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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听听/胡适的演讲/也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乾隆为何治不了贪腐/司马相如琴挑文君真相
發佈時間: 3/6/2011 2:48:20 PM 被閲覽數: 175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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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听听

来源: 见过你2011-03-05  wenxuecity
 
 

远眺西雅图

超级乌鸦嘴 于 2011-03-06

 

 

适1941年在密西根大学的演讲,,,

《纳粹和共产主义的区别》

 

 

来源:Icat  2011-03-05

 

伊司曼为了证实他对这巨大斗争所下的判语确极重要,他列举極權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特点,“其中每一点在共產主义的苏俄和法西斯主义的德意都可找到,而在英美则找不到”。他所开列的二十点,具体说出这两种相反的生活方式,而这相反的生活方式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主义的冲突。我在这里把他的二十点,加以缩短,抄录在下面。極權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的特征是:

  一、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

  二、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黨,来执掌国家的政权。

  三、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四、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

  五、“领袖”是—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他也就等于一个神。

  六、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

  七、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

  八、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九、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黨控制新闻。

  十、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十一、由政黨统制一切艺术文化。

  十二、破坏政治上的信义,使用虚妄伪善的手段。

  十三、政府计划的罪恶。

  十四、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

  十五、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办法,对待这种“公共敌人”。

  十六、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十七、不择手段的鼓励人口增加。

  十八、把“劳工階級对资 本主义革 命”的口号,到处滥用。

  十九、禁止工人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二十、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黨及领袖的统制。

  罗斯福总统指出,民主政治具有生存及滋长的力量,驳斥那种认为民主政治已没落的毁谤。伊司曼是列举極權主义所有而民主主义所无的各种野蛮特点,显示出这种基本斗争的尖锐化。这样清楚的列举出这些持点,是一种可贵的方法,以应付反民主主义的挑战和攻击。

  在本文的后半部,我将把民主主义和反民主主义的冲突,归纳为几种更深刻更基本的哲学上的冲突。使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与反民主政治生活方式互不相存的基本观念,究竟是什么?

  我们暂且把已成滥调的口号和理想(如“自由、平等、博爱”及“天赋的权利”等)撇开不谈,我认为民主政治与反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之间真正的冲突,基于两种基本的矛盾:(—)急进和过激的革命方式,不同于进步和逐渐改革的方式。(二)控制划一的原则、不同于互异的个人发展的原则。

  極權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根本不容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轨范之内。对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学术生活,以及经济组织等无一不是如此。政治活动一律受一小组人员的统制指导,这小组的编制,类似军事机构,对于领袖绝对服从和信仰。一切反对的行为与反对的论调,都遭受查禁和清除。在宗教方面,極權主义的领袖们,声称已由传统的超自然的宗教束缚下,解放出来了。同时更尽量对全体人民宣传反宗教的学说,并竭力压制一切自由獨立的宗教团体。在学术方面,不准许有思想言论自由存在。科学与教育只占次等地位,黨国的权利高于一切,而且思想不得离“黨的路线”。在经济方面,政府将一个划一的制度,强加在整个社会上,以期适应其所规定的经济政策。不论是共產主义,或国家社會主義,或农业集体主义,都是政府不容分说,不择手段,强迫推行一个划一的制度。在極權国家内,劳工运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实业与生产都是由政府通盘筹划的。在这个国家里,不许罢工,不许劳工抗议,唯一可能的消极抗议,只有怠工,但怠工是被认为罪大恶极的。

  在上述三方面的生活中,规定人民应行接受的“路线”永远是由黨、国或领袖来决定。而这三方面又制定为三位一体,名异实同。任何人不准违反黨纲或政策。極權主义者说:“个人是没有自由的,只有国家、民族才谈得到自由。”極權主义者为黨的绝对正确性而辩护,不允许一切与黨义不合的事物存在。他们说:“因为我们深信,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正当的,我们决不能坐视我们的邻人也宣称,他们的行为也是正当的。”

  正因为这种在生活各方面过分企图划一与排除异己,才把反民主的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标出根本的差别来。

  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个人主义的。由历史观点看来,它肇始于“不从国教”,这初步的宗教个人主义,引起了最初的自由观点。保卫宗教自由的人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财产,而反抗压迫干涉的斗争。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敬奉上帝,乃是近代民主精神在制度在历史上的发端。这种不从国教的精神,也和其它各种自由,有密切的关系,如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是。根木的问题是,我人企图获得机会,自由发展与表达其自己的感觉、思想与信仰,于是成了一种争取我行我素的权利的争斗。所谓我行我素的权利,是指一种不必墨守成规,不必遵守命令式的轨范而行动的权利。

