臨被列強瓜分,亡國滅種危機的中華民族,客觀上起到一定的強心劑效應。

五四時期的北大,由于校長蔡元培實行開明治校政策,從保皇派遺老到共產主義激進派都兼收並蓄,各領風騷。蓄長辮,長袍馬褂,金發深目的辜鴻銘,也一時成為北大一景。辜鴻銘于1915年發表的《中國人的精神》(漢譯“春秋大義”)一書里,以理想主義者的姿態堅信中國文化可以拯救世界。他也對中國和西方人的品性作了比較研究,如下表所示︰

 

國別

深刻(Depth

博大(Broadness

簡樸(Simplicity

靈性(Delicacy

美國

缺乏

缺乏

英國

缺乏

缺乏

德國

缺乏

缺乏

法國

有但不如德國人

有但不如美國人

有但不如英國人

中國

 

 

 

辜鴻銘攢文堅決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他在自己的個人生活中,也身體力行他所謂的中國“國粹”,如娶小妾,堅持讓小妾裹腳,吸食鴉片等。辜鴻銘還公開宣揚他的茶壺茶杯理論︰男人是茶壺,女人是茶杯,一只茶壺配備多只茶杯天經地義。而他對小妾臭裹腳的公開迷戀,更令當時的新青年們為之側目。

 1924年,辜鴻銘不顧年邁體弱,赴日講學3年。他天真地認為“中日為兄弟之爭,而日本之所以能御侮于外,非明治西化之故,實中國傳統之功也。”他還妄言“本若持續西化,亦必當擾亂東方,與彼概同。故當喝止西化,荷擔復興東方文明之使命,進而拯救世界日本之喝止西化,亦足喝止中國之西化。而日本須將純正之 中華文明反饋中國,此則天予日本之使命也。”因此令人備感諷刺的是,“愛國賊”辜鴻銘竟然是所謂大東亞文化建設的先驅此論也在日本大規模侵華後成為其奴役中國人民,網羅文化漢奸賣國賊的工具

 難怪錢鐘書和曹禺的業師,中國現代大學者溫源寧評價辜鴻銘︰“一個鼓吹君主主義的造反派,一個以孔教為人生哲學的浪漫派,一個夸耀自己的奴隸標識(辮子)的獨裁者:就是這種自相矛盾,使辜鴻銘成了現代中國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当年秘书忆陈独秀失踪与他的秘密婚恋(图)


 

2011/03/05 



叶永烈

  1926年初,陈独秀神秘地失踪了一个多月;

  与之单线联系的任作民找不到他,陈延年找不到他,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陈独秀当年的秘书郑超麟,揭开失踪背后鲜为人知的秘密……

  在中共党史上,总书记失踪事件仅发生过这一回———

  壹

  陈独秀“失踪”了

  突然现身任作民住处

  1926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他哪里去了?是被秘密拘捕、暗杀,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上,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相当于总书记;在中共“二大”、“三大”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也相当于总书记;在中共“四大”、“五大”上,他担任总书记。加上“五四运动总司令”(毛泽东语)的身份,引人注目,所以他的行踪隐秘。

  他的住处经常搬动,地址绝密。中央和他的联系,是由中共中央会计兼秘书任作民(任弼时的弟弟)单线联系的。

  陈独秀最后一次露面,是1926年1月中旬接见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回沪的朱蕴山。通常会见客人或者开会,陈独秀总是到上海虬江大戏院西边广东街正兴里任作民住处来,从不让客人上他家。

  此后,陈独秀多日未到任作民处,他常去的上海长沙路亚东图书馆编辑所,也不见踪影。中央机关与总书记失去了联系,不由得紧张起来。

  此时,陈独秀的长子、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即省委书记)陈延年来到上海,他到上海亚东图书馆,找到经理汪孟邹。汪是陈独秀的密友,居然也不知陈独秀的下落。大家都急了,陈延年甚至急得流泪。大家猜测:凶多吉少!

  贰 突然现身任作民住处  

  陈独秀失踪的消息不胫而走,国民党右派趁机放出谣言:陈独秀秘密前往武汉,去勾结军阀吴佩孚了。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在1926年1月21日第143期上发表了题为《国民党右派的小伎俩》一文,对国民党右派的谣言加以驳斥。

  但陈独秀究竟在哪里?中央机关也心中无数。估计最大的可能性,是被敌人秘密逮捕。中央派出青年团员高尔柏,去找当时正在上海远郊松江县城的江苏省长陈陶遗。高、陈两家是松江县世交。高尔柏转弯抹角地摸动态,结果陈陶遗一句也没提到过陈独秀。

  实在找不到陈独秀,只得由任作民在《民国日报》上登载了“寻人启事”(联络暗号)。见报之后,依然毫无音讯!

