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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美国4日与其盟友开始悄悄讨论是否对利比亚危机采取有力回应时，美国国防部长登上纽约州西点军校的讲台，发表了一项令人侧目的宣言。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说，未来任何国防部长如果建议总统向亚洲、中东或非洲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借用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MacArthur）的委婉说法，‘都应该检查他的脑子是否正常’。”
据英国《金融时报》3月7日报道，盖茨是美国最有经验的国家安全官员之一，而且在他担任国防部长期间，美国曾对伊拉克——以及最近对阿富汗——大举增兵，因此他的上述言论颇有份量。
这篇经过深思熟虑的演讲面向军校学员，主题是美国陆军应该如何培养现代军官。上述短短几句话并没有得到多少新闻媒体的关注，因为当时已接近一周新闻周期的尾声。
但与此同时，围绕美国如何回应中东划时代变革，华盛顿的辩论冷静得反常，结合这两件事来看，美国外交政策新时代的到来便清晰可见。
如今，华盛顿的政治辩论受到各种煽动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根深蒂固的党派偏见，也有24小时新闻频道不间断报道的添柴加火。但在有关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如何回应阿拉伯世界正在上演的戏剧性事件的讨论中，基本上看不到这种激愤的影子。
中东各国事态发展令人眩晕的节奏，有时让奥巴马政府难以跟上，而一些批评人士表示，白宫未能尽早给予民主抗议者有力支持。
包括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在内的一些参议员敦促政府对利比亚采取更加强硬的军事姿态，以便把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er Gaddafi）赶下台。结合民主理想主义与强悍武力、在9/11之后造成毁灭性政治影响的新保守主义者，也重新浮出水面，不过势力较弱，在辩论中只处于边缘地位。
在华盛顿，共和党人曾经掌控着国家安全事务的话语权。但在当前环境中，没有多少人愿意对奥巴马的危机处理提出质疑。大部分辩论都承认，奥巴马政府在阿拉伯世界的事务中只是个小角色，而且无论如何，要在维护传统外交政策利益的同时推动民主并非易事。
各方不愿将中东危机政治化，不仅仅是因为担心在遥远国度的国内冲突中支持了错误的一方，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经历了10年战争的美国已经变了模样：受制于创纪录的财政赤字，且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的话来说，饱受“干涉疲劳症”之苦。
在这样的背景下，盖茨关于向海外派遣美军地面部队乃精神错乱之举的言论，似乎是一种常识。美国国务院前官员亚伦•大卫•米勒（Aaron David Miller）表示：“这是对一个现实的极其罕见的承认，这个现实虽然非常真实，但很少被如此有名望的人士一语道破。”
针对外界呼吁西方在利比亚设置禁飞区，盖茨迅速采取行动降低各方期望，称这种呼吁是“信口开河”。他上周三在国会作证时提醒人们，要想设置禁飞区，首先必须打击利比亚的防空系统。
美国之所以从积极干涉主义转向相对孤立主义，国内因素也起到了作用。共和党的政治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预算赤字上，并力图把严峻经济形势产生的任何后果都算在奥巴马头上。
对共和党人来说，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抗议削减福利的民众，比利比亚班加西的反抗者更为重要。虽然中东的抗议者可能引起了美国公众的关注，但哈斯表示：“他们并没有真正点燃美国的民意”。
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后，盖茨和他的发言人迅速作出澄清：他的真正意图是推动陆军专注于如何打赢新型战争。
无论盖茨想传达什么信息，有一点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明白：美国不仅没有以前那么大能力充当世界警察，眼下美国和美国人民也毫无兴趣扮演这一角色。
旨在“保护贪官”的中国法律制度
2011/03/07 |
作者：闲言
中国法律“保护贪官”的特性，集中体现在所谓“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上。这一罪名最高刑罚只有10年（不久前还只5年），腐败分子如果贪污数额较大，最好的选择就是死不交代，让赃款变得来历不明，于是最坏情况也只会判10年；如果他把一切都交代清楚了，坐实贪污受贿的事实，理论上最高可判死刑。
显然，这是一条“抗拒从宽，坦白从严”，旨在鼓励腐败分子顽抗到底的法律。这种法律，无疑是腐败分子自己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它的奥妙不仅仅在于顽抗到底的本人可以少受刑罚，关键在于如果你拒不交代，其他“利益相关者”就安全了，至少减少了暴露的危险。
所以，这是一条符合腐败分子整体利益，尤其是符合大腐败分子利益，更符合还没有暴露的腐败分子利益的妙法。它就像意大利西西里黑手党的“沉默法则”一样，约束着所有已经暴露的腐败分子，自觉地拒不交代，从而保护了“腐败共同体”的整体利益。
其他国家也有“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但大都是比照贪污受贿的最严重情节，从重量刑。这样的法律，才是真正“惩治贪腐”的法律，才能起到迫使腐败分子“缴械投降”的效果。而中国的法律其实是“保护贪官”的法律，不仅是一个“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其他还有不少，只是没有如此明显而已。这样尽心尽力保护腐败分子的荒诞法律能够成立，并且一直存在至今，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腐败共同体”一直左右着中国的立法。这一点应该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势，不仅体现在行政、执法上，也必然体现在立法上。没有这个本事，他们也就不可能如此强势，正反力量的对比形势也就不会如此恶劣，中国社会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与“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相对应的是，中国至少还没有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在民间、媒体、“两会”代表和委员长达20多年的压力下，一个这样世界通行的制度都出不来，可见此制度戳到了特殊利益集团的痛处。一旦实行，一是官员申报的财产数额可能激发民愤，导致天下大乱；二是许多人马上就要面对交代巨额财产来源的问题。由此看来，在此之前提前准备好一个让这些人可以轻微代价解套的“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可取到“稳定官心”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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