  民主制度,于是在宗教信仰、智识醒觉、政治言论,以及等等一切生活方面,这种“不从国教”精神的产物。民主文明,也就是由一般爱好自由的个人主义者所手创的。这些人重视自由,胜过他们的日用饮食,酷爱真理,宁愿牺牲他们的性命。我们称之为“民主”的政治制度,也不过就是这般具有“不从国教”的自由精神的人们,为了保卫自由,所建立的一种政治的防御物而已。

  就是连民主文明的经济情况,也并不是像一般人心目中所想象的一律都是资本主义的。私人的产权与自由的企业之所以能够长久维持,由历史看来,都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具有充分的力量,帮助个人的发展;都是出为这两种制度已使一种极高的经济福利标准,有实现的可能。

  节选自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是胡适一九四一年七月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所做演讲

 
 

 

也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011/03/06 


作者:老蜗牛  

最近与朋友闲聊中旧事重提,又谈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话题。记得“改开搞”之初,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本蜗牛当时还在国企吃“大锅饭”,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下岗失业后又迫于生计,更无时间认真思考这个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也不说“检验”的结果究竟如何,反正主流们现在是闭口不提这个话题了。虽然主流们不提,但网上的争论却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很多网友对此观点陆陆续续发表了不少见解,可见三十多年过去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说明大家对这句话的内在含义还有异议,争论一下也是完全必要的,真理越辩越明嘛。  

本蜗牛出身卑微,若以俺“弱势群体”的身份,要参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讨论,在某些“专家”和“精英”们眼中简直就不够资格,如此重大的题目,尔等小民岂能胡乱参乎。但古人云: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本蜗牛虽然才疏识浅,人微言轻,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何况毛主席老人家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有此底气壮胆,故深思熟虑之后,也来胡乱议论一番,以吐胸中之快,若有幼稚之处,算供各位消遣,还望 诸 君海量。  

首先,老夫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大体上没错,只是逻辑上还有一点暇疵。我们只要用逻辑来推断一下,既然将检验的对象已经定义为真理了,那还需要检验个屁呀,直接贯彻执行不就得了,何必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呢。老夫认为,任何东西在没有验证之前都不能先定义为真理,有的说不定还可能是邪说歪理,只有通过验证后才能下结论。  

第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意思表达上还有缺陷,主要表现在概念比较模糊。老夫认为,实践只是用来验证某理论正确与否的手段,而不是什么标准。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实践的过程也因时因地而异,根本就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如果事先就制定一个标准,再用这个标准来验证一个理论,则是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另外,即便是实践,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怎样实践,用什么方式或方法来实践,都要受一定条件的限制,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今天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明天不一定就是真理,而今天认为不是真理的东西明天有可能就成为了真理,任何事情并非只要进行一次实践,立马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们来看看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表述的。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社会实践中来”。你看,这样表述,文字简练,语言朴素,意思清楚,让人一看就明白,这才是大家风范。  

第三、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事物都需要验证。哪些东西需要验证,哪些东西不再需要再验证,这要从实际出发。有些东西我们的前人早已经验证过了,并在验证过程中找出了它的客观规律,作为公理或定理供后人使用。比如化学中将氢原子和氧原子结合在一起,其化合物必定是水;数学中三角形的两边之和必定大于第三边;物理学中两个物体碰撞,其能量一定守恒等等,我们就完全没有重复验证的必要,只须拿来应用就行了。如果有人对阁下说:氢化钾是有毒的,不能进肚子,你老人家偏偏不信邪,硬说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非要用自已的肚子来检验一下不可,本蜗牛除了给你联系火葬场之外,还能有其它啥结果乎?  