  2月下旬,陈独秀却突然出现在任作民的住处。他笑嘻嘻的,一点也没有被捕的样子。中央机关获知他安然无恙,松了一口气。正准备上船离沪的陈延年,也被急急召回,父子相见,格外高兴。

  “失踪”一个来月,到哪里去了呢?陈独秀解释说,他在1月下旬突患伤寒,住进了医院,于是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他看到了《民国日报》上的“寻人启事”,认为过些日子就可康复出院,所以没有马上与任作民联系。

  此事在1926年2月下旬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中称为“陈独秀失踪”事件。

  叁 陈独秀的三次婚姻

  陈独秀曾结婚三次,都是公开结合的。结发妻叫高晓岚,乳名大众,是清朝安徽安庆营统领高登科的长女。结婚时陈独秀17岁,高晓岚20多岁。他们育有三子一女: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筱秀。高晓岚是旧式女子,文盲,与陈独秀“思想相隔距不止一世纪”。

  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叫高君曼,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喜爱文学,思想进步。陈独秀与高君曼意趣相投,产生热恋。1909年,31岁的陈独秀和高君曼正式同居,育一子一女:陈鹤年和陈子美。

  高晓岚于1930年8月去世。翌年,高君曼病逝。

  第三位夫人叫潘兰珍,比陈独秀小20岁,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女工。1930年,潘兰珍和他在上海同居时,并不知道他的政治身份。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她才知道。陈独秀出狱后,仍与她生活在一起,直至1942年5月27日晚病故于四川江津。

  三位夫人的身份都是公开的,友人来访,陈独秀从未让她们回避。当时,陈独秀与高君曼已经分居但未离婚。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南京,陈独秀每月给她寄30元生活费。分居的原因,是陈独秀另有所爱。而这正是“失踪”的关键。

  肆

  神秘的年轻女子

  “陈独秀女儿”   

  90岁高龄的郑超麟先生,记忆力不错。他用一口福建话,向我透露了陈独秀的“失踪”原因:陈独秀患伤寒病住院,确有其事,但这并不妨碍他与任作民联系;任作民非常细心、谨慎、可靠,为什么对他也保密呢?“因为那时候陈独秀与一个女人同居,所以他不愿让任何人上他家。他住进医院,也是由那个女人照料生活,不愿让任作民知道……”

  那个女人,郑超麟从未见过,陈独秀也从未谈起。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在1954年2月23日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一封信里,倒是隐约提到:

  (1922年)陈独秀出狱以后……他在上海县地界的寓所,只有一个名叫李启汉的同志知道,因为李启汉在上海县地界无意中遇到了陈独秀,才进到他的寓所去,据说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和陈独秀同住着……

  李达夫人王会悟在她的回忆录《忆往事》中,也曾提及:“当时党中央是秘密的,李达白天不大出门,有关信、稿等日常事务常由我做,我总要费力才能找到陈独秀。随后从陈独秀的妻子口中才得知,陈独秀另租小房子和另一女子同居…… ”

  我在1990年前后曾几度访问王会悟,问及她所说的“另一女子”,王会悟说她从未见过。那位年轻女子成了一个谜。

  伍 “陈独秀女儿”   

  据郑超麟回忆,陈独秀去世后,潘兰珍曾跟他说及一桩往事。

  1937年8月,陈独秀在南京获释。9月中旬,由潘兰珍陪同前往武汉,住汉口德润里,曾在汉口青年会发表演讲。一天,有一位十三四岁姑娘来青年会找陈独秀,称是陈独秀之女,名叫陈虹。陈独秀与陈虹会面时,潘兰珍在侧。此前她从未听说过陈独秀有这么个女儿。

  我从另一途径获悉:1980年,中共上海市委接到邓小平办公室转来的一封信,信是陈虹之女从新疆写给邓小平的,要求为她母亲落实政策。信中反映,陈虹原在上海电影系统工作,死于“文革”。

  我访问了当年负责调查工作的王长江先生,他告诉我:陈虹出生于1924年2月15日,曾学戏,当过演员,在重庆与一姓夏的国民党官员结婚。后来,与夏某离婚,到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与该厂张燕结婚,生下一女。