其实这个道理在人类历史发展方面也是成立的。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其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决定的,并且是有规律可寻的。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然后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并根据这个规律推断,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带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人类社会最终会发展到它的高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出生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弊端,比如严重的两极分化、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动荡等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弊端,如果不对生产关系进行变革,必将导至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于威胁人类生存的根本。马克思通过大量的社会实践,找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这个基础上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通过社会实践验证了这个学说的正确性。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再次用实践验证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的正确性。可是有的人不服气,认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这个阶段,要来一个“理论创新”,提出“补课论”,要在中国“搞一段资本主义”,试图检验一下自已的创新理论,认为即使是私有制(资本主义)的根,同样可以结出社会主义的果。三十多年实践检验的结果,用老百姓的话说,那就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这个“检验”过程,让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实在是没有必要。历史潮流是有自身的客观规律的,不能胡乱创新,更不能打着创新的幌子另有所图,否则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第四,就实践本身来讲,实践的主体只能是人,而不是其它没有生命的东西。即然是人,就不可能十全十美。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实践者自身的缺陷和局限性也会对验证的结果产生影响,对其实践产生的结论并不一定都是真理,有时反而还可能是谬误。最通俗的例子就是盲人摸象的故事。四个盲人同时在实践(摸象),得出的真理(结果)却完全不同。摸到尾巴的说象是一根绳子,摸到腿的说象是一根柱子,摸到牙齿的说象是一根棍子,摸到肚子的说象是一堵墙,尽管他们都从事了实践活动,但得出的结论却全是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局限性影响了检验结果的正确性,没有分清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错把直观感受到的现象当成了事物的本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不一定就能检验出真理。只有实践的方法和过程都正确了,才能达出正确的的结论,检验出来的才可能是真理,这就需要实践者自身具有较高的素质,不断地通过学习,吸取新的知识,掌握新的情况,在实践过程中,善于认真分析和归纳,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并掌握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最终才能够高瞻远瞩,做出正确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在相对应的范围内,才算得上是真理。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不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还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他都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研究、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因此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掌握事态的发展变化方向,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化劣势为优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第五,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会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制约,有时也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有的东西我们经过一次实践就能检验出来,比如阁下到商店买西瓜,店老板向你推荐说,这个瓜好,又大又甜,皮薄肉厚,瓜瓤又红又沙,包你满意。老板的话究竟是不是“真理”,这个就很容易检验,只要给那西瓜一刀就立见分晓。  

可天下很多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比如说1+1等于2,这个“真理”无论你怎样检验,应该都没有异议吧。但对不起,这要看在什么空间范围内。在十进制数中1+1确实等于2,但在二进制数(比如计算机编程)这个空间中,1+1就不等于2,而等于10,否则计算机程序就无法运行了。  

再举一例,在几何学中,三角形三个内角之和等于180度,这应该是“真理”了吧。然而这个“真理”只能在平面空间内才成立,放在球面空间它就不成立了。比如我们以地球的一个极点为三角形的顶点,以一条经线为三角形的底边(比如赤道),以任意两条纬线分别为三角形的腰,由于经线与纬线始终是垂直的,所以这个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只能大于180度。你看,同样是三角形,放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其内角之和的验证结果却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千万不能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受时间制约的例子就更多。当年毛泽东同志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大家都不以为然,认为言过其实,危言耸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而且是执政党,党内怎么会有资产阶级呢,于是大多数人都不认为毛泽东同志的预见是真理。然而今天的社会现实恰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预见确实是真理。这个检验过程用了三十几年,时间上还不算太长。  

大家都知道佛教起源于印度,两千多年前,释加牟尼佛曾说:滴水之中藏十万八千虫。当时信徒们都不以为然,水明明是清清透明的,里面何来十万八千虫?如果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无论如何检验都不是真理。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放大镜问世了,信徒们通过放大镜实践,也没有观察到水中有虫子,佛主这句话应该是谬误了吧,因为这肯定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呀。直到上个世纪高倍显微镜问世,人们才观察到水中果然有无数的微生物存在,才知道佛主所言不谬也。所以我们千万不能简单地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判定事物的真相。  

附带声明,释加牟尼佛说的“十万八千虫”只是表达数量很多的意思,并不是说一滴水中的虫子一定有十万八千条,一条不多,一条不少。喜欢钻空子的朋友千万别拿这个数量词与老夫抬杠,若要抬杠,老夫先认输,就算你赢好了,并强烈建议阁下到阴间去与 吴承恩 先生抬杠好了,问一问 吴老 先生当初写《西游记》时,那孙猴子一个跟斗翻出十万八千里拿尺子测量过乎?  

第六,任何理论和实践都离不开鲜明的阶级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恰恰忽视了这个最重要的前提。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面对同样的实践活动,检验出来的“真理”会是大相径庭的。比如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谈到“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其实就是阶级立场的问题。面对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共产主义者和农民兄弟都说好得很,而国民党、地主老财和军阀们却认为糟得很,这就是阶级立场的必然反映。  

又如三十年前推行的“改、开、搞”,资改派、“精英”、贪官污吏、洋奴买办和既得利益者们都认为好得很,“改革开放”是“硬道理”。但广大劳动人民如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基层员工等弱势群体在实践中饱受辛酸之后就认为糟得很,不但不是硬道理,反而是一场灾难,一场浩劫。因此我们在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一定不忽视阶级性这个最重要的前提,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实践出来的真理一定是截然相反的。  

可能有人会提问,就算承认你的观点,实践只是验证真理的手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迅猛增长,财政收入不断翻翻,粮食年年丰收,城市高楼林立,人民收入倍增,GDP世界第二……,这一切难道不能证明“改革开放”理论的正确吗?  

本蜗牛多次强调,现象不能代表实质。以上这些“成就”其实都是表面现象,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如果将现象当作实质,那就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走入了“盲人摸象”的误区,自已也成为“摸象”的主角了。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国家更强大,人民更幸福吗。但“改开搞”推行三十多年来,就连毛泽东时代早已经解决了的民生问题,现在反而成为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交通问题、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粮食与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等等,矛盾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尖锐。经济虽然迅猛增长,但老百姓的口袋并没有随之增长;财政收入虽然翻翻,但人民的社会福利并没有随之翻翻;粮食虽然年年丰收,但农民的实惠并没有随之丰收,反而不断下降,不得不离乡背井外出打工;城市虽然高楼林立,但房价象火箭一样一路飚升,多少弱势群体望楼兴叹,多少老百姓成了终身房奴;所谓“人民”收入倍增,不过是少数官员和资本家的收入倍增,基层群众只能望梅止咳,无可奈何;GDP虽然世界第二,但国际地位并没有相应提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寇在钓鱼岛扣我鱼船、南沙群岛的资源被他国任意开采、美国军舰在我家门口耀武扬威而束手无策;“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并没有让老百姓的幸福感有多大提升,社会地位反而一落千丈,安全感越来越低。说明现象与实质之间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偷换概念,错将现象当作本质,如果非要这样做不可,那就是必有用心了。  

以上便是本蜗牛参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虽然谈了这么多,但仍有隔靴挠痒、意犹未尽的感觉,可能确实与本蜗牛“弱势群体”的地位有关,毕竟站的不高,视野有限嘛,还望各位网友予以补充。若有错误之处,欢迎拍砖。
  

辣椒城
 
 
 
 

 

乾隆为何治不了贪腐


 


2011/02/28 


明清两代,皇帝的生日是全国性的节日,称万寿节。万寿节时,王公大臣要向皇帝祝贺并呈献礼物。除皇上的万寿节外,上元(即元宵)、端午、中秋、冬至、元旦(旧历正月初一),以及皇太后生日也是万寿节;皇后的生日是千秋节,这些节日也要送礼。

  送给皇帝的礼物不说无价之宝,至少也该是稀有值钱之物。那么,置办这些礼物的钱从哪里来?总督、巡抚们想到的一个常见办法是摊派下属官员,不仅收上来的钱足够备办礼物,常常还有多余,趁此机会可以大捞一把。

  乾隆二十二年(1757),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商量购买黄金,以制造金手炉送给皇帝作为礼物。他们把收购黄金的任务派给云南各府州县官员。当黄金收上来时,他们给的钱却大大低于市价,比如市面上黄金一两换14两银子,他们只给10两,这4两银子的差价就得各府州县官员自己出,这实际上是摊派。各府州县官员对总督、巡抚自然不敢说什么,但他们也不愿吃亏,就把负担转嫁给商民,结果民怨沸腾。郭一裕看情势不好,便先揭发了恒文,中央派专案组去云南调查,最后郭一裕被免职,恒文被赐自尽。

  乾隆时代,像恒文、郭一裕之类的做法很普遍。陕甘总督勒尔谨以给皇帝送礼为名,每年收受甘肃兰州府皋兰县知县提供的帮助置办礼物银二三千两,但他每年所送的礼,在乾隆看来“不过值银数百两”,乾隆严厉斥问勒尔谨:“你借此名色,皋兰一县就收他二三千两,其余州县自然多有帮办。”这显然符合实情,勒尔谨不可能只向皋兰县知县要钱。

  乾隆对此颇为恼火,是因勒尔谨这样做等于败坏了他的名声,都说是凑钱给皇上买礼物,结果皇上没得到多少像样礼物,倒是肥了勒尔谨自己。但像勒尔谨“借此各色向属员勒索”的确已是官场通行做法,闽浙总督伍拉纳被抓起来后,就承认“我们并不自己出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肥囊橐”。