  建国后,张燕在上海电影乐团工作,陈虹则在上海一家电影制片厂当化妆品保管员。1962年起,因身体不好,不大来上班。“文革”初期,因为她不属“三名三高”之列,没有遭批斗。但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陈虹乃“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之女”,陈虹则申辩,她是陈独秀的养女,并非亲生女儿。1969年,陈虹因患食道癌去世,才45岁。

  陆 陈虹身世之谜  

  在郑超麟回忆中,潘兰珍曾谈及陈独秀与陈虹在汉口会面时,说了一句重要的话:“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但陈虹生前给家人留下的自传,却说自己是陈独秀亲生之女。她解释,说养女,为的是减轻政治压力。

  陈虹生于1924年,正是陈独秀与那位青年女子秘密同居的时候(前后同居约三四年)。见过陈虹的人说,陈虹很像陈独秀。

  陈虹两次填写过“职工登记表”。遗憾的是,不仅家庭成员没提及父母,就连社会关系,也只写了姓夏的前夫。那么,怎会有人在大字报中披露她鲜为人知的身世?

  再细查陈虹的档案,明白了:登记表后另附了一张纸,向组织说明若干问题,内中提及对父亲陈独秀印象极为模糊,只在汉口见过唯一一次面。她说,去找父亲,是希望父亲能接济她的生活。可是见面时,父亲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即潘兰珍),跟父亲没说几句话,她便生气地走了……

  这跟郑超麟的回忆,大致吻合,但没有提到“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那句话。陈虹的

  柒

  年轻女子施芝英身世,迄今尚是一个谜。

  年轻女子施芝英  

  我在陈虹的说明中得知了她母亲的名字———当年陈独秀身边那个神秘年轻女子,名叫施芝英。陈虹填写“职工登记表”时,施芝英尚在人世。档案记载着施芝英在上海的地址。

  按照地址,我在安澜路一幢三层楼房里,询问这里是否住过名叫施芝英的老太太。一位老妇人告诉我,这儿只住过姓王的人家。在派出所民警帮助下,我在户籍档案中查到了施芝英的名字。

  她生于1901年12月25日,安徽泗州双沟下草湾人,初小二年级文化程度。因为是家庭妇女,没有详细的人事档案。陈独秀生于1879年,比她大22岁。户籍档案还记载着施芝英的丈夫的简况:王蔚如,又名王清林,生于1898年1月6日,江苏南通人,原在南通大生纺织公司工作。

  如此说来,安澜路小楼里住过姓王一家是不错的。上海人习惯对老年妇女冠以夫姓,称为“王伯母”或“王家阿婆”,那位老妇人并不知道施芝英的姓名。

  他们于1965年1月4日迁往上海会稽路。他们是否还在人世?我到另一个派出所一查,王蔚如1969年11月3日因胃出血死亡,享年71岁;施芝英1973年12月23日因脑溢血病故,终年72岁。

  再细翻户籍档案,发觉王蔚如、施芝英那一页之后,写着“王美珍”,注明系他们的女儿,生于1927年2月16日,备注栏写着“由香港迁来”。很遗憾,户籍上只盖了“迁出”图章,却未写明迁出年月以及迁往何处。

  捌 邻居记忆里的施芝英  

  我试着前往会稽路,在一条长长的里弄里,两旁都是三层楼房。找到施芝英住过的那一座房子。在门口,遇见一位30来岁的男人。他一看我的介绍信,出语惊人:“喔,施芝英,不就是陈独秀的小老婆?”

  介绍信只写着了解施芝英的情况,他却提到陈独秀。看来,人们记忆之中的“活档案”,比档案室里的死档案更丰富,更生动。他找来施芝英的老邻居周阿姨等好几位老邻居,你一言,我一语,谈了许多情况。

  据说,施芝英细高个子,四方脸,眉清目秀。她能讲一口上海话,也会讲普通话,能看书报。待人和气,很有礼貌,人缘不错。她住在二楼,几乎不出远门,也没有什么客人来访。偶尔来过一个女人,叫她妈妈,但从未在她家住,连春节也不来拜年。

  她家全套红木家具,看得出家底不错。但是,她没有工资,王蔚如也只有退休工资。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挂着她20多岁时拍的一幅大照片,比26英寸电视屏幕还大,用红木镜框镶嵌。