  乾隆治理贪污腐败,被公认是清代历朝中决心最大、执法最严、被惩处高官最多的。决心最大、执法最严体现在法律适用上,乾隆以前规定贪污白银千两要被处斩,但如果在限期内将赃银全部赔缴,可以减等处罚,免于一死。乾隆废除了这条规定,要求不能减等免死。乾隆年间被惩处高官之多也为历史少见,仅总督、巡抚因腐败而被立案查处者就有30多起,因此而丢命的高官约有20名。

  但是,贪腐能否被扼制,显然不由乾隆的决心所定。乾隆也许没想到,也许不愿承认,他自己就是腐败的重要源头。晚清学者薛福成分析说:“高宗(乾隆)英明,执法未尝不严”,“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究其原因,“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也”。既然皇帝决定高官的命运,高官就必然想尽一切办法向皇帝邀宠、固宠,而送礼无疑是邀宠、固宠的重要手段。礼物不珍贵稀有难入皇帝法眼,珍贵稀有的礼物需花大价钱置办,这样就迫使高官向属下收取“帮办钱”。

  对属下来说,高官决定他们的命运,“州县之畏督抚,过于畏皇法”,他们势必以高官对皇帝的心态来对待上司,一方面得积极响应上司“帮办”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把上司生日当做当地官场的节日,逢年过节都要积极向上司送礼以获取好感。但是,他们又不可能拿有限的法定收入,支付“帮办”和送礼的费用,势必要巧立名目向百姓敛钱。这样,腐败就是体制性的,尽管禁贪措施不断出台,贪风却愈演愈烈,扼制腐败只能是喊喊口号。

  一般认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为了权力能代代传承这一长远利益会惩治腐败,决心不是假的。但是,有决心惩治腐败和能不能治理腐败是两回事。治理腐败靠权力监督,而最难监督的是最高权力,所以,近现代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以约束国王的分权制度设计为主线,最高权力被约束即意味着民主制度的建立,这属于常识。

  但是,乾隆缺乏这种常识,乾隆式的最高权力者也不会认同这一常识,当然他们更不认为官员腐败与自己有关。这就是大清帝国式反腐总是动作大、收效微的原因。

 

司马相如琴挑文君真相:

劫色劫财千年骗局


2011/03/05 


王立群

  在中国戏曲史上,“琴挑”是一出非常有名的折子戏,不少剧本都以它命名。“琴挑”一词最早源自汉武帝时期一位大文豪的浪漫故事。此人与史学家司马迁并称为“文章西汉两司马”。不过,二者绝对不能够同日而语。这位司马先生一生名利双收,可谓命运的宠儿。那么,他又是谁?他的琴,是否真的挑起了一段千古佳话?

  巧设临邛一骗局

  司马相如,字长卿,幼年时,他的父母怕他有灾,所以给他取了个小名叫“犬子”。长卿完成学业之后,知道了蔺相如的故事,为了表示对蔺相如的羡慕之意,便更名为司马相如。

  凭借家庭的富有,司马相如当了“郎”(以赀为郎),“郎”是皇帝的侍从。汉承秦制,规定家中有钱的人可以为郎。汉初曾以“十算”(十万)为起点,到了景帝朝改为“四算”(四万)为起点。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衣食足而知礼仪;二是有资产备得起官服。

  司马相如初出道时,担任汉景帝的武骑常侍(骑兵侍卫),他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职业。司马相如喜爱的是写赋(一种文体),但是,汉景帝偏偏不喜爱赋。所以,在景帝朝司马相如才华得不到施展,干得很郁闷。

  后来,梁孝王进京,随同他一块来的有邹阳、枚乘、庄忌等人,相如和这几位辞赋高手,志趣相投,一拍即合。于是,他以有病为由辞去了景帝朝的 “郎”,随梁孝王到了梁国。梁孝王让司马相如和邹阳、枚乘等人一同居住,享受同等待遇。司马相如心情大变,文思泉涌,创作了著名的《子虚赋》,声名鹊起。


  但是,不久(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梁孝王病卒,门客各奔东西。司马相如离开梁地,回到家乡成都。《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汉书·司马相如传》:梁孝王薨,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这两本重要史书记载的内容完全一致,都说司马相如从梁孝王游宦归来后,家中穷困,没有谋生的手段。

  这段记载非常可疑。如果司马相如真是“家贫无以自业”,那么,他当初怎么能够“以赀为郎”呢?但是,司马迁、班固两个人都这么写,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事实的真相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临邛县(今四川邛崃)令王吉邀请司马相如到临邛。王县长与司马相如是莫逆之交,司马相如来到后,王吉将他安顿在县城的宾馆(都亭)里。

  一场“琴挑”的浪漫剧由此拉开帷幕。

  临邛县令王吉安置好密友司马相如之后,故意装出一副谦恭的姿态,天天到宾馆来看望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开始每天还见见县令王吉,后来,县令来访,司马相如一律谢绝。司马相如越是谢绝,王吉越是恭敬,照样天天来访。(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

  “缪为恭敬”四个字非常值得玩味,“缪为恭敬”是故意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姿态。而王县令为什么要装出这副毕恭毕敬的姿态?司马相如和王吉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呢?

  原来,临邛县有两位钢铁大王,一位是卓王孙,一位是程郑,两家都以炼铁暴富。按照时下的说法,一位是卓总,一位是程总。卓王孙家中的奴仆有八百多人,程郑家中的奴仆也有数百人,略逊一筹。这两位老总听说王县令天天去宾馆看望一位贵客,还屡屡碰壁,非常好奇,很想见识一下。思来想去,便想出一计。既然是县长的贵客,我们理应表示一下。不如备下一桌酒宴,好好款待一下人家,顺便也宴请一下县长。(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

  到了宴请这一天,王县令先来到卓王孙家中。此时,上百位宾客已经入席,等到中午,卓王孙才派人去请司马相如前来赴宴;但是,司马相如推说有病不能赴宴。本来,等陪客们都到了才去请主宾,这是对客人尊敬的一种做法。但是,主宾不来,卓王孙别提多难堪了。王县令一听司马相如不来,菜都不敢吃一口,立即登门去请。司马相如见王县令如此盛情,没有办法,只好勉强成行。司马相如一到,他的风采立刻震动了临邛的上流社会。(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

  有趣的是,《汉书》和《史记》记载王县令亲请司马相如一事有一字之差:《史记》写的是“相如不得已强往”,《汉书》写的是“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比起《史记》,《汉书》多了一个“为”字,“为”者“伪”也,即司马相如故作清高,假装不愿去赴宴。班固写得比司马迁更透彻,他揭示了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县令的确是策划了一个大阴谋。那么,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县令究竟想从这个阴谋中得到什么呢?

  通过《汉书》这个“为”字,我们基本上可以知道,司马相如这次临邛之行,绝对不是一般的探亲访友,而是有备而来,要办成一件事,而且这件事一定和卓王孙有关。

  琴心挑得美人归

  王县令将司马相如安顿在宾馆里天天朝拜,意在造势,吸引卓王孙的眼球;果然,卓王孙上钩了:亲摆家宴宴请司马相如。赴宴之际,他又“千呼万唤始出来”,吊足卓王孙的胃口,哄抬自己的身价。

  酒宴进行到高潮时,王县令把一张琴恭恭敬敬送到司马相如面前,说:听说长卿的琴弹得极好,希望能弹一曲以助酒兴。司马相如一再推辞,王县令一再相邀。最后,司马相如拗不过,顺手弹了两支曲子。

  《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司马相如有一个生理缺陷,就是结巴,但是,他的文章写得非常之好。王县令之所以让司马相如赋琴,一是让司马相如回避自己的弱项——口吃,二是发挥自己的强项——弹琴。

  做了这么多的铺垫,还亮出了绝技,到底为什么呢?

  原来,这位卓王孙有一个宝贝女儿叫卓文君,这位文君小姐刚刚守寡,回到娘家暂住。她非常喜欢音乐,又特别精通琴瑟。所以,司马相如与其说是为王县令弹两支曲子,不如说是司马相如想用琴音挑动卓文君的芳心。(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请特别注意“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中的“缪”字,司马相如抚琴,绝非为县长大人所奏,而是为了让一位小姐芳心暗许。

  一个人有癖好,就有了软肋。

  卓文君酷爱音乐,这恰恰成了卓文君的短处。司马相如早就把卓文君给琢磨透了,卓文君精通琴瑟,这就是她的心理兴奋点。一支表达爱慕的琴曲,正是司马相如打开卓文君芳心的钥匙。

  原来,司马相如故弄玄虚、排兵布阵多时,要谋的就是卓王孙的掌上明珠——卓文君!