  那是她的半身照,年轻俏丽,光彩照人,穿高领旗袍,手腕上戴好几只镯子,手指上戴猫眼宝石戒指。这张照片在“文革”中仍挂在那里。还有一尊金质观音菩萨,拿给邻居看过,平常放在阁楼里。此外,还有全套银质餐具。

  玖 晚年常怀念“老陈”  

  1969年,王蔚如死后,施芝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曾向居民委员会申请困难补助。只领过一个月,就有人反映说她生活不困难。这话传进她的耳朵,从此再也没有领过,靠着变卖家中细软过日子。

  拾

  她常常独自在家玩牌。每逢除夕,看她太孤单了,另一幢楼里的杨家老太太总是请她去吃年夜饭。杨家老太太跟她有几十年友谊,现已去世。据杨老太太的女儿回忆,施芝英喝酒之后,总说待她最好的是“老陈”。

  杨家不知“老陈”为何人,她轻声答:“陈独秀呀!”还说起当年如何跟陈独秀一起生活,一起躲躲藏藏,做地下工作……杨家的人听得稀里糊涂,以为她酒后说胡话,没有当真。

  据周阿姨回忆,施芝英看着那张大照片,常爱唠叨不停。王蔚如去世之后,多次聊起她很怀念那位“老陈”……

  施芝英死于1973年冬至翌日。冬至那天,施芝英在菜场排队买了两只猪蹄膀,和人参一起炖汤,她和周阿姨共用一个灶间。夜里,周阿姨听到施芝英一声声呼喊她,急忙起床,推施芝英的门。门反锁着,她喊来居委会干部,用劲推开门,见施芝英坐在痰盂上,腹泻。居委会干部急忙喊人将她送往附近普安路185号的曙光医院。

  医生检查后认为病情不算很重。居委会干部考虑到施芝英独自居住,如果要住院,没有亲人陪同、照料,便决定将她背回家中。到家后,施芝英神态清醒,连声道谢。周阿姨记得,那时大约是深夜12时。翌日清早,施芝英已死于床上。医生诊断她死于脑溢血。

  大照片背后的秘密  

  请谁料理后事呢?居委会干部记得,四年前王蔚如死后,骨灰盒是由他和前妻的子女带回南通的。于是,拍电报到南通,王的外孙女等赶来料理后事,将施芝英火化之后没有要骨灰。

  清理遗物,装了一卡车,运回南通。那个装有施芝英大照片的镜框被拆过,不要,扔进了垃圾堆。邻居有位中学生,叫刘科达,好奇地翻看被扔掉的照片,发现施芝英的大照片背面,有一张同样大的照片。

  唷,照片上是一个神气潇洒的男人,穿笔挺西装,理大包头,手握“司的克”(手杖)……至今,刘科达仍清楚记得照片上的形象,向我叙述着。邻居们明白,那男人便是施芝英生前常常说起的“老陈”。

  消息传入杨家,他们才恍然大悟:施芝英酒后的话,并非胡言。那“老陈”便是陈独秀!我在门口遇见那位30来岁的男子,是刘科达的弟弟。他们后来从书报上见到陈独秀的照片,发觉正是施芝英所珍藏的大照片上的那个男人。

  那两张大照片被扔进垃圾堆之后的命运,不得而知。倘今日尚存,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照片了。据说,施芝英与王蔚如无生养,那个王美珍的身世,眼下不可得知。邻居们说,王家后人走后,施芝英屋里满地撒着解放前的旧纸币……

  链接

  郑超麟眼中的陈独秀

  我曾请郑超麟先生回忆陈独秀的习性。他说,没有采访者向他问及这些细节,他的答复颇为有趣:

  ●陈独秀讲话,安庆口音很重,差不多是一口纯粹的安庆话。

  ●陈独秀脾气暴躁。有时骂人,简直骂得没有道理。

  ●烟瘾很重。不过,不抽普通的纸烟,而是抽雪茄———往往是低廉、劣质、很凶的雪茄。

  ●不大穿西服。平时常穿中装,长袍马褂。不爱戴帽子。

  ●陈独秀的习惯动作是遇上惊喜之事或麻烦之事,用手拍打前额。

  ●他中等个子,不算十分漂亮。不大讲究衣着,但干净、整齐。如果他的衣服很挺括,则表明家中定有女人服侍。

  ●不喝酒。因为他患胃病及十二指肠溃疡。偶尔兴致来了,喝一点点。

  ●不爱看戏,不看电影,喜欢看书,喜欢写诗。

  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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