  司马相如应邀到临邛之时,随行车马非常之多,来到之后表现得从容大方,举止文雅,加上他英俊帅气,整个临邛县无人不知。寡居家中的卓文君早有耳闻,只是无缘相识。等到司马相如到自己家中饮酒,弹琴,文君从门缝里看见司马相如的风流倜傥,内心十二万分仰慕,直担心自己配不上他。两支求婚曲让文君小姐听得如醉如痴,心动不已。

  这就是所谓司马相如的“琴挑”,即用琴声挑动文君的春心。

  酒宴结束之后,司马相如派人用重金买通卓文君的侍女,直抒胸臆。“两情相悦”的确令人幸福得发晕。卓文君奋不顾身,连夜从家中出逃,司马相如狂喜不已,当夜带她离开临邛,回到成都家中。

  到了成都,卓文君才发现,司马相如家中一贫如洗,只有四面墙(家居徒四壁立)。

  当然,“家居徒四壁立”这句话与此前的“以赀为郎”,出行有盛大的车马随从颇不相符,真不知道司马相如家中的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

  第二天,卓王孙听说自己的女儿私奔司马相如,而且,两个人已经离开临邛要回成都,气急败坏。不过,作为一个大汉帝国首富,卓王孙自有杀手锏:经济制裁,一个子不给!

  蜜月之后,两个年轻人立即感受到生活的艰辛与窘迫,卓王孙的经济制裁立竿见影。卓文君第一个受不了了!她自幼长于豪门,富日子过惯了,哪里受得了穷?她对司马相如说:假如你愿意和我一块儿回临邛,就是向我的兄弟们借点钱,也足以维持生活,何苦在这儿受穷呢?

  最后,司马相如同意了爱妻的意见,变卖了车马,在临邛买了一处房子,开了个酒店,类似现在的酒吧。他让卓文君亲自站台卖酒(文君当垆),自己系着大围裙,和伙计们一块儿洗碗。(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卢,相如身自着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

  《西京杂记》(卷二)记载得更是有声有色: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回到成都之后,生活艰难,卓文君只得拿自己的高档皮衣去赊一点酒,二人同饮。喝完酒,卓文君抱着司马相如的脖子哭着说:我从来过得都是富贵日子,现在却到了用裘皮大衣换酒的地步。于是,两个人商定到临邛开酒店,司马相如亲自穿着围裙干活,有意让卓王孙丢人。(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懑,以所著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着犊鼻裈涤器,以耻王孙。)

  卓王孙的富有绝非一般,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述了卓王孙在秦灭赵国之后,从赵地主动要求迁徒远方,最后迁到临邛炼铁致富的全过程。《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都是国家级大富翁,卓王孙排行第一:卓氏……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卓王孙无疑是当年福布斯中国排行榜的首富。

  卓王孙的千金回临邛开酒吧,并亲自“当垆”卖酒;卓王孙的女婿司马相和佣人一样打杂,实在让卓王孙丢人现眼,卓王孙因此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

  这里的原因大概有以下三点:

  自己引狼入室。

  司马相如拐走女儿,是因为自己请司马相如到家中赴宴,而此事又是王县令做的婚托儿,总不能和县长翻脸吧?卓王孙有苦难言;

  卓文君不顾礼仪。

  自己的女儿放着千金大小姐不做,竟然不知廉耻,与司马相如私奔,让卓王孙脸面尽失;

  丢人丢到家门口。

  女儿和司马相如的酒店如果开在成都,眼不见心不烦,舆论还不至于这么大;可他们竟然把酒店开到临邛,生意做到家门口,临邛小城,尽人皆知,这真叫“丢人丢到家”!

  卓王孙又羞又恼,却无处发泄。

  文君的兄弟和长辈纷纷从中斡旋:卓王孙啊,你只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家中又不缺钱;文君已为人妻,生米已然成熟饭,司马相如也算个人才,并非无能之辈,文君完全可以托付终身。再者说,司马相如还是王县令的座上宾,你又何必不依不饶呢?

  卓王孙万般无奈,只好花钱消灾,分给文君一百名僮仆,一百万钱,另有一大笔嫁妆。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立即关闭酒店,打道回成都,买田买地,富甲一方。

  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这对才子佳人的传奇佳话,从此千古流传。

  几许痴心几多谋

  但是,据我看来,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里还有许多疑问需要解答:

  第一,司马相如为什么想不到与卓文君回临邛开酒舍宰卓王孙的计划呢?

  司马相如是在无法维持生计的落魄之时应密友王吉之邀来到临邛的。他来临邛之前也许并没有完整的想法,但是,到了临邛之后,特别是在与王吉密谈之后,司马相如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只是这个计划司马迁没有将其挑明,而是暗中点出。

  司马迁为什么不把司马相如这个密谋揭示出来呢?道理很简单,司马迁对司马相如偏爱有加,特别是钟爱他的才华。《史记·司马相如传》中全文引用司马相如的大赋和文章,这在《史记》一百一十二篇人物传记中是绝无仅有的。对司马相如情有独钟,司马迁笔下留情就是很自然的;他不会用直笔来写司马相如当年这一段不大光彩的婚史,但是,作为一代良史,司马迁又不能违背作为一代史学家秉笔直书的为史原则,他还不得不将司马相如这件事揭示出来。当然只能用曲笔,看“临邛令缪为恭敬”和“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两句中的“缪”字,真相便昭然若揭。

  司马相如初到临邛即大张旗鼓,制造声势,实则与县长联手,钓卓王孙上钩。

  司马相如能够制订出一个如此周密的“钓鱼”计划,让精明老到的卓王孙上当,至少说明司马相如确有老谋深算的一面,那他岂能想不到主动提出来回临邛开酒舍,狠宰卓王孙一把呢?

  一是丢人。中国古代大男子主义盛行,一个男人要靠女人吃饭,无疑会遭人鄙视。

  二是万一卓文君拒绝了怎么办?如果卓文君宁肯受穷,决不开口向父亲要钱,这事此后就再难提起。

  三是可能会让卓文君怀疑当初“琴挑”的目的。这将会带来一个更大的问题:你究竟爱我卓文君,还是爱我家的钱?你是为我琴挑,还是为了宰我爹而琴挑?

  因此,司马相如是不会提出回临邛的;那么办法只有一个:忍耐!忍到卓文君自己受不了,主动提出,自然顺水推舟、大功告成。

  果然,卓文君主动提出回临邛。此时,司马相如内心应该是欣喜若狂——苦日子终于到头了!如果将此事向前再推一点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

  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究竟为的是什么?

  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从古至今被讹传,它关乎到对这个经典爱情故事的真实评价。

  首先,卓文君究竟美不美?

  如果卓文君是丑女,那么,一切就明明白白:琴挑全国首富的丑女,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史记·司马相如传》《汉书·司马相如传》都没有记载卓文君是否国色天香。只有《西京杂记》卷二记载: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

  如果《西京杂记》的这个记载可信,那么,国色天香,十七妙龄,司马相如十分仰慕,才有与王县令密谋琴挑文君一事。而且,司马相如有糖尿病,由于喜爱卓文君,不加克制,导致自己病情加重,最后死在糖尿病上。

  当然,因为卓文君貌美而琴挑,目的无非是抱得美人归,似乎无可厚非;但是,并不能排除司马相如琴挑文君之后还有其他目的。如果先劫色后劫财,就是一石二鸟,当然,人品就大打折扣了。

  西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扬雄非常崇拜司马相如,他模仿司马相如创作了不少汉大赋,但是,扬雄《解嘲》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

  扬雄认为:自己既不像司马相如一样无耻地劫卓王孙的财,又不能像东方朔那样无耻地自己割肉送老婆,只好活该受穷。扬雄第一个提出司马相如是“窃赀”,是劫财。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在批评“自古文人,多陷轻薄”时,也说:“司马长卿,窃赀无操”。

  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评司马相如时亦说:相如纵诞,窃赀卓氏。

  看来,古人对此事的说法大体一致,认为司马相如人品不端,劫卓王孙之财。但是古人并未进行详细议论,我们不妨来作一番论证。

  另外,司马相如回临邛果真是为了劫卓王孙的财吗?

  《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都没有谈到,但是,《西京杂记》写了非常值得玩味的四个字“以耻王孙”。如果我们相信《西京杂记》记载属实,就得承认司马相如在临邛开酒店是为了宰卓王孙。此为其一。

  其二,酒店开在哪儿不行啊,非得开在临邛?显然是为了卓王孙的钱嘛。

  其三,《史记》、《汉书》都记载司马相如拿到一百万钱和一百个奴仆后,立即关闭酒店,带着夫人回了成都。

  从这三条看,司马相如回临邛开酒店,确实不能排除向卓王孙“劫财”。

  最后一点,司马相如宰卓王孙的计划是在琴挑之前还在琴挑之后?

  我们看看下面这五个问题是否成立:

  (1)司马相如知道卓王孙是全国首富;

  (2)司马相如相信自己可以用一个周密的计谋琴挑文君归己;

  (3)司马相如深知自己“家居徒四壁立”根本养不起万金小姐卓文君;

  (4)司马相如深信卓文君受不了穷一定会主动提出回临邛逼其父出血;

  (5)司马相如坚信卓王孙受不了丢人一定会拿钱摆平。

  如果上面这五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是事实的话,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之前已经有了劫财的准备,因此,这个流传千古的爱情传说原来竟是一个先劫色后劫财的骗局。

  这样的“浪漫婚姻”会幸